簡介
1973年底前，吳歡章、余秋雨等都離開了小組，小組人數減少，僅剩陳孝全、孫光萱、夏志明、江巨榮等四人。1974年，小組搬出復旦大學校舍，遷 移到巨鹿路上海作家協會所在地，後來補充了吳立昌、劉崇義、曾文淵等三人。由於離開了大學，也不再從事教材編寫工作，小組正式更名為“石一歌”。搬遷後的 “石一歌”是思想左傾的文學傳記編寫團體，但是沒有留下任何重要作品；並不是什麼政治組織，也沒有任何證據證明接到過外界的直接政治指令，屬於上海寫作組 的“外圍”。參與過這個小組前後所有人中，除了余秋雨在十幾年後升任上海戲劇學院院長，之後更憑藉散文創作成為國際知名的作家外，其他人始終默默無聞。
“石一歌”和余秋雨
中國著名學者、作家余秋雨是原教材編寫組成立時的成員之一。有傳聞說1972年時26歲的余秋雨是其中年紀最輕的成員；但是由於小組內有四名工農兵大學生，這種說法不可靠。據“石一歌”活躍成員孫光萱說，余秋雨曾建議將“石一歌”改為“石一戈”，未被該組組長陳孝全採納。1973年2月署名“石一 歌”的《魯迅的故事》，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主要是給少年兒童看的讀物。余秋雨自述這是他第一次看到“石一歌”這個署名，而這本書的作者是小組內 的幾個工農兵大學生。
1973年5月14日，余秋雨離開編寫組。孫光萱認為他被調到康平路141號上海寫作組本部，負責聯繫“石一歌”；但是余秋雨自述是被疑患肝炎前後，居住在康平路183號三樓，同一棟樓內還有其他復旦大學的教師，其後借病離開了上海到浙江奉化隱居讀書。在上海寫作組系統的清查檔案里，存有1975年11月“反擊右傾翻案風”開始，到1976年10月“四人幫” 倒台期間，即文革後期政治問題最嚴重的時期內，上海寫作組系統的全部會議記錄，包括中央檔案傳達會、大批判動員會、選題策劃會、務虛會四類，共有271次會議，不同的參加人員總計有467人，但是其中沒有餘秋雨的名字。1973年11月，余秋雨曾在《學習與批判》上發表《尊孔與賣國之間——從魯迅與 胡適的一場鬥爭談起》，但署名不是“石一歌”或者任何其它組織團體，而是“秋雨”。
1976年10月中旬，正逢“四人幫”倒台，但是為顧及國際影響，被疑有政治問題的上海寫作組主要領導朱永嘉仍 然被命令按與日本先前的約定進行了友好訪問。9月剛剛從奉化返回上海的余秋雨被指示以“石一歌成員”名義參加訪問日本代表團，據余秋雨自述是同時擔任監視 團長朱永嘉的任務，並擬定朱永嘉發言稿。朱永嘉訪問歸來，在飛機場即被帶走隔離審查，他回憶自己並不知道余秋雨當時有監視他的任務，並且他計畫余秋雨隨團 出訪是在“四人幫”倒台前。
歷程
二十世紀九十年代後期，隨著余秋雨的散文集在國內外華人中廣為流傳之後，出現了指稱余秋雨為“文革餘孽”，要求余秋雨懺悔的聲音。2000年4月孫光萱在《文學報》1134期上發表《正視歷史輕裝前進——讀〈余秋雨的一封公開信〉》，自稱正式揭發余秋雨的過去。2004年8月，余秋雨在半自傳形式的 《借我一生》一書中，否認自己為“石一歌”成員。在《借我一生》中被化名“金牙齒”的孫光萱認為，余秋雨在書中避重就輕，迴避事實。
此後余秋雨曾“出於幽默”，在全國媒體提出懸賞，如果有人能找出出自他手並署名“石一歌”的任何一篇、一段、一行或者一句文字，他情願支付全年年薪並在全國媒體公開道歉，結果在持續了一年多的公開“懸賞”期間內並無人回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