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生平
王觀瀾1906年出生在浙江臨海縣的一個貧苦農民家庭，很小就在外放牛，做農活，9歲才讀私塾（北山國小）啟蒙，16歲以優異成績考取臨海縣第六師範學校，在那時改名觀瀾。他利用夜晚與假期為《台州日報》抄寫稿件，半工半讀。1925年六師學生會成立，被推選為學生會主席，加入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1926年冬轉入中國共產黨，任學生黨支部書記。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變後，轉入秘密活動。
機關報《紅旗》這一年被黨組織派往莫斯科東方大學學習。1929年初，轉入莫斯科勞動者共產主義大學。在大學裡，他反對王明的教條主義和宗派主義，積極參與鬥爭，王明懷恨在心，污衊他為“托派分子”。後繼入列寧學院、蘇聯紅軍總醫院學習。1930年底奉黨組織召喚，秘密回國。1931年1月，前往江西中央蘇區工作，任中共閩粵贛特委代理宣傳部部長，主編特委機關報《紅旗報》，並任兼閩粵贛軍區政治部宣傳部部長。在毛澤東的直接領導和教育下，他求真務實，艱苦創業，堅持面向工農大眾辦報的正確方向，創造性地發揮新聞事業黨和政府喉舌、耳目的職能，以堅持真理、修正錯誤的鬥爭精神開展批評和鬥爭，為開創蘇區新聞事業的新局面、豐富蘇區幹部好作風的內涵和蘇區精神的形成作出巨大貢獻。後任組織部部長，(上)杭武(平)縣委書記、汀州市委書記（軍區一級黨總支書記）。
同年11月，負責籌備並主編中華蘇維埃臨時中央政府的機關報《紅色中華》。1932年在毛澤東的直接領導下，在葉坪鄉開展查田試點。不久中央蘇區全面開展查田運動，任指導委員會主任。1934年1月，任蘇維埃中央政府土地部副部長、中央土地委員會副主任。同年10月，在紅一軍團地方工作部工作，隨工農紅軍開始長征。次年1月遵義會議後，任中央軍委幹部團地方工作團主任。越雪山，過草地，歷經飢餓、病患，堅持帶隊前進，到達陝北。10月，任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政府土地部部長、中央農委主任。1938年，王明、康生誣稱觀瀾是“托派”，毛澤東進行干預，認為王觀瀾經過他十年的親自考驗，這個同志如果不是好同志，黨內就沒有好同志了。次年，王觀瀾被選為中共七大代表。不久，因腸胃病與嚴重神經衰弱症住院醫療。
解放後，歷任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副主任，農業部黨組書記兼副部長，國務院農林辦公室副主任兼北京農業大學校長、黨委書記。注重調查研究，堅持實事求是。黨內在農業合作化問題上發生原則爭論，他親至江、浙農村調查，如實向中央報告。毛澤東將其報告批轉全國，並提倡調查研究的工作方法。“大躍進”年代，王觀瀾又至河北省徐水一帶視察，上書中央指出“浮誇是萬惡之源，欺騙是害人之本”，受毛澤東稱道。
“文化大革命”初，王觀瀾遭殘酷迫害。1975年當選為第四屆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中共第十一屆三中全會後，徹底平反。不久，被增補為第五屆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任國家農業部顧問組組長。為第二、三、四屆全國政協委員。年逾古稀，仍積極至農村調查研究。1979年下半年，王觀瀾至陝北革命老根據地12個縣調查。1980年春末夏初，他還到上海及江蘇、浙江、福建、江西等省市作社會調查。1981年9月，王觀瀾帶領一個工作組到河北保定、安國、博野等地連續考察了兩個多月，並親自起草調查報告，11月底趕回北京，參加五屆全國人大四次常委會議。會後，感到身體極度疲乏的王觀瀾便病倒了，12月23日，被送進北京醫院。這時，他已身患胰腺癌，並轉移擴散。入院後，他的病情急劇惡化，不幸於1982年1月19日在北京病逝。
個人事件
特委機關報
《紅色中華》王觀瀾從進入蘇區到主持《紅色中華》工作，親歷了蘇區革命根據地新聞工作開創階段的全過程，是蘇區新聞事業的開創者和直接領導者之一。1931年初，中共中央指派從蘇聯回國的王觀瀾擔任組長，和王維之、許宏亮三人組成一組從上海市前往江西中央蘇區。三人經香港到閩粵贛蘇區，中共閩粵贛特委閩西蘇維埃政府駐地——福建省永定縣虎崗鄉。他到中央蘇區的第一項任務就是從事新聞工作。王觀瀾被任命為閩粵贛特委代理宣傳部長，負責主編特委機關報《紅旗》，同時還擔任閩粵贛軍區政治部宣傳部長。
《紅旗報》的駐地虎崗鄉，是閩西蘇區政治、軍事中心。虎崗是其中一個較大的村落，約有300多戶農家。王觀瀾除了負責編輯《紅旗報》外，還經常到虎崗的村莊裡了解情況。當他發現一些鄉村政權仍把持在地主豪紳手中，農民敢怒不敢言時，便向特委做了匯報。特委經研究決定，幫助農民，進一步發動土地革命。王觀瀾和幾位同志一起來到虎崗村，繼續發動貧苦農民，讓他們切實分得土地和財產，掌握政權，同時還幫助新得到土地的農民，開展犁牛合作和勞動互助。在他主編的《紅旗報》上，曾對閩西農村的土地革命鬥爭情況，作了真實而生動的報導。
正是由於王觀瀾能深入到農民中間，了解農民的疾苦和實際需求，因此他總能反映農民的心聲，受到了廣大農民民眾的愛戴。他也因此益發對農民問題感興趣，給予了不同於常人的關注，寫下更多的報導。王觀瀾的這些報導，受到了同樣關注農民問題的毛澤東的注意，他看後給予了讚揚。
紅中社
1931年11月，中華蘇維埃臨時中央政府（又稱中央工農民主政府）在瑞金的葉坪鄉成立，毛澤東當選為主席，任命王觀瀾負責主編蘇維埃中央機關報《紅色中華》。成立大會期間，王觀瀾負責會議的宣傳報導工作，“紅色中華通訊社”（簡稱“紅中社”）應運而生。會後由他籌備和主編中央政府機關報《紅色中華》。
王觀瀾和編輯部的同志為辦好報紙不辭辛勞，《紅色中華》從1931年12月11日創刊時的發行三四千份，很快就增加到了一萬多份。當時，王觀瀾和毛澤東的住處僅一牆之隔。一向重視宣傳工作的毛澤東，經常到《紅色中華》編輯部去看望大家，指導工作，同王觀瀾促膝談心，交換意見，兩人成了知心朋友。毛澤東還常把到瑞金的重要客人介紹去參觀、座談。趙博生、董振堂等率國民黨二十六軍一萬多人“寧都暴動”後，毛澤東就陪同他們參觀訪問了“紅中社”。
當時在臨時中央宣傳部給張聞天部長當助手的楊尚昆也是《紅色中華》的撰稿人之一，當蘇維埃政府發出開展夏耕的指示後，《紅色中華》決定就如何既保障戰爭需要又不違農時發表一篇社論，楊尚昆為此走訪了毛澤東主席。在毛澤東的指導下，《紅色中華》配合黨政中心任務，積極進行建設和鞏固工農民主政權的宣傳。它刊布中央關於建政運動的訓令，並發表社論闡明這一運動的重要性，設立《蘇維埃建設》專欄，報導建政訊息，交流經驗教訓。還及時注意運動中的新問題，刊登讀者來信，幫助黨和政府發起了一個結合建政的檢查工作運動。
為協助黨和政府進行多方面的戰爭動員工作，《紅色中華》經常以報社名義發出號召，如節省糧食、認購公債、擴大紅軍、優待紅軍家屬、組織赤衛軍(少先隊)、熬制硝鹽、收集彈殼與廢銅鐵、發展游擊戰爭等，同時注意及時報導廣大民眾用實際行動回響號召，努力支援革命戰爭的熱烈情景。
“九一八”事變後，日本帝國主義加緊侵略中國。中國人民奮起抗日救亡，相繼發生了“一二八”淞滬抗戰、“一二九”學生運動、西安事變等抗日怒潮。為宣傳貫徹黨的抗日救國的主張，及時揭露日本帝國主義侵略中國的罪行，揭露國民黨的賣國政策，《紅色中華》不斷報導國民黨統治區人民的抗日救亡運動和東北人民武裝抗日鬥爭的訊息。
中央工農民主政府發布《為國民黨政府出賣中華民族利益告全國民眾書》後，《紅色中華》在第一時間加以刊登，並以此為指導，把揭露日本侵略罪行，抨擊國民黨當局的妥協退讓政策，動員民眾一致抗日，作為長期宣傳的重要任務。還用5期的不少篇幅連載了瞿秋白用“維嘉”筆名寫的長篇政論《中國能否抗日》，對比中日雙方的軍事、經濟力量和人民的組織程度，用事實澄清國民黨散布的悲觀論調，得出中國“有力抗日”的堅定結論。許多讀者寫信給報社，支持紅軍武裝抗日，反對國民黨的賣國行為。在當時產生了廣泛的影響。
《紅色中華》這張蘇區人民政權下第一張出版時間較長的中央級4開小型鉛印報紙，以通俗生動見長。主持“紅中社”和《紅色中華》工作期間，王觀瀾始終以面向工農大眾為辦報的方向，堅持以通俗生動的形式宣傳黨和政府的方針政策，反映人民民眾的要求和呼聲。他的編輯部既是報社，又是新聞社，除了報紙和播發新聞，還編輯其它宣傳材料。他設立了多種欄目，諸如《社論》、《要聞》、《專電》、《小時評》、《紅色區域建設》、《中央革命根據地訊息》、《黨的生活》、《赤色戰士通訊》、《工農通訊》、《紅色小辭典》、《工農民主法庭》、《紅角》、《突擊隊》、《警鐘》等，同時還設有不定期文藝副刊《赤焰》，常有漫畫插圖，一般出4到6版。紅軍獲大勝時，發行號外。
王觀瀾和編輯部的同志們在衝破蔣介石反動派軍事“圍剿”和文化“圍剿”的緊張鬥爭環境中，自己動手，努力克服紙張、器材和印刷發行方面的種種困難，從紅色根據地把黨的主張和戰鬥情況傳播出去，鼓舞和指導各根據地人民和白區地下工作同志們的鬥爭。在每人每天只配給半斤糙米的條件下，他們依舊自覺地日夜奮戰，編輯部工作人員做編輯又兼記者，一面組織稿件、編輯稿件，一面外出採訪，還要兼做校對和部分譯電及刻寫油印工作。他們在號召讀者節省開支支援前線時，先從自身做起，每天只吃兩餐雜糧，自己開荒種菜，節約糧食和一伙食尾子，捐獻被毯、衣服甚至部分津貼，送給前方紅軍。他們辛勤建立通訊網，使通訊員從開始時的200多人增加到400多人，還選聘有特約通訊員。就這樣，他們把《紅色中華》由周刊逐漸辦成了三日刊直至雙日刊。隨著中央根據地的發展，發行量最多時達到4萬多份，在當時中央蘇區8萬平方公里60多個縣的區域內，每百人就擁有一份《紅色中華》，其傳播之廣和影響之大，使其成為中央蘇區內不可替代的主流媒體。王觀瀾和編輯部的同志們，為辦好《紅色中華》付出了極大的辛勞，編輯部的小窗，常常徹夜透著小油燈的亮光。
1933年8月，《紅色中華》百期紀念時，中央領導同志特別提出：《紅色中華》向困難作頑強鬥爭的精神，值得全蘇區的黨政工作同志學習！
查田運動
1933年毛澤東將王觀瀾留在中央政府土地部擔任秘書工作。後來，毛澤東用中央政府的介紹信，派王觀瀾作為中央政府代表到各地檢查工作，同時還讓他在中央政府所在地的葉坪鄉，進行“查田”的試點工作。
1933年初春的一天，王觀瀾拿著草擬的《春耕運動指示》到葉坪鄉政府，滿懷熱情地想找幾個鄉幹部徵求意見，出乎意料的是，連去了四次，鄉政府的大門都緊鎖著。有一次，碰上鄉蘇維埃主席，約好時間開會，可到時沒有一個人來。這些情況，引起了王觀瀾的沉思。他想，為何這裡的農民民眾如此情緒低落呢？他去問鄉蘇維埃主席，得到的回答也是含含糊糊。於是，王觀瀾又直接訪問了村裡的貧僱農，他們反映，“土地分配不公平，農民的糧食不夠吃，過去收租放債、不幹活的人，如今又鑽進了農會，搖身變成了“貧苦農工”，而真正的貧農，分到的田地少而差，逃亡的地主卻還保留了田地。所以農民的情緒低落，沒有生產積極性。
王觀瀾把他在葉坪鄉調查的情況向毛澤東作了匯報。毛澤東非常重視，他支持王觀瀾繼續深入農村搞調查研究，並鼓勵他要依靠和發動民眾，把民眾組織起來，支持革命戰爭。在毛澤東的鼓勵支持下，王觀瀾乾脆把鋪蓋搬到了村子裡，和農民民眾朝夕相處，促膝談心，並在村里組織了30多人參加的貧農團。
一天晚上，王觀瀾告訴毛澤東貧農團要開會的訊息，毛澤東興致勃勃地說：“好！我和你一起去看看。”他們兩人提著馬燈，沿著田埂小路，邊走邊說，來到了會場外，聽到農民們正在熱烈爭論“如何劃分地主、富農”的問題。毛澤東很高興地說，“這就好了，民眾發動起來了，查田運動的成功就有了保證。”
在王明“左傾”路線當道的時期，毛澤東也受到嚴重的排擠和打擊，在中央的處境很困難，但他依然支持王觀瀾的農村調查，並和他患難與共，經常相互切磋，相互鼓勵。
王觀瀾在組織貧農團的基礎上，又成立了“查田委員會”，動員農民通過查田，評議不同階級，再由上一級組織綜合民眾提供的材料，審批成份的劃定。“查田運動”給葉坪鄉的面貌帶來了變化，農民興修水利、大搞生產的積極性高漲。鄉里的擴大紅軍、徵集糧食、做軍鞋的工作也開展得很有起色。
葉坪鄉查田試點的成果，在蘇區引起了強烈反響，也受到廣泛歡迎。許多鄉村都要求中央派人去指導，幫助開展“查田運動”。與此同時，王觀瀾根據毛澤東的指示，抓緊時間，認真總結了葉坪鄉查田的經驗，起草了一份怎樣劃分農村階級的意見。毛澤東看了很高興，他以原稿為基礎，進一步加工修改，定名為《怎樣分析階級》。1933年10月10日，這份檔案由當時的蘇維埃政府機關——中央工農民主政府正式通過並公布執行，成為劃分農村階級成份的一個重要政策依據。這個檔案後來被編入《毛澤東選集》第一卷時，改名為《怎樣分析農村階級》。
由於這篇文章是毛澤東和王觀瀾在政治逆境中患難與共、密切合作完成的，所以毛澤東總是念念不忘，經常向人介紹，《怎樣分析農村階級》是他“和王觀瀾同志合作寫成的”。
參加長征
王觀瀾1934年10月，王觀瀾在順利完成了黨交付的為紅軍籌集糧食的重任後，跟隨紅一方面軍踏上了長征路。1935年6月，王觀瀾隨先頭部隊翻越長征路上的第一座大雪山——夾金山。在同四方面軍會合後，又翻越了兩座雪山，向毛兒蓋地區前進。這時，部隊要穿過千里茫茫的大草地，籌集足夠的糧食就成為十分緊迫的任務。王觀瀾奉命籌糧，付出了極大的努力。他四處奔跑，衣服和鞋子都磨破了，腳趾頭露在外邊，嚴重影響走路。
一次他帶隊外出籌糧，自己的口糧卻斷絕了。他只得把一匹病馬殺掉，煮食充飢。不料卻感染上了痢疾，一晝夜拉了57次，人也虛脫了。但為了完成任務，他帶病翻山越嶺，日行百餘里，三天后到達了目的地。他沒有吃藥，只是稍加休息，拉痢疾就自行停止了。可此後，他卻患上了致命的腸胃病，身體虛弱無力。幸好途中巧遇了毛澤東、林伯渠、徐特立等人，毛澤東將自己從江西蘇區帶來的一雙新布鞋送給王觀瀾，徐特立和林伯渠則分別送給他一條褲子和一塊油布。
長征後期，王觀瀾正是身披林伯渠送的油布，腿穿徐特立送的褲子，腳蹬毛澤東送的布鞋，一步一個腳印地走到了陝北革命根據地。後來，王觀瀾提起這段經歷時，常說，“我和主席的腳一般大，長征時我穿上他送的鞋子，感覺像坐上飛機一樣，走起路來特別輕快。”
深入陝北農村
紅軍到達陝北後，於1935年12月17日召開了瓦窯堡會議。會後，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政府即設立了西北辦事處，王觀瀾擔任土地部部長和中央農民運動委員會主任。王觀瀾上任後，把機關工作稍作安排，就帶著有關人員深入到安定縣的兩個鄉，了解經過土地革命後的農村實情，以及貧僱農的生活狀況。王觀瀾仍像在閩贛蘇區一樣，走家串戶，訪問座談，了解農村的第一手資料。在調查中他了解到，有的鄉村受“左”的影響，把地主“掃地出門”，富農只分給壞的土地，還有的地方，把富裕中農錯化為富農，擴大了打擊面。他向農村幹部們指出，對地主富農，也要給以生活出路，要讓他們自食其力，得到改造。對錯劃問題要合理糾正。同時在農村中廣泛宣傳和貫徹中央關於《怎樣分析階級》檔案的政策精神。
不久後，王觀瀾又參與了中央《關於改變對富農策略的決定》的制定和公布，有效糾正了農村土地革命中一些“左傾”行為。1936年2月，王觀瀾又進一步寫出了《糾正土地鬥爭中的極左錯誤》一文，發表在中共西北局的機關刊物《鬥爭》上。但隨後農村中又出現了另外一種傾向，有的地方把豪紳地主輕化為富農，富農改為中農，有的地主惡霸還造謠說：“過去一切都搞錯了”，企圖向共產黨領導的農民民眾反攻倒算。
針對這種情況，王觀瀾為《紅色中華》寫了一篇社論，社論強調說：“正確決定各個不同階級的成份，與正確處理各個不同階級成份的土地財產，是蘇維埃的重要工作。” 社論還論述了正確區分土地鬥爭中“左”與“右”的界限，及其應採取的正確態度和做法，以引導農村土地鬥爭走向正確的方向。
1936年6月，王觀瀾隨同中央機關遷往保全縣(今志丹縣)，併兼任土地部和中央工作團兩方面的工作，他仍經常抽時間到農村去做調查。當時保全農村的生活條件十分艱苦，區鄉政府沒有空餘的窯洞和被褥，他常和大家擠在土炕上和衣而臥，沒有菜吃，就在飯上灑點鹽。有一次，他到了李村，發現有一個叫李成奎的貧農，妻子病重沒錢醫治，自己地里的莊稼也顧不上種，他立即找來鄉幹部商量，發動互助社幫忙，突擊三天，幫李成奎把莊稼種上了。
這期間，王觀瀾對抗日統一戰線形勢下的農村階級關係又作了全面調查和研究，參與起草了《中央關於土地政策的指示》。檔案明確指出：“土地政策的新規定，首先是沒收一切漢奸賣國賊的土地財產，而一切抗日軍人及一切獻身抗日事業者的土地均不在沒收之列。”同時還指出：“黨的新土地政策，不但給占全國人口80%的農民民眾解除了封建剝削，而且同時推動了農民積極參加民族解放鬥爭，壯大了民族力量。”檔案下達時，王觀瀾還為紅軍大學學院和機關幹部作了有關宣講報告，並在中央機關刊物《黨的工作》上，發表了《關於土地政策中幾個問題的答覆》文章，對這一時期黨的土地政策作了具體而明確的闡述。
在參與制定和貫徹黨的新時期土地政策的同時，王觀瀾還為發展陝北蘇區的農業生產做出了許多努力。他不僅隨時關心民眾的生產積極性是否被調動起來，還對農業生產中的一些關鍵問題，如耕畜、農具、種子、肥料以及勞動力等，花費了許多心血，認真研究解決。
統一戰線
王觀瀾的妻子徐明清1937年末的一天，那時王觀瀾和徐明清剛剛結婚不久，毛澤東把王觀瀾找去，要他帶上一封寫給國民黨綏德地區專員何紹南的親筆信，前往綏德，與何紹南談判，以解決戰爭中的土地問題和抗日統一戰線問題。
王觀瀾帶著毛澤東的親筆信，立即前往綏德。一到綏德他就提出，“消滅摩擦，一致抗日”的口號，深得綏德民眾的擁護。接著，他在談判中迫使何紹南接受了中共的提議，成立了綏德抗日統一戰線組織——綏德黨政軍民聯合工作委員會，打破了國民黨包辦行政的局面，堅持了黨在抗日統一戰線中的領導權，同時也維護了抗日民眾團體的合法地位。
1938年5月，王觀瀾從綏德返回延安後不久，就調任陝甘寧邊區黨委副書記兼統戰部部長，同時還擔任了中央統戰委員會常委。不久，在中共六屆六中全會上，王明被免除了中共長江局書記，從武漢回到延安，擔任中央統戰部部長職務。這時，在如何執行黨中央關於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方針的問題上，王觀瀾和王明發生了激烈的爭論。爭論是由“邊區”和“統戰區”的區別引發的。
王明武斷地宣布：“邊區”也是“統戰區”，沒有區分的必要。王觀瀾堅持認為，“邊區”主要是指共產黨早就創建的革命根據地，而“統戰區”雖有八路軍駐防，但地方政權仍控制在國民黨手中，兩者有明顯區別，我黨的統戰工作應因地制宜。
王觀瀾的妻子徐明清記得，有一次，王觀瀾回到家中，面有怒色。突然，他問妻子，“明清，你說‘邊區’和‘統戰區’有沒有區別？”“當然有區別。要么怎不叫一個名稱呢。” 徐明清不假思索地回答。
這時丈夫才說出了原委。“今天毛主席主持召開中央統戰委員會常委會時，王明居然武斷地宣布‘邊區’和‘統戰區’沒有區別，他還重彈‘一切經過統一戰線’的老調，我和他大吵了一通。”
“你們倆在蘇聯時就吵，現在到了延安還是吵，莫非你們是冤家對頭？” 徐明清插了一句。“王明這人自高自大，在蘇聯時就目空一切，容不得別人的觀點。現在又舊病復發，他提出的‘一切經過統一戰線’的口號，是投降主義的口號，如不加以反對，就會危害到全黨，危害到整個解放區。”
後來，王觀瀾在起草《關於陝甘寧邊區開展統一戰線工作報告》的提綱時，就明確主張，在統一戰線工作中，要堅定地貫徹黨中央的方針，堅持統一戰線中的獨立自主原則。這一主張，得到了毛澤東的有力支持。
在橋兒溝召開的邊區縣委書記、統戰部長會議上，王觀瀾為此作了三個小時的工作報告，王明也聽了報告。不久，王觀瀾到毛澤東那裡，正好王明也在場，毛澤東問王明，橋兒溝報告怎么樣？王明只好說，好是好，就是太長了。毛澤東詼諧地說；“長點好呀！我們有些同志，就得像老師給學生講課那樣，給他慢慢講才行呢。”
王明對王觀瀾在統一戰線問題上公然和他唱反調，心裡很不舒服。他夥同當時擔任社會調查部部長的康生，想找王觀瀾的岔子整他。他們調來檔案，沒找到什麼藉口，便再次提出王觀瀾在莫斯科學習時有“托派嫌疑”，不宜擔任重要領導職務云云，向中央提出審查王觀瀾。王觀瀾怒不可遏，當面找王明、康生對質。
毛澤東得知此事後，直截了當地對王明、康生說，“王觀瀾經過了我十年的考驗，這個同志如果不是好同志，我們黨內就沒有好同志了。”毛澤東的評語，讓王明等人的陰謀沒有得逞。不久，在毛澤東主持下，成立了由王觀瀾任主任委員，蕭勁光、林伯渠任副主任委員的陝甘寧邊區統戰委員會。毛澤東在會上說，今後，邊區統戰工作中的一般問題就由統戰委員會解決，大事直接請示中央。這樣就使得王明難以干擾邊區統戰工作，施加錯誤影響了。
這時，國民黨在隴東、慶陽地區繼續製造反共摩擦事件，準備糾合保全隊，進攻八路軍駐防部隊。王觀瀾以陝甘寧邊區少將參議身份趕赴慶陽，同國民黨代表談判，迫使國民黨代表簽訂協定，撤退圍攻我八路軍駐防部隊的軍事力量，釋放我方被抓人員，穩定了八路軍抗日後方。1938年10月，王觀瀾從慶陽趕回安塞，參加了陝甘寧邊區第二次黨代會的籌備會議，被選為出席黨的七大代表。
人物軼事
“既來之，則安之，自己完全不著急”
就在在安塞參加黨代會期間，工作的過度疲勞，讓王觀瀾再一次病倒了。到陝北後這兩年，王觀瀾因長征途中患腸胃病埋下了病根，身體一直很虛弱，再加工作繁忙，過度操勞，經常犯病。徐明清多次勸他住院好好治療一下，可王觀瀾總說“一點小病用不著如此麻煩”，不顧病情不斷加重，仍堅持工作。徐明清見狀焦急萬分，擔心他虛弱的身體會徹底被拖垮，無奈中只好向毛澤東求援，請他出面幫助勸說王觀瀾。
毛澤東隨即把王觀瀾找去，關切地問：“觀瀾同志，你每天都是怎樣做工作的呀？”王觀瀾實話實說：“每天無論工作怎樣多，我總要處理完畢才睡覺。”毛澤東聽後勸道：“做事情要分輕重緩急，像你這樣怎么行呢？我們要讓懶人學勤快，讓勤快人學巧幹。”一席親切的談話，讓王觀瀾和徐明清夫婦深受感動。
繼而王觀瀾患重感冒休克，復發十二指腸潰瘍、神經衰弱等病症，不得不住進了延安中央醫院。徐明清也聽從組織安排，放下本職工作，全力照顧王觀瀾。毛澤東對老戰友的病十分關心。一天早晨，他在傅連陪同下，徒步走了五六里山路，冒著深秋的寒冷，涉過一條河，從楊家嶺來到中央醫院看望王觀瀾。
長期嚴重的失眠，讓王觀瀾連續幾天幾夜難以睡好覺，他面容憔悴，頭疼難忍，痛苦無耐地躺在床上。毛澤東走到他的床邊，坐在一張窄條硬木板凳上，親切地安慰說：“觀瀾同志，不能睡就靜靜地躺著，不要著急，總會睡著的。”他還囑咐醫院領導要精心治療，勸慰徐明清要放寬心。那次探望後，毛澤東仍惦念著王觀瀾的病情。不久，他又派秘書到醫院送去一封信。徐明清打開信一看，裡面是毛澤東用毛筆為王觀瀾寫的一幅題詞，題詞寫道：
既來之，則安之，自己完全不著急。讓體內慢慢生長抵抗力和它作鬥爭，直到最後戰而勝之，這是對付慢性病的方法。就是急性病，也只好讓醫生處治，自己也無所用其著急，因為急是急不好的。對於病，要有堅強的鬥爭意志，但不要著急。這是我對於病的態度。書之以供王觀瀾同志參考。
毛澤東
12月16日(1941年)
這幅題詞，不僅對王觀瀾與疾病進行頑強抗爭，給予了很大精神力量，後來還廣為流傳，成為許多革命同志對待疾病，始終保持堅強、樂觀態度的一個座右銘。經過三年多的治療修養，王觀瀾的病情漸有好轉。1945年初春，毛澤東聞訊後趕來看望。他發現王觀瀾能下床走動了，極為高興，熱情鼓勵王觀瀾堅持鍛鍊身體，爭取參加黨的第七次代表大會。王觀瀾很受鼓舞，一心盼望能把身體養好，像毛澤東希望的那樣，參加“七大”。他天天堅持鍛鍊，從室內到室外，從平地到爬山，體力大有恢復。之後，他又開始拚命地看檔案，讀書學習，一心想彌補失去的時間。但由於體力、精力的消耗一下超過了負荷，就在“七大”召開前夕，王觀瀾的病症又一次復發，且比以前更為嚴重。他的十二指腸潰瘍，造成了血管破裂，血像噴泉似的從嘴裡湧出來，一連吐了二十多天，坐都坐不起來。腸黏膜脫落造成了腸堵塞，使他近兩個月不能進食，輸液輸血也很困難，只能靠滴肛維持生命。後來又引發了嚴重營養障礙，雙目失明，周身神經發炎，疼痛不堪，徹夜呻吟。這時他身體的許多機能喪失，除了心臟尚在微弱跳動，生命危在旦夕。
一位蘇聯派駐邊區醫院的醫生別洛夫，無奈地告訴徐明清，王觀瀾最多活不過一周了，讓她準備後事。蘇聯醫生的話讓徐明清萬般傷心，黯然淚下。她含著淚水，給毛澤東寫了一封充滿悲傷情緒的信。此時，為了應對國民黨全面內戰的部署，毛澤東的工作相當繁忙，但接到徐明清的信後，他還是很快親筆寫了回信。
明清同志：
你的信我們都看了，甚為感動。觀瀾同志的病情如此，當然使你難過到這種程度；但是一種事實到了面前，如果是無可如何時，再急再痛也無益，只好承認事實，而客觀地對待之。何況觀瀾的病不一定是你所說的那樣，不一定不能救。……請你代我們問候觀瀾同志。
毛澤東
4月14日(1946年)
毛澤東的信，對王觀瀾產生了特殊的效果，在死亡邊緣，他依然沒有驚慌和急躁，始終保持了鎮靜和樂觀。據徐明清回憶，當時延安的物資十分匱乏，但黨中央對王觀瀾的身體關懷備至，組織醫務人員千方百計地搶救和精心治療，又專門請來陝甘寧邊區副主席、老中醫李鼎銘先生等專家共同會診，用中藥和針灸配合治療，使他漸能進食少量流質食物，又給他服用肝汁和菠菜汁，使他的眼睛逐漸復明。
毛澤東更是體貼入微，他知道王觀瀾的腸胃功能很弱，特地把自己平時土法烤饅頭片的鐵鏊(現存延安歷史博物館)送去。因王觀瀾手腳發涼，頭暈失眠，他又把自己用的熱水袋、體溫表、西藥針劑和葡萄糖粉送給王觀瀾用。
在黨中央、毛澤東的親切關懷，醫務人員盡心努力下，王觀瀾終於跨過了死亡的邊緣，微弱的生命竟奇蹟般地復生，並一天天好起來。到1946年秋高氣爽之時，王觀瀾已經能練習走路，練習爬山了。有一天，徐明清陪他登上了醫院附近的黃土高坡，王觀瀾禁不住激動地高呼：“是黨和毛主席給了我新的生命！”
他是懂得農民與土地問題的
1947年春，國民黨調動大軍向延安大舉進攻，中共中央決定實行戰略轉移，暫時撤離延安。黨中央和毛澤東安排王觀瀾夫婦先行一步，渡過黃河，轉移到晉綏一帶的安全地區繼續療養治病。
組織上考慮到王觀瀾的身體虛弱，特別安排了擔架，請4位青年農民輪換抬王觀瀾轉移，每到一個村，再由村長安排人抬下一程擔架。同時還為有孕在身的徐明清準備了一匹馬，讓她帶著兩個孩子和行李，先行安排食宿。就這樣一程一程地艱苦接力，王觀瀾全家終於平安轉移到了山西的臨縣和興縣的張家灣。
那時，康生正在臨縣一帶搞土改試點，王觀瀾一向關心農村工作，身體剛有些好轉，就找來農村幹部和農民交談，了解情況。從談話中，他了解到康生搞的土改試點“左”得出奇，不僅對地主、富農搞肉體消滅，而且將富裕中農、中農也掃地出門。一個地主的老婆，多次被鬥爭後，無奈跳黃河死了；晉綏分區參議會副會長、開明紳士劉少白，也被拉到街上游斗；他們還強迫開明紳士的兒子牛蔭冠(後為中共部級幹部)，拉著地主成份的父親遊街……這些都嚴重違反了黨的土改政策，破壞了統一戰線，造成惡劣影響。
王觀瀾聽後感到氣憤，立即把駐村土改工作隊隊長找到床邊說：“這樣擴大打擊面，侵犯中農利益是不對的，是不符合中央依靠貧農、團結中農的土改政策的。對地主不能亂打、亂殺，實行肉體消滅。你們還要仔細學習《怎樣分析階級》，掌握好黨的政策呀。”
不久，毛澤東等中央領導人也渡過了黃河，來到山西興縣，住在中央晉綏分局所在的蔡家崖。病弱的王觀瀾聞訊後，心情振奮。隨即讓徐明清借來一匹棗紅馬，騎著趕往蔡家崖，代他向毛澤東反映上述情況。毛澤東聽得很認真，聽完後，從椅子上站起來，在窯洞裡踱了幾圈後，很生氣地對徐明清說：“把那些沒有經過訓練的人派到農村去，名之曰鍛鍊鍛鍊，實則是去害人！”
談完工作，毛澤東轉而又關切地詢問了王觀瀾的病情。當聽說他的病有好轉時，毛澤東高興地說：“這次一定要好好休息，一定要等病好後，才能讓他工作，不能再像上次那樣了。”徐明清感激地說：“主席，觀瀾說是你和戰友們給了他第二次生命啊！他只有為黨多做事情，才能報答恩情。”毛澤東笑著說：“觀瀾同志是個意志堅強的人，戰勝疾病歸根到底還得靠內因嘛！”
據徐明清回憶：那天，談著談著，不覺已到了吃午飯的時間，毛澤東特意留她吃飯。正好周恩來也來了，留下來共進午餐。飯間，毛澤東特意向周恩來介紹說，“這是王觀瀾的愛人徐明清。”接著，又說：“《怎樣分析階級》那篇文章，就是我和觀瀾同志合作寫的。”可見，毛澤東對當年在中央蘇區和王觀瀾合作寫《怎樣分析階級》之事，印象極深，看得很重，一直念念不忘。
飯後，毛澤東又提筆給王觀瀾寫了一封信，建議他去蘇聯治療，並提出：“待秋季你到五台區，如果平綏路打通，路上好走，即可和那邊(蘇聯)交涉前往……”
徐明清的蔡家崖之行，讓毛澤東了解了農村土改工作中的一些實情。後來，毛澤東在晉綏分局全體幹部會議上，批評了土改中一度出現的“左”的傾向，不久，《晉綏日報》還發表了《怎樣分析階級》一文，王觀瀾夫婦感到非常欣慰。
1948年秋，王觀瀾根據毛澤東的批示，去蘇聯治病，取道河北、山東、東北出國。途經河北時，得知毛澤東和中央機關都住在西柏坡，就和徐明清一道去看望毛澤東。當時王觀瀾的身體仍很虛弱，是坐著擔架去的。徐明清記得，他們和毛澤東見面，是在他住房前的一棵大槐樹下，毛澤東和他們緊緊握手，然後親切交談起來。當談到正在開展的土地改革時，毛澤東徵詢王觀瀾的意見說：“劃定富農，把其剝削率從15%提升到25%，你看怎么樣？”王觀瀾說：“太好了，這樣可以擴大我們在農村的團結面。”
毛澤東一向很尊重王觀瀾對農村問題的看法，他曾經說過：王觀瀾在我們黨內是懂得農民與土地問題的，在修改土地政策時，要重視聽取他的意見。
“中國不能一味照搬照套”
1949年春天，王觀瀾夫婦輾轉到了瀋陽，就要啟程出國了。當時，王明正在莫斯科，在蘇聯仍有影響。王觀瀾考慮到19年前他在莫斯科時，曾因“托派嫌疑”問題和王明產生過矛盾，這次王明有可能再找麻煩，故而請求黨中央對他的歷史再作一文字結論，以防萬一。
1949年4月6日，毛澤東指示黨中央發去回電，電文說：王觀瀾同志要求對他的歷史作一結論，經過我們研究之後，認為：(一)王觀瀾同志過去在莫斯科學習時，留莫支部曾懷疑他有托派嫌疑，並無事實根據。回國後在中央蘇區工作時，又被開除黨籍，是錯誤的處置。因此，王觀瀾同志在政治上是可靠的，應為黨所信任。(二)王觀瀾同志過去曾為黨、政做了有益的工作，在工作上表現了他的能力和堅定，中央希望王觀瀾同志出國安心治病，病好後回國工作。
接到中央回電，王觀瀾夫婦感到十分欣慰和喜悅，也完全解除了他們的後顧之憂。一個月後，他們即與陪同人員一道，順利到達了莫斯科。蘇聯醫生通過檢查，發現王觀瀾的病情嚴重，立即把他送往克里姆林宮醫院治療。治病期間，只要身體稍好，王觀瀾便翻閱報刊，從中了解國際和中國的形勢。當看到人民解放軍已經渡過了長江，占領了南京，他興奮地說，“新中國就要誕生了。就像毛澤東說的，這只是萬里長征走完了第一步，我們今後的主要任務，就是搞好建設，把人民的生活水平提高上去。”
他更有感慨地說：“現在的蘇聯，變化太大了！和我19年前來學習時大不一樣了。蘇聯的不少建設經驗很值得我們學習啊！”接著，他便打算親自到蘇聯的一些工廠和農莊考察學習，吸收人家的建設經驗。徐明清非常理解丈夫的心情，但她也擔心外出考察的勞累，會讓體質虛弱的王觀瀾舊病復發。後經醫生批准，王觀瀾的心愿才得以實現。
除了參觀工廠，王觀瀾的主要興趣集中在農業生產上。他要徐明清陪他到莫斯科郊外的集體農莊與合作社去考察。徐明清卻顧慮去農莊路途遙遠，怕他的身體經不起顛簸，勸他先不要去。但王觀瀾說：中國是一個農業大國，中國的農村勞動力非常密集，但耕作手段十分落後，基本上是小農經濟的耕作方式和分配方式。而國家收入的很大部分要靠農業。如果農業不能得到很快的恢復和發展，國家的經濟命脈就難以維繫。過去，解放區也辦了不少農場，但由於缺乏經驗，一般都採取了供給制方式，給投資、給機械、給人員和物資，甚至還講排場，但很少引入經濟核算的觀念，再加經營管理不善，因此成效不大，很值得總結。
王觀瀾還說：我過去長期調查和研究中國農村和農民問題，有機會來親自考察蘇聯的農業發展模式，組織結構等，對我來說，無疑是一次有益的、饒有興趣的對比研究機會，可以為中國農業的發展尋找可借鑑之路。我怎能輕易放過呢。
徐明清深知丈夫的脾氣，攔也是攔不住的，於是就陪同他一道去了。在農莊考察時，王觀瀾看得很仔細，並有意識地和農場的管理人員、工人交談探討。但王觀瀾對蘇聯農莊的一套經營方法，並不主張盲目照搬，他有自己的獨立思考。王觀瀾認為：“蘇聯農業的集體化、機械化程度很高，一個重要原因，是他們的人口稀少，土地廣袤，比較容易進行大面積的耕作。而中國幅員遼闊，地形多樣，主要的農業產區人口稠密，人均可耕地少，因此很難快速向集體農莊邁進。蘇聯農業實行的集體農莊方式，是根據他們自己國家的自然條件、人口數量等實際情況而定的，中國不能一味照搬照套。”
1949年10月1日那天，王觀瀾夫婦從收音機里聽到毛澤東用湖南方言向全世界宣布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成立，他們的心情異常激動，渴望能馬上投入到新中國的建設之中。就在新中國成立的一個月後，早在蘇聯待不住的王觀瀾夫婦，經黨中央同意，迅速啟程，回到了祖國。
開展工作
回國後，王觀瀾先被安排到中央政策研究室任副主任，從事調查研究工作。後來，中央安排他任農業部黨組書記、副部長，會同年邁的民主人士、農業部部長李書城開展工作。他熱情很高，不久即向中央提交了《關於農業工作的報告》，後來又參與起草了國民經濟第一個五年計畫中的農業部分。
由於在蘇聯治療時，並未除掉病根，工作的繁重和過度勞累，讓王觀瀾的舊病又復發了。這次，中央安排他住進了北京醫院，在醫生的建議下，決定為他動大手術，徹底根治。當時，周總理每天都要看醫院送去的病情報告。手術後，有一次，醫院把體溫數字寫錯了，總理髮現不明情況，馬上打電話詢問。總理的如此細緻關心，讓王觀瀾和家人非常感動。後來在黨的八大二次會議上，王觀瀾曾動情地說：“我的身體之所以還能起來工作，不能不深深地感謝毛主席，感謝少奇、恩來、陳雲、富春、尚昆等中央和地方許多負責同志的關心幫助，感謝中央保健局長傅連 和他直接領導的醫務界的積極負責的設法治療，使我最後一次動了大手術，徹底根治了疾病。”他幽默地稱自己是一個“棺材漏”，幾次與死神擦肩而過。
1954年秋天，王觀瀾完全康復後，中央任命他為中共中央農村工作部副部長。他積極支持鄧子恢副總理穩妥地發展農業合作化運動。但1955年，毛澤東在中央工作會議上和《關於農業合作化問題》的報告中，對鄧子恢等人提出了批評。說他們“像一個小腳女人，東搖西擺地在那裡走路”，“犯了右傾機會主義錯誤。”這樣一來，原先制定的15年完成農業合作化的規劃，在三年內就完成了。由於急躁冒進，違反了客觀規律，脫離農村實際，使得農村出現了不少問題，來北京上訪的農民民眾一撥接一撥。
王觀瀾身為黨的農業部門高級領導，對於農村出現的種種現象和問題極為關注。他不擺什麼官架子，身穿一套舊棉衣棉褲，親自來到上訪的農民當中，了解他們的真實困難和意願。上訪的民眾很樂意和這位老農式的幹部談心。他們沒想到，這位“老農”，正是他們要找的中央農業部門的高官。
帶著農民遇到的實際難題，1956年4月，王觀瀾親自率一個工作組，南下浙江臨海等縣農村搞調查研究。他為臨海的農民算了一筆賬，發現他們頭年的人均糧食為428斤，比前年的452斤有所減少，副業和土特產品生產的收入也呈下降趨勢。
回京後，他給毛澤東寫了一個報告，如實反映情況。他在報告中說：“看了農村和農民的實際情況，深感實際生活要比書本上複雜得多，豐富得多。”他建議：“我們黨的許多負責同志，尤其是領導財經工作、領導城市工作的同志，最好也抽出一些時間，到農村去看看。”報告受到了毛澤東的重視，隨即批轉全國各地。毛澤東在批示中說：“為農民算賬是一個很重要的問題”，“王觀瀾同志報告中所述臨海縣的情況，是農民不能增加收入的情況，如果這種縣多了，則事情未可樂觀，值得嚴重注意。”王觀瀾看了毛澤東的批示，很是興奮，他認為，農村和農民的問題，一定能得到切實解決。
一封鮮為人知的信
但令人遺憾的是，接踵而來的，就是1957年的“反右”運動，和1958年的“大躍進”浪潮，全國泛濫起一股更“左”的思潮。特別是“大躍進”中，浮誇風、共產風、瞎指揮風盛行一時。報紙上不斷出現放“高產衛星”的報導，什麼“小麥畝產達到7300多斤”，“水稻畝產達到3.6萬斤”等等，河北徐水縣人民公社畝產超萬斤的訊息，還上了《人民日報》的頭版新聞。
頭腦清醒的王觀瀾不信這些訊息，他隨鄧子恢副總理驅車前往徐水，深入田間地頭進行實地考察。兩人不約而同地認為情況很不正常。王觀瀾說：“畝產幾萬斤，不可能，也不符合當前的科學水平。”在中央的一次會議上，王觀瀾再次表示：“這是主觀願望啊！有些東西，不要說科學知識，連農業常識都沒有了！”他從中央蘇區起就搞農村工作，熟悉農業，對農民有深厚的感情，深知浮誇風、共產風、瞎指揮風禍國殃民，危害極大，不可等閒視之。
當時王觀瀾正在讀高中的女兒海燕，看了報紙上的宣傳，十分興奮，回到家中，就把這些“大躍進”的新聞講給爸爸聽。沒想到爸爸聽完，沉默了一會兒，反問了她一句，“這些新聞可信嗎？”女兒海燕這下被弄糊塗了。她疑惑地悄悄問媽媽，爸爸是不是有點“右”。徐明清告訴女兒，爸爸從來都是從實際出發、實事求是的。
就在這年秋天，王觀瀾家種的花生豐收了。為了以實際教育孩子，他讓兒子女兒把花生都挖出來，稱一稱，然後算算畝產多少斤。算完後，王觀瀾問海燕，“你看，如果一畝地真能產上萬斤，不是要在地上鋪起一尺多厚，你相信嗎？”接著他語重心長地對孩子們說：“不能用良好的主觀願望去代替實際的科學知識。你們今後切忌不要浮誇，任何時候都得保持冷靜，老老實實地做人。”
1961年春節前，王觀瀾應邀到中南海懷仁堂參加一個文藝晚會，正好遇上毛澤東。兩位相識30年的老戰友相見，分外高興。毛澤東拉著王觀瀾的手，讓他坐在自己身邊，詢問他的身體情況及徐明清和孩子們的情況。然後，毛澤東開玩笑地說：“進城以後，你不來看我了，咱們疏遠了。”王觀瀾說，您太忙了，也不像在江西和延安時見面那么方便了！的確，進城後，王觀瀾與毛澤東來往並不多。當時全國上下涌動著一股對毛澤東的個人崇拜之風，王觀瀾對此十分冷靜，不跟風，不吹捧，他曾說，“毛主席是中國人民的偉大領袖，但他是人，不是神。”
這次與毛澤東見面，讓王觀瀾的內心難以平靜。他幾次想向毛澤東反映當時農村的實際情況，但又感到不是合適的場合，幾次欲言又止。回到家裡，他反覆思量，覺得還是通過寫信反映情況比較好。於是他和徐明清商議，以徐明清的名義並執筆，他倆共同給毛澤東寫了一封信，直抒己見，痛陳時弊。信的內容如下：
王觀瀾主席：
昨天晚上，觀瀾見到主席，主席還記得明清，我很感激，也很感動。觀瀾病重時，主席給以極大的關懷、幫助，我們才有今天。毛主席的英明偉大，在中國革命中的舵手作用，將永載史冊。
指1960年底到1961年初，我翻來覆去睡不著覺，精神苦悶。一些字義、概念都模糊了：左和右、好和壞、真和假、是和非、快和慢、多和少、敵和友、公和私、大和小、上和下、進和退、黑和白——廣西二三千，震動那么大。如果二三萬、二三十萬、二三百萬，或者數目更大，面積更廣，又怎樣呢？浮誇是害人之本，欺騙是萬惡之源。主席處世英明，處處爭取主動……李訥怎樣？李訥應改為毛訥了吧！
此致
敬禮！
明清
1961年1月25日
由於當時的政治形勢仍十分嚴峻，王觀瀾也考慮到了這封信可能引起的後果。信寫好後，他鄭重地把三個都是黨員的兒女叫在一起，說明了為什麼要給毛主席寫這封信。王觀瀾說，說真話，可能會受到打擊。但為了人民，為了國家，我們一定要反映真實情況。我是共產黨員，豁出去了，最多丟官。你們要有思想準備，如受到了打擊，不要害怕。”
這封信，並沒有直接寄給毛澤東，因擔心中央辦公廳的工作人員當作普通來信處理，王觀瀾特意讓徐明清套了三個信封，最外邊的信封寫的葉子龍收，中間的信封寫的江青收，最裡邊的信封才寫的是毛澤東親收。這封信幾經輾轉，終於送到了毛澤東那裡。讓大家沒有想到的是，三天后，毛澤東親自從中南海給王觀瀾打來電話說“你們的信收到了，謝謝。”
知曉了毛澤東對信的態度，王觀瀾夫婦這才放了些心。特別是王觀瀾，興奮得幾夜都沒睡好覺。徐明清記得，大概是在1962年初，中央召開工作會議(即7000人大會)的前夕，有一天晚上，9點多了，毛澤東打電話來，請王觀瀾去釣魚台一趟。王觀瀾回來說，主席那天站在門口迎他，特別客氣。兩個老戰友一直談到很晚。
不久後，毛澤東就提出，全黨要恢復實事求是、調查研究的作風。他說，我們黨是有實事求是的傳統的。最近幾年，調查做得少了，不大摸底了，大概是官做大了。我這個人就是官做大了，1925年到1935年在江西那樣的調查研究1958年到1961年就做得很少了。請同志們回去大興調查研究之風，一切從實際出發。他還說，搞社會主義建設不能那么急，可能要搞半個世紀。今後搞幾年慢吞吞，指標不要那么高，不要務虛名而招實禍。
王觀瀾夫婦目睹了毛澤東胸襟坦蕩，重視老戰友和廣大幹部、民眾的意見，正視問題，採取果斷措施，糾正錯誤，迅速恢復黨的實事求是的優良傳統的做法，深受鼓舞，也對未來愈加充滿了信心和希望。
1962年底，中央農村工作部撤銷後，新成立了國務院農林辦公室，王觀瀾被任命為農林辦副主任。1964年，他又兼任北京農業大學校長和黨委書記。由於長期從事農村和農業工作，熟悉和熱愛農村、農業和農民，王觀瀾逐漸在農業領域形成了自己的一套指導思想和有效工作方法。中央和國家機關也流傳一種說法，在領導人當中，最懂得農村、農民的有三位：一位是毛澤東，一位是鄧子恢，還有一位就是王觀瀾。
最後心繫的事業
第二年春天，原中央農村工作部副部長陳正人不幸去世。在八寶山的追悼會上，周恩來看到了多年不見的王觀瀾。他心情沉痛，緊緊握著王觀瀾的雙手，關切地說：“看你氣色不錯，身體還好吧！”王觀瀾接著連說了三次：“可以工作！可以工作！可以工作！”。事後，王觀瀾作為國務院業務組成員開始工作。當時王震和王觀瀾都是業務組成員，他們經常一道深入各地農村調查研究，了解情況，不斷向周恩來匯報。
這時，王觀瀾仍沒有忘記在“文革”中被遷去陝北甘泉縣清泉溝的農大師生。他不僅前去看望那裡的農大師生，還通過寫信和向上打報告，極力促成農大的儘快回遷。
1972年12月，王觀瀾在一次“關於農大搬遷問題座談會”上作了發言，他指出，“現在中央提出，1980年全國要搞8000億斤糧食，我們農業部的任務很大啊！我們靠什麼？要靠科學，要靠民眾。”他還說“‘文革’中，都不願要大學。不要把大學當包袱，要讓大學為生產建設服務。中國是一個大國，一個農業大國，農業大學，一定要與發展全國的農業生產聯繫起來，有機地結合起來。”在當時那樣的歷史環境下，王觀瀾連自己的黨組織生活還沒有恢復，但他還敢講教育重要，科學重要，這是需要一點勇氣的！
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幫”後，王觀瀾的妻子徐明清，卻因所謂江青問題遭捕入獄。王觀瀾忍受著巨大的政治壓力，繼續堅持工作。他多方設法反映農業大學在河北涿縣辦學的困難，爭取各方面的支持，終於在1978年11月，經中央批准，北京農業大學（現中國農業大學）得以遷回北京原校址辦學。
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之後，王觀瀾退居二線，擔任農業部的顧問組組長。他不顧年高體弱，先後到陝北老根據地，滬、浙、閩、贛、蘇五省市和河北保定、安國等縣農村調查。每次外出前他都要草擬調研大綱，回來後，認真撰寫調查報告，不僅反映農村實情和問題，還為中央提出一些解決問題的政策性意見，充分發揮了為農村獻計獻策的作用。
作為一名數十年從事農民運動和農村發展工作的老戰士，王觀瀾把自己的大半生都奉獻給了中國的農民和農村建設，對農村和農民始終懷有深厚的感情。當他退下來，心中首先思考的，仍是要系統研究中國農民問題。
他請來北京農業大學的四位教師協助他工作，只要不外出視察和開會，他就把幾位教師請到家中，一起商討研究大綱，或回憶和講述黨領導的土地改革的發展過程和歷史經驗。他對蒐集和整理原始資料非常重視，親自與中央檔案館、新華社、農業部等部門聯繫，請他們幫助提供資料。徐明清記得，當時新華社提供了一批當年老區辦的《紅色中華》等報刊資料，王觀瀾認為這批資料十分珍貴，因那時沒有複印機，他就專門請了一位攝影師幫助翻拍，整整忙活了兩天，才將這批報刊資料翻拍完成。王觀瀾到外省考察期間，也不忘請人專門收集各地農民運動的資料，以為系統研究打下基礎。可惜的是，這項系統研究農民問題的工程還在繼續，王觀瀾卻被癌症奪去了生命。
雖然，王觀瀾最後心繫的系統研究中國農民問題的事業未竟，但他的英名，卻長久地留在了中國共產黨歷史上，留在了現代中國農業發展和研究的歷史進程中 。
歷史評價
國內最早的“三農”問題專家
綜觀王觀瀾一生，自幼出身於貧苦農家，從青年時代起，便利用一切機會，深入到農村和農民當中搞調查研究，和毛澤東合作撰寫了《怎樣分析農村階級》，並撰寫了《中央關於土地政策的指示》等多篇文章，為創建和實施中共土地革命的理論和政策，做出了很大貢獻。建國後，王觀瀾一直在黨和國家的農業領導崗位上工作，後又任國家權威農業教學和研究機構——中國農業大學的領導職位。數十年間，他以發展中國農業為己任，深入調查研究，講求實事求是，從不跟風看人，一心只為中國最廣大的農村和農民尋找可持續發展、致富的理論和光明出路。他在農業領域的許多理論和實踐的建樹，使他被公認為黨內的農業和農民問題專家。
“新華通訊社”第一任負責人
臨海籍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王觀瀾是新華通訊社前身紅中社的第一任負責人，是《紅色中華》的第一任總編輯。
1931年11月7日，在中華蘇維埃全國代表大會的開幕聲中，“紅中社”衝破敵人的封鎖，首次向全國、全世界報導大會勝利召開的訊息，播發了大會的重要文告、宣言，莊嚴宣告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政府的誕生。“紅中社”新聞廣播的呼號是CSR（“中華蘇維埃無線電廣播”英文Chinese Soviet Radio的縮寫，1937年1月改名“新華社”後，仍舊使用這一呼號）。“紅中社”是中共黨在根據地創建的第一個通訊機構，是臨時中央政府直屬的通訊單位。內設編輯部、材料部和發行科，並組建了列寧室，後建立了《紅色中華》編審委員會。“紅中社”最初的兩項任務就是充當“喉舌”和“耳目”，一是對外播發宣傳中共黨、蘇區和紅軍的新聞，編印臨時中央機關報《紅色中華》；二是將抄收的重要訊息編印供領導決策的內部參考訊息。1931年到1934年10月紅軍長征開始期間，《參考訊息》先後以《無線電材料》、《無線電日訊》、《每日電訊》等名義在瑞金出版，每期油印四五十份。
《紅色中華》是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機關報，也是中國在人民政權下創辦的第一份中央報紙，它與蘇維埃政權同時誕生，最直接地反映了蘇區的革命進程。《紅色中華》從它誕生的第一天起，就是黨和人民進行革命鬥爭的重要武器和工具。《紅色中華》還能直接聆聽黨和政府領導人領導和指揮蘇區革命和建設的意見和想法，有許多的文章還是領導人的親自寫的。這就能直接反映他們對工農大眾生產和生活問題的關心和思考。也是《紅色中華》能充分發揮新聞工具的本質特點，直接傳達蘇維埃政府對蘇區人民生產和生活的重視和關心。
1931年11月7日，被定為“新華通訊社”誕生的紀念日。而王觀瀾在1931年11月至1932年8月就任“紅中社”負責人，是新華通訊社名副其實的第一任負責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