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夫之 (1619~1692)

王夫之 (1619~1692)

關於心物關係,他認為心理離不開外物的影響,必須“內心合外物以啟覺,心乃生”(《張子正蒙注》卷九)。 在人性論問題上,他提出了“性日生日成”的命題,指出人性不是“一受成型”,而是“屢移而異”,“未成可成”,“已成可革”(《尚書引義》卷三)。 在認識過程方面,他肯定認識的基本條件是形、神、物“三相遇而知覺乃發”(《張子正蒙注》卷一)。

王夫之 (1619~1692)

正文

王夫之 (1619~1692)  中國明末清初的思想家。字而農,號薑齋,又稱船山先生,湖南衡陽人。生於明神宗萬曆四十七年,卒於清康熙三十一年。他所生活的時代,在民族矛盾與階級矛盾交織而以民族矛盾為主的社會背景上,又出現了中國歷史上第四次“百家爭鳴”的高潮。他一生堅持愛國主義和唯物主義的戰鬥精神,以開“六經”生面而振興民族為己任。是中國古代思想史上一位富有創見的大師,其學術成就精深博大。他系統地總結了中國古代樸素唯物主義的思想,闡發其精華,不僅在自然觀、認識論、辯證法和歷史論等方面都有所發展,在心理學思想方面也是“推故而別致其新”,達到了古代樸素唯物主義的最高階段。
王夫之從氣本體的唯物一元論出發,提出了心理學思想的基本觀點。關於形神關係。他肯定心理離不開人的形體:“心之神明,散寄於五臟,待感於五官”(《尚書引義》卷六)。關於心物關係,他認為心理離不開外物的影響,必須“內心合外物以啟覺,心乃生”(《張子正蒙注》卷九)。他還初步觸及到心理與活動的關係,認為人的心理只有“晝夜用而不息”才能發展,人的才能“以用而日生”,人的思維“以用而不竭”(《周易外傳》卷四)。在人性論問題上,他提出了“性日生日成”的命題,指出人性不是“一受成型”,而是“屢移而異”,“未成可成”,“已成可革”(《尚書引義》卷三)。因此,他就特彆強調“習與性成”,肯定隨著習的形成和發展,性也一起獲得了形成和發展。
王夫之根據自己唯物主義心理學思想的基本觀點,對人的各種心理都作了比較正確的解釋。在認識過程方面,他肯定認識的基本條件是形、神、物“三相遇而知覺乃發”(《張子正蒙注》卷一)。認為耳目之官是重要的,“無形無象”的心“必依所嘗見聞者以為影質,見聞所不習者,心不能現其象”(《張子正蒙注》卷三)。但耳目之知也有局限性。它猶如鏡子,只能見物之影,不能見物之理;在認識外物時,必須既用耳目,又用心思,才能獲得既見影又見理的完全知識。關於知行關係,他建立了“行先知後”、“行可兼知”、“知行相資以為用”、“知行並進而有功”的唯物主義的知行統一學說,達到了中國古代樸素唯物主義知行觀的最高峰。在情、欲問題方面,他不同意“性之生情”的說法,認為人初生只有“甘食悅色”一類的“好”,然後在此基礎上“蕃變流轉”,而逐漸發展為喜、怒、哀、樂、愛、惡、欲種種情感。他把欲依次分為聲色、貨利、權勢和事功4種。他反對宋“存天理滅人慾”的命題,提出了“理欲合性”,即天理和人慾都合乎自然的見解,從而肯定人們對待情慾的正確態度,應當是遵循“絜矩之道”,“整齊其好惡而平施之”(《讀四書大全說》卷一)。在志、意問題方面,他認為志是“人之所以異於禽獸”的本質特點,其基本命題為,志是“人心之至”、“心之所期為”;意是“因事而發,欲有所為”。志與意相較,其各自的特徵是:意是“因一時之感動而產生”,志則“未有事而豫定”(《張子正蒙注》卷四);意“乍隨物感而起”,旋起旋變,志則“事所自立而不可易”(《張子正蒙注》卷六)。在智、能問題方面,他說:“以性之德言之,人之有知有能也,皆心固有之知能,得學而適遇之者也。”(《讀四書大全說》卷三)“心固有之知能”,系先天因素;“得學而適遇”,系後天因素。可見他明確主張智、能是在先天的“固有知能”的基礎上,通過後天的“得學而適遇”形成和發展起來的。
王夫之著述甚豐,但全部著作生前均未刊布。他的遺著有100多種,400餘卷。其中論及心理學思想較多的,有《張子正蒙注》、《讀四書大全說》、《尚書引義》、《思問錄》《俟解》《四書訓義》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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