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瓊[明朝軍事人物]](/img/e/a15/nBnauM3XwMDO5EDOwUjNzMDOzQTM4AjM5ADMzQTNwAzMwIzL1YzL4UzLt92YucmbvRWdo5Cd0FmL0E2LvoDc0RHa.jpg "王瓊[明朝軍事人物]")
介紹
![王瓊[明朝軍事人物]](/img/c/e7f/nBnauM3X3gTM1gTN4UjN3gTOzQTMwEzNyAzNyQTNwAzMxAzL1YzL4MzLt92YucmbvRWdo5Cd0FmLyE2LvoDc0RHa.jpg)
王瓊[明朝軍事人物]背景
明王朝自洪武經正統以後，封建社會的矛盾日益突出起來。土地高度集中，農民暴動到處發生，以皇帝為最高統治者的中樞極端腐敗，特別是歷史上最荒唐的正德皇帝——明武宗即位以後，其身邊宦官劉瑾等相繼得勢，形成了宦官專權，閹黨橫行的黑暗統治局面。加之邊疆地區民族之間的矛盾激化，終於使明王朝自中期開始進入了它的多事之秋。王瓊自成化入仕，四十餘年中正處於這重重矛盾，錯綜複雜的時期。然而，他卻能以其才智與敏練，勤於圖治，並能在一定程度上注意到民間疾苦。在他做到兵部尚書之後，且能周鏇於晨夕變幻的政治風雲之中，巧妙地反對宦官權臣的專橫，還能堅持任人唯賢，消除了統治階級內部奪取皇位的叛亂，更能妥善處置西北邊事，維持安定與統一的局面。綜觀史寶，王瓊不愧為一代名臣。
平生
青年時期的王瓊，就顯露出不僅有才能和膽略，而且具有求實、務實的精神。他在二十二歲中舉後在平定州游冠山時，見元丞相呂思誠石洞，就寫下過這樣的詩句：“丈夫生而果有志，何必臨淵去羨魚”。二十六歲登進士後，授為工部主事。不久，任主管水利的都水郎中。在出治漕河三年中，他採取了一系列的有效措施，首先，推行了“整肅人員，習以專職”的辦法。原來，明成祖遷都北京之後。漕運特別重要，沿漕河所有州郡都設有通判一員，每縣設專管漕河的縣丞一員，“專任漕河事”，受工部都水郎中的直接管轄。但到了明弘治年間，這些專職官員，多被各省“撫按委以兼雜”，或因治理河道差事既苦，又難於升遷，“多不盡其職”。整個漕務，日益鬆弛，甚致無人過問。王瓊奏請朝廷採取了“核實人員編制，革除地方所謂兼差，責令專司河道本職”的措施。經過整肅，漕務出現了新的局面。其次是建立“稽核資財，杜絕貪耗”的法規。原來漕河每年向民間征掃草數量十分巨大，縣官通過徵集，從中大量貪污，而每年所征掃草“陳新積壅，腐爛無稽”，百姓負擔卻逐年增加。王瓊親自組織稽查、核對，先將各州、縣所積掃草數量統計核實。經過計算，發現足夠數年之用。然後“量裁征數”，做到了“草不積腐，民不困征”。一年以後，又採取了“年征十分之三，折銀儲官”的新辦法。二年後，竟“盈銀三萬兩有奇”。另外，當時不少州縣隨便動用河防木材移作他用，並從中貪污，王瓊奏請皇帝下旨：“沿漕河州、縣，不得動用河防專用木材，違者嚴加議處”。這樣既保住了河防資財的專用，又剎住了貪污浪費之歪風。當時輿論認為王瓊辦事“秉公識體”，且又能“力定毅足”，說到做到。《明史·王瓊傳》中曾稱讚他“治理漕河，敏練著稱”。再次是，實地勘查，編製圖志。他在治理漕河的三年任期內，無論每步每里的河道閘座，一尺一丈的漕舟水材之費用，都要“考稽畫一，著入漕志，不爽毫髮”。他參照了明成化年間王恕所著《漕河通志》，又經過實地認真勘查，於弘治八年（公元1495年），編著了《漕河圖志》八卷，全書對漕河河圖，河之脈胳原委及古今變遷，修治河道的經費，以及歷朝有關漕河奏議、碑記等無不詳細備載。《漕河圖志》在當時和後來都稱作是一部“切於實用”的治理漕河的著作。王瓊治理漕河三年，不僅使漕運得到恢復和發展，同時也起到了促進當時南北經濟生產發展的作用。王瓊因治理漕河，業績顯著，得到了朝廷的賞識，從弘治九年到十八年的十年中，他先後升任山東、河南參政，河南右布政使等職，正德元年，升任右副都御史督鹽政。不久，任戶部右侍郎。正德三年，改任吏部右侍郎，當時正是太監劉瑾得寵，閹黨專政，所有官員入奏，都必須先具“紅本”拜謁劉瑾。王瓊為人正直，從未具“紅”拜謁劉瑾，終於被劉瑾趕出京城，去南京任職。直到劉瑾伏誅後，於正德七年，才回京復任戶部右侍郎。說到“不具紅本”，還有一段令人發笑的故事。據《明史》載，嘉靖皇帝即位之後，王瓊曾被誣陷下獄，罪狀之一是，當年劉瑾伏誅，抄家時發現眾多官員都具“紅本”拜謁過劉瑾，唯獨不見王瓊的“紅本”。誣陷者說，這是因為王瓊每進“紅本”後，即暗賄侍者將“紅本”索回。歷來很多人為王瓊辯白說：“王瓊既具“紅本”，每次賄劉瑾的侍從暗裡索回，難道主瓊在劉瑾煊赫之時，就已經知道劉瑾要馬上事敗嗎？這且不論。每次暗中索回“紅本”，侍者既是劉瑾身邊的親信，難道不會去密報嗎？一旦劉瑾發覺，將會出現怎樣的後果，精明幹練閱歷豐富的王瓊，竟會如此不加考慮嗎？”這真是欲加之罪，何患無詞。即使在今天，人們聽了也會感到氣憤的。
正德十年（公元1515年），王瓊出任兵部尚書，不久，他就根據當時“軍令偏出，邊軍腐敗”的狀況，提出了全面整頓邊防軍務戰略謀策的《審大計以重本兵疏》。接著，又提出從組織上整頓邊軍的具體方案《設提督以振軍旅，裁冗員以安邊防疏》。這些奏議，都得到當時朝廷的嘉許。又由於官逼民反，“四方盜起”，“將士以首功進秩”（以所斬首級數計功）。王瓊對這個殘暴的定製，反對甚烈。他在《內地征討應廢除首功疏》的奏議中，痛切地說：“此贏秦弊政，行之邊防猶可，未有內地而用首功者。今江西、四川妄殺平民千萬，縱賊貽禍，皆此論而致。自今內地征討，惟以盪乎為功，不計首級”。自此廢除了“首功進秩”的殘暴定製。正德十二年，河套地區有警，王瓊上疏提出：“自古制御邊廷之道，不可貪功以啟釁，亦不可怯懦以求和”的原則。十三年，又上疏提出《宣（化）大（同）、延綏應援節度》的規定：“敵不渡河，則延綏聽調於宣、大；渡河，則宣、大聽調於延綏”。皇帝御批“以其議”。這一軍事應援制度的確定，根本改交了邊將各領一方，互不支援的狀況。總之，王瓊執掌兵部以來，使當時內地和邊防都呈現出了比較安定的局面。
正德十四年，寧王宸濠叛亂，王瓊以兵部尚書之職，任人唯賢，預有籌劃，沉著應急，調度有方，徹底粉碎了叛亂。原來，寧王宸濠封地於南昌，是朱元璋子寧王朱權的五世孫。早在劉瑾專權之時，宸濠就厚賄劉瑾，又以白銀萬兩遍賄朝中權貴，結果將其當年被奪去的護衛真還。於是宸濠才能得以養兵蓄財，擴張勢力。劉瑾事販伏誅後，朝廷又奪了宸濠護衛，但長期以來左右一直恭維宸濠“龍姿鳳表，可為天子”，又說；“南昌城上有天子氣”。因此，宸濠沾沾自喜，愈急本可待。正德九年，他又重賄近侍錢寧、當時的兵部尚書陸完、大學士楊廷和等人，再次復還了護衛。同時，又與錢寧勾結以“當今無嗣”，讓錢寧在正德皇帝跟前進言：“寧王勤孝，願將其子送京，司香太廟”。正德皇帝不分皂白，竟答應下來。此時，京城裡盡知宸濠大肆活動，圖謀帝位。滿朝官員盡受其賄，唯“王瓊未有所染”。王瓊既對宸濠所為早有察覺，他在正德十一年，就特舉王守仁（字伯安，號陽明）出任贛南巡撫。接著又借福建省有警，以兵部請旨，準王守仁“便宜提督軍務”。其實，王瓊與王守仁從未見過一面，但王瓊素知王守仁的才能與為人。他以賢取人，事先籌劃，安排王守仁於江西，成為粉碎宸濠叛亂的關鍵之舉。
在任人唯賢問題上，王瓊早在弘治年間與人談及況鍾守蘇州事時說：“司衡者要識拔真才而用之。‘甲’未必皆優於‘科’，‘科’未必皆優於‘貢’，而‘甲’與‘科’、‘貢’以外，又未必無奇才異能之士，必試之以事，而後可見”。又說：“唯為官擇人，不為人擇官，所以能盡一世人才之用耳”。可見任王守仁也非一時之偶然。
正德十四年六月十四日，宸濠在南昌謀反。十九日王守仁飛書報警。接看，巡撫南京都御史李充嗣也飛章告變。於是京師震動，受賄的官員大吏態度暖昧，說有“故事”。怕事的官員惶惶不安，無出對策。只有兵部尚書王瓊獨具膽略，胸有成竹。一夜之間草疏十三道，首請下詔，削濠屬籍，正賊名，向天下宣布宸濠反叛罪行。同時，從軍事上作了周密的部署。當時王瓊鎮靜自若地對眾官員說：“諸君勿憂，吾用王伯安撫贛州，正為今日，不過旦夕、賊成擒耳”。據明禮部尚書霍韜在王瓊“神道碑”中記：“辛巳（正德十六年）之夏公在獄，禮都主事梁焯語韜曰：‘濠反時，朝士歸心濠十有七，且曰濠必成，屹屹之不懼，獨晉溪一人而已矣！”宸濠叛亂的當天，把南昌官員大部殺害，唯王守仁當時未在南昌，聞警後立即從吉安回師征討。最後，在鄱陽湖大敗叛軍，於贛江下游樵舍港生擒宸濠，平定了這次叛亂。
宸濠叛亂，是封建皇室貴族妄圖篡奪皇位的一次荒唐行動。但是，平定這次叛亂，對當時國家的統一，保持社會安定和生產的發展，都具有進步的作用。王瓊與王守仁既無私人關係，從未有過面交，且又屬不同學派，而王瓊能以賢能和正直，為用人的原則，幾百年來，都受到了歷史上的讚揚。
平定宸濠叛亂後，王瓊功不可沒，第二年出任吏部尚書。當時，大學士首輔楊廷和素忌王瓊才能，更不願意王瓊進入內閣。平定宸濠叛亂授功時，他明顯地不同意給王瓊授以重賞。這在王守仁的《辭封爵疏》中十分清楚地反映出來，王守仁在疏中說：“當時兵部調之臣則有，若尚書王瓊甚有事先御備之謀，所渭發縱指示之功也。今王尚書未蒙顯褒，而臣獨冒膺重賞，是掩人之善矣”。可以看出王守仁在“辭封爵”的同時，也是為王瓊“未蒙顯褒”而鳴不平。事有湊巧，正德十五年三月皇帝朱厚照病死。為立嗣事，王瓊率九卿在左順門當面質問楊廷和，鬧得局面甚為尷尬。結果，楊廷和等迎立了興獻王長於朱厚傯，就是嘉靖皇帝。從此，楊廷和利用新皇帝排擠打擊王瓊，可說事已注定。果然，不出數月，楊廷和指使其黨，誣陷王瓊“交結內侍”詔下御史獄。先是論死罪，經王瓊力辯，改謫戍綏德。所謂“交結內侍”，說明白就是《明史·王瓊傳》里說到的“厚事錢寧、江彬等”，其實，錢、江勾結擅權之時，王瓊僅是尚書“級”的人物，而楊廷和、梁儲、費宏等則是內閣大臣。在諸多尚書和內閣大臣之中，恐怕都不能不與錢、江有所往來。問題是在於往來中究竟做了些什麼事。遍查《明史》，不見王瓊與錢、江“交結”所乾的不當之事，可見其論罪無據。所以王瓊要“力辯”了。但結果還是才高正直，辦事認真，屢建功勳的王瓊竟謫居綏德整整達五年之久。《明史·楊廷和傳》里有這樣兩句話“法司當瓊奸黨律論死，瓊力自辯，得減戍邊。或疑法司承廷和指者”。這倒是一個很好的註腳。
自嘉靖七年至十年的四年中，從延綏到寧夏，直至河西走廊嘉峪關外，所謂明代“三邊”數千裡邊防，統歸王瓊總制。王瓊於嘉靖七年三月啟行，六月到達西北重鎮蘭州，八月抵涼州（武威），九月二十七日率大軍駐黑泉驛。冬十月駐酒泉，十二月駐嘉峪關。王瓊在西北先是開禁了關閉多年，不許吐魯番入貢的西域關隘，恢復了邊疆地區民族間的正常往來與商業貿易。王瓊在治皇帝的《御故安邊疏》中明確地提出了不同於旁人的主張：“御邊侵之策，惟戰與和而已。戰和並用、以戰求和”。同時，他堅決反對閉關不通往來的政策。他在奏疏中又說：“絕貢非宜，往和非禮”。又主張“順則撫，勿過撫，以納侮；逆則拒，勿深拒，以窮兵”。儘管他的主張擺脫不了時代的局限，但畢竟他是主張邊境地區民族之間，應該是友好往來，和平相處，互通有無的。當然他對無故劫掠的行動，堅決主張給予打擊，如對進犯寧夏劫掠臨洮之寇，則採取剿撫結合的辦法加以解決。總之，王瓊總制三邊數年，西北“邊境益靖”確是事實。同時，他總結了歷代寧邊之得失，並蒐集了所有條例、奏疏。圖輿，編著了《西番事跡》和《北邊事跡》各一卷。嘉靖十年，召王瓊回京任吏部尚書。十一年，七十四歲的王瓊病逝於京任所。長子王朝立扶靈柩口籍，葬於蒙山腳下，後稱王家墳。
嘉靖七年，王瓊七十歲，他在西征途中路過金城，曾偕彭澤登蘭州望河樓。所作七律“一上高樓興欲飛，皋蘭形 勢宇中稀。河湟自昔通漕輓，羌虜從今息是非。萬壑風雲秋氣肅，蔽川族旗雨聲霏。拆沖舊屬吾儒事，坐定康居振旅歸”。全詩充滿了豪放、堅毅的氣勢，為國安邊，責元旁貸的氣概，躍然紙上。這不可以只是用忠君報國思想來解釋，這是“天下興亡，匹夫有責”的傳統民族意識支配下的思想表露。“坐定康居振旅歸”。看來，王瓊安邊的志向並不僅限於嘉峪關上，而是更遠更大。可惜明王朝的統治，已經是無暇顧及了。
嘉靖七年九月初，王瓊大軍離涼州西進，夜宿石峽口驛。荒涼邊塞、蕭索秋夜，孤塌寒窗，征夫堠火。然而，王瓊在這征途夜宿中，寫下的卻是“志存報國寧辭遠，不問烏桓路幾程”。王瓊不僅如此作詩，而且也是如此為人做事。有人說王瓊確有“輔相之氣度，統帥之謀略”。這話至少不是誇張。
園林
晉溪園於嘉靖五年冬建成，整個園子選址幽雅，建築適中，西依懸翁山麓，晉水鴻雁南河順園的西牆南流，過鴛鴦口，分出鴛鴦中河，中河又沿園的南牆根東流，折向南去，陸堡河則順晉祠祠垣南牆和晉溪園的北牆東流，整個園子三面環水，園門朝東，隔通向奉園寺小道對面是一片田田亭亭的荷花塘。
明清時，園西北有臥雲橋對晉祠廟的坤順門，園東北有起龍橋對向曦門，均可通入晉祠園內。園內堂榭清雅，亭宇整潔，真是依山環水，秀麗怡情。園子建成巧逢王瓊好友吏部尚書喬宇來晉祠，他特意為園內正廳書匾“溪翁堂”。今日晉溪書院的西排房正是當年“溪翁堂”舊址。晉溪園建成不久，嘉靖六年春詔令“恩準”王瓊“還籍為民”。於是，王瓊離開了整整謫居五年的綏德，回到了家鄉，住進了新建的晉溪園內。自此，他每日裡不是讀史、吟詩、弈棋、寫字，就是澆花、修竹，臨河垂釣。真正過上了山水怡情的生活。然而，這樣的生活，僅僅過了不到半年，嘉靖七年二月朝廷因西北邊事緊急，由內閣大臣桂萼等推薦，詔令王瓊“以兵部尚書兼右都御史提督三邊軍務”。嘉靖皇帝還御書“方岳重寄”匾，特命欽差直送王瓊府第懸掛。時已七十高齡的王瓊，二月接旨，三月登程，為安定邊防馳騁於西北疆場整整四年。嘉靖皇帝在位四十五年，而前期西北邊防的安定，甚賴楊一清、王瓊總制三邊之力。《明史》上曾對王瓊安定邊防給予很高的評價：“其督三邊也，人以比楊一清雲”。（楊一清，字應寧，成化八年進士，武宗初總制三鎮軍務，後任吏部尚書，又進華蓋殿大學士，入閣為首輔。）
故事
正德八年，王瓊升任戶部尚書不久，曾經發生過傳誦一時的一件趣事。
據《明史·王瓊傳》載，一個邊防總兵官企圖向戶部冒領糧草供給，王瓊親自過問，請來了這位總兵，屈指計算他所率軍士編制人數，已領糧草數量，現存糧草數量、地方諸郡歲供糧草數量，邊卒歲采秋青數量，結果把那個總兵官算得張目結舌。原來王瓊在任戶部侍郎時，就十分注意各種條例的具體規定，並實地調查掌握了戶部收支盈虧的精確數字。一位官居一品大吏之職的尚書，竟能如此勤於本職，通曉所管事務的情況，且又善惜民財，辦事認真，處置得當，確是難能可貴的。紀念
王瓊遭陷時，年已六十三歲。這是他一生政治生涯中遭到的一次致命打擊。因此，一貫“攻於學，勤於政，忠於君”的王瓊，也親身體嘗到官場政治的可怕。他在謫戍綏德，往游石窟山石宮寺時，曾題過一首七律；“載酒尋春石窟山，眼前春意幾多般，柳枝嫩拂黃金墜，杏蕊含嬌白雪團；我比謫仙狂問月，誰知陶令早辭官，乾坤俯仰成今古，世態浮雲一笑看”。這是一首觸景生情，寓意明白的律詩，雖不能說一代重臣，此時此地已產生了心灰意冷的念頭，但他卻是在自比李白、陶潛，笑看世態浮雲，憤世嫉俗之情，形於言表。王瓊自謫戍綏德，遠離京城和家鄉，過著孤獨寂寞的生活，每日裡只有以讀書、吟詩、登高觀景來安慰自己，然而在他內心裡，對身遭誣陷，卻有著強烈的憤慨。這在他謫戍綏德的第一年所作《秋日和韋莊綏州題句》中流露得非常明顯：“石淚也含秦國恨，樹聲常動朔方秋”。一年以後，他又在《游天寧寺歌》中再次寫出“扶蘇本為諫坑儒，矯詔賜死奸臣誣，至今兒童識其處，秦廷佞人已族誅”。從詩中可以看出，王瓊不僅日夜思念著為己辯誣，而且他堅信歷史終將對忠與奸做出公正的裁地。王還謫居綏德期間，已年近古稀，在他的詩作中，對被誣謫戍，表抑了吸烈的不滿。然而他對邊城綏德及其自然風光，卻有著美好的讚賞與留戀。嘉靖三年初秋他在《雨後登城》詩中這樣寫道：“興來走上城頭立，亂山堆青水流綠。川原淨洗絕纖塵，花明柳媚添精神。我貪雨後好風景，不覺明月隨歸人”。這不僅是一幅山城雨後的絕妙圖畫，而畫中“歸人”又是多么地熱愛自然、熱愛生活。很難想像，他此時此刻是一名謫戍邊城的大吏。王瓊在謫戍生涯的前期，對辯誣、復出，寄以很大的希望。嘉靖三年秋，他在另一首《登城》詩中寫道：“日日登城不厭頻，城高百尺可怡神。……謝公既有東山興，曠達誰憐放逐臣”。這是明確地表示希望“東山再起”。嘉靖四年，王瓊年已六十七歲，謫居綏德已是第四個年頭。儘管此時楊廷和已去職致仕，然仍不見朝廷起用的訊息。因此，王瓊自然地有時也產生早日“還籍為民”頤養天年於晉水源頭的想法。建造晉溪園的念頭就是在這偶然的，也是特殊的情況下產生的。嘉靖四年的冬天，正是他的長子王朝立再往謫所侍奉父親之時。閒話中，王瓊對兒子流露出，如能在家鄉懸瓮山下，建一居所靜養于山水之間以度晚年也就如願了。兒子領會了父親的意思，回家後就在暗中各級籌備，第二年京城傳來訊息，朝廷有了讓王瓊“還籍為民”的意思，於是，正式動工開始建造園子。園子建成後，就以王瓊之號為園名，稱之“晉溪園”。
南京吏部尚書襄垣人劉龍，於嘉靖五年為王瓊新築晉溪園贈七律四首。他在前記中這樣寫道：“王晉溪太宰卜築於晉水邊，甚為佳境。乃自綏德謫所，以書來乞詩。自謂兒輩近為我營一供老之所，池館之間，勝植花竹，稻畦蒲扯，煙汀雪瀨，瀰漫極目，頗得秀潤閒雅之趣。縉紳多為題詠，不宜獨闕。乃疊韻以四律復之”。其一：“晉水源頭冢宰家，獨將風物占年華，舟航利涉空橫渡，霖雨功成不受夸。千頃雲翻彭澤稻，一川霞散洛陽花，何當起作天河水，再為蒼生洗怨嗟”。其二；“幾次投刺晉公家，遙望龍門發已華，表里山河空入夢，神仙池館漫多夸。門前鷗鷺尋常客，鏡里菱荷次第花，是說白頭猶紫塞，中原懸望四夷嗟”。其三：“故鄉門第是通家，京國交遊有歲華，宴罷更留常至醉，詩成頻讀誤蒙夸。秦關夜月三年笛，渭水春風幾度花，何日與公更秉燭，側身西望轉長嗟”。其四：“晉溪原是大方家，潤色皇猷國有華，十策河汾從古重，一篇滕閣至今夸。地靈慣產庭前玉，天巧能開筆上花，為報故國歌舞地，便看旌旗莫與嗟”。劉龍題詩雖有讚頌之語，卻無故作之態，多是實事求是的摯友之言。不難看出好友對王瓊蒙受誣陷，寄以無限的同情與安慰。從詩中更能了解當年王瓊在人們心目中的地位以及建造晉溪園的來龍去脈。第二年，詔建專祠於晉溪園之西，即今仍存在的王瓊祠。
明建王瓊祠在晉溪園——晉溪書院西，前臨鴻雁南河，後倚懸瓮山麓，右鄰難老泉，左有鴛鴦水亭。祠前有古銀杏樹兩株，雌雄同植，樹幹有十圍，樹高20米以上，柯枝繁茂，形同華蓋。金秋季節，滿身黃袍袈裟，累累銀杏有如金果，傳說此銀杏樹為王瓊手植，距今最少有 500年光景。王瓊祠自明嘉靖以來，歷經修茸。現在祠內仍有王瓊塑像，兩邊往上掛著王瓊十四世孫王惠等立的一副木刻楹聯，上聯是：“舉朝洶洶，誰知討擒宸濠，此事已付王新建”（王守仁曾受封為新建伯）。下聯是：“公論嘖嘖，試看總督甘陝，厥功何如楊應寧”（楊一清字應寧）。全聯概括了王瓊一生的主要功績。現在祠門上懸有趙望進補書的“山高水長”額匾。近年來，海外“太原王氏宗族”，回歸問組，常來瞻仰祭祀。
評價
總括王瓊一生，自二十六歲入仕，四十八年中歷事了四個皇帝。作為封建社會時代的一名官吏，又處在這個王朝正在走下坡路的時候，面對專制橫暴，荒唐無能的皇帝、腐敗荒淫圖謀帝位的皇族，飛揚跋扈、無惡不作的閹黨，互相傾軋，爭權奪利的官僚，由於官逼民反“盜賊四起”的農民暴動，矛盾激化、日益多事的邊塞邊防，在這重重矛盾的漩渦之中，王瓊卻能做到勤於職守，嚴於律已，任人而唯賢，臨危而不懼，受誣陷而不消極自棄，為安邊而不顧古稀高齡。尤其在他做了五年兵部尚書之後，緊接著是過了五年蒙冤謫戍的生活，接看是七十高齡，再度出山，馳騁西北邊防，又是整整四年，最後，老死任所。然而，這十五載的晚年生涯，不但真實地總結了，而且更加充實了王瓊畢生事業。誠如王守仁在正德十三年三月給王瓊的書信中所說：“守仁每誦明公之論奏，見其洞察之明，剛果之斷，妙應無方之知，燦然剖悉之有條，而正大光明之學，凜然理文之莫犯，未嘗不拱手起誦，敬仰嘆服”。王陽明真灼之言，足見當年王瓊學識之淵博，為人之正直，事業之精勤，見解之獨到，應變之沉著，處世之公正。
王瓊一生，為人做事，特別是他與王陽明雖無一面之交，卻互為信任，深有共識的關係，充分說明了維繫他們之間言與行的一致，首先是他們思想觀點的相似與相同。歷來人們認為王瓊的父輩受業於薛宣門下，曾以“薛夫子”教條，嚴教於子侄，且當時社會程朱理學據統治地位，科、甲出身的王瓊，其學術觀點自然相承於宋明理學。其不知中國從明正德年間至清代鴉片戰爭前夕，隨著封建社會後期社會總危機的暴發和資本主義萌芽的產生，從宋明理學中分化出來一股新的進步思潮——“明清實學思潮”。明清實學如同宋明理學一樣，是儒學發展到明清肘期的一種新的儒學形態。而王陽明正是晚明文化變革的理論先軀。王瓊的一貫求實、務實“鞠躬盡瘁，死而後已”，一生為官，力圖“富國強兵”，不謀功利；在用人問題上堅持“擇賢而用”，不唯“科、甲”取士；更應值得提到的是，他敢於與權貴、奸邪作鬥爭，即使遭到陷害也不妥協的耿直仁俠氣質等等。儘管王瓊所維護的必然是正在開始走向衰落的封建的明王朝，但很顯然，“崇實黜虛”的時代精神，已經在王瓊的思想深處反映出來。從明朝正德到嘉靖時期，當時中國社會的實學思潮，還處在萌發階段，而王瓊在政治、經濟、軍事諸多方面的表現，與作為，可以說是明清實學啟蒙先驅之一。
歷史上對王瓊在當時社會的作為與功績是肯定的，對他一度為人陷害，蒙冤數載的遭遇，當時就有不少人或為之鳴不平，或為之辯白。明代思想家李贄（卓吾）在《經濟名臣》一書中，為王瓊蒙冤而辯解說：“夫滿朝皆受宸濠賄賂，獨晉溪與梁儲亡有也。楊廷和為首相，受宸濠賄，擅與護衛……嗚呼！不貪宸濠之賄，而交於王守仁，使居上流擒濠。明知守仁不以一錢與人，不與一面相識，而故委心用之，何也？少具眼力者，自當了了”。李贄的這段話是針對誣陷王瓊罪狀里有“交接近侍且貪財”而發諭的。明天啟時，晉祠舉人李中馥在《王恭襄公立朝辨》一文中曾論說：“伎倆精於逢迎者，名利所由迫；心術工於阱陷者，事業何由隆？！公名利之情最淡，事業之著無窮。何以逢迎於上，謀陷於下者乎？”從中國古今歷史中，從王瓊自身的經歷中，得出如此精論，李中馥之言確能發人深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