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集
王安石（1021—1086），字介甫，臨川（今江西臨川）人。晚年住在半山（今南京紫金山附近），號半山老人。元豐三年受封荊國公，故稱王荊公。死後謚曰“文”，故又叫王文公。
王安石生活的時代，正是北宋王朝的社會危機、政治危機不斷加深、內憂外患日益嚴重的時代。一方面，北面的契丹（後改名遼）和西北的西夏部虎視眈眈，逼迫宋朝簽訂了極其屈辱的和約，每年要向它們繳納大量的“歲幣”；另一方面，朝廷為加強統治而採取的一系列中央集權措施，又帶來了一些嚴重的後果，招致了冗兵、冗祿和皇室生活的腐化，加重了人民的負擔，打擊了工商業的發展，從而加劇了階級矛盾，加深了國防危機和財政危機。因此，改革政治，擺脫財政困難，緩和危機，增強國防力量，便成為當時刻不容緩的任務。王安石便是在這一關鍵時候登上政治歷史舞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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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安石出身於中下層的官僚地主家庭，二十歲前，隨父宦遊南北各地，對民間疾苦有所體察。他很早就胸懷大志，以稷、契自期，抱定“學以致用”的目的，發憤苦讀，要在世上乾一番轟轟烈烈的事業（見《憶昨詩》）。仁宋慶曆二年（1047），王安石考中進士，名列第四，比較順利地踏上了仕途。他先到揚州任淮南節度判官，年青氣銳，“每讀書至達旦”（《邵氏聞見錄》）。三十一歲時任舒州（今安徽潛山縣）通判。以後，又當過短期的群牧司判官、常州知州和提點江東刑獄。三十九歲入京，為三司度支判官。就在這年（嘉五年，1060），向仁宗皇帝上了著名的萬言書，縱論天下大事和時政的積弊，提出改革的構想（這是後來新法的雛型）。
但是書上之後，卻如石沉大海，毫無反應。他知道“大事不可為”，便在母喪之後，辭官不出，在江寧（今南京市）家中收徒講學。直到神宗登位（1067）才再出任職。由於神宗年青，富有朝氣，有志於勵精圖治，改變宋朝積貧積弱的局面，所以很快便看中了有魄力有遠見、又有比較系統的變法主張的王安石。這千載一時的際遇，把他迅速推向政治漩渦的中心，推上了歷史的前台。於是，從四十八歲開始，王安石便由江寧知府而翰林學士，而參知政事，同平章事，職位越來越高，權力越來越大，終於在他主持之下，進行了一次頗具規模、影響深遠的政治變革，這就是著名的“王安石變法”。
這場變法是一次激烈的鬥爭。革新與守舊，前進和倒退，兩股勢力，兩種利益，兩個集團，展開了殊死搏鬥。在幾經反覆之後，新法雖然仍繼續推行，王安石卻在熙寧七年（1074）被迫罷相。後來雖曾一度復出，但只有短短一年，便辭官而去，並最終退出了政治舞台。晚年，他一直住在鐘山（今南京紫金山），讀書著述，誦詩說佛，過著半隱居的生活，但對世事並沒有完全忘懷。元豐八年（1085），神宗去世，對他是個嚴重的精神打擊。接著高后臨朝，起用司馬光一派觀點保守的人，盡罷熙寧新法，使他憂心如焚，甚至夜不成眠。次年四月，王安石在失望、憤懣、苦痛中與世長辭，終年六十六歲。
對王安石的新法，儘管或毀或譽，有過各種不同的評價，但是對他的文學創作成就卻歷來幾乎都是眾口一辭加以讚揚。他不僅是個傑出的散文家，屬“唐宋八大家”之一，而且是開一代風氣的詩壇宗匠，是文學史上“宋詩”派的奠基人。王安石的散文，大致貫徹了他“以實用為本”、“務為有補於世”（《臨川集·上人書》）的文學主張，多為有關政令教化之作。集中有書疏、奏狀、札子、論議、書啟、記序等體裁，其中以政論文、書札序跋文、記敘文、小品文幾類比較重要。
政論文大都體現作者的改革觀點，直接為變法服務，有強烈的現實性和戰鬥性。長達萬言的《上仁宗皇帝言事書》，針對趙宋王朝面臨的內外矛盾和統治危機提出了陶冶人才以更革法度的系統政治主張，是最早展示王安石全部變法路線的宏文。嘉六年寫的《上時政疏》，從分析前代的政治事件中總結出歷史教訓，建議仁宗正視宋廷的政治危機，更革“因循苟且逸豫而無為”的積習，及早實行“眾建賢才”、“大明法變”的方策。應神宗詢問所寫的《本朝百年無事札子》，在回顧了北宋建國百年以來的歷史狀況之後，著重剖析了“累世因循末俗”之積弊，敏銳地指出了表面承平的局勢下所隱伏的種種危機，深刻闡明了變法改革的緊迫性。《上五事札子》是總結新法實施情況的一封奏章，它肯定“和戎”、“青苗”已取得成效，說明“免役”、“保甲”、“市易”正待展開，至關利害，強調能否“得其人緩而謀之”，乃是後三項新法成敗所系。這些政論都緊密聯繫王安石的政治實踐，是為推行新法製造輿論而作的，具有刻至、朴摯、峭厲的特色。
王安石的書札文，議政論學居多，長於說理，而感色彩不濃。如《答司馬諫議書》、《答呂吉甫書》、《答姚辟書》、《答曾子固書》或申論變法，或探究學術，都表現出理直氣狀，果毅不撓，而能簡當精警地闡明個人見解，可否判然，決不含混調和。另有一些敘舊寫懷，陳述身邊瑣事的章札，如《與王禹玉書》、《答孫少述書》、《回蘇子瞻簡》，也能運筆自如，略展心曲，惟大都意淡言簡，涵蘊不露，很少淋漓酣暢的感情渲染。他的序跋文字，評論經籍文章，時有所見，文風也很謹嚴。如《周禮義序》、《詩義序》、《書義序》、《老杜詩後集序》、《張刑部詩序》等，均辭氣高古，筆力俊拔，體現了王氏散文的特色。
王安石的記敘體散文不多，但頗能別開戶牖，引人矚目。《游褒禪山記》結合記游華山，闡述治學之道在於不避險遠；《越州餘姚縣海塘記》通過記謝景初築海堤，說明為吏治邑，應當急民之急；《傷仲永》借早慧兒童變為庸材的事例，強調後天教育是成才的關鍵；《芝閣記》寫珍貴的靈芝在不同時期，或增聲價或遭遺落，感嘆人才進退的機緣，常常出於偶然。這些文章立意深遠，卓有識度，不專主敘事，而在於借題發意，因事明理。寫法上由事件生髮見解，敘述與議論相結合，頗有引人入勝之效。
警策精練的小品文，是王氏散文中的妙品。它常以極簡當的議論，一語破的的斷語，撰寫一種別具心眼的識度和見解。如《讀孟嘗君傳》，不滿百字，卻以斬釘截鐵的筆力，一下把“世皆稱孟嘗君能得士”的舊案，翻轉過來。篇幅雖小，卻幾經打轉，文勢不平。《知人》則裁剪王莽、楊廣、鄭注的歷史故事，說明奸佞善於矯情偽裝，以假象迷人，從而論證知人之難。全文只有一百多字，論括充實，說理顯豁，筆墨極為經濟，一字不可增損。這類短文，局段不凡，含意豐腴，文情跌宕，頗有“尺幅千里”之勢。
總之，王安石的散文是以議論說理見長的。在他的作品中，我們很少看到他將心力用於人物形象的塑造和自然的描繪，但卻時時會接觸到精警的、說服力很強的議論。在這些議論里，他顯示了自己剛強不屈、熱情救世的精神面貌。和這種內在的特性相適應，王文的語言是簡練的，風格是峭刻的，筆力是雄健的。王安石的詩歌形式多樣，內容豐富，風格遒勁清新。他以絢麗多姿的彩筆，揮灑自如地描繪出那一動盪時代的畫卷。大致說來，以七言近體詩最為突出，其中寫景詩和詠史詩，尤具獨創性；其他反映現實生活的言志抒懷之作，也有很高的成就。
他的寫景名作，不僅數量多而且質量高，古往今來，實在少見。且看下面幾例：南浦隨花去，回舟路已迷；暗香無覓處，日落畫橋西。（《南浦》）
京口瓜州一水間，鐘山只隔數重山；春風又綠江南岸，明月何時照我還？（《泊船瓜州》）
北山輸綠漲橫陂，直塹回塘灩灩時；細數落花因坐久，緩尋芳草得歸遲。（《北山》）
都寫得景美而情深，不落前人窠臼。難怪自視甚高的黃庭堅也對之傾倒備至，譽為“雅麗精絕”之作。王安石簡直是個天才的畫家，他對大自然的光和色有著非凡的感受。請看這幅“荷塘浴日”圖：柳葉鳴蜩綠暗，荷花落日紅酣；三十六陂青水，白頭想見江南。（《題西太一宮壁》）
再看這幅“郊原之夏”：川原一片綠交加，深樹冥冥不見花；風日有情無處著，初回光景到桑麻。（《出郊》）
各種濃淡、明暗的層次，冷暖色調強烈的對比，都被統一在和諧的畫面中。他善於鮮明地表現物象，敏銳地捕捉各種細微的變化，用動態寫靜景，使筆下的大自然充滿生機：日淨山如染，風喧草欲薰；梅殘數點雪，麥漲一川雲。（《題齋安壁》）隨日出山去，尋雲相伴歸；春晨花上露，芳氣著人衣。（《山中》）
澗水無聲繞竹流，竹西花草弄春柔；茅檐相對坐終日，一鳥不鳴山更幽。（《鐘山即事》）
午枕花前簟欲流，日催紅影上簾鉤；窺人鳥喚悠揚夢，隔水山洪宛轉愁。（《午枕》）
陰晴雨霧，沙鳥風帆，糾結的群山，花蕊的露水，一切自然的美和美的自然，都幾乎被他囊括淨盡了。王維之後要數王安石能夠真正達到“詩中有畫”這一絕妙境界。
長於議論，是王安石詩的另一特點。他有很多“詠史”的佳作，寫得情文相生，饒有新意，名言雋語，層見迭出，令人稱賞不置。在一些作品中，他能大膽地難倒傳統的見解，用新穎的觀點去重新評價古人古事。如《賈生》：“一時謀議略施行，誰道君王薄賈生？爵位自高言盡廢，古來何啻萬公卿！”《窺園》：“杖策窺園日數巡，攀在弄草興常新；董生只被《公羊》惑，肯信捐書一語真！”都令人感到耳目一新。有些作品，則善於抓住富有典型意義但卻一向被人忽略的某一點，突出地加以渲染、詠嘆：貧賤侵凌富貴驕，功名無復在芻蕘；將軍北面師降虜，此事人間久寂寥！（《韓信》）
壯士悲歌出塞頻，中原蕭瑟半無人；君王不負長陵約，直欲功成賞漢臣。（《漢書》）
中原秦鹿待新羈，力戰紛紛此一時；有道弔民天即助，不知何用牧羊兒？（《范增》）
戛戛生新，頗能發人深省。而有些作品，則是從人、事本身生髮開去，把歷史和現實溝通起來，借題發揮，意在言外。如：紛紛易盡萬年身，舉世何人識道真？力去陳言夸未俗，可憐無補費精神！（《韓子》）
千載紛爭共一毛，可憐身世兩徒勞；無人語與劉玄國，問舍求田計最高！（《讀蜀志》）
都十分耐人尋味。這一切，與王安石的高懷偉抱、遠見卓識，以及廣博的學問、深厚的閱歷和高超的藝術技巧是完全分不開的。
王安石的詩歌中還有大量深刻反映社會現實的優秀之作。如：今年大旱千里來，州縣們催給河役；老少相攜來就南，南人半年自無食；悲愁無地自日昏，路旁過者無顏色。（《河北民》）
特愁吏之為，十室災八九；原田敗粟麥，欲訴嗟無賕；間關幸見省，笞撲隨其後。（《感事》）
百姓的慘苦，官吏的貪虐，各種天災人禍不斷的煎熬，都一一收攝在詩人的筆端，真切地呈現在讀者眼前。這和杜甫《三吏》、《三別》以及白居易《秦中吟》等作品的精神，是一脈相通的。
王安石詩不但工於寫景，善於敘事，而且還深於言情。有的是對鄉土的懷戀：烏塘渺渺綠平堤，堤上行人各有攜；試問春風何處好？辛夷如雪柘岡西。（《烏塘》）
有的是對祖國的熱愛和憂念：荒雲涼雨水悠悠，鞍馬東西鼓吹休；尚有燕人數行淚，回頭卻望塞南流。有的是對故人的深切思念：蓬蒿今日想紛披，冢上秋風又一吹；妙質不為平世得，微言唯有故人知；廬山南墮當書案，汾水東來入酒卮；陳跡可憐隨手盡，欲歡無復似當時。（《思王逢原》）
還有寫父女、兄妹的骨肉至情的：行年三十已衰翁，滿眼憂傷只自攻；今夜遍舟來訣汝，死生從此各西東！（《別鄞女》）
少年離別意非輕，老去相逢亦愴情；草草杯盤供笑語，昏昏燈火話平生；自憐湖海三年隔，又作塵沙萬行行；欲問後期何日是，寄書應見雁南征。（《樂長安君》）
所有這些家國之思、友朋之憶、骨肉之愛，無不見其肺腑之情，只要稍有熱血的人，讀之都要感動。所謂“王介甫狠戾之性，見於其詩文”，“無一天性悟”（王士禎《香祖筆記》），真是不知從何說起！
當然，愛和恨，是緊密相連的。正因為王安石愛得如此深沉，所以才嫉惡如仇，對禍國殃民的群小異常痛恨：神奸變化久難知，禹鼎由來更不疑。螭魅合謀非一日，太丘真復社亡遲！（《游城南即事》）
這當然有乖於“怨而不怒”的儒家詩教。標舉“神韻”的王士禎所深感不滿者，大概主要便由於這一點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