原文
我們不用護身香囊把它帶在胸口,
也不用激情的詩為它放聲痛哭,
它不給我們苦味的夢增添苦楚,
它也不像是上帝許給的天國樂土。
我們心中不知它的價值何在，
我們也沒想拿它來進行買賣，
我們在它上面默默受難、遭災，
我們甚至從不記起它的存在。
是的，對我們，這是套鞋上的污泥，
是的，對我們，這是牙齒間的沙礫，
我們把它踐踏蹂躪，磨成齏粉
這多餘的，哪兒都用不著的灰塵！
但我們都躺進它懷裡，和它化為一體，
因此才不拘禮節地稱呼它:“自己的土地.”
賞析
阿赫瑪托娃，她被譽為俄羅斯詩歌天空的月亮。但月光柔美恬靜的色調並不屬於她的命運！她一生坎坷，晚年方才雲開月霽，但在她的詩中卻聽不到自怨自憐，響遏青雲的依然是從苦難中升華出來的對祖國的摯愛：“不，既不是異國他鄉的天空下，也不是在他人的卵翼之下，在我人民蒙受不幸的地方，我與我的人民同在。”
詩人藉助“套鞋上的污泥”、“牙齒間的沙礫”、“多餘的、哪兒都用不著的灰塵”意象來具體表現人們對腳下的土地總是很不在意，作者這樣寫是為了表明土地這一祖國的象徵卻常常被人們忽略。因為這些意象不僅平常、為人熟悉，而且常被人忽略、遺忘甚至為人所不屑、鄙棄。詩人飽經憂患，面對災難深重的祖國，這時詩人心中祖國的形象不再是被美化了的、概念化了的所謂廣袤的、肥沃的、覆蓋著皚皚冰雪和白樺樹林的美麗意象，而是哺育了千千萬萬苦難民眾，卻又被踐踏蹂躪的土地，就是那個司空見慣的、骯髒的、卑微的，那個我們生於斯、長於斯、最後還要埋於斯的污泥沙礫等。
-- 因為詩人已經和土地融為一體，土地已是屬於自己的一部分，一切禮節反而是疏遠的表現，用“不拘禮節”更能體現作者對土地的親切感。、“因此才不拘禮節地稱呼它：‘自己的土地’。”
作者在詩中賦予了土地這樣的內涵：
土地是人類的母親，是人類得以生存的依靠，人類總是在接受土地博大豐富的滋養和恩情，而一把祖國土，則是代表了一個國家，它見證了民族的繁衍和生息。
詩人對祖國的認識應超越了一般詩人，
前八句：主要寫我們對祖國土通常的態度--熟悉得都忘記了她的存在。詩人與祖國土一起受難、承受厄運。情感總體是沉鬱的，後四句在沉鬱的情感上掀起微微的波瀾，應讀出頓挫之感。後六句：分兩層。前四句，是對上面陳述的回答，是對踐踏祖國土的沉痛的反思。後兩句，帶有警句式的轉折意味，是對祖國土的理性的思索與透徹認識，這裡表現了詩人真誠而又深厚的愛國之情。情感脈絡：沉鬱--深情讚美、悲憤--深厚、熾熱的愛國之情。
那個時期的蘇聯知識分子，和他們的祖國一樣，經受了坎坷的命運和深重的困難，許多人被迫流亡國外，許多人以自殺的方式尋求解脫。也有一些知識分子，和阿赫瑪托娃一樣選擇了留下，和祖國一起承受厄運。多次獲得史達林文學獎的蘇聯著名詩人，也是歌曲《喀秋莎》的詞作者伊沙柯夫斯基就在《成群的候鳥在飛翔》一詩中表達了同樣的心聲。
作者介紹
祖國土阿赫瑪托娃 （Ahmatova，A.A. 1889 - 1960）
阿赫瑪托娃·安娜·安德烈耶夫娜，蘇聯俄羅斯女詩人。生於敖德薩一個海軍工程師的家庭。曾在彼得堡女子大學學習法律，但她酷愛文學，尤其是詩歌。1910年與詩人古米廖夫結婚，遊歷許多國家。曾加入阿克梅派。1912年出版詩集《黃昏》。1914年發表詩集《念珠》，曾引起轟動。二十年代初期出版詩集《車前草》（19211921）和《Anno Domini MCMX XI》（拉丁文，意為耶穌紀元，1922）。她的詩多以短小精緻的形式，袒露複雜的內心矛盾。二十年代中期開始研究普希金的創作技巧。衛國戰爭時期創作過愛國主義詩篇，如《起誓》（1941）、《勝利》（1942-1945）等。戰後繼續寫作抒情詩，1946年受到批判。五十年代後期恢復名譽。晚期的詩歌有《沒有主角的長詩》（1940-1962）和《光陰的飛逝》。她和前夫古米廖夫同是阿克梅派的傑出代表。出版的作品有長詩《沒有主人公的長詩》、組詩《安魂曲》等。1964年獲義大利國際詩歌獎，1965年獲英國牛津大學名譽博士學位。詩人喜愛中國古典詩歌，曾譯過《離騷》和李商隱的無題詩。
1966年3月這位飽經風霜的女詩人因心肌梗塞病逝，結束了她77年的坎坷歷程。
自述
我於1889年6月11日（新曆23日）出生在奧德薩附近（大噴泉）。我的父親當時是一名退役的海軍機械工程師。當我還是一歲的小孩子時，便被送到了北方——進了皇村。在那我一直生活到16歲。
有關皇村，我最初的記憶是這樣的：蔥蘢的綠意，眾多公園的潮潤與燦爛，保姆曾帶我去過的牧場，我們曾騎了形形色色小馬的跑馬場，古老的火車站和一些別樣的事物，它們嗣後都被錄入了“皇村頌”中。
每年的夏季，我都是在塞瓦斯托波爾附近——人馬座海灣的岸邊度過的，就是在那裡，我與大海結為了好友。這些年給我留下最為鮮明印象的是古老的赫爾松市，我們曾在那兒居住。
我是一個字母一個字母地學習閱讀列夫托爾斯泰作品的。五歲時，聽著女教師給稍大些的孩子們上課，我學會了說法語。
當我寫下第一首詩時，我11歲。對我而言，詩歌的啟蒙並非來自於普希金和萊蒙托夫，而是傑爾查文（“在皇室少年生日那天”）與涅克拉索夫（“嚴寒，紅色的鼻子”）。這些作品我的媽媽都能夠背誦下來。
我曾就讀於皇村女子中學。起初我的成績非常糟糕，後來變得十分優秀，然而內心卻總是不太情願學習。
1905年我的父母離異，媽媽帶著孩子們搬到了南方。我們全年都生活在葉甫帕托里亞①。我在家中學習了中學畢業前一年級的課程，我還常常懷念皇村，並寫下了大量庸俗無聊的詩歌。1905年革命的回聲隱約傳到了幾乎與世隔絕的葉甫帕托里亞。最後一年級的課程我是於基輔完成的，在封杜克列耶夫中學，1907年我從那兒畢業。
我考入了基輔的高級女子學校法律系。暫時不得不學習法學史，比較特別的是還得學拉丁文，我曾經比較滿意，因為當時只純粹地講授法律課程，後來我對這些課程也變得冷淡了。
1910年（舊曆4月25日）我嫁給了尼古拉·古米廖夫，我們去巴黎度過了蜜月。
在巴黎鮮活的肉體上（左拉如此描寫道）新的街心公園鋪設工作還沒有完全結束（Raspail街心公園)。艾迪遜的朋友維爾涅爾，在“Taverne de Panteon”指著兩張桌子對我說：“這是你們的社會民主人士，那邊是布爾什維克，而那邊是孟什維克”。喜歡不斷變換花樣的女人們有的打算穿上那種褲子（jupes-cullottes）,有的打算穿上幾乎覆蓋了雙腿的（jupes-entravees）。詩歌幾乎無人問津，人們之所以購買詩集，僅僅是由於上面的小花飾出自有名或名氣不大的畫家之手。我當下便已經明白，巴黎的繪畫吞噬了巴黎的詩歌。
回到彼得堡後，我在拉耶夫高級文史學校學習。此間我已經創作了不少詩歌，它們後來被收入我的第一本詩集。
當人們給我看伊納肯基·安年斯基的詩集《柏木首飾匣》校樣後，我曾激動異常，讀著它，忘記了世間的一切。
1910年，象徵主義的危機明顯地暴露出來，剛起步的詩人們已經不再追隨這一流派。其中有些人加入了未來主義，而另外一些人加入了阿克梅主義。我與詩人第一車間的同道——曼德里施塔姆、澤恩凱維奇、納爾布特——一起成為了阿克梅人。
1911年我是在巴黎度過的，在那裡，我成為俄羅斯芭蕾舞成功首演的見證者。1912年，我遊歷了義大利北部（熱納亞、比薩、佛羅倫斯、博洛尼亞、帕多瓦、威尼斯）。義大利的自然風光與建築藝術給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它如夢如幻，會使你終生難忘。
1912年我的第一本詩集《黃昏》問世。它只印刷了300冊。評論家們對它比較賞識。
1912年10月1日我惟一的兒子列夫降臨人世。
1914年3月我的第二本詩集《念珠》出版。它的出售大概也就持續了六周。在5月初彼得堡開始沉寂，人們漸漸地逃離這座城市。這次與彼得堡的離別沒料想竟成永遠。我們再回來時。它已不再是彼得堡，而成了彼得格勒。從19世紀我們一下跌入了20世紀，自城市的風貌開始，一切面目全非。我以為，作為一個初寫者愛情詩歌的小冊子，理所當然會在世界大事中湮沒無聞的。而時間對它的安排卻並非如此。
每年的夏季我都是在以前的特維爾省度過，它距別熱斯克市有十五俄里。這裡並非風光宜人：丘陵上的田地被翻耕成整齊的方塊兒，磨坊，泥塘，乾涸的沼澤，“小門小院”，莊稼，莊稼……《念珠》和《白色雕像》中的許多首詩我就是在那裡完成的。《白色雕像》於1917年9月出版。
對這本書讀者們與評論界是不公平的。為何我這樣認為，因為它較之於《念珠》的反響要小些。並且這本詩集的面世，正處於重大的社會變革階段。交通癱瘓——書甚至連莫斯科都不能運到，它在彼得格勒即被搶購一空。雜誌社關門，報社也是如此。因此相對於《念珠》，《白色雕像》一書少了熱鬧的媒體參與。日漸增多的是飢餓與紛爭。多么可怕，而當時卻把這些狀況都置之度外了。
十月革命以後我在農藝學院的圖書館工作。1921年出版了我的詩集《車前草》，在1922年出版了《Anno Domini》。
大抵在20年代中期，我懷著濃厚的興趣，開始了古老的彼得堡建築藝術和普希金生平與文學創作的研究工作。普希金研究的主要成果有三個：有關他的作品《金雞》、班傑明·松斯坦的《阿道夫》以及《石頭客人》。這些文章在當時全部發表了。
與《亞歷山大詩體》、《普希金與涅瓦海濱》、《普希金在1828》相關的工作，我幾乎做了近20年，很顯然，我想把它們收入專著《普希金之死》中。
自20年代中期我的新詩幾乎停止了刊發，而舊作依然可以重版。
1941年衛國戰爭期間，我被迫困留列寧格勒。在九月底，封鎖已經開始了，我才乘飛機到了莫斯科。
1944年5月之前我生活在塔什乾，我急切地搜羅著所有與列寧格勒、前線相關的訊息。如同其他的詩人，我也常常到軍隊醫院去慰問演出，為受傷的戰士們朗讀詩歌。在塔什乾我第一次知道了，什麼是酷熱、樹蔭和水聲。而且我還懂得了，什麼是人類的善良：在塔什乾我曾多次患病，而且都病得不輕。
1944年5月，我乘飛機抵達了春天的莫斯科，它已經完全沉浸於臨近勝利的愉快希望與期盼之中。
那個可怕的幽靈，它封鎖了我的城市，它令我驚懼異常，我把與它的相見寫入了我的散文中。那段時間促使我寫出了《三棵丁香》和《做客死神家》等隨筆，後者與我在傑里基前線朗誦詩歌一事有關。散文對我來說永遠是神秘與充滿誘惑的。我從一開始便洞悉了詩歌的全部，而對散文卻永遠是一無所知。我的最初的試驗得到了大家的讚揚，而我本人，當然，對此卻並不相信。我把左先科②叫來。他命令我將某些段落刪除，並且說，他同意保留其它的部分。我非常高興。後來，兒子被逮捕，我把它們與其他手稿全部燒毀了。
我很早便對文學翻譯問題感興趣。近些年來我翻譯了許多作品。至今仍在譯著。
1962年我完成了《沒有主人公的敘事詩》，這部長詩我寫了22年。
去年春天，即“但丁年”的前夕，我重新聆聽到了義大利語——我參訪了羅馬和西西里。1965年春天，我去了莎士比亞的故鄉，看見了大不列顛的天空和大西洋，與老朋友們重聚，並結識了些新朋友，又一次參觀了巴黎。
我沒有停止詩歌的寫作。詩歌的寫作對於我來說，就是我與時間，與我的人民的新生活的聯繫。當我寫下它們，我就活在了那韻律中，這鏇律就喧響在我的國家的英勇的歷史之中。我是幸福的，因為我生活在這個時代，並且目睹了那些發生著的史無前例的事件。
一九六五年。
【注】：
①葉甫帕托里亞：烏克蘭克里米亞半島城市，臨黑海。有海濱浴場。西面的邁納克湖有醫療用泥塘，為濱海兒童泥療勝地。
②左先科（1894 - 1958）：蘇聯著名幽默作家。。
人物紀念
都知道普希金是俄羅斯詩歌的太陽，那么月亮呢？月亮是美麗的阿赫瑪托娃。
2006年的3月5日，是阿赫瑪托娃逝世40周年紀念日。1966年3月5日那個清晨不屬於月亮，阿赫瑪托娃因心肌梗塞突然告別了人世。
她77歲，活到這個歲數不容易了。生於1889年的阿赫瑪托娃，在她百年冥誕的1989年迎來了一個巨大的榮譽：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把這一年定為“阿赫瑪托娃年”，以紀念這位“把人帶進一個美好世界”的“詩歌語言的光輝大師”。
國內有不少版本的阿赫瑪托娃傳記作品，出版較早的是俄羅斯學者阿·帕甫洛夫斯基所著的《安·阿赫瑪托娃傳》；新近出版的是中國學者汪劍釗所著的《阿赫瑪托娃傳》，圖文並茂，在阿赫瑪托娃逝世40周年的時候與讀者見面。
年輕時的阿赫瑪托娃那么美麗，是典型的俄羅斯美少女。14歲時，在那個聖誕節前夕，她結識了比她大3歲的詩人古米廖夫，古米廖夫瘋狂地愛上了她，並因求婚被她拒絕而試圖自殺過4次。最後，阿赫瑪托娃答應嫁給了他。1910年，阿赫瑪托娃與古米廖夫結婚，不久就迎來了“十月革命”。十月革命勝利後不久的1921年8月，古米廖夫被處決，罪名是不難想像的——“反革命陰謀罪”。阿赫瑪托娃自然受到了牽連。到了1930年代，她的兒子列夫兩次被捕，第1次在1935年，第2次在1938年，原因皆為莫須有，比如第2次被捕僅僅是因為他不承認自己父親有所謂的“歷史問題”。
白銀的月亮凝立如冰，白銀的月亮更是慘澹如水。就在那個令俄羅斯人不堪回首的大清洗時代，兒子的被捕，成就了詩人的最重要的代表作《安魂曲》。汪劍釗在《阿赫瑪托娃傳》自序里提到的一個細節，瞬間就刻錄在我的大腦里無法刪除：“當時，為了保存這部作品，詩人不得已像生活在荷馬時代一樣，寫完某些片段，便給自己最可靠的朋友朗誦，然後由後者背誦，在腦子裡‘存檔’，再毀棄手稿。”這就是沒有電腦的時代，被人腦所存檔的《安魂曲》！
那是一個怎樣的時代，那是一個怎樣的環境！那時，是不可能把詩歌當詩歌的，詩歌倒是能成為罪行的證據。《安魂曲》寫於1935年至1941年期間，在很長一段時間裡，《安魂曲》是一部只在民間地下流傳的作品（直到1987年，才得以全文發表在《十月》雜誌上）。1956年5月，兒子列夫才被釋放回家；1957年4月1日，在列寧格勒，阿赫瑪托娃給《安魂曲》寫下非常精短的《代序》：
……我在列寧格勒的探監佇列中度過了十七個月。有一次，有人“認出”了我。當時，一個站在我身後的女人，嘴唇發青，當然她從未聽說過我的名字，她從我們都已習慣了的那種麻木狀態中甦醒過來，湊近我的耳朵（那裡所有人都是低聲說話的）問道：“您能描寫這兒的情形嗎？”我就說道：“能。”於是，一絲曾經有過的淡淡笑意，從她的臉上掠過。
這個觸發阿赫瑪托娃構思創作《安魂曲》的細節，讓我們看到了俄羅斯人民的堅韌與偉大。一位普通的探監婦女，她並不了解阿赫瑪托娃，但她希冀著有人把那一切給寫下來！“這組詩歌不僅是一部關於自己的命運、自己兒子的命運的作品，而且也是一部關於整個民族背負十字架的苦難的作品。在這組詩中，阿赫瑪托娃不僅是列夫·古米廖夫的母親，而且是整個俄羅斯母親的代表”。俄羅斯作家為什麼有著博大深厚的人道主義傳統？因為有著像黑土層那樣博大深厚的俄羅斯人民的孕育。
記得在“流亡者譯叢”總序中講述了一個小故事：蘇聯作家格拉寧在參加為著名諷刺作家左琴科恢復名譽的活動後，到檔案館查找左琴科在幾十年前一次批判會上發言的速記記錄。記錄在冊但被人清掉了。誰幹的？不得而知。格拉寧說：“有一回，我自己也不知為什麼向一位認識的女速記員講了我多年來四處尋找那一份速記記錄，卻徒勞無益……過了大約兩個月，她打電話請我去。當我趕到時，她沒作任何解釋，遞給我一疊打字機打好的紙。這正是左琴科那個講話的速記記錄。”這就是從當時與會的一位女速記員那裡得到的！速記記錄上貼著一張字條：“對不起，有些地方記了個大概，我當時特別激動，眼淚影響了記錄。”沒有署名。
這是一個讓我每次讀“流亡者譯叢”都感動得熱淚盈眶的細節。一個普通婦女，她可能知道左琴科，也可能不知道左琴科。那個被批判的作家左琴科，那時是“敵人的走狗”、“流氓”、“資產階級下流作家”！然而，激動的眼淚里寫滿了一位普通俄羅斯女性的誠實善良，那是博大深厚的人道主義精神所長年孕育的天性，因此，她把左琴科的講話“存檔”於自己的腦海，從而保存了一份寶貴的歷史見證。
1946年8月14日，當時的蘇共中央，作出了一項關於《星》與《列寧格勒》雜誌的著名決議，決議嚴厲批判的作家就是左琴科和阿赫瑪托娃：“阿赫瑪托娃是與我國人民背道而馳的、內容空洞、缺乏思想性的典型代表。她的詩歌充滿悲觀情緒和頹廢心理，表現出過時的沙龍詩歌的風格，停留在資產階級-貴族階級唯美主義和頹廢主義以及‘為藝術而藝術’這一理論的立場上，不願與本國人民步調一致，對我國的青年教育事業造成危害，因而不能為蘇聯文學界所容忍”。
文學界紅人、向來講話“義正詞嚴，高屋建瓴，勢如破竹”的日丹諾夫，在報告中發表了赫赫有名的評價，稱阿赫瑪托娃“不知是修女還是蕩婦，更確切地說，是集淫蕩與禱告於一身的蕩婦兼修女”！這是與判決她兒子一樣的冷漠嚴酷的判決詞，不給他人的尊嚴留一丁點空間，阿赫瑪托娃命中注定要下地獄。隨後的事情就可想而知了：《列寧格勒》雜誌被責令停辦，《星》雜誌編委會被改組；左琴科與阿赫瑪托娃被開除出蘇聯作協，作品不予刊登。早在1920年代中後期，阿赫瑪托娃曾被一度剝奪了發表作品的權利，她只好開始研究普希金，用來維持生計，如今又被禁發作品，為了生活，她只好開始翻譯詩歌。
在人民心中，阿赫瑪托娃是俄羅斯詩歌的月亮；在文藝官眼裡，她卻是“蕩婦兼修女”。然而歷史是很諷刺的，作為“白銀時代”的代表性詩人，阿赫瑪托娃在逝世後迎來了世界的聲譽。美國著名記者索爾茲伯里這樣評價阿赫瑪托娃們：“詩人清楚他們的使命。那就是講真話。讓俄國人聽到真實情況，不管多么可怕……一百年後，他們的聲音，他們的勇氣，他們的誠實將使俄國多么為之驕傲！”
1966年3月5日，阿赫瑪托娃辭別了人世。在俄羅斯廣袤的大地上，靜靜的涅瓦河靜靜地流淌，靜靜的頓河靜靜地流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