簡介
犬儒（quǎnrú），原指古希臘抱有玩世不恭思想的一派哲學家，後來泛指玩世不恭的人，尤指知識分子。古希臘
犬儒學派的奠基人安提斯泰。生平不詳。年輕時曾參軍作戰，先是智者高爾吉亞的學生，後來一直跟隨蘇格拉底學習，曾親見蘇格拉底飲鴆而死。據後人記載，他的著述很多，但流傳下來的只有兩篇關於阿雅克和吳呂瑟的殘篇。安提斯泰是蘇格拉底的弟子，約長於柏拉圖二十歲。安提斯泰是一個非常引人注意的人物，在某些方面
狄奧根尼
其有似於托爾斯泰。直到蘇格拉底死後，他還生活在蘇格拉底貴族弟子們的圈子裡，並沒有表現出任何非正統的徵象來。但是有某種東西——或者是雅典的失敗，也許是蘇格拉底之死，也許是他不喜歡哲學的詭辯——卻使得他在已經不再年青的時候，鄙棄了他從前所重視的東西。除了純樸的善良而外，他不願意要任何東西。他結交工人並且穿得和工人一樣。他進行露天講演，他所用的方式是沒有受過教育的人也都能理解的。一切精緻的哲學，他都認為毫無價值；凡是一個人所能知道的，普通的人也都能知道。他信仰“返於自然”，並把這種信仰貫徹得非常徹底。他主張不要政府，不要私有財產，不要婚姻，不要確定的宗教。他的弟子們（如果他本人不曾）譴責奴隸制。他並不是一個嚴格的苦行主義者，但是他鄙棄奢侈與一切人為的對感官快樂的追求。他說“我寧可瘋狂也不願意歡樂”。
什麼是犬儒
犬儒原指古希臘犬儒學派的哲學家。他們提出絕對的個人精神自由﹐輕視一切社會虛套﹑習俗和文化規範﹐過著禁慾的簡陋生活﹐被當時人譏為窮犬﹐故稱。後亦泛指具有這些特點的人。
犬儒主義者
把憤世嫉俗、行為乖張的人格行為稱作“犬儒”源於古希臘。把“犬儒”奉為信仰並堅持一定的主張，持有一定的理想，實踐一種生活方式則成了一種“主義”。
“犬儒主義”一般認為是蘇格拉底的弟子安提斯泰尼創立的，另一人物狄奧根尼則因為住在木桶里的怪異行為而成為更有名的犬儒主義者。當時奉行這一主義的哲學家或思想家，他們的舉止言談行為方式甚至生活態度與狗的某些特徵很相似，他們旁若無人、放浪形骸、不知廉恥，卻忠誠可靠、感覺靈敏、敵我分明、敢咬敢斗。於是人們就稱這些人為“犬儒”，意思是“象狗一樣的人”。至於這個稱謂是不是肯定來源於此，學界的觀點並不一致。 另外一種說法是指安提斯泰尼經常到雅典的一個被人們叫做“快犬”的體育場去和人們談話、辯論，在這個地方形成了他的思想和觀點的最初的追隨者隊伍，因而被稱作“犬儒派”。“犬儒主義”則由這一學派的觀點理念和生活行為演化而來。 “犬儒主義”的稱呼無論是怎樣的由來，這一主義信奉者的行為用現在的話來說“反正是挺歪的”。這些人的行為無拘無束，我行我素，無所顧忌，不知羞恥，無動於衷，粗俗無禮，虛榮自負，傲視一切，自我欣賞。他們不要家庭，不要子女，即使結婚，則夫妻同為犬儒，而且竟然在大庭廣眾之下行交合之事。犬儒主義詩人克拉底和女犬儒主義者喜帕契亞就是一對犬儒夫婦。他們藐視一切權威，誰都敢“損”誰都敢“諷”。 照理講，古希臘的文明是產生理性智者的環境，怎么會出現這么一類人物呢？綜合來看，犬儒主義者或稱犬儒派是希臘城邦制度的現實產物，也是希臘城邦文化的叛逆。希臘的城邦制度的繁榮孕育了犬儒主義這個極端化的產兒，城邦制度的衰落催生了他。
犬儒發展史
犬儒主義（Cynicism）是個外來詞，中文裡本來沒有現成的對應辭彙，通常將它理解為譏誚嘲諷，憤世嫉俗，玩世不恭。這些理解大致不差，不過，我們若想對犬儒一詞有更完整的把握，有必要略略追溯一下它的起源和演變。
我們知道，犬儒主義是古希臘的一個哲學流派，其代表人物是西諾普的狄奧根尼。這派哲學主張清心寡欲，鄙棄俗世的榮華富貴，力倡回歸自然（這使人想起老莊哲學，想起某些魏晉名士）。據說狄奧根尼本人住在一個桶里（又有一說是住在瓮里），以討飯為生。有人譏笑他活得象條狗，他卻不惱。“犬儒”之稱由此得名。關於狄奧根尼，有段故事很著名，一天，亞歷山大御駕親臨，前來探望正躺在地上曬太陽的狄奧根尼，問他想要什麼恩賜；狄奧根尼回答說：“只要你別擋住我的太陽。” 和玩世不恭恰恰相反，早期的犬儒是極其嚴肅的，狄奧根尼是一個激烈的社會批評家。他立志要揭穿世間的一切偽善，熱烈地追求真正的德行，追求從物慾之下解放出來的心靈自由。狄奧根尼確實憤世嫉俗，他曾經提著一個燈籠在城裡遊走，說：“我在找一個真正誠實的人。”
隨著犬儒哲學的流行，其內涵開始發生了微妙的變化。後來的犬儒派們發表宏論，竭力鼓吹清貧生活的無比美好，甚至把人們正常的感情也譏為愚蠢。一位名叫德勒斯的犬儒派就說：“我的兒子或妻子死了，那難道就有任何理由應該不顧仍然還在活著的我自己，並且不再照顧我的財產了么？”（這使人想起莊子死了老婆鼓盆而歌的故事）超脫到了這一步，未免就有些矯情，就和冷酷分不清界限了。還是這位德勒斯，某富翁送給他一筆錢，他收下了，對富翁說：“你慷慨大度地施捨給我，而我痛痛快快地取之於你，既不卑躬屈膝，也不嘮叨不滿。”這裡暗含的邏輯是，金錢本是無所謂的東西，我若拒絕你的饋贈，倒顯得我把金錢看得太重，太當回事了。我若收下金錢又表示感謝，那也是把金錢看重了，當回事了。因此，正確的做法就是，只要你肯給，我就若無其事地收下它。不要白不要，要了也白要。這種態度看上去很灑脫，但好像又有些無恥。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問題在於，金錢本來是重要的東西，不是不重要的東西。只不過在生活中還應該有別的東西比金錢更重要。所以，在堅持更高價值的前提下看輕金錢是高尚的；沒有更高的追求卻又擺出輕視金錢的姿態就不是高尚而只能是做作了，因此，倘若是無功受祿，正常人總會感覺不安。這就是為什麼德勒斯以不把金錢當回事為理由而若無其事地收下別人的饋贈，會給人以不知廉恥之感。早期的犬儒派是依據一種道德原則去蔑視世俗的觀念，後期的犬儒派依然在蔑視世俗的觀念但卻失去了依據的道德原則。這就引出了一個始料不及的後果：既然無所謂高尚，也就無所謂下賤。既然沒有什麼東西是了不得的，因而也就沒有什麼東西是要不得的。不難想像，基於這種無可無不可的立場，一個人可以很方便地一方面對世俗觀念做出滿不在乎的姿態，另一方面又毫無顧忌地去獲取他想要獲取的任何世俗的東西。於是，對世俗的全盤否定就變成了對世俗的照單全收，而且還往往是對世俗中最壞的部分的不知羞恥的照單全收（別充假正經）。於是，憤世嫉俗就變成了玩世不恭。
狄奧根尼堅持真善，揭穿偽善，這種批評精神被後來者扭曲得面目全非。一位人稱嘲諷者呂西安的犬儒派以揭穿偽善的名義，壓根否認世間存在有真善。在呂西安筆下，那些天真地追求德性的人都不過是大傻瓜而已。按照這派人的看法，世間之人只有兩種，要么偽君子，要么真小人。犬儒一詞後來的含義就是把人們一切行為的動機都歸結為純粹的自私自利。不錯，犬儒派既嘲諷有權有勢者，也嘲諷無權無勢者，但前者並不在乎你的嘲諷，“笑罵由人笑罵，好官我自為之。”後者卻必須贏得人們的同情支持。所以，犬儒派客觀上是有利於強勢者不利於弱勢者。這樣，犬儒派就從現存秩序的激進批評家變成了既得利益者的某種共犯合謀。犬儒一詞的演變證明，從憤世嫉俗到玩世不恭，其間只有一步之差。一般來說，憤世嫉俗總是理想主義的，而且是十分激烈的理想主義。玩世不恭則是徹底的非理想主義，徹底的無理想主義。偏偏是那些看上去最激烈的理想主義反倒很容易轉變為徹底的無理想主義，其間原因何在？因為，許多憤世嫉俗的理想主義者在看待世界時缺少程度意識或曰分寸感，對他人缺少設身處地的同情的理解，不承認各種價值之間的緊張與衝突，這樣，他們很容易把世界看成一片漆黑，由此便使自己陷入悲觀失望，再進而懷疑和否認美好價值的存在，最終則是放棄理想放棄追求。“世界既是一場大荒謬、大玩笑，我亦唯有以荒謬和玩笑對待之。”一個理想主義者總是在現實中屢屢碰壁之後才變成犬儒的，但正如哈里斯所言：“犬儒不只是在過去飽嘗辛酸，犬儒是對未來過早地失去希望。”
說來頗具諷刺意味，早期的犬儒是堅持內在的美德和價值，鄙視外在的世俗的功利。可是到後來，犬儒一詞正好變成了它的反面：只認外在的世俗的功利，否認內在的德性與價值。王爾德說：“犬儒主義者對各種事物的價錢一清二楚，但是對它們的價值一無所知。”
專制與犬儒
密爾早就指出，專制使人變成犬儒（這使人聯想起王夫之的話：“其上申韓者，其下必佛老”）。**專制既是一種極端的專制，因此它更會使人變成犬儒。在專制下，統治者與被統治者都容易變成犬儒。統治者變成犬儒，因為他們早就不相信他們口頭上宣講的那套理論和原則，他們只把那些理論和原則當做維護權力的手段以及鎮壓反抗的藉口。在被統治者方面，當他們一旦意識到自己在冠冕堂皇的旗幟下實際上處於被愚弄被壓迫的境地，很容易轉而對一切美好的價值失去信心。尤其是在試圖反抗又遭到嚴重的挫折之後。這樣，他們就可能放棄理想，放棄追求，甚至反過來嘲笑理想，嘲笑追求——吃不著葡萄就說葡萄酸。這樣，他們就變成了犬儒。當然，統治者的犬儒主義和被統治者的犬儒主義是有所不同的，但是廣義地講，它們都可以歸入犬儒主義。
按照歐文·豪的分析：極權主義有三個階段，（一）、烏托邦，令人心醉神迷的天堂理想，它誘發了狂熱，而狂熱則導致了（二）大規模的恐怖和人間地獄，然後，狂熱與恐怖被耗盡，於是，（三）、人們變得玩世不恭，“看透一切”，政治冷感，即犬儒主義。我以為極權主義有四個階段，在狂熱和恐怖之後常常還發生過反抗，在反抗受挫之後才會出現普遍的犬儒主義。極權統治靠人們的狂熱而建立，通過大規模的恐怖而得以鞏固，但是，狂熱和恐怖都不可能持久，最後是靠著人們的消沉與冷漠，極權統治才得以維繫。
犬儒與俄國人
美國記者赫德里克·史密斯在他那本寫於一九七六年的《俄國人》一書中，向讀者講述了在勃烈日涅夫時代瀰漫於蘇聯社會的犬儒主義。我們知道，自蘇共二十大赫魯雪夫批判史達林後，蘇聯社會出現了所謂“解凍”即有限的自由化時期。隨著自由化運動的深入推進，蘇共當局重新加強控制。其後，赫魯雪夫被黜，勃烈日涅夫上台，進一步壓制自由化運動，致使該運動漸趨沉寂。正是在這種情勢下，犬儒主義蔓延，構成當時社會的一個顯著特徵。 許多俄國人既然抱著看破紅塵的態度，因此，當他們發現這個世界上竟然還有人真的堅持某種理念，某種理想主義，簡直覺得驚奇。在一次國際和平大會上，一位蘇聯代表團的成員就對美國代表的較真深感意外。他私下問史密斯：難道這些美國人真的認為他們能夠發揮作用，能夠影響現實政治嗎？
史密斯認識一個蘇共少壯派官員。看上去此人是充滿矛盾的複合體。他一方面在和朋友談話中批評時政，攻擊腐敗，儼然是個改革家；另一方面，他又對本國的政治感到自豪，為自己能身處權勢集團而躊躇滿志。他清楚地知道史達林時代的恐怖，也不願意再回到那個時代，但與此同時，他又對史達林靠強權建立起一個龐大的紅色帝國而十分驕傲。一方面，他很樂意向別人顯示他的思想解放，根本不相信官方的教條。另一方面，他又對自己善於掩蓋個人觀點，對自己在黨內會議上以善於發言著稱而得意。其實，這正是蘇共新一代官員的一種典型——無信仰的、犬儒式的機會主義者。“可見，”史密斯總結道，“個人只要服從聽話，不公開向意識形態挑戰，不管信也好不信也好，都不是關鍵問題。”
伴隨著看穿一切的思潮的流行，物質主義也開始泛濫。這後一點倒也情有可原。經過了半個多世紀的折騰，俄國人已經付出了太大的代價，**黨許下的諾言又在哪裡？無怪乎人們會這樣想：“人只活一世，而這一世是短促的。所以，請給我一點東西吧。別老是許給未來呀！”物質主義的泛濫進一步衝掉了殘存的理想主義。許多人為了一點點物質利益——為了一次出國機會，為了分得一套房子或搞到一部新汽車——甘願放棄自己的獨立政見。這樣，當局無須乎再採取大規模的恐怖措施，就足以控制住它治下的廣土眾民。
少數勇敢的持不同政見者依然在發出他們的聲音。在起初一段時期，他們贏得了廣泛的尊敬，雖然敢於公開表示這種尊敬的人不多。然而令人驚異的是，到後來，當局對異議人士潑污水，在一部分人中間竟然也得到某種回響。史密斯對此大惑不解。一位名叫瓦連京·圖爾欽的異議人士對他解釋說：“人群中有一種難以相信的犬儒主義。誠實的人使得那些沉默的人由於沒有大膽說話而有負罪感。他們無法了解別人怎么會有勇氣去乾他們本人所不能幹的事。因而他們感到不得不攻擊別人以安慰自己的良心。第二，根據他們自己的經驗，他們覺得每一個地方的每一個人，都在欺騙自身之外的每一個人。蘇聯人好像妓女一樣，因為自己是妓女，便認為所有的女人都是妓女。蘇聯人認為整個世界是分為黨派的，每一個人都是這個黨或那個黨的成員，根本沒有真正的誠實，根本沒有人支持真理。如果有人說他是公正的，是只講真理的，那么，他就是在說謊騙人。這種犬儒主義給當局幫了大忙：使知識分子就範，把不聽話的異議人士排斥於社會之外。雖然人們可以到西方去旅行和收聽西方的電台。但只要普遍存在著這種犬儒主義，他們就會認為那不過是另一派在說話，所以也就值不得當真了。這種犬儒主義提供了極權國家今天的穩定，以代替史達林時期的大規模恐怖。”
在新形勢下，正象一位數學家講的那樣：“提倡玩世不恭是控制的基本方法。”
發展
和玩世不恭恰恰相反，早期的犬儒是極其嚴肅的，狄奧根尼是一個激烈的社會批評家。他立志要揭穿世間的一切偽善，熱烈地追求真正的德行，追求從物慾之下解放出來的心靈自由。狄奧根尼確實憤世嫉俗，他曾經提著一個燈籠在城裡遊走，說：“我在找一個真正誠實的人。”
隨著犬儒哲學的流行，其內涵開始發生了微妙的變化。後來的犬儒派們發表宏論，竭力鼓吹清貧生活的無比美好，甚至把人們正常的感情也譏為愚蠢。一位名叫德勒斯的犬儒派就說：“我的兒子或妻子死了，那難道就有任何理由應該不顧仍然還在活著的我自己，並且不再照顧我的財產了么？”（這使人想起莊子老婆死了莊子鼓盆而歌的故事）超脫到了這一步，未免就有些矯情，就和冷酷分不清界限了。還是這位德勒斯，某富翁送給他一筆錢，他收下了，對富翁說：“你慷慨大度地施捨給我，而我痛痛快快地取之於你，既不卑躬屈膝，也不嘮叨不滿。”這裡暗含的邏輯是，金錢本是無所謂的東西，我若拒絕你的饋贈，倒顯得我把金錢看得太重，太當回事了。我若收下金錢又表示感謝，那也是把金錢看重了，當回事了。因此，正確的做法就是，只要你肯給，我就若無其事地收下它。不要白不要，要了也白要。這種態度看上去很灑脫，但好像又有些無恥。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問題在於，金錢本來是重要的東西，不是不重要的東西。只不過在生活中還應該有別的東西比金錢更重要。所以，在堅持更高價值的前提下看輕金錢是高尚的；沒有更高的追求卻又擺出輕視金錢的姿態就不是高尚而只能是做作了，因此，倘若是無功受祿，正常人總會感覺不安。這就是為什麼德勒斯以不把金錢當回事為理由而若無其事地收下別人的饋贈，會給人以不知廉恥之感。早期的犬儒派是依據一種道德原則去蔑視世俗的觀念，後期的犬儒派依然在蔑視世俗的觀念但卻失去了依據的道德原則。這就引出了一個始料不及的後果：既然無所謂高尚，也就無所謂下賤。既然沒有什麼東西是了不得的，因而也就沒有什麼東西是要不得的。不難想像，基於這種無可無不可的立場，一個人可以很方便地一方面對世俗觀念做出滿不在乎的姿態，另一方面又毫無顧忌地去獲取他想要獲取的任何世俗的東西。於是，對世俗的全盤否定就變成了對世俗的照單全收，而且還往往是對世俗中最壞的部分的不知羞恥的照單全收（別充假正經）。於是，憤世嫉俗就變成了玩世不恭。
狄奧根尼堅持真善，揭穿偽善，這種批評精神被後來者扭曲得面目全非。一位人稱嘲諷者呂西安的犬儒派以揭穿偽善的名義，壓根否認世間存在有真善。在呂西安筆下，那些天真地追求德性的人都不過是大傻瓜而已。按照這派人的看法，世間之人只有兩種，要么偽君子，要么真小人。犬儒一詞後來的含義就是把人們一切行為的動機都歸結為純粹的自私自利。不錯，犬儒派既嘲諷有權有勢者，也嘲諷無權無勢者，但前者並不在乎你的嘲諷，“笑罵由人笑罵，好官我自為之。”後者卻必須贏得人們的同情支持。所以，犬儒派客觀上是有利於強勢者不利於弱勢者。這樣，犬儒派就從現存秩序的激進批評家變成了既得利益者的某種共犯合謀。
犬儒一詞的演變證明，從憤世嫉俗到玩世不恭，其間只有一步之差。一般來說，憤世嫉俗總是理想主義的，而且是十分激烈的理想主義。玩世不恭則是徹底的非理想主義，徹底的無理想主義。偏偏是那些看上去最激烈的理想主義反倒很容易轉變為徹底的無理想主義，其間原因何在？因為，許多憤世嫉俗的理想主義者在看待世界時缺少程度意識或曰分寸感，對他人缺少設身處地的同情的理解，不承認各種價值之間的緊張與衝突，這樣，他們很容易把世界看成一片漆黑，由此便使自己陷入悲觀失望，再進而懷疑和否認美好價值的存在，最終則是放棄理想放棄追求。“世界既是一場大荒謬、大玩笑，我亦唯有以荒謬和玩笑對待之。”一個理想主義者總是在現實中屢屢碰壁之後才變成犬儒的，但正如哈里斯所言：“犬儒不只是在過去飽嘗辛酸，犬儒是對未來過早地失去希望。”
說來頗具諷刺意味，早期的犬儒是堅持內在的美德和價值，鄙視外在的世俗的功利。可是到後來，犬儒一詞正好變成了它的反面：只認外在的世俗的功利，否認內在的德性與價值。王爾德說：“犬儒主義者對各種事物的價錢一清二楚，但是對它們的價值一無所知。”
專制
密爾早就指出，專制使人變成犬儒（這使人聯想起王夫之的話：“其上申韓者，其下必佛老”）。在前蘇聯史達林中後期所奉行的高壓政策是一種極端的專制，因此它更會使人變成犬儒。在專制下，統治者與被統治者都容易變成犬儒。統治者變成犬儒，因為他們早就不相信他們口頭上宣講的那套理論和原則，他們只把那些理論和原則當做維護權力的手段以及鎮壓反抗的藉口。在被統治者方面，當他們一旦意識到自己在冠冕堂皇的旗幟下實際上處於被愚弄被壓迫的境地，很容易轉而對一切美好的價值失去信心。尤其是在試圖反抗又遭到嚴重的挫折之後。這樣，他們就可能放棄理想，放棄追求，甚至反過來嘲笑理想，嘲笑追求——吃不著葡萄就說葡萄酸。這樣，他們就變成了犬儒。當然，統治者的犬儒主義和被統治者的犬儒主義是有所不同的，但是廣義地講，它們都可以歸入犬儒主義。
極權
按照歐文·豪的分析：極權主義有三個階段，（一）、烏托邦，令人心醉神迷的天堂理想，它誘發了狂熱，而狂熱則導致了（二）大規模的恐怖和人間地獄，然後，狂熱與恐怖被耗盡，於是，（三）、人們變得玩世不恭，“看透一切”，政治冷感，即犬儒主義。
我（胡平《北京之春》主編）以為極權主義有四個階段，在狂熱和恐怖之後常常還發生過反抗，在反抗受挫之後才會出現普遍的犬儒主義。極權統治靠人們的狂熱而建立，通過大規模的恐怖而得以鞏固，但是，狂熱和恐怖都不可能持久，最後是靠著人們的消沉與冷漠，極權統治才得以維繫。
俄國人
美國記者赫德里克·史密斯在他那本寫於一九七六年的《俄國人》一書中，向讀者講述了在勃烈日涅夫時代瀰漫於蘇聯社會的犬儒主義。我們知道，自蘇共二十大赫魯雪夫批判史達林後，蘇聯社會出現了所謂“解凍”即有限的自由化時期。隨著自由化運動的深入推進，蘇共當局重新加強控制。其後，赫魯雪夫被黜，勃烈日涅夫上台，進一步壓制自由化運動，致使該運動漸趨沉寂。正是在這種情勢下，犬儒主義蔓延，構成當時社會的一個顯著特徵。
影響
許多俄國人既然抱著看破紅塵的態度，因此，當他們發現這個世界上竟然還有人真的堅持某種理念，某種理想主義，簡直覺得驚奇。在一次國際和平大會上，一位蘇聯代表團的成員就對美國代表的較真深感意外。他私下問史密斯：難道這些美國人真的認為他們能夠發揮作用，能夠影響現實政治嗎？史密斯認識一個蘇共少壯派官員。看上去此人是充滿矛盾的複合體。他一方面在和朋友談話中批評時政，攻擊腐敗，儼然是個改革家；另一方面，他又對該國的政治感到自豪，為自己能身處權勢集團而躊躇滿志。他清楚地知道史達林時代的恐怖，也不願意再回到那個時代，但與此同時，他又對史達林靠強權建立起一個龐大的紅色帝國而十分驕傲。一方面，他很樂意向別人顯示他的思想解放，根本不相信官方的教條。另一方面，他又對他人善於掩蓋個人觀點，對自己在黨內會議上以善於發言著稱而得意。其實，這正是蘇共新一代官員的一種典型——無信仰的、犬儒式的機會主義者。“可見，”史密斯總結道，“個人只要服從聽話，不公開向意識形態挑戰，不管信也好不信也好，都不是關鍵問題。”
伴隨著看穿一切的思潮的流行，物質主義也開始泛濫。這後一點倒也情有可原。經過了半個多世紀的折騰，俄國人已經付出了太大的代價，**黨許下的諾言又在哪裡？無怪乎人們會這樣想：“人只活一世，而這一世是短促的。所以，請給我一點東西吧。別老是許給未來呀！”物質主義的泛濫進一步衝掉了殘存的理想主義。許多人為了一點點物質利益——為了一次出國機會，為了分得一套房子或搞到一部新汽車——甘願放棄自己的獨立政見。這樣，當局無須乎再採取大規模的恐怖措施，就足以控制住它統治下的廣土眾民。
少數勇敢的持不同政見者依然在發出他們的聲音。在起初一段時期，他們贏得了廣泛的尊敬，雖然敢於公開表示這種尊敬的人不多。然而令人驚異的是，到後來，當局對異議人士潑污水，在一部分人中間竟然也得到某種回響。史密斯對此大惑不解。一位名叫瓦連京·圖爾欽的異議人士對他解釋說：“人群中有一種難以相信的犬儒主義。誠實的人使得那些沉默的人由於沒有大膽說話而有負罪感。他們無法了解別人怎么會有勇氣去乾他們本人所不能幹的事。因而他們感到不得不攻擊別人以安慰自己的良心。第二，根據他們自己的經驗，他們覺得每一個地方的每一個人，都在欺騙自身之外的每一個人。蘇聯人好像妓女一樣，因為自己是妓女，便認為所有的女人都是妓女。蘇聯人認為整個世界是分為黨派的，每一個人都是這個黨或那個黨的成員，根本沒有真正的誠實，根本沒有人支持真理。如果有人說他是公正的，是只講真理的，那么，他就是在說謊騙人。這種犬儒主義給當局幫了大忙：使知識分子就範，把不聽話的異議人士排斥於社會之外。雖然人們可以到西方去旅行和收聽西方的電台。但只要普遍存在著這種犬儒主義，他們就會認為那不過是另一派在說話，所以也就值不得當真了。這種犬儒主義提供了極權國家今天的穩定，以代替史達林時期的大規模恐怖。”
在新形勢下，正象一位數學家講的那樣：“提倡玩世不恭是控制的基本方法。”
陶東風
所謂“犬儒主義”，指的是個體與社會之間的一種畸形關係。犬儒主義誕生於公元5世紀的希臘，它指一種對文化價值的對抗精神，一種深刻的懷疑，它認為世界是不值得嚴肅對待的，不妨遊戲之。到了現代，犬儒主義的含義發生了一定的變化，但是其對於世界的不信任和拒絕的態度沒有變，犬儒主義雖然對現實不滿，但是又拒絕參與社會世界，犬儒主義者由於政治的黑暗而遠離政治、放棄政治，拒絕參與政治，或遁入孤獨和內閉，或轉向任誕的審美主義，而其骨子裡則是虛無主義。他們對於世界保持了清醒的距離意識，但是卻不敢或不願與之正面對抗，而以一種嬉笑怒罵、冷嘲熱諷的處理態度來曲折地表達自己的不滿和妥協混合的矛盾立場。
吉登斯
吉登斯在《現代性的後果》中這樣分析犬儒主義：“犬儒主義是一種通過幽默或厭倦塵世的方式來抑制焦慮在情緒上影響的模式。它導致了滑稽作品的出現，就像電影《博士可愛稀奇先生》和許多‘黑色幽默’所表現的那樣，它也導致了逆流而行的瘋狂慶典時的短暫歡樂。”犬儒主義者即使在心理上也不再堅持起碼的是非美醜觀念，不但對現實不抱希望，而且對未來也不抱希望。犬儒主義的核心是懷疑一切，不但懷疑現實，而且也懷疑改變現實的可能性。也就是說犬儒主義是一種完全的虛無主義。這種虛無主義有可能表現為死氣沉沉、一潭死水，也可能表現為裝瘋賣傻、裝神弄鬼。裝神弄鬼是以犬儒主義和虛無主義為核心的一種想像力的畸形發揮，是人類的創造能量在現實中不可能得到實現、同時也沒有正確的價值觀引導的情況下的一種忽而心灰意冷、忽而瘋瘋癲癲的狀態。這種狀態的最大特點就是非道德化，無價值性，不問是非，不管善惡。在一個現實潰爛，未來渺茫的時代，在人們因為長期失望而乾脆不抱希望的時代，在一個因為價值世界長期顛倒以至於人們乾脆不知道什麼是正確的價值，徹底喪失了價值缺失的痛苦的時代，犬儒主義就會表現出來。犬儒主義常常出現在社會黑暗、絕望感瀰漫的歷史時期。這個時候的突出特點是現實世界的無奈和想像世界的高蹈，兩者相互強化。在這個意義上，大概莊子算得上是中國犬儒主義的創始人。
現代主義
現代犬儒主義是一種“以不相信來獲得合理性”的社會文化形態。現代犬儒主義的徹底不相信表現在它甚至不相信還能有什麼辦法改變它所不相信的那個世界。犬儒主義把對現有秩序的不滿轉化為一種不拒絕的理解，一種不反抗的清醒和一種不認同的接受。
“說一套做一套”形成了當今犬儒文化的基本特點。“世界既是一場大荒謬，大玩笑，我亦惟有以荒謬和玩笑對待之。”犬儒思想並不帶有自我罪孽感。在它那裡，懷疑正統成為一種常態思想。無論從認知還是從道義來說，不相信都是常態，相信才是病態；相信是因為頭腦簡單，特容易上當。犬儒思想者也不再受恐懼感的折磨，因為他知道人人都和他一樣不相信，只是大家在公開場合不表明自己的不相信罷了。
它是一種對現實的不反抗的理解和不認同的接受，也就是人們平時常說的“難得糊塗”。犬儒主義者意指並不真傻的情況下，深思熟慮地裝傻。既然我沒法說真話，那么你要我怎么說，我就怎么說，我不這么說也得這么說，由不得我心裡想說什麼。我照你的說，不見得有好處，但不照你的說，說不定就有麻煩。我知道我照你的說，你未必就相信我，未必就拿我當回事；但我不照你的說，你肯定會說我不拿你當回事。既然你要的不過是我擺出相信的樣子，我又何必在說真話上面空費心思。
13當今主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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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大眾對政治冷漠，則是長期體驗虛假政治的現實教育結果，國內論者對此已多有論述。王蒙在談到王朔作品中的玩世主義時指出，“首先是生活褻瀆了神聖，……我們的政治運動一次又一次地與多么神聖的東西--主義、忠誠、黨籍、稱號直至生命--開了玩笑，……是他們先殘酷地‘玩’了起來，其次才有了王朔。”〔注15〕王力雄則指出，“鄧小平時代的意識形態空殼化”，將“‘公有經濟加極權政治’(馬克思加秦始皇)”改換為“資本主義加極權政治”，使得極權政治因失去了社會主義的道義目標而成為赤裸裸的極權。王力雄寫道：“鄧把‘實踐’奉為唯一標準所導致的掛羊頭賣狗肉,對於迴避行為與意識形態的分裂固然聰明一時，卻由此腐蝕了意識形態之所以可以立身的基礎--真誠。‘不爭論’進一步導致了說一套做一套的言行不一，形成近年中國官場一大特色--集體心照不宣地‘打左燈向右轉’。犬儒主義成了主流價值觀。”〔注16〕
“說一套做一套”形成了當今中國犬儒文化的基本特點。它不僅瀰漫於政治領域中的公開話語，而且成為社會普遍的欺詐、虛偽和腐敗行為不成文的規範。按此規範言論行事已成為人們日常活動的自我保護手段和生存技能。人人都說謊、都作假的狀態常被解釋為是大眾的個人道德意識出了問題。其實，如此犬儒化的社會所面臨的與其說是個人道德危機，還不如說是公眾生活規範危機。公眾生活的道德規範和個人道德良知不同，它並不依賴“良心”的維持，它的維持機制是法制(以民主程式所產生和執行)、輿論(以自由言論為基礎)和傳統(以長期形成的民間正義為核心)。充斥著腐敗和謊言的公眾生活，不是沒有規範，它有它自己的規範，它的規範就是虛假。
從社會批評的角度來看，虛假只是假面化公眾生活的症兆，而其癥結則在於理性社會規範機能的壞死。理性社會機能就是民主的機能。在民主法制和獨立輿論比較完善的社會中儘管也存在虛假和腐敗現象，但民主法制和獨立輿論能將這些現象的危害降至最低的程度，使之不能惡化為全社會公眾生活規範的制度性危機。當今中國社會中，法制由專斷權力所操縱,輿論為權力充當喉舌，傳統的民間正義無法作為獨立輿論介入公眾體制。普通人在虛假和腐敗問題上抱犬儒主義態度，不僅僅是因為虛假和腐敗充斥於現實秩序之中，而更是因為現有秩序已不再能提供解決這些問題的體制性條件。
大眾犬儒主義對現有的、假面化的公眾生活秩序既有妥協和參與的一面，又有不滿和抵抗的一面，這兩個方面本來就是犬儒主義乞行天下、冷嘲熱諷這兩個特徵的結合。前一個方面使得大眾犬儒主義成為現有公眾領域的一部分，成為一種與之相協調的現象。後一個方面則使它疏離現有的公眾領域，成為假面公眾領域邊緣處的批評立場。這一批評立場的領域性質相當曖昧，它與其說是個人的，還不如說是下層的；與其說是異端的，還不如說是受制的；與其說是獨立的，還不如說是衍生的。大眾犬儒主義的這些性質使得它形成了獨特的民間性，也使得它得以從制度性的公眾生活領域(政治的、經濟的和文化的)及其犬儒主義脫離出來，形成一種特殊的弱者抵抗形式。
民主社會中對大眾犬儒主義的批評，大多強調它與現實妥協的一面。批評者大多認為，在民主制度中，犬儒主義不同於批評理性，它是一種非理性的否定和懷疑，因此它與民主政治文化的理性共識機制不合。勒納(M.Lerner)指出，“犬儒主義不象理性懷疑主義那樣相信人可以改變世界。”對犬儒主義的批評，其合理性必須從民主公共話語空間的自由度來理解。民主公共話語空間既不排斥犬儒式懷疑，也不排斥理性批評，但是只有理性批評才對民主公共話語空間有建設性的貢獻。你可以和持理性批判的懷疑者作理性探討，但你無論如何也不能說服犬儒主義者，因為“犬儒主義象是抱定宗教信仰般地不相信有任何根本變化的可能。”〔注17〕
在非民主社會中，對現有經濟、政治和文化統治的質疑和反對不可能自由進入公共話語領域。無論是持理性批評的懷疑還是根本拒絕相信的犬儒主義，它們都只能存在於公共話語的邊緣或之外。對大眾犬儒主義的評價當然也就不能只是著眼於它與並不存在的民主理性政治文化是否和諧。大眾犬儒主義明顯的邊緣性和不自由狀態，凸現了它相對於官方話語的受制性和由此生髮的不滿。
表示不滿的民間大眾犬儒主義，其冷嘲熱諷的主要表現形式是市井流傳的笑話、傳言、歌謠、順口溜和種種異類文藝。它所包含的拒絕和抵抗具有高度的隱蔽性和偽裝性。對於它來說，“公開表現的條件是，它相當隱晦和曲折，可以作兩面不同的閱讀。其中一面是不招惹當局的,這一面也許有些乏味，但卻因此留下了一條全身而退的後路。”除了隱晦和曲折，這類民間或大眾文化存在的另一個條件是不與統治性的公開語本正面衝突，“民間文化的曖昧和多義，只要它不直接與統治者的公開語本對抗，就能營造出相對獨立的自由話語領域來。”〔注18〕
民間犬儒主義是一種扭曲的反抗，它折射出公眾生活領域的誠信危機及其公開話語的偽善，但它卻不是在說真話，更不是一種公民們公開表示異見的方式。犬儒式反抗對於建立理性、誠實的民主公眾話語的正面貢獻是極為有限的。民間犬儒主義的某些形式，包括一些痞子文學(如王朔的一些作品)和異類藝術(如“波普藝術”和“玩世繪畫”),在反對政治神話的同時，往往藉助大眾消費文化製造出一個新的神話--市場神話。異類思想在面對政治和經濟雙重擠壓的時候，無法依靠犬儒表現來保持獨立的批判理性。市場本身就是當今中國最主要的權勢犬儒的本源之一。市場操作不擇手段地謀利，唱的卻是發展社會福利和提升中國地位的愛國高調，它的說一套做一套並不比政治權勢遜色。就其犬儒主義操作而言，大眾商業文化對異類文化的利用和它對愛國主義話語的利用並無性質上的區別。在公民的民主權利和自由言論受到限制的情況下，大眾商業文化不可能為民間犬儒主義提供一個轉化為獨立批評的理性空間。要想改變民間犬儒主義扭曲性的反抗，或者甚至改變當今中國上下互動的體制性犬儒主義，最終還得從建立允許說真話、鼓勵說真話、必須說真話的理性公民社會秩序著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