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洪文[四人幫主犯之一]](/img/2/9b1/nBnauM3XzEjNykzN5YTM4MDNxQTM4YzMxgjMyQTNwAzMxAzL2EzL0czLt92YucmbvRWdo5Cd0FmL0E2LvoDc0RHa.jpg "王洪文[四人幫主犯之一]")
生平經歷
王洪文王洪文，父親王國勝，母親王楊氏。王洪文是長子，下有三個弟弟，一個妹妹。二弟王洪武在西新鄉開源村當農民。三弟王洪雙，1958年參軍，1962年轉業到陝西省武功縣飛機修配廠工作，現已退休。四弟叫王洪全，在西新鄉百家屯當農民，1996年因肺結核去世。妹妹叫王桂蘭，在吉林市當家庭婦女。王洪文因家貧自幼給當地富裕人家放豬，只念過3個月的私塾。
1951年4月由長春市郊區人民政府徵募參加中國人民志願軍，南渡鴨綠江編入中國人民志願軍第27軍第80師，曾任警衛員、通訊員，參加了抗美援朝戰爭。
1951年，在部隊加入中國共產黨。1952年隨部隊調防江蘇省無錫市。1956年復員後，在上海國棉十七廠擔任保衛科幹部。
文革發跡
王洪文文化大革命開始後，王洪文及同廠6人即起來“造反”，先後在廠里貼出所謂“剝開黨委畫皮看真相”、“市委四清工作隊滾回去”等大字報。
1966年11月初，王洪文與上海玻璃機械廠潘國平、良工閥門廠陳阿大等30餘人串連發起組織“上海工人革命造反總司令部”（簡稱工總司），並被推為主席團成員（後任司令）。
1966年11月9日，工總司在文化廣場召開成立大會，在成立宣言中公開提出“我們要奪權”的口號。由於中共上海市委拒不承認“工總司”，王等在會後煽動和裹脅數千人，強行登車要北上“告狀”，製造了上海站36趟北開列車不能出發，鐵道運輸被迫中斷31小時34分的“安亭事件”。此後，又接連製造“解放日報事件”、“康平路事件”等，使上海陷入極大的混亂。
1967年1月6日，在中央文革小組張春橋、江青、姚文元等策劃下，王洪文、徐景賢等於1967年1月6日在人民廣場召開了“打倒市委大會”，在全市掀起了“造反奪權”的“一月風暴”。1月19日，王洪文等又在“砸爛舊工會”的口號下，篡奪了上海市總工會的領導權，並大肆迫害工會工作者和勞動模範。
1967年2月24日，任上海市革命委員會副主任；4月，兼任上棉十七廠革委會主任；
1967年8月，王洪文等又一手製造了砸“聯司”的全市最大的武鬥事件。市革命委員會成立後，王洪文當上了副主任。同年12月，在“上海市工人革命造反派會議”上當選為工代會常委，後於1973年4月第五次工代會上當選為市總工會主任。
1968年1月，兼任市紡織局革委會第一召集人。
1969年4月，在中共九大上當選為中央委員。1971年1月，任中共上海市委書記。1973年5月，調中央工作。同年8月，任中共中央副主席兼中央軍委常委。他積極參與江青、張春橋、姚文元奪取黨和國家最高權力的活動，成為江青反革命集團核心人物之一。張春橋、王洪文等為篡黨奪權還直接控制上海民兵指揮部，發展“第二武裝”。
1973年8月，中共十大選舉王洪文為中央委員，1973年8月中共十屆一中全會上當選政治局委員、政治局常委、中共中央副主席。與江青、張春橋、姚文元結成四人幫。
1976年10月6日，江青反革命集團被粉碎，中共中央政治局決定將王洪文隔離審查。
1977年7月，中共十屆三中全會通過《關於王洪文、張春橋、江青、姚文元反黨集團的決議》，決定永遠開除王洪文的黨籍，撤銷王洪文黨內外的一切職務。
1981年1月，中華人民共和國最高人民法院特別法庭確認其為江青反革命集團主犯，判處被告人王洪文無期徒刑，剝奪政治權利終身。
接班之謎
王洪文王洪文，1935年生，吉林省長春市人，被捕前任中共第十屆中央委員、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委員會副主席等職。
一個工廠的保衛幹事，是怎樣被毛澤東看中，從而一步登天的呢？
毛澤東對接班人的考慮由來已久
在防止“和平演變”這個問題上，毛澤東一直保持著警惕。新中國成立前，毛澤東在七屆二中全會上告誡全黨，要警惕資產階級的糖衣炮彈的襲擊。1956年2月蘇共二十大批判史達林後，防修反修就成了毛澤東關注的焦點。那時毛澤東說，一則以喜，一則以懼。“喜”的是揭開了教條主義的蓋子；“懼”的是除了擔心共產主義運動內部思想混亂外，也怕身後有人否定自己。尤其是20世紀50年代末中蘇兩黨關係破裂，進而兩國關係惡化，加重了毛澤東的危機感和緊迫感。胡喬木曾說，蘇共二十大批判了史達林，這對毛主席的刺激非常深。革命誰勝誰負的問題並沒有解決，所以階級鬥爭必須年年講，月月講，天天講。
到20世紀60年代，毛澤東對如何吸取史達林的教訓和在世時識別赫魯雪夫式的人物考慮成熟了，“文化大革命”就是他多年思考的結果。1959年11月，在杭州的小範圍會議上，毛澤東提議印發美國國務卿杜勒斯的三篇針對社會主義國家“和平演變”的講話。杜勒斯鼓勵“蘇聯世界”內部起變化。毛澤東認為，杜勒斯的“和平演變”，在社會主義國家內部有一定基礎。1962年1月30日，毛澤東在中共中央擴大的工作會議上講話，提到了國家變修的可能性，認為這是一個十分值得警惕的問題，希望同志們好好想一想。毛澤東認為黨內並不純粹，這一點必須看到，否則我們是要吃虧的。在9月的中共八屆十中全會上，毛澤東多次講話，斷言在整個社會主義歷史階段資產階級都將存在和企圖復辟，並成為黨內產生修正主義的根源。1963年5月9日，毛澤東在《浙江省七個關於幹部參加勞動的好材料》的批語中說，三大革命運動（階級鬥爭、生產鬥爭和科學實驗）是避免修正主義的確實保證。如果放鬆階級鬥爭，那就不要很多時間，少則幾年、十幾年，多則幾十年，就不可避免地要出現全國性的反革命復辟，馬列主義的黨就一定會變成修正主義的黨，變成法西斯黨，整箇中國就要改變顏色了。在杭州小型會議上，毛澤東強調，我們搞社會主義革命，在城市搞“五反”，在農村搞“四清”，就是挖修正主義的根子。
1964年6月，毛澤東在北京舉行的中央工作會議上，正式提出培養和造就無產階級革命事業接班人的問題。毛澤東說，帝國主義說，對於我們的第一代、第二代沒有希望，第三代、第四代怎么樣，有希望。帝國主義的話講得靈不靈？我不希望它靈，但也可能靈。7月14日，《人民日報》和《紅旗》雜誌編輯部發表文章《關於赫魯雪夫的假共產主義及其在世界歷史上的教訓》，其中有毛澤東的一段話，為了保證我們的黨和國家不改變顏色，我們不僅需要正確的路線和政策，而且需要培養和造就千百萬無產階級革命事業的接班人……帝國主義的預言家們把“和平演變”的希望，寄托在中國黨的第三代或者第四代身上。我們一定要使帝國主義的這種預言徹底破產。毛澤東提出接班人的五個條件，強調應當在長期的民眾鬥爭中，考查和甄別幹部，挑選和培養接班人。
這時候，發生了這么一件事。1964年，十月革命勝利47周年時，中國派出以周恩來以首的中國黨政代表團去莫斯科祝賀，不逢五不逢十，中國卻派出如此高規格的代表團，本意是希望和蘇聯重新搞好關係。正式會談前，蘇聯國防部長馬利諾夫斯基在蘇聯政府舉行的招待會上對賀龍說，我們已經把赫魯雪夫搞掉了，你們也應該仿效我們，把毛澤東也搞下台去。這樣我們就能和好。賀龍當場頂了回去，並立即向周恩來報告。周恩來馬上質問勃列日涅夫等蘇共領導人，這不是“酒後失言”，而是“酒後吐真言”。隨後在兩黨代表團會談時，周恩來又向蘇方提出嚴重抗議，勃列日涅夫不得不表示道歉。
真是“哪壺不開提哪壺”，本來毛澤東就得出結論，赫魯雪夫式的人物現已睡在我們身邊。這個偶然性的事件無疑更加重了毛澤東的擔心，這不是不可能的呀。1965年1月14日，毛澤東在同地方一些省區負責人的談話中說，我在北京講過，如果北京搞修正主義，你們地方怎么辦？我總感到要出問題。1965年8月，毛澤東在談話中說，領導人、領導集團很重要，許多事情都是這樣，領導人變了，整個國家就會改變顏色。10月10日，毛澤東在同大區第一書記和大軍區司令員談話時說，如果中央出了修正主義，你們就造反。各省有了小三線，就可以造反嘛。1966年6月，毛澤東在同一位外賓談話中說，我們都是70歲以上的人了，總有一天被馬克思請去。接班人究竟是誰？是伯恩斯坦、考茨基，還是赫魯雪夫，不得而知。要準備，還來得及。
從黨的九大開始發跡
毛澤東認為，蘇聯出了赫魯雪夫，一個重要的原因是史達林沒有選好自己的接班人，所以他對接班人的問題格外重視。毛澤東自己選過三個接班人：第一個是劉少奇。第二個是林彪，並白紙黑字寫進九大通過的黨章。林彪叛逃後，毛澤東受到了沉重的打擊。歲月不饒人，毛澤東提出，要年紀小的，學問少的，立場穩定的，有政治經驗的，堅定的人來接班。經再三考慮，在1973年黨的十大上，毛澤東選定了他的第三個接班人王洪文。
說實話，身在上海的王洪文再有名，身居北京的毛澤東也不可能認識，但老天卻給了王洪文一個機會。1967年7月“七二〇”事件後，經周恩來安排，毛澤東從武漢來到上海，住到西郊顧家花園414號招待所，當時正值上海“八四”事件。王洪文調動了30多萬工人，提著長矛短棍，出動了卡車鏟車消防車，砸掉了反對市革委會和“工總司”的造反組織。毛澤東深夜坐裝甲保險車到外灘巡視，看見一群手持長矛、頭戴安全帽的工人在上海市革委會門前站崗，覺得上海的形勢與武漢大不一樣，工人造反派完全能夠左右全局，非常高興。他對張春橋說，要重建上海民兵，指示武裝十萬工人。張春橋問，要不要發槍？毛澤東說，每人發一條棍子。因為看到毛澤東格外垂青工人造反派，張春橋讓電視台多安排一些這類節目，毛澤東正好看到王洪文在批鬥會上的總結髮言。張春橋深知毛澤東要依靠上海的工人階級，所以就把王洪文和“工總司”當成自己的籌碼，將王洪文介紹給毛澤東。聽了王洪文的“紅色履歷”後，毛澤東非常感興趣。
1968年國慶節，黨中央、國務院邀請全國工人和工宣隊的代表到北京觀禮，王洪文作為上海代表團的領隊住進中南海。深夜，周恩來看望了他們。使王洪文感到意外的是，在那么多代表中，毛澤東單獨接見了他。在檢閱遊行隊伍時，張春橋引領王洪文走進天安門城樓的貴賓室，看到毛澤東坐在中央的沙發上，張春橋主動避開了。王洪文向毛澤東敬禮，毛澤東把王洪文介紹給身邊的林彪。
按照習慣，毛澤東首先問王洪文是哪裡人。王洪文說，吉林省長春市郊人，1935年生。毛澤東屈指一算，正是偽“滿洲國”時，長春改名“新京”，成為偽“滿洲國”的首都。毛澤東問，家裡是乾什麼的？貧農家庭，父親早死，自己沒有讀完國小，就給人放牛放豬，也種一點田。16歲時報名參軍，又跟部隊參加抗美援朝。什麼部隊？二十七軍。喔，軍長是尤太忠，尤大麻子。我是軍部的警衛員和通信員，當了六年半兵，在部隊入了黨，1956年復員，到上海國棉十七廠當保全工。1964年調到保衛科當幹事，“文化大革命”跟著毛主席起來造上海市委的反……毛澤東打斷，你現在是在工廠還是在“工總司”？王洪文說，在上海市革委會，也兼著“工總司”的工作，每個星期還要到廠里勞動。毛澤東滿意地說，永遠不要脫離勞動，脫離民眾。這次談話，王洪文給毛澤東的印象很好，後來毛澤東一再說，王洪文種過田當過兵做過工，工農兵都齊了，後來又當過幹部，經歷比較全面。
很多人都以為王洪文是在十大才發跡，其實在黨的九大上，王洪文就“出人頭地”了。國慶觀禮結束後，代表團回到上海，王洪文卻被留在了北京，指定列席召開的擴大的中共八屆十二中全會，毛澤東在會上當眾表揚了他。在全體會議上，毛澤東說，我覺得上海比北京強，120萬工人掌握了局勢。閉幕式上，毛澤東在全體會上說，給大家介紹一個人，此人叫王洪文，站起來看一看。王洪文站起來。毛澤東說，他是上海“工總司”的負責人，上海市革命委員會的委員。毛澤東說，前年“安亭事件”就是他搞的。這次會議，有年輕的同志參加，很好，但是太少了。回到上海後，王洪文向徐景賢等人講了毛澤東接見他的過程，並把與毛澤東的合影送到上海展覽館展覽。
看到毛澤東對王洪文如此重視，張春橋馬上調整上海市革委會的座次，王洪文成了“王老三”，排在張、姚之後。接下來籌備九大，王洪文擔任上海籌備小組的負責人之一，並作為上海代表團的負責人出席黨的九大。王洪文被指定為華東大組的組長之一，還多次參加毛澤東親自主持的小型會議。1969年4月13日下午，在各大區組長會議上，毛澤東三次提到王洪文，並與他對話。4月14日，王洪文作為全國工人階級的代表發言。雖然大慶“鐵人”王進喜也是九大主席團的成員，但他在中央文革小組眼中已經“過時”了，張、姚主張另選“路線覺悟”高的造反派代表工人發言。由於王洪文在上海的奪權鬥爭中立過大功，理所當然成了上海工人階級的代表。4月13日下午，毛澤東才最後敲定發言人名單。明天就要講，王洪文急死了。他知道這是自己在毛澤東面前表現的最好機會。王洪文讓徐景賢趕快給他寫發言稿，並讓張、姚幫助審改。還向徐景賢借了15元錢，到大會小賣部買了一條黑色的確良長褲，配上新上衣，把自己打扮得更像個工人。
周恩來、陳伯達、康生發言後，毛澤東宣布，王洪文同志講話。王洪文走上講台，代表廣大工人階級，熱烈擁護毛澤東在九大的重要講話，擁護林彪所作的政治報告和新的黨章。在第二天的大會公報上，王洪文的名字第一次和毛澤東、林彪等中央領導排在一起，他的發言照片也被放在報紙的顯著位置。
因大批老幹部被打倒，九大279名中央委員、候補中央委員中，只有53人是八大的委員。毛澤東接見部分代表時說，我們中央委員會絕大多數是工農兵，應該是一個工農兵代表的蘇維埃。今後我們提拔幹部，要在工廠、農村中選拔積極分子。王洪文就這樣被選進了九大的中央委員會。因為張、姚進了中央政治局，他們指定上海的工作由王洪文和徐景賢主持。
廬山會議上，王洪文在設不設國家主席的問題上，堅決站在毛澤東一邊。由於他和徐景賢及時向江青、張春橋提供了華北組六號簡報，立了大功。所以江青在廬山別墅接見了王洪文，說知道吧，（毛澤東）對你的希望是很大的。王洪文當然不傻，聽懂了話外之音，高高興興地下了廬山。一向不讀書的王洪文雄心壯志，表示要認真讀幾本馬列的書。他每天上午到徐景賢家讀書，讀了《共產黨宣言》、《國家與革命》等。以後又組織市委常委共同學習列寧的《唯物主義與經驗批判主義》。埋頭苦讀了一些天，徐景賢建議，向毛澤東寫個書面報告，匯報學習馬列著作的收穫，表態堅決揭露陳伯達一類的政治騙子，與林彪的“天才論”劃清界限。這份報告被冠以“紅頭檔案”，由毛澤東批示印發全國省軍級幹部。
1971年“九一三”事件後，王洪文進一步得到了毛澤東的信任。他到北京接受毛澤東指示，負責上海地區的林彪專案工作。重要的材料由他派人直接送給周恩來轉毛澤東。
這時，毛澤東已經決定從下面選一個接班人，王洪文應該是第一人選。但毛澤東只見過王洪文幾面，這個年輕人能不能勝任？毛澤東決定先把王洪文調到身邊。
沒想到能當上中共中央副主席
王洪文1972年9月，張春橋打電話通知王洪文移交工作，調他到北京學習一段，帶好衣服和生活用品，可以帶一名秘書。王洪文感到很突然，又不敢多問。放下電話，他找徐景賢、馬天水、王秀珍商量。徐景賢說，這次中央決定調老王去學習，肯定是毛主席的決策。因為毛主席在九大就說過，要從工農積極分子中提拔幹部。王秀珍說，哈，老王要進中央政治局了。王洪文趕緊制止，噓，不要亂說。馬天水點點頭說，林彪集團垮台後，中央的人越來越少了，洪文同志去了以後，很有可能回不來了……王洪文坐飛機到北京，從此青雲直上。不過這時包括王洪文自己，誰也沒想到，他會越過張、姚，成為中共中央副主席。
周恩來安排王洪文住進釣魚台九號樓，和張、姚住在一起。王洪文搞不清中央調他的意圖，但重用他是肯定的了。毛澤東多次找王洪文談話，詳細問他的歷史，提出各種問題，聽取他的看法。毛澤東也對他開導和幫助，並特意關照周恩來“傳幫帶”。中央政治局的小型會議，中央處理七機部問題的會議，解決河南兩派的會議，甚至包括絕密的討論……總之，凡是周恩來主持的會議，都通知王洪文參加，並讓他發表意見。
王洪文一邊學習，一邊參加中央工作。中央辦公廳給王洪文送來完整的馬恩列斯和毛澤東的著作。開始，王洪文小心謹慎，認真學習。還把上海市委寫作組的主力肖木調來當他的學習輔導員，幫他制定了學習計畫，每天讀兩個小時的書。工作再忙也雷打不動。看毛澤東在學習英語，王洪文也從上海復旦大學外語系找了一個姓黃的教員，教他英語。
1972年11月，張春橋到上海，對馬天水、王秀珍、徐景賢說，洪文在北京，比我和文元都忙，我們只參加政治局的活動和中央的會議，他呢，總理開的會，他都要參加，國務院那一坨，中央軍委那一坨，甚至連國家計委的會議，都請他去參加。而且他的檔案也比我們多，總理指示，各個口都要向他送檔案，他看都看不過來……看樣子，洪文回不來了。張春橋宣布，經與姚文元和王洪文商量，上海的日常工作由馬天水主持。
實際上，王洪文並不喜歡這樣的生活，整天學習開會，對一向坐不住的他來說，實在苦不堪言，而且老婆孩子也不在北京，王洪文打電話向馬天水訴苦，寂寞透了。但王洪文知道，是關鍵時刻，自己一言一行都要經得起毛澤東的考查。毛澤東有時也派王洪文到矛盾比較尖銳的新疆、浙江等地，王洪文喜歡外出，中央特派員嘛，地方隆重接待。而且處理兩派衝突和武鬥，他輕車熟路。他在上海時，經常到現場處理和調解兩派的矛盾，積累了一些經驗。把兩派找來開會，向他們傳達毛澤東和黨中央的關懷和希望，要求兩派多作自我批評。因為“一碗水端平”，他處理過的地區，形勢都有所好轉。
毛澤東對王洪文的好感逐日增加。這時，毛澤東已經在考慮把王洪文放在張春橋之上了。他當面對張春橋說，王洪文當過工人，當過兵，當過農民，他的條件比你我優越，我們要了解工農兵，還要搞調查研究，他自己做過工當過兵了，已經具備這種條件。當然，毛澤東也比較看重張春橋，但張春橋是個文人，積怨甚多，很難得到中央委員會大多數人的支持。
1973年5月，周恩來主持中央工作會議，討論十大準備工作。周恩來宣布，根據毛主席的提議，政治局決定把王洪文調到中央工作，列席政治局會議。還是根據毛澤東的意見，會議決定，由王洪文負責黨章修改小組，起草修改黨章報告，並提出新的黨章草案。
十大選舉準備委員會開會，毛澤東讓周恩來傳達他的指示，要重視提拔新生力量。根據毛澤東的意見，由王洪文擔任選舉準備委員會主任，周恩來、康生、葉劍英、江青、張春橋、李德生任副主任。周恩來宣布完，立即從主持人的位置下來，讓王洪文接下去主持。
毛澤東選中王洪文，高層阻力很大。十大召開前，周恩來主持政治局會議，討論黨中央副主席的預選名單，周恩來傳達了毛澤東的提議，王洪文擔任黨中央副主席，名字排在周恩來之後，康生、葉劍英之前。周恩來重申了毛澤東對王洪文的評價，工農兵幹部……比較全面，還主持過上海市革委會的工作，調到中央以後表現也是好的，所以要提拔這樣的年輕幹部……但周恩來說完，政治局委員誰都不吭聲，張、姚不好搶先表態，坐在一邊的王洪文十分尷尬。畢竟王洪文和劉少奇、林彪不同，沒有資歷。片刻，許世友忍不住了，小聲說王洪文太年輕了。最後，葉劍英表態，重視提拔年輕幹部，是主席的一貫思想，早在60年代，主席就多次說過，群英會中諸葛亮只有27歲，孫策小霸王17歲，周瑜當大都督時也只有30歲……我們這些人當軍長師長時，有的還不到20歲。王洪文同志已經38歲了，我擁護主席的提名，贊成王洪文同志擔任黨中央副主席，名字排在總理之後。一席話扭轉局勢，王洪文勉強躍升到黨內第三位。事後，王洪文對徐景賢說，他當時嚇出了一身冷汗。
1973年8月24日，十大開幕式由毛澤東主持，周恩來作政治報告，王洪文作修改黨章的報告。開幕式結束，毛澤東宣布散會。8月28日開閉幕式時，毛澤東因身體不適缺席。代表們看毛澤東沒有來，正胡思亂想，周恩來宣布，今天大會，毛主席請假，委託王洪文同志代表他投票。
周恩來宣布投票開始，王洪文穿上新軍裝，第一個從座位上站起來，大步走到毛澤東的座位前，拿起毛澤東的選票。九大時，毛澤東提議，誰贊成選票上的名單就不必畫圈，反對某人時在姓名前打個叉。王洪文投下毛澤東的選票時，全場熱烈鼓掌。這樣，王洪文名正言順地坐到了黨中央副主席的位置上。
“公子哥”受到毛澤東的批評
十大前，王洪文到上海調研，對市委寫作組負責人朱永嘉說，毛主席讓他讀《後漢書》中的《劉盆子傳》，古文他讀不懂，要朱永嘉給他講講。朱永嘉是復旦大學教師，對古代史，尤其是明史非常熟，批判《海瑞罷官》前調到市委寫作組。朱永嘉讀完《劉盆子傳》後，與徐景賢商量怎么講。徐景賢出主意，只可意會不可言傳，只翻譯古文，用白話文詳細講解一遍，其他什麼話也不說。王洪文的政治嗅覺很靈，也很有心機，聽完不動聲色，只是隨便問了問寫作組的工作，別的話一句也沒說。
毛澤東讓王洪文讀《劉盆子傳》，大有用意。西漢末年，放牛娃出身的劉盆子，是漢高祖劉邦的後代，15歲時摸彩摸到皇帝的寶座。當了皇帝，仍與一班放牛娃玩在一起。王洪文的經歷與劉盆子相似，顯然，毛澤東借劉盆子提醒王洪文，按劉盆子的資歷、能力和社會地位，是沒有資格當皇帝的，只是僥倖依仗了劉氏宗室。要有自知之明，如果不學習，結果也會像劉盆子一樣，最後狼狽地捲起鋪蓋走人。
王洪文當上接班人，待遇馬上“鳥槍”換“炮”。釣魚台16號樓原是中央文革小組的辦公地點，全面修繕後，讓給王洪文一個人住，在八大處還給他新建了一座高級別墅。還組建了一個龐大的工作和服務班子，先後配備四名秘書，還有專門的保健醫生和護士。八三四一部隊派出警衛人員，一級保衛，外出時中央警衛局還要派一名科長跟隨。王洪文在上海陪某國元首打羽毛球上了癮，北京也專門設定了一個羽毛球館。王洪文羽毛球癮上來，連續打幾個小時，仍精神十足。
王洪文本來就是個“酒桶”，有酒必喝，酒量不算太大但貪杯。有了條件，更發展到頓頓少不了酒。酒足飯飽後就開始玩，打撲克、打麻將、打球、打獵、釣魚、看電影，經常忙得連軸轉。釣魚到中南海、養蜂夾道，甚至到葉劍英住處。打獵到軍用機場，拿著上海方面送的新式獵槍，用吉普車的燈光照著，秋天打野雞，冬夜打野兔。不愧當過兵，王洪文的槍法很準，一槍一個，可以連續打幾個小時。
從1973年9月12日，一直到1974年5月底，毛澤東16次會見重要外賓，都由周恩來和王洪文陪同。王洪文和江青等人結成“四人幫”後，1974年7月17日，毛澤東當面批評他們，你們要注意呢，不要搞成四人小宗派呢。10月，“四人幫”決定派王洪文飛長沙，向毛澤東告周恩來和鄧小平的狀。毛澤東嚴厲批評了王洪文，再次說，你們不要搞上海幫。自此以後，毛澤東明顯冷淡了王洪文。周恩來病重後，毛澤東逐步把權力轉移到鄧小平身上。1975年1月8日，在十屆二中全會上，經毛澤東提議，增選鄧小平為中共中央副主席、政治局常委。在討論國務院人選時，確定鄧小平僅次於周恩來，任國務院第一副總理。雖說由王洪文主持工作，但只是抓中央讀書班，實權全在鄧小平手裡。1975年8月，王洪文被毛澤東派到上海“蹲點”。他在上海“窩”了幾個月，國慶節也“懶”得回北京。
在“四人幫”中，實際上是傀儡
1976年10月2日，王洪文打電話給杜修賢，讓他給自己拍攝了辦公照片和標準像，為上台作準備。10月3日在北京平谷縣講話，這是他的最後一次公開講話。
1976年10月6日，“四人幫”被逮捕。訊息傳出，全國沉浸在狂喜中。
1980年12月19日，公訴人敬毓嵩對被告人王洪文所犯的罪行發言。認定王洪文是江青反革命集團的主犯，多年來同江青、張春橋、姚文元緊密勾結，狼狽為奸，策劃推翻無產階級專政的政權和社會主義制度，犯下了嚴重的罪行。在長達十年的持續犯罪中，給我們國家和民族造成的巨大災難難以估量，被告人王洪文對此負有不可推卸的罪責。公訴人敬毓嵩說，最後，我想講一點適用法律的問題。被告人的行為觸犯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第92條、93條、98條、137條和138條，犯有陰謀顛覆政府、分裂國家罪，策動武裝叛亂罪，組織領導反革命集團罪，誣告陷害罪和打砸搶罪。被告人王洪文的罪行嚴重，民憤很大。同時，被告人在預審中和法庭上有一定的認罪和悔改表現，表示願意承擔罪責，這也是應當注意到的。請法庭根據被告人的罪行和認罪態度，依法予以應得的懲處。
雖然王洪文的職務在“四人幫”中最高，但實際上，他要絕對服從江青、張春橋。因為是張春橋讓王洪文當了造反派的第一把手，又是張春橋把王洪文推到了上海市的領導位置上，進中央還離不開張春橋。王洪文當然不能數典忘祖，只能感恩戴德，俯首帖耳。這樣也使王洪文因“福”得“禍”，他的主要罪行是1966年12月、1967年8月參與製造武鬥，1976年夥同張、江、姚在全國製造新的動亂。夥同張春橋，以上海為基地，策動上海武裝叛亂。庭審中，王洪文沒有請律師為其辯護。
終審判決，王洪文被判無期徒刑，剝奪政治權利終身。1992年8月3日，王洪文在北京病亡。
婚事解密
向妻子提出離婚
王洪文王洪文從上海到北京擔任黨的副主席之後，曾向妻子提出過離婚。有人說，這是王洪文地位變了，看不起仍然還在工廠里做工的妻子了。也許這是一個原因，但恐怕還有更重要的原因。
真是奇怪，“四人幫”中從上海進京的3個人，竟然有兩個都曾提出過要與妻子離婚。也許王洪文早已預感到了這一天。
1976年10月5日下午，他在讓秘書廖祖康將兒子帶回上海交給妻子崔根娣時就曾淒涼地說：“在我們老家有一句話，叫做‘寧跟要飯的娘，不跟做官的爹’，何況我這頂烏紗帽說不定哪天就被人家摘掉了，到那時我不是做官，而是要坐牢。”接著王洪文又寫了一張條子交給廖祖康說：“你到管理處借500塊錢給根娣帶去，你告訴她，我離婚也是為了她好。”
她當時對轉達王洪文之意的廖祖康說：“他的好意我明白，只要把孩子給我，我會答應離婚。從今後他做他的官，我做我的工，各人走各人的路。”
抓捕費了點勁
抓捕王洪文的時候，卻不像抓江青那么容易。1976年10月6日晚8時，中南海懷仁堂正廳。早已等候在此的華國鋒、葉劍英、汪東興平靜地坐在那裡。在此之前，汪東興將寫好的中共中央關於對“四人幫”進行隔離審查的決定交給了華國鋒。具體的抓捕，由汪東興負責組織實施。張春橋先到，很快就解決了。王洪文接著就到了。
因為考慮到王洪文與張春橋、姚文元這兩個文人不一樣，他年輕，當過軍人，因此在他走到走廊的時候，行動小組的衛士就走上前去，立刻將他扭住。王洪文一下子沒有想到自己被捕了，就大聲地吼了起來：“你們乾什麼？我是來開會的！”衛士們仍然不肯放開他。王洪文急了，立刻奮力反抗。他一邊用腳去踢那些扭他的行動小組的衛士，一邊拼力將手掙脫，並向衛士們揮動起拳頭。行動小組的衛士們一擁而上，很快就將王洪文制伏。王洪文被扭著雙臂來到大廳里。華國鋒站起來，向王洪文念了中共中央的“決定”。
還未等華國鋒念完，王洪文掙脫開衛士的手，大吼一聲，如同一隻發怒的惡狼一樣，張開雙臂，向著不遠處的葉劍英撲去。站在一旁負責這項抓捕工作的汪東興伸手摸了一下腰上的手槍，接著又將手收了回去。因為雙方太近了，實在是不便於開槍。沒有念完“決定”的華國鋒，眼前的一幕也使他有些驚詫了。葉劍英畢竟是久經風雨的老帥，顯得很鎮靜，坐在那裡一動不動。就在王洪文距離葉劍英只有1米左右的時候，幾名衛士沖了過去，用力將他撲倒，然後死死地摁住，並給他戴上了鋥亮的手銬。王洪文還想掙扎。行動小組的幾名衛士連揪帶架地將王洪文抬出大廳，然後拉進了早已停在外面的汽車裡。
從一個既無安邦之策，又無治國之才的造反派頭頭，一躍而成為黨和國家領導人之一的王洪文，從權力的巔峰上跌了下來。
每年國慶節妻子都來監獄探望
在審判“四人幫”之前，黨中央決定在這四條“腿”中先“斷”其一條，使其失去平衡。由於王洪文資歷最淺，又全是靠“文化大革命”中造反起家，因此決定先“斷”王洪文這條“腿”。
在經過預審時的反覆較量之後，王洪文在法庭上的態度明顯好於其他3個人。
在對王洪文的最後一場法庭辯論時，公訴人發言結束，曾漢周審判長對王洪文宣布：“被告人王洪文，根據刑事訴訟法第118條規定，你可以行使辯護和最後陳述的權利。”
接連不斷的法庭對質和辯論，已經將王洪文所犯罪行揭露得體無完膚，他這時稍微抬起頭來看了一眼坐在審判台上的幾位法官，又將頭低了下去，然後說：“我沒有什麼值得辯論的。在這裡我只想說明一點，在法庭調查中，王秀珍在作證時，提到我曾經說過‘軍隊里沒有我們的人’這樣的話，這話我不是這樣說的，也不是這樣的意思。我當時是說林彪控制軍隊那么多年，許多部門和單位都被他的死黨把持著，沒有我們的人，別的我就不想多說了。”
為了慎重，審判長曾漢周與審判員王戰平、曹理周相互交換了一下目光，再次向王洪文宣布：“法庭辯論結束。王洪文，你還有最後陳述的權利。你有什麼要講的嗎？”
王洪文最後說：“我只講幾句，我認為最高人民檢察院特別檢察廳在起訴書中所指控我的犯罪事實，以及大量證據，都是事實。這些在法庭調查過程中，我已經如實做了回答。就今天這個機會，我向法庭表個態。‘文化大革命’運動中，我參與了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的反革命活動，成了這個集團的主要成員，犯下了嚴重的罪行。經過幾年來的反省和交代，特別是在公安預審和檢察院的調查過程中，使我逐步認識到了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以及我個人在這個集團裡面所犯罪行的嚴重性，最高人民檢察院特別檢察廳在起訴書中以大量的事實，確鑿的證據，充分說明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的反革命罪行是極其嚴重的，給我們黨和國家造成了不可估量的損失，真是罪行累累，罪惡滔天。我是這個集團里的一個重要成員，我的罪行是大量的，嚴重的，同樣給黨和國家造成了重大損失，特別是我犯下了參與誣陷周恩來總理、陳毅同志等中央一些領導人的嚴重罪行，犯下了鎮壓民眾的嚴重罪行，犯下了組織幫派武裝、煽動民兵武裝叛亂等嚴重罪行。我在這裡向全黨、全軍和全國人民認罪。我自己感到，由於陷在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裡邊很深，罪行嚴重，完全轉變立場還要有個過程。但是我有決心改變立場，改造自己。我衷心地希望政府能給我一個改造自己重新做人的機會。我的陳述完了。”
王洪文作了最後的陳述之後，審判長曾漢周宣布：“帶被告人王洪文退庭，等候最後宣判。”
經特別法庭所有審判員對罪犯逐一進行評議，然後逐一進行表決，特別法庭最後判處王洪文無期徒刑，剝奪政治權利終身。
令王洪文沒有想到的是，當他被關入秦城監獄成為階下囚之後，每年國慶節這一天，他曾妄圖離掉的結髮妻子崔根娣，都要帶著他們的孩子從上海趕來探監，因為這一天是她與王洪文的結婚紀念日。這位平凡而善良的女工對找她談話的領導異常平靜地說：“王洪文犯了罪，你們怎么判我不管，可是我不離婚。他還年輕，又是苦出身，我要等他。”
王洪文在秦城監獄服刑時，其妻崔根娣和女兒王亞萍經常去看望。1986年王洪文在體檢時發現有肝病，被送往醫院治療，實施保外就醫。1992年8月5日，《人民日報》刊登一則訊息：王洪文病亡，終年58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