創作主張
歷史已作出定評，現在似無必要再恢復這個口號。歷史地看，這個口號也有缺點，“干預”兩字的意思接近“干涉”，容易引起誤解，不如用關心、參與這類的意思似更確切。中國文學取得了很大的進步，不再單純是功利的考慮，而是深廣地面向一個更加多姿多彩的世界。“干預生活”在1956年中國作協第二次理事會擴大會議上一些同志提出的、具有很強現實針對性的創作主張。當時，文藝創作雖然取得了不小的成績，但存在著公式化、概念化的問題和迴避生活中重大矛盾的現象。內容
作家不能也難以無視生活中的矛盾衝突和陰暗面。“干預生活”就是要研究生活，思索和解釋生活，對生活有所行動。即作家應該以主人翁的姿態，勇敢地去探索現實生活里的問題，把它們揭示出來，給腐朽、落後的事物以狠狠鞭打，並且呼喚與鼓舞人民與種種阻礙國家事業前進的醜惡現象作鬥爭，以推動歷史前進。它們突破了只準“歌頌”不準“暴露”的禁區，加強了文學創作反映現實生活的廣度和深度，在當代文學的發展中，具有開創性的意義。可是，由於“反右”擴大化，這批作品被錯誤地當成毒草批判，這批作家被錯誤地定為“右派”，從而使這種有意義的探索被迫中止了。
發展起源
生活小說曾是1956—1957年流行的一個創作口號，反右後被一些批評家指為修正主義理論，變成“揭露生活陰暗面”“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同義語。並且認為這股理論，創作“逆流”的肇始者是《人民文學》編者秦兆陽等人（請參看《中國青年報》1957年9月17日第三版李希凡文章、《人民文學》1957年第11期姚文元文章、1958年第9期劉白羽等人批判文稿）。然而歷史事實究竟是怎樣的呢？
這得從蘇聯幾位作家的作品說起。一是女作家尼古拉耶娃的《拖拉機站站長和總農藝師》1954年發表後，中國發行量很大的《中國青年》雜誌很快翻譯連載並向廣大青年讀者推薦，要他們學習娜斯嘉敢於同官僚主義者作鬥爭的精神。而娜斯嘉形象本身就象徵著要積極關心、參與正在進行的事業，要同妨礙事業發展的不良現象作鬥爭。這恐怕就是其後風行一時的干預生活的本意。再就是蘇聯另一位作家奧維奇金，1952年起，他在蘇聯《真理報》和《新世界》雜誌一連發表幾個近似小說的特寫作品，這就是使他後來名聲遠播的《區裡的日常生活》、《在前方》、《在同一區里》及《親自動手》（1954年）。
作品首次深入地涉及了基層政權領導者思想工作作風及管理體制等方面的嚴重問題，突破了當時蘇聯某些作品頗為盛行的粉飾太平現象；同時，作品也展開描寫了正面人物的第二書記馬爾丁諾夫與官僚主義的第一書記包爾卓夫的矛盾衝突，塑造了難忘的形象。這樣直接面對真實生活的作品不能不給人留下耳目一新的印象。
1955年10月，奧維奇金隨蘇聯新聞代表團來華訪問，劉賓雁任陪同翻譯。劉白羽在中國作協機關的一次講話中首次介紹了奧維奇金這個特寫作家的特色。作協的外國文學雜誌《譯文》譯載了奧氏的《區裡的日常生活》等作品。1956年1月21日下午中國作協創作委員會小說組開會討論《拖拉機站站長和總農藝師》、《區裡的日常生活》和肖洛霍夫的《被開墾的處女地》第二部三篇作品。2月15日出版的《文藝報》發表了會上部分發言，醒目的標題是《勇敢地揭露生活中的矛盾和衝突》。編者說：為什麼討論上述作品呢？“為了幫助中國讀者了解這些作品和學習蘇聯作家勇敢幹預生活的精神。”這是中國刊物首次用了“干預生活”這個提法。作協負責人劉白羽的發言再次強調“奧維奇金的特寫為什麼這兩年在蘇聯這么突出，也是因為大膽地揭示了生活中真實的東西，反對了生活中的官僚主義。”
“奧維奇金在藝術上的成功，當然還不僅僅因為他寫了官僚主義者，而在於他接觸到了官僚主義者的靈魂深處……奧維奇金像一個偵察兵一樣，從側面襲擊了包爾卓夫，從他的家庭生活和夫婦關係上全部地揭露了包爾卓夫自私的靈魂。”作為體現文藝政策和文藝導向的《文藝報》，在1956年上半年，又陸續發表了多篇提倡干預生活的文章，如3月25日一期的《勇敢地干預生活的激情》、4月30日一期和5月15日一期載文高度評價《人民文學》新出四月號上刊登的特寫《在橋樑工地上》。洛人文章的題目是《重要的是必須干預生活》。蘇平指出：該作“一方面滿腔熱情地支持著生活中的先進力量，另一方面憤怒地鞭斥那隱蔽在生活的角落裡的落後事物，作品裡洋溢著不可抑止的激情。特寫這種文學的戰鬥體裁，只有在這種時候，它才真正起到作為生活中勇敢的偵察兵的作用。”直至1957年5月，當有人對干預生活的口號提出質疑的時候，（參看《人民日報》1957年1月27日馬鐵丁文章《何謂“干預生活”？》）《文藝報》第五期仍然發表署名晨風的文章《要不要“干預生活”？》回答是肯定的，因為它已經給世人的創作“帶來若干成績”，而作家們也並沒有忘記“讚揚生活中的光明面，”而專門去“揭露生活中的陰暗面”———像有些人所顧慮的那樣。因之，“我們所應當做的，就不是‘到此為止’，而是滿懷信心地堅持這方面的努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