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背景
1974年7月，IMF成立的一個新的國際貨幣制度委員會，簡稱“臨時委員會”接替“20國委員會”，並於1976年1月在牙買加首都金斯敦舉行會議，討論IMF協定的修改。經過激烈的討價還價，終於就匯率制度、黃金處理、儲備資產等問題達成一些協定；同年4月，IMF理事會通過《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第二次修正案》，並於1978年4月1日正式生效。這樣，以“牙買加協定”為基礎的新的國際貨幣體系得以形成。
主要特點
牙買加協定基礎上形成的新的國際貨幣體系，並非是對布雷頓森林體系的全盤否定。一方面，布雷頓森林體系建立的IMF組織仍在發揮著重要作用；另一方面，美元地位的大大下降，但尚未影響到它作為主要國際儲備貨幣的地位。與此同時，作為一種新的國際貨幣體系，牙買加體系也有著與布雷頓森林體系全然不同的特點。
第一，匯率安排多樣化，有管理的浮動匯率成為各國的主要選擇。
第二，黃金非貨幣化。黃金與貨幣脫鉤，即不再是各國貨幣的平價基礎，也不能用於官方之間的國際清算。
第三，國際儲備多元化，特別提款權(S·D·R)擬成為主要國際儲備手段。
第四，國際收支調節機制多樣化。匯率機制、利率機制、基金組織的干預和貸款、國際金融市場的媒介作用以及有關國家外匯儲備、債權債務調整等多種調節機制的相機抉擇作用，一定程度上改變了布雷頓森林體系國際收支調節渠道有限，調節機制經常失靈而導致的長期出現全球性國際收支失衡現象。
上述幾個方面與擴大基金組織份額，增加對開發中國家資金融通數量和限額等，共同構成了牙買加協定的主要內容。並成為當代國際貨幣體系的基礎。
主要問題
當代貨幣體系面臨的主要問題是：
以牙買加協定為基礎的當代國際貨幣體系的實踐，對維持國際經濟的正常運轉，推動世界經濟的持續發展，其積極作用是應當肯定的。但同時，該體系作用的結果也存在著消極的一面。這主要表現在它使得國際貨幣格局錯綜複雜，缺乏統一穩定性。國際金融的動盪加劇，國際貿易和金融市場受到嚴重的衝擊。
首先，匯率安排的多樣化與匯率波動的加劇導致國際金融危機的頻繁。浮動匯率所導致的對各國財政政策約束的放寬，難免導致一些國家無限制地實行膨脹性的財政貨幣政策，從而加劇世界性的通貨膨脹壓力。除此而外，浮動匯率還為外匯市場的投機提供了活動的空間，亦成為20世紀90年代以來國際金融危機頻繁爆發的一個原因。
其次，國際儲備多元化與各國國際儲備資產管理難度的增加。
第三，國際收支調節機制的多樣化與國際收支問題嚴重化。在浮動匯率條件下，匯率機制是國際收支調節的主要方式，但它要受到進出口商品的彈性等的限制；利率機制的使用，亦要受到各國巨觀經濟面的制約；而國際收支逆差國和順差國的對稱性調節，則長期缺乏有權威和成效的引導監督。
第四，金融創新的紛紛湧現與國際金融風險的不斷加大。
最後，金融全球化與國際貨幣金融監管協調機制的不力。這首先表現在對國際金融市場的動盪乃至危機，缺乏行之有效的“預警”機制。亦表現在金融危機爆發時，傳統的處理危機的“一攬子”救助措施常常不能對症下藥，並且通常附帶有利於西方已開發國家的經濟、社會和政治改革條件。此外更表現在對金融全球化和自由化背景下每天活躍在世界市場上數以億萬計的龐大遊資，缺乏有效的監督和約束機制。使之成為國際金融市場動盪的一個重要因素。
改革趨向
當代國際貨幣金融體系的改革趨向：
面對當代國際貨幣金融關係的矛盾衝突, 尤其是二十世紀80年代以來曠日持久的國際債務問題, 以及二十世紀最後幾年相繼發生的國際金融的危機和動盪，如何改革現行的國際貨幣金融制度，使之能在儘可能大的程度上適應經濟全球化趨勢下世界經濟的健康發展，客觀上已成為包括已開發國家在內的世界各國共同關注的問題。
方案一·恢復國際金本位制
持這種觀點者，主要以法國的呂埃夫和瑞士的海爾普林等為代表。而更多人則主張的是實行加以改進的金匯兌本位制，只是側重點有所不同。其代表人物包括：美國的伯恩斯坦（主張建立新儲備單位來增加世界清償能力）；英國的哈羅德等（主張提高金價來增強世界清償力）；瑞士的拉茲等（主張建立多種通貨儲備體制）。總的來說，這種將黃金為基準貨幣的固定匯率體系的金本位，並非本世紀初流行的那種金本位簡單復興，而是所謂的“新金本位”。這種新的全球金本位並不依賴於實際存在的黃金儲備，而是以中央銀行發行保證本國貨幣按固定比率購回黃金的遠期契約的意願為基礎。這樣一來，根據對未來的預期，金融市場力量便可被用來擴張或收縮一國的貨幣供應量，同時，投機者的行為便具有了一種穩定效應，因為他們買賣債券的活動將會導致貨幣與黃金的相對價格走向其均衡固定比率。 新金本位制度相對於布雷頓森林體系而言有它的優勢。因為黃金作為貨幣已有很長的歷史，它容易被接受，而且各國中央銀行仍能採取主動的貨幣政策。但是在要看到的是，在現實經濟條件下，國際貨幣市場的自動調節機制及重歸金本位制，必然要受到各種因素制約。且不說黃金儲備分布的不合理，僅擁有世界黃金儲備20%的開發中國家自然首當其衝就缺乏貨幣穩定的基礎; 即使世界黃金產量,也跟不上國際經濟成長對貨幣黃金的需求。此外，金本位制同各國國內的經濟政策目標也有其矛盾的一面。比如，在國際收支出現逆差的條件下，要維持金本位制，就得用黃金去進行清償。這不僅會出現黃金嚴重外流，引起國內貨幣量收縮，抑制著經濟成長，而且根本就沒有那么多黃金用於這種清償。如果希望保持經濟成長，那就必須凍結黃金外流，但這不僅會加劇出現更嚴重的國際收支逆差，而且還從根本上動搖著金本位制的基礎。
方案二·恢復布雷頓森林體系制
從本質上講，布雷頓森林體系與金本位類似，即所有國家的貨幣均與一核心幣掛鈎，並在此基礎上確定各國之間的匯率且固定之一。布雷頓森林體系和金本位的區別僅在於核心貨幣：前者為美元，後者為黃金; 同時全球的貨幣政策也就主要由美國聯邦儲備委員會來決定。1947－1971年間的國際貨幣體系便是如此。儘管它問題很多，但終究為全球貿易提供了一個穩定的貨幣基礎。在今天提出恢復布雷頓森林體系的主張，其理論依據是： 1. 從1944－1971年這段時間的國際貨幣制度來看，總的情況是穩定的，對世界經濟與國際貿易的發展是有益的。
2. 恢復了布雷頓森林體制，也就是恢復了美元等同黃金的地位，這樣，從理論上來講，國際貨幣就有了穩定的基礎。
3. 現在，美國雖不是世界產金和儲金最多的國家，但卻仍是比較多的地方，這也是有利條件。
4、和二戰剛結束時類似，美國在冷戰後世界舞台上一直扮演著舉足輕重的角色，東亞金融危機的爆發和九十年代初期以來美國經濟近90個月的持續增長，乃至在可預見到的將來相當一個時期美國在世界經濟中的重要地位，均對該方案的提出起到推動作用。
這種方案儘管有其許多合理之處，但在具體的實行中困難也很多。首先，在70年代，美國的黃金尚且難以維持與美元的掛鈎; 在世紀之交世界經濟迅猛發展的今天，則更不用說了。其次，經濟全球化趨勢下世界經濟的多極化發展已成事實，美國的近十年來的持續增長，並不能改變歐盟、日本及發展中的新興工業化國家經濟的崛起，國際基準貨幣及國際儲備的多元化善亦難以逆轉。最後，讓美國獨家主導全球的貨幣政策，通過控制世界基礎貨幣發行，再次享有向全球徵收鑄幣稅和轉嫁其國內通脹壓力的權力和機會，也難以為包括南北方在內的大多數國家所接受。
方案三·創建單一世界貨幣
創建單一世界貨幣和世界中央銀行的國際管理通貨本位制。建立世界中央銀行並讓其發行統一貨幣的思想，最初源於哈耶克1937年出版的一本題為《貨幣的民族主義與國際穩定》的著作。哈耶克指出，貨幣改革者的理性選擇只有兩種：建立國際貨幣政策的“世界中央銀行” 和與通常理解的貨幣政策毫不相關的“完全自由的銀行”。哈耶克的第一種方案認為，與其由民族國家執行貨幣政策，不如由一個單一的世界中央銀行負起責任。哈耶克的這一思想，在後來美國的另一個經濟學家特思芬那裡得到進一步發展。他主張創建起國際中央銀行作用的世界中央銀行，其任務是建立世界儲備，控制國際貨幣發行，實行統一的國際通貨管理。這種世界中央銀行有協調各國央行業務的職能，在此基礎上世界主要經濟活動中心應採取措施實行固定匯率制度。
該方案較為理想，但其實施的困難在於，它與各主權國家利益密切相關，要想建立高度統一的世界銀行機構，統一行使權力，必然面臨著來自不同國家的眾多壓力。實行固定匯率，固然有著有助於開發中國家金融穩定的一面，但推行固定匯率的弊端亦早已被許多開發中國家所領教過。此外，這種要在全球範圍內創造一種統一管理通貨的構想的實行中，也存在著許多具體的困難。
方案四·建立區域性貨幣聯盟
根據地理和經濟的聯繫及特點，將世界分成若干貨幣區，貨幣區內各國實行固定匯率或準固定匯率制；各貨幣區之間的匯率則可據市場供求而自行變動。面對九十年代國際金融的動盪，建立類似歐洲貨幣聯盟式的區域性貨幣聯盟的構想，業已成為東亞國家近來常加討論的議題。其中，較為具體而現實的是馬來西亞總理馬哈蒂提出的那個旨在降低對美元依賴的貨幣聯盟方案，即在東協的四個關鍵國家（馬來西亞、泰國、菲律賓和印度尼西亞）間進行貿易時，用新加坡元來取代美元，並使之成為東協各國貨幣的標準。他的這一建議已經受到了泰國的歡迎，並將在其它東協國家得到認真的討論。有些分析家指出，此方案實施後將會減少30%甚至更多的對美元的需求，並且能緩和這一地區的貨幣波動。
儘管這一建議的實施面臨著不少的問題，但其建立區域性貨幣聯盟的動向已引起了國際金融界的廣泛關注。
方案五·進行較大幅度的改革
在現行國際貨幣體系的基礎上，進行較大幅度的改革之所以繼續維持現行國際貨幣制度的基礎是因為, 其一，到現在為止，各種建立新的國際貨幣制度的主張都缺乏現實的可行性，無法很快就加以實現。這樣就只好在現行國際貨幣制度本身來想辦法。其二，美國的經濟現在仍是最發達的, 其國民生產總值仍居世界首位，這是重要的物質基礎; 美元現在仍然是國際上的關鍵貨幣和主要的世界貨幣。其三，其他國家的貨幣，如日元、西德馬克、瑞士法郎等，可以相配契約時起世界貨幣的作用。雖然其間矛盾在深化，但經濟全球化和多極化已成定勢，歐元的啟動已經開始逐漸改變美元在國際貨幣金融體系中的傳統獨霸地位。因此，改革應是在現行國際貨幣金融體系的基礎之上進行，它包含諸多不同的方面和層次。
其中的一種意見，就是改革現有的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世界銀行以穩定國際市場。以索羅斯為代表的一批金融家認為，金融市場生來就是不穩定的，而國際金融市場尤其如此。與此同時，鑒於市場本身往往要作出過度反應，並且壟斷市場是所有競爭者的目標，故市場無法糾正其自身的錯誤。這樣一來，就需要一定程度的國家干預，而在經濟日益全球化的今天，更加密切的國際合作是必要的。在面對東亞金融危機時，索羅斯建議成立一個新的“國際信貸保險公司”。
立足現行國際貨幣金融體系基礎進行改革的另一種意見是，在現行的國際貨幣基金組織體系下繼續推行金融自由化。其具體涵義是，要求各國進一步開放金融服務業以及其它市場，減少政府管制，增加其透明度，並且力求憑藉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等國際金融機構來完成上述目標。對此方案的支持，來自於1998年2月17日二十二個主要國家的官員在美國首都華盛頓就以下三個關鍵問題達成的共識：第一，解決目前的並且防止未來的金融危機的基礎是自由市場；第二，各國政府在提供金融信息時要增加透明度；第三，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應該繼續發揮其不可或缺的作用。顯而易見，這是一個實現可能性最大的方案，因為它一方面顧及了金融家和國際金融機構等既得利益者的利益；另一方面又迎合了市場化和全球化的時代潮流。其所包含的邏輯是, 金融自由化無疑對世界貿易和分工有著巨大的促進意義，但它本身卻不是無條件的；存在一個像國際貨幣基金組織這樣的國際金融機構，乃保證全球市場化的必要條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