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1021～1086)
正文
宋代改革家、思想家和文學家。字介甫,號半山。江西臨川(今江西撫州)人,世稱臨川先生。慶曆二年(1042)進士第四名及第，歷任簽書淮南（揚州）節度判官廳公事、知鄞縣（今浙江寧波）事、舒州（今安徽潛山）通判,一度調開封任群牧司判官，旋又外調知常州事、提點江南東路刑獄公事，繼召為三司度支判官、知制誥。多年的地方官經歷，使王安石認識到宋代社會貧困化的根源在於兼併，宋封建統治所面臨的危局是“內則不能無以社稷為憂，外則不能無懼於夷狄”。因此，王安石在嘉祐三年(1058)上宋仁宗趙禎的萬言書中，要求對宋初以來的法度進行全盤改革，扭轉積貧積弱的局勢。以歷史上晉武帝司馬炎、唐玄宗李隆基等人只圖“逸豫”，不求改革，終於覆滅的事實為例，王安石對改革抱有士大夫群中少見的緊迫感，大聲疾呼：“以古準今，則天下安危治亂尚可以有為，有為之時莫急於今日”，要求立即實現對法度的變革；不然，漢亡於黃巾，唐亡於黃巢的歷史必將重演，宋王朝也必將走上覆滅的道路。封建士大夫也把治國太平的厚望寄託於王安石，期待他能早日登台執政。熙寧初，王安石以翰林學士侍從之臣的身分，同年輕的宋神宗趙頊議論治國之道,深得宋神宗賞識。熙寧二年(1069)，王安石出任參知政事，次年，又升任宰相，開始大力推行改革。 王安石變法的目的在於富國強兵，藉以扭轉北宋積貧積弱的局勢，鞏固地主階級的統治。王安石明確提出理財是宰相要抓的頭等大事，闡釋了政事和理財的關係，指出“政事所以理財，理財乃所謂義也”。更重要的是，王安石在執政前就認為,只有在發展生產的基礎上,才能解決好國家財政問題：“因天下之力以生天下之財，取天下之財以供天下之費。”執政以後，王安石繼續發揮了他的這一見解，曾經指出：“今所以未舉事者，凡以財不足故，故臣以理財為方今先急”，而“理財以農事為急，農以去其疾苦、抑兼併、便趨農為急”。在這次改革中，王安石把發展生產作為當務之急而擺在頭等重要的位置上。王安石認為,要發展生產,首先是“去（勞動者）疾苦、抑兼併、便趣農”，把勞動者的積極性調動起來,使那些遊手好閒者也回到生產第一線,收成好壞就決定於人而不決定於天。要達到這一目的,國家政權需制定相應的方針政策，在全國範圍內進行從上到下的改革。王安石雖然強調了國家政權在改革中的領導作用,但他並不贊成國家過多地干預社會生產和經濟生活，反對搞過多的專利征榷，提出和堅持“榷法不宜太多”的主張和做法。在王安石上述思想的指導下，變法派制訂和實施了諸如農田水利、青苗、免役、均輸、市易、免行錢、礦稅抽分制等一系列的新法，從農業到手工業、商業，從鄉村到城市，展開了廣泛的社會改革。與此同時，王安石為首的變法派改革軍事制度，以提高軍隊的素質和戰鬥力，強化對廣大農村的控制；為培養更多的社會需要的人才，對科舉、學校教育制度也進行了改革，王安石親自撰寫《周禮義》、《書義》、《詩義》，即所謂的《三經新義》，為學校教育改革提供了新教材。
變法觸犯了大地主、大官僚的利益，兩宮太后、皇親國戚和保守派士大夫結合起來，共同反對變法。因此，王安石在熙寧七年第一次罷相。特別是由於變法的設計者王安石與變法的最高主持者宋神宗在如何變法的問題上產生分歧,王安石復相後得不到更多支持,不能把改革繼續推行下去。加上變法派內部分裂，愛子王雱的病故，王安石於熙寧九年第二次辭去宰相職務，從此閒居江寧府。宋哲宗元祐元年(1086),保守派得勢,此前的新法都被廢除。政局的逆轉,使王安石深感不安,當他聽到免役法也被廢除時，不禁悲憤地說：“亦罷至此乎！？”不久便郁然病逝。
王安石的成就是多方面的。在哲學思想方面，他的認識論路線屬於唯物主義，他還繼承和發揚了老子的一些思想，傳統的樸素的辯證法思想得到了發展。《洪範傳》、《老子注》是他在這方面的主要著作，後者已經散佚，僅在彭耜《老子道德真經集注》等書中還保存了若干條目。他的文章以論說見長，列於唐宋八大家。在詩歌方面，早年寫了不少反映社會現實的詩篇，同情民眾疾苦；晚年的詩側重於講究技巧，雅麗精絕，為世所稱。有集本傳世，一是《臨川先生文集》本，一是《王文公文集》本，兩本都摻有他人的著作。此外還有《字說》，系有關文字學方面的著作，僅在他人著作中殘存了若干條；《熙寧奏對日錄》系王安石任宰執時有關個人政治生活的親筆記錄，主要保存在李燾《續資治通鑑長編》中，亦無傳本。王安石曾封於舒、荊，死後又謚為文，故也稱為王荊公和王文公。
參考書目
《王文公文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
鄧廣銘：《王安石》，人民出版社，北京，1979 。
漆俠：《王安石變法》，上海人民出版社，1979。
配圖
王安石(1021～108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