炎帝足跡
炎帝在寶雞渭水流域，有寄居、生活著一支以農耕生產為主的氏族——姜炎族。其首領炎帝，號神農氏，為開創中華文明作出了傑出的貢獻，為中華民族的始興和統一奠定了基礎。雖然歲月的風蝕使遺留在這裡的炎帝蹤跡一部分已經消失了，但是，還有一些歷史足跡和傳說至今留存。
一灣姜水千古炎帝
姜水今“清姜河”。《國語·晉語四》載 :“炎帝以姜水成。”這是最早記載炎帝的史料，說明炎帝是從寶雞渭水流域起源的。“姜水”，在歷史文獻中有兩處記載：一是酈道元在《水經注·渭水》里所說：“吱水又東逕姜氏城南，為姜水。”即姜水在今岐山、扶風境內，為今渭河北邊的湋水。
而第二種說法出現在明嘉靖《陝西通志》、清順治年間到民國十一年所修的《寶雞縣誌》上：“姜水”和“姜氏城”在今寶雞市區渭河南邊。“姜水”即今“清姜河”，“姜氏城”即今“姜城堡”。明嘉靖《陝西通志》載：“姜氏城：在寶雞縣南七里，城南有姜水。《帝王世紀》載：神農氏母有嬌氏女登為少典妃，游華陽，感神龍首而生炎帝，長於姜水。”
炎帝故里姜炎部落 昌於“寶”地民國《寶雞縣誌》引《一統志》：“鳳翔府寶雞縣南五里，有姜氏城，城南有姜水，炎帝長於姜水，即此。”這兩處地方，均有淵源，都曾是姜炎族定居、生活的地方。
考古學界研究，姜炎族最早是以寶雞市區為中心而活動的。隨後，姜炎族從寶雞一帶向東推進，因而，岐山、扶風境內亦出現了姜炎文化（劉家文化）的遺址。徐旭生先生在《中國古史的傳說時代》一書中說：“姜城堡附近都有很好的彩陶遺址，在我國歷史的黎明時期就有人居住，毫無疑問，姜城堡和清姜河的名字以及很特別的神農廟，全是淵源有自，並非後人的臆造。雖說《寶雞縣誌》牽強附會的說法靠不住，可是兩地相距並不太遠，全像是姜姓所居舊地，可能性也很大。”徐先生所說的“全是姜姓所居舊地”是以考古學文化為依據所得出的科學結論。
渭水河畔 耕醫琴織
在寶雞這塊古老而肥沃的黃土地上，自五六千年以來，就一直就傳頌著人文始祖炎帝的千秋功德。炎帝修火之利、以火德王，教民稼耕，遍嘗百草、始作衣裳，融合華夏、凝聚四方。為中華文化、中華文明的開創作出了傑出的貢獻，為中華民族的始興和統一奠定了基礎。炎帝的發明和創造，表現了敢為人先、百折不撓、造福於民、自強不息的創業和奉獻精神。這種精神已升華為中華民族的民族精神、民族之魂。千百年來激勵著中華民族與時俱進、開拓奮發。
歷史記載
炎帝畫像《國語·晉語》載：“昔少典娶於有蟜氏，生黃帝、炎帝。黃帝以姬水成，炎帝以姜水成。成而異德，故黃帝為姬，炎帝為姜。二帝用師以相濟也，異德之故也。”這是我們目前所能看到的最早記載炎帝、黃帝誕生地的史料。
《竹書紀年》載：炎帝“育於姜水，故以姜為姓。”
《帝王世紀》載：“炎帝神農氏，姜姓也。母曰任姒，有蟜氏之女，名女登，為少典正妃。游於華山之陽，有神農首感女登於常羊，生炎帝，人身牛首，長於姜水，因以氏焉”。“華山之陽”的“華山”,在此泛指秦嶺，“陽”是指秦嶺的南面。
《史記·補三皇本紀》亦載：“長於姜水，因以為姓”。姜水何在？
烈山聖火台北魏酈道元在《水經·渭水注》中說：“岐水又東逕姜氏城南，為姜水。”酈氏明確指出，姜水為今寶雞渭水流域的一條支流。明、清之際的《大明一統志》、《鳳翔府志》、《寶雞縣誌》等志書均記載“姜水”是指今寶雞市區渭河南的“清姜河”，“姜氏城”是指今“姜城堡”。著名考古學家徐旭生先生考證認為：“姜城堡附近卻有很好的彩陶藝術，在我國歷史的黎明時期就有人類居住。毫無疑問，姜城堡和清姜河的名字，以及很特別的神農廟……全像是淵源有自，並非後人的臆造……姜姓所居舊地，可能性也大。”著名考古學家鄒衡先生說得更為明確。
炎帝神農
炎帝神農氏在討論炎帝神農諸問題時，似有一個前提需要預先明確：自先秦以降，各種典籍關於炎帝神農的種種記載都是間接取之於上古神話和傳說，並非有直接文字可考的信史。
而無論神話或傳說，最初都是口耳相傳的。擴散得愈廣，流傳得愈久，變異就愈大。後來見於文獻的神話和傳說，只是實際存在的神話和傳說的一部分，而且必然有不少參差之處乃至牴牾之處。異源的神話和傳說，凡互有出入之處，孰是孰非，有些是分得清楚的，可以考實辨明；但也有些是一時分不清楚甚至永遠分不清楚的，那就不妨眾說並存。對於這類真偽莫辨的難題，寧可多一點模糊性而少一點明確性。
分合因由
(一)炎帝與神農氏
在古籍中，有關炎帝神農氏的記載大致有三種情況：一是在一段文字中只提炎帝或只提神農，對炎帝與神農的關係則避而不談，如《周易·繫辭下傳》、《莊子·盜跖》、《商君書·畫策》、《國語·晉語》、《新書·制不定》、《淮南子·兵略訓)、《禮記·祭法》、《史記·三皇本紀》唐司馬貞補。、《荊楚歲時記》、《括地誌》等；二是在一段文字中同時提到神農和炎帝，雖說未言明二者關係，但在用詞含義中似非一人，如《史記·封禪書》；三是將炎帝神農與烈山氏或曰厲山氏視為一人，如《世本·帝系》、《禮記·祭法》鄭注、《左傳·昭公二十九年》杜注、《國語·晉語》韋注和《帝王世紀》等。那么，炎帝和神農氏及其與烈山氏究竟是否同一個人?我們認為對此很難籠統作出肯定或否定回答，其主要原因恐怕是一個“歷時性”的問題。
炎帝塑像任何原始民族都有自己的神話和傳說，這些神話和傳說記錄著他們祖先的業績，總結了他們對自然和社會的認識，寄託著他們的期望和理想，情節雖則離奇，然而具有不可忽視的科學價值和不可抗拒的藝術魅力。血統相近和居處相鄰的若干原始民族，往往有某些相似甚至相同的神話和傳說，異源的原始民族的融合，必然伴隨著異源的神話和傳說的融合。任何神話和傳說都不是一成不變的，都有空間上的移徙與分歧和時間上的演進與變異。因此，對古代的神話和傳說，不可拘泥於一地之言、一時之見，而必須作多向的、動態的考察和研究，也就是我們前面所說的“歷時性”。
雖然在一段文字中同時提到神農與炎帝並排出二者先後順序的文獻僅此一見，但這條材料畢竟為我們探討神農與炎帝的關係提供了主要證據。此外，如前面提到過的文獻記載神農、炎帝三種情況的另外兩種情況也提供了佐證。因為如果神農與炎帝從來都是一人，為何先秦典籍毫無所載，而所載者皆為漢魏以降學者的註疏?
不過，我們考證早期神農與炎帝並非一人，為的是正本清源，並不意味著完全排除二者有著密切的關係乃至有過合一的歷史。相反，我們認為漢魏以降不少學者將神農與炎帝視為一人，自然是空穴來風，事必有因。情況是漢魏以降不少學者將神農與炎帝視為一人，既有主觀原因，也有客觀原因。
炎帝塑像從主觀方面看，神農與炎帝都同農耕有關，他們既是氏族或部落的名稱，又是其首領的名號。神農氏的主要貢獻在於“耒耨之利，以教天下”《周易·繫辭下傳》，即發明農耕。而遠古時期農耕對天文曆象的依賴性非常大，作為“以火名官”的炎帝《史記·三皇本紀》，在天文曆象方面顯然要高出一籌。加之炎帝部落廣泛散居於黃河中游和漢水流域，地廣人眾，雖較神農部落晚起，卻後來居上，一度成為包括神農部落於其中的部落聯盟，炎帝也因而成為這個部落聯盟的“身號”《世本·帝系》。但神農部落畢竟興起較早，對農業的貢獻較大，因而成為這個部落聯盟的“代號”或“世號”《潛夫論·五德志》。“神農——炎帝”或“炎帝神農氏”在世人的心目中不僅融為一體，而且成為世襲性稱號。從民族學角度上說，氏族、部落首領稱號的世襲性是自然的或普遍的。例如從亞洲華北平原遷徙到美洲的印第安人的一支——易洛魁人部落聯盟內，“每一個首領職位的名號也就成了充任該職者在任期內的個人名字，凡繼任者即襲用其前任者之名”。即新任首領就職之後，“他原來的名字就‘取消’了，換上該首領所用的名號，從此，他就以這個名號見知於人”。摩爾根：《古代社會》，商務印書館1977年版。
從客觀方面看，炎帝與神農合二而一的過程，大致經歷了共處、同尊、合併三個階段。張正明：《炎帝雜論》、《炎帝與炎帝文化》，湖北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戰國時代，五行學說大盛。五行與五方、五色相配，有關的古帝不得不按五行學說各就各位。《淮南子·天文訓》說：“中央土也，其帝黃帝”；“南方火也，其帝炎帝”。中央為黃色，黃帝是正稱；南方為赤色，因而炎帝別稱赤帝。五行學說把炎帝定位在南方之後，原來居於南方的神農便與炎帝為伍。這是第一階段——共處。
炎帝故里隨著周朝的建立，周人陸續東遷。奉炎帝為始祖的姜姓周人除小部在齊國外，多數被周朝派到淮、漢之間，讓他們鎮守南方。少數姜姓的周人留在關中的東部和中原的西部，勢力分散，不為諸侯所重。由此，關於炎帝的神話和傳說在淮、漢之間流行起來，在關中反而不大流行了。南遷到漢水中游北部的姜姓周人崇奉炎帝，原住在那個地區的土著楚蠻崇奉神農，久而久之，相互影響，前者也崇奉神農，而後者也崇奉炎帝了。這是第二階段——同尊。春秋中期以後，楚國席捲淮、漢諸侯，所有南遷的姜姓周人都成為楚國的臣民，而且，同楚蠻一起，逐漸與楚人融合了。先前本已難截然分開的同一部落聯盟的兩位部落首領，終於化成一位古帝——炎帝神農氏了。這是第三階段——合併。
上述合二而一的過程，大致完成於秦漢之際。因此，“炎帝神農氏”這個稱號始見於成書於秦漢之際的《世本·帝系》。大局初定，一時還不易得到公眾普遍認可。因此，連大史學家司馬遷在涉及炎帝與神農的關係時也表達得含蓄而委婉。《史記·五帝本紀》：“軒轅之時，神農氏世衰，諸侯相侵伐，暴虐百姓，而神農氏弗能征。於是軒轅乃習用干戈，以征不享。……炎帝欲侵陵諸侯，諸侯鹹歸軒轅。軒轅乃修德振兵，……以與炎帝戰於阪泉之野，三戰然後得其志。……而諸侯鹹尊軒轅為天子，代神農氏，是為黃帝。”在這裡，司馬遷既說“神農氏世衰”，不能征伐暴虐百姓的諸侯，卻又說“炎帝欲侵陵諸侯”，豈不是說炎帝與神農並非同一個人？清人崔述在《補上古考信錄》中即提出如此質疑：“夫神農氏既不能‘征諸侯’矣，又安能‘侵陵諸侯’?既雲‘世衰’矣，又何待‘三戰然後得志’乎？且前文言衰弱，凡兩稱神農氏皆不言炎帝；後文言征戰，凡兩稱炎帝皆不言神農氏。”於是，他得出這樣的結論：“然則與黃帝戰者自炎帝，與神農氏無涉也。”然而，崔述卻忽視了關鍵的一點。《史記·五帝本紀》這則材料的最後部分，恰好否定了他的意見。司馬遷說，黃帝在阪泉戰勝了炎帝，又在涿鹿擒殺了尤後，“諸侯鹹尊軒轅為天子，代神農氏，是為黃帝”。這裡的被代替者“神農氏”即被戰勝者“炎帝”，說明司馬遷在潛意識中是將炎帝與神農氏視為一體的。當然，這個神農氏決不是始作耒耜、教民農耕的神農，而是其後裔中與炎帝同時且共為一部落聯盟者吳量愷：《神農氏的興起與炎帝文化的效應》，《炎帝與炎帝文化》，湖北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大約從兩漢之際起，公眾才一致認為炎帝即神農了。
先秦典籍視神農與炎帝為二，固然有諸多因素，但那時神農與炎帝合二而一的客觀條件尚未完全形成則是最主要的原因。
(二)炎帝神農氏與烈山氏
炎帝故里神農別號烈山，對此，史家無異議。“烈山”始見於《國語》和《左傳》，似乎比“神農”早出，或許是神農氏的古稱。《國語·魯語》記春秋初年魯國大夫展禽的話說：“昔烈山氏之有天下也，其子曰柱，能殖百穀百蔬。夏之興也，周棄繼之，故祀以為稷。”《左傳·昭公二十九年》記春秋末年晉國太史蔡墨談到這段歷史時說：“有烈山氏之子曰柱為稷，自夏以上祀之。周棄亦為稷，自商以來祀之。”大約成書於戰國或漢初的《禮記·祭法》幾乎全文引用了上述展禽的話，所不同的只是把“烈山氏”改為“厲山氏”，把“其子曰柱”改為“其子曰農”。其原文為：“是故厲山氏之有天下也，其子曰農，能殖百穀；夏之衰也，周棄繼之，故祀以為稷。”對於《禮記·祭法》改“烈山氏”為“厲山氏”，東漢鄭玄在注中作了說明。他說：“厲山氏，炎帝也。起於厲山，或曰有烈山氏。”又《漢書·古今人表》作“列山氏”。西晉皇甫謐《帝王世紀》也說：“神農氏起列山，謂列山氏。”實際上，“烈”、“列”、“厲”三字上古均為月部來紐入聲，王力擬音為[liat]王力：《詩經韻讀》，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讀音相同，故可通用。如《楚辭·招魂》“厲而不爽些”，王逸註：“厲，烈也。”《詩經》“垂帶而厲”，鄭玄註：“厲字當作烈。”漢《郊祀歌》“體容與，萬里”，晉灼註：“世，古列字。”師古註：“世讀與厲同。”可見，說厲山氏、列山氏就是烈山氏，是完全正確的。徐揚傑：《炎帝神農氏在中國史前傳說中的地位》，羅運環：《戰國農家學派與神農及神農故里》，均載《炎帝與炎帝文化》，湖北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對於《禮記·祭法》改“柱”為“農”，唐孔穎達作疏時作了解釋。他說：“其子曰農，能殖百穀者，農謂厲山氏後世子孫，名柱能殖百穀，故《國語》云：‘神農之名柱，作農官，因名農是也。’”這就是說，“柱”也好，“農”也好，都是神農之名，其名雖異，其實則同。有的學者認為，柱，就是田主的“主”，它是由最早的農業工具——點種用的尖頭木棒演化而成的孫常敘：《耒耜的起源及其發展》，上海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據《周禮·大司徒》記載，古代祈年要祭祀主稼穡的神，稱田祖或先嗇，始耕田者，為此在社稷壇周圍“樹之田主”，也就是立木主作為田神的象徵。點種棒是最早的農業工具，早期農業階段正是在它的幫助下使沉睡的種子煥發出了新的生命，因而產生了對工具的崇拜，點種棒成了祭典中主稼穡之神的標誌——木主，即柱。所以烈山氏之子柱“能殖百穀百蔬”的傳說，記載的是原始農業脫胎於採集狩獵的歷史。處於農業前夕的澳大利亞人不僅常用火獵，而且還會利用袋鼠喜食雨後或山火後新生嫩草的認識，組織專門的捕獵。
出生地
由於神農與炎帝有時代早晚之別，所以在探討其生地時也宜將二者分開。至於炎帝神農氏合一後的生地，則另當別論。
(一)神農生地
炎帝據大量的文獻記載分析，神農生於烈山。《國語·魯語》說：“昔烈山氏之有天下也，其子曰柱，能殖百穀百蔬。”《左傳·昭公二十九年》也說：“有烈山氏之子曰柱為稷，自夏以上祀之。”《禮記·祭法》的說法也基本相同：“厲山氏之有天下也，其子曰農，能殖百穀；夏之衰也，周棄繼之，故祀以為稷。”前文已充分論證烈山氏、列山氏、厲山氏實為一人，其子柱或農即神農。烈山，很可能就是神農之先輩也可說是第一代神農放火燒荒之地，或人以山名，或山以人名，總之神農起於烈山已無疑問。
唐代蕭德言所編《括地誌》記載：“厲山在隨州隨縣北百里，山東有石穴。昔神農生於厲鄉，所謂列山氏也，春秋時為厲國。”?唐代後期李吉甫編撰的《元和郡縣誌》記載：“隨縣，本漢舊縣，屬南陽郡。即隨國城也，歷代不改。……厲山，亦名烈山，在縣北一百里。《禮記》曰：厲山氏，炎帝也；起於厲山，故曰厲山氏。”
北宋王存等主編的《元豐九域志》記載：“隨州：神農廟，在厲鄉村。”
南宋羅泌《路史》記載：“神農井在賴山(即厲山)，舊說汲一井則八井皆動，人不敢觸。今惟一穴，大木旁蔭，即其處立社。”
清代章學誠主持編纂的《湖北通志·輿地誌》記載：“厲鄉，在州北，今名厲山店。……亦云賴鄉，故賴國也。有神農社。”
上述記載無一例外地表明，神農生於厲山，厲山位於今隨州北。神農生於隨州厲山一說代代相因，眾口一詞，足證不謬。
（二）炎帝神農氏合一後的生地
雖說炎帝神農氏合一的史實形成於遠古，但合一的觀念至秦漢之際方才形成。
最早指出炎帝神農氏生地的學者，是東漢著名經學家鄭玄。鄭玄根據《國語·魯語》中展禽和《左傳·昭公二十九年》中蔡墨關於烈山氏及其子柱的言論，參之以秦漢之際炎帝與神農合一的定說，在為《禮記·祭法》的類似記載作注時，將厲山氏或曰烈山氏同炎帝視為一人：“厲山氏，炎帝也。起於厲山，或曰有烈山氏”。既然鄭玄以為烈山氏(神農氏)同炎帝為一人，其生地也自然在一處。時隔不久，三國時吳韋昭率先回響鄭說。他在為《國語·魯語》展禽的話作注時說：“烈山氏，炎帝之號也。起於烈山。《禮(記)·祭法》以烈山為厲山也。”由於先秦典籍只有神農氏(烈山氏)生地的記載，未見炎帝生地的記載，以致鄭玄、韋昭將炎帝神農合一後的生地定在烈山。
六大故里
陝西寶雞
六大炎帝故里位置圖寶雞為姜炎文化的發祥地之一，是中國文化、中華文明、中華民族的重要的起源地之一。 在距今約5000年前，寶雞渭水流域的姜水，生息著一個古老的氏族部落——姜炎族，誕生了一位偉大的人物，中華民族的人文始祖——炎帝。
《國語·晉語》載“炎帝以姜水成”，我們可以理解為炎帝族最早活動的地方在姜水。古之姜水，據《水經·渭水注》所載是在姜氏城南，即今岐山縣周原一帶，但不知道確定地點。不過，據《大明一統志》：鳳翔府寶雞縣南七里有姜氏城，城南也有姜水，此姜氏城今名姜城堡，往南即益門堡，堡西有一水名今仍名清姜河。古代傳說，本來難得考實。以上兩說孰是孰非，不必過於拘泥。但總是在鳳翔府地，即今寶雞市區之內。姜城堡為新石器遺址，1958年被列為陝西省重點文物保護單位。實際上，姜炎族在寶雞的最早故居是在今清姜河流域。為了生存和發展，一部分遷居今岐山、扶風一帶，所以，在這裡也出現了帶“姜”的水名和城名，即“姜水”和“姜氏城”。有研究者考證認為，在今寶雞市區渭河和清姜河的交匯地帶，曾發現過多件劉家文化（姜炎文化）的典型器物——高領袋足鬲。據測定，這比在岐山、扶風境內發現的同類器物要早。這說明岐山、扶風境內出現的劉家文化是寶雞市區姜炎族向東遷徙、推進的結果。
正因為炎帝誕生於今寶雞地區，所以，歷史傳說，早在黃帝時代，寶雞地區就開始了對炎帝的祭祀。《路史·後記》記載:“黃帝所崇炎之祠於陳”。羅萍注說：“黃帝所崇疑在陳倉”。《史記·封禪書》記載：“秦靈公作吳陽上畤，祭黃帝；作下畤，祭炎帝。”“吳陽”是指今寶雞市區北的吳山（今陳倉區境內）之東南面，即今鳳翔的“三畤原”。秦國開創了以朝廷名義祭祀炎帝、黃帝的先例。迄今為止，這是我們所能看到的最早的有關這方面內容的文獻記錄。自此以後，寶雞祭祀炎帝相沿成習、經久不衰。西漢時期，漢高祖劉邦自稱“赤（炎）帝之子”，設“畤”祭祀炎帝及黃帝、青帝、白帝、黑帝。這種祭俗一直延至漢武帝。漢武帝在位期間,曾多次到“雍”地設“畤”祭祀“五帝”。隋唐以降，寶雞地區開始設廟宇祭祀炎帝和黃帝。
考古發現
研究表明，炎帝為新石器晚期的人物，距今大約在5000年左右，處於母系向父系的過渡時期，其考古學文化類型是屬於仰韶文化。據文物普查顯示，寶雞渭河流域有700餘處舊、新石器時代的人類遺存，僅市區20多平方公里的區域內就有距今8000－4000年的先民遺址80餘處。從已發掘的關（官）桃（道）園、北首嶺、福臨堡和石嘴頭等遺址看，其序列完整，真實地反映了新石器時代的寶雞地區在不同的歷史時期先民的社會組織和生產、生活情況。而且，寶雞又有得天獨厚、適合遠古人類生存的自然環境。這些正好說明寶雞地區“在我國歷史的黎明時期就有人居住”（徐旭生語），生息著一個較大的原始先民群。
炎帝據測，關桃園遺址距今已有8000年左右的歷史。在這裡除了發現大量的陶器之外，還發現了數十件骨耜。這是在黃河流域的第一次發現。骨耜的出土，說明寶雞地區原始農業的出現至遲可以推進到8000年以前。美國著名考古學家、人類學家張光直先生曾在分析了黃河中游地區的生態環境後說，這裡正是仰韶文化的集中區，擁有適應於新石器革命的自然條件，寶雞地區應是新石器革命最理想的地區。關桃園遺址的發現不僅證實了張光直先生的論斷，同時，也印證了歷史學家陳連開先生的預言：“隨著時間推進，有理由期待，在寶雞秦川地區還可能有更驚人的發現，來說明這一地區是中國旱地農業起源最早的地區之一。”由此可見，寶雞地區的仰韶文化（姜炎文化）是在關桃園等前仰韶文化（老官台文化，亦稱“前姜炎文化”）的基礎上發展起來的，為姜炎文化的孕育、產生和發展提供了土壤。
黃帝姬水
人文始祖黃帝形象集萃從《國語》、《史記》等史書我們知道，炎帝、黃帝同為“少典之子”，具有同宗同祖的血緣關係。在《新書》、《五帝德》、《帝王世紀》等古籍中還記載炎帝、黃帝是同父母兄弟，或是同父異母兄弟。不管是前者還是後者，炎帝、黃帝均為“少典之子”是無疑的。當然，這裡所說的“少典之子”，並不是我們今天意義上所說的父子關係，而是說“後面這兩個氏族由少典氏族分出，不是說這兩位帝是少典個人的兒子。”（徐旭生語）炎帝、黃帝既然是從少典氏族中分出的兩個支族，並有著同宗同祖的血緣關係，那么，在當時交通極不發達的原始社會，其通婚（當時為族外婚）氏族的生息之地必是在相鄰或相近的一地之內。《國語· 晉語》載：“黃帝以姬水成”。“姬水”地望在何處？歷代史書無明確記載。一般學者認為，是指從今麟遊流出而南流入渭河的漆水河（在今武功縣境內，歷史上屬寶雞市管轄）。“姬”“漆”諧音。所以，寶雞亦是黃帝從渭水上游東遷的第一個居地。對此，何光岳先生在《炎黃源流史》一書中作了具體的考證。他認為：“黃帝軒轅氏的居地為姬水，以姬為姓。姬與岐同音，即今陝西岐山縣南橫水河（實際是指今橫水與雍水相匯於岐山而形成的湋（沮）水，俗名稱“後河”。湋水東南流經扶風、武功而入漆水河——引者注）。而神農氏所居的姜水則在今寶雞南七里的姜氏城，今名姜城堡。城南有姜水。相傳神農氏妃有蟜氏曾居住於此。則姬水、姜水相鄰，正合炎黃雙胞族之說。”
當然，我們說寶雞為黃帝東遷的“第一個”居住地，還有其他史料作依據。《史記》載，周人始祖棄曾被封於其母姜嫄的封地“邰”。邰在漆水河之畔。所以，古漆水為周人的發源地。這裡分布有眾多的鄭家坡類型的先周文化。我們知道，黃帝為姬姓，周人亦為姬姓。傳說周人為黃帝的後裔。那么，後裔居始祖之居地也在情理之中。《水經·渭水注》載：“應劭曰：‘縣氏陳山。’姚睦曰：‘黃帝都陳，言在此。’”“陳山”即“陳倉山”。傳說黃帝的臣子岐伯為藥聖，當年岐伯生活的岐陽村仍在。經專家考證這裡確為岐伯“嘗味草木，宣榮療疾”之地。傳說黃帝的另一個臣子大鴻也“葬雍”。“雍”為今鳳翔地區。《史記·封禪書》記載的秦靈公設“上畤”祭黃帝的“吳山之陽”，也距漆水河不遠。從地緣關係看，黃帝的另一個重要活動場所即黃帝見廣成子的崆峒山（今甘肅平涼市）亦距寶雞不遠。《史記·五帝本紀》載：“黃帝崩，葬橋山。”寶雞距橋山（今黃陵縣）僅有二三百公里的路程。所以，劉起釪先生在《姬姜與氐羌的淵源關係》一文中說：“黃帝族在未向中原發展以前的居住活動地區，就在東起渭水北境，自陝西中部，西迄甘肅之境的地域。”這種“黃帝族發祥於渭北黃土高原”（張豈之語）的觀點可以說已成為大多數專家學者的共識。
陵寢大殿
正因為炎帝、黃帝是兩個具有血緣、地緣、業緣關係的雙胞族，所以，它們才建立了長達四千餘年姬姜婚姻關係。在東遷時也是形影不離，相隨同行。徐旭生先生說，看古代關於姬姓傳說流傳的地方，可以推斷黃帝氏族的發祥地，與發祥在陝西西部的炎帝氏族的居住地“相距並不很遠”。既然如此，那么，與黃帝“相濟（擠）”的炎帝出生於寶雞渭水流域的姜水也就是毫無疑問的了。
寶雞裔族
炎帝由於生存和發展的需要，姜炎族開始向外遷徙，一支向西往黃河上游及甘肅地區與今四川西北發展，一支順渭水東下，再沿黃河南岸遷往中原，一支仍留居寶雞及秦川地區繼續發展。據史料記載，留居寶雞及秦川地區的裔族有：有邰氏、列山氏（驪山氏）、萊氏族、戲氏族、殳氏族、延氏族、夸父氏族、太岳氏族、孤竹氏族、靈氏族、並氏族、彤魚氏、午氏族、丙氏族、赤氏族、信氏族、井氏族、箕氏族、互（氐）人氏族、許氏族、甘氏族、姜戎族，以及弓魚、方、函、鄧等方國。這些氏族和方國有些一直延續到夏商周三代時期。在這些氏族中，比較著名和延續時間較長的是太岳（四岳）、有邰氏及太岳的後裔姜太公一支。太岳亦稱大岳，此氏族原居地在今寶雞市區一帶。太岳之名是因姜姓之裔伯夷曾居於吳山，成為姜氏部族祭祀吳山神的大祭司而得名。伯夷的後代又分化出四個分支而又稱四岳。《國語·鄭語下》記載：“……四岳佐之，高高下下，疏川導滯……命以侯伯，賜姓曰姜”。伯夷因佐禹治水有功而被封於呂，並復賜以祖姓“姜”，以“紹炎帝之後”。有邰氏地處今扶風姜嫄村一帶。《說文解字》說：邰為“炎帝之後，姜姓所封周棄外家國。從邑、台聲，右扶風邰縣是也。”相傳周棄（后稷）為有邰氏之女姜嫄所生。在炎帝姜姓後裔中，人口繁衍最多的是姜太公一支。傳說為伯夷之後。他晚年居磻溪（今寶雞市陳倉區），因輔佐周武王翦商立國有功而被封於齊。至今，《呂氏春秋》所說姜太公當年居磻溪“釣茲泉”的遺蹟猶存。旁有始建於唐代的姜太公廟，現已成為旅遊勝地。
考古資料也為我們提供了這方面的歷史信息。在寶雞市區和岐山、扶風等地，曾陸續出土了一批劉家文化陶鬲。經考古專家考證，為姜戎文化，與甘肅齊家文化、辛店文化一脈相承。著名考古學家鄒衡先生命名此類文化為“姜炎文化”。這就從考古學上得到了證實，即使在商代晚期，直到西周，在寶雞地區還生息著一支炎帝姜姓裔族。“姬姓和姜姓是姻親關係……共同組成了周民族”(鄒衡語),建立了西周姬姜政治、軍事聯盟，為周朝的建立、鞏固和繁榮，作出了重要貢獻。從姓氏文化的角度考察，據不完全統計，姜姓後裔經數千年的流徙分支，至今已有齊、呂、許、申、高、謝、邱、丁等近三百多個姓。在今寶雞的扶風、岐山和陳倉區等村鎮，還留存有眾多的姜姓人家。
河南商丘
炎帝朱襄氏為中華文明的發展作出過重大貢獻。他發明五弦元瑟，開禮樂文明之先河；調節陰陽，促進百物生長，提升原始農耕文明；創六書，奠定中國文字之基石。朱襄氏故里和陵墓在柘城，於文獻有據，於古蹟有憑，於傳說有聞，柘城是華夏歷史文明重要發祥地。“朱襄之地”柘城為中華朱姓的尋根聖地。柘城炎帝朱襄氏文化資源在全國罕見，具有獨有性。
湖北隨州
炎帝故里（湖北隨州）炎帝神農故里風景區位於湖北省隨州市隨縣，隨州市西北18公里，三一六國道、漢丹鐵路穿境而過，是“大洪山名勝風景區”、“編鐘紀念館”、 “封江口旅遊區”等旅遊景點的中點，處武漢市至襄陽市中間，是去三國古隆中、武當山道教聖地的必經之路，交通十分便利，地理位置適中。
拇指先生中華名人故居系列：炎帝故里
隨州炎帝故里尋根圖冊炎帝神農故里風景區是國家4A級風景旅遊區，被列為國家級風景名勝區，被湖北省委宣傳部定為“全省愛國主義教育基地”。風景區現擁有神農牌坊、神農文化廣場、炎帝神農紀念館、神農碑、神農嘗百草塑像、神農泉、神農洞、神農廟、功德殿、萬法寺、龍鳳日月旗桿、烈山湖等20餘處人文和自然景觀。景區內群山攢簇、溝壑縱橫、樹木茂盛、風景優美， 空氣清新、氣候宜人，氣勢恢宏，絢麗壯觀。已初步形成了以炎帝神農洞、九龍山景區為主體的炎帝文化尋根游;以萬法寺、龍鳳日月旗桿為主體的唐清文化探古游，構築了集休閒度假、觀光旅遊、尋根拜祖為一體的旅遊新格局。國家主席江澤民為炎帝神農故里題寫：“炎黃子孫、情滿華夏”。李先念、 薄一波、陳雲、鐵木爾·達瓦買提、楊汝岱等一百多位黨和國家領導人參觀並題詞留念。 從先秦至近代，140多部典籍記載了炎帝神農誕生於湖北隨州的烈山。中華炎黃文化研究會，是研究炎帝文化的權威組織，這個學會編的一本書叫《炎黃會典》明確指出：湖北隨州是炎帝神農故里，河南新鄭是黃帝軒轅故里，湖南的炎陵是炎帝陵所在地，陝西的黃陵是黃帝陵所在地，對於寶雞，《炎黃會典》對它的定位是炎帝祠，而不是故里。中央、省、市電台、電視台、報刊、雜誌等新聞媒體多次來景區採訪報導反映炎帝故里的美術作品眾多，以中國博物館協會會員、國家一級美術師、全國“畫中華名人故居第一人”、著名畫家拇指先生的《炎帝故里》最為有名。
山西高平
在“炎陵”的爭奪戰中，山西高平在接受採訪時最為低調。按照高平地方志研究辦公室焦楠楠女士的說法，真正意義上的價值挖掘才剛剛開始。
“故關的炎帝行宮，下台的炎帝中廟，永錄的炎帝廟……我們這裡關於炎帝的遺存是最全面的，總數不下於30處。雖然目前僅著手將炎帝編入地方志，但宣傳活動也將在其後進一步展開。”焦楠楠稱，高平市旅遊開發的需要，將使“炎帝”的價值挖掘進一步加強。
株洲炎陵
炎帝陵位 於湖南省株洲市炎陵縣（炎陵縣原名酃縣。因華夏始人炎帝葬於此，1994年更名為炎陵縣。）城西17公里的鹿原鎮境內。這裡洣水環流，古樹參天，景色秀麗。
關於炎帝神農氏安葬地的記載，最早見於晉代皇甫謐撰寫的《帝王世紀》，炎帝“在位一百二十年而崩，葬長沙。”宋代羅泌撰《路史》就記述得更具體：炎帝“崩葬長沙茶鄉之尾，是曰茶陵。”據地方史《酃縣誌》記載，此地西漢時已有陵，西漢末年，綠林、赤眉軍興，邑人擔心亂兵發掘，遂將陵墓夷為平地。唐代，佛教傳入，陵前建有佛寺，名曰“唐興寺”，然而陵前“時有奉祀”。
炎帝陵自宋太祖乾德五年建廟之後，迄今已有千餘年歷史，隨著歷代王朝的興衰更替，炎帝廟也歷盡滄桑，屢建屢毀，屢毀屢建。
炎帝宋太宗太平興國年間（公元967—983年），朝廷將事官慮炎帝陵地僻路險，舟車不便，奏請將炎帝廟遷至茶陵縣城南，宋太宗詔許，即移鹿原陂炎帝廟於茶陵縣城南五里處。此後凡二百餘年，朝廷官府祭祀炎帝神農氏的活動，均在茶陵縣城南炎帝祠廟進行，鹿原陂炎帝廟幾近湮沒。宋孝宗淳熙十三年(公元1186年)，衡州守臣劉清之鑑於炎帝陵沒有炎帝廟，反而保留唐代的佛寺，有點不倫不類，於是奏請朝廷，廢陵前唐興寺而重建炎帝廟。宋寧宗嘉定四年（1211年），析茶陵軍之康樂、霞陽、常平三鄉置酃縣。此後，炎帝陵所在地鹿原陂即屬酃縣境地，隸屬衡州府管轄。至淳?八年（公元1248年），湖南安撫使知潭州陳奏請朝廷為炎帝陵禁樵牧，設守陵戶，並對炎帝祠廟進行了一次大的修葺。
宋代以後，元代近百年間，朝廷只有祭祀炎帝陵的活動，而未有詔修炎帝陵廟的記載。
明代，有關炎帝陵廟的修葺，史書記載頗詳。較大規模的修葺有三次：第一次是洪武三年(公元1370年）。明太祖朱元璋即位後，詔命遍修歷代帝王陵寢，由此炎帝陵廟也得到了一次全面修葺。第二次是嘉靖三年（公元1524年），由酃縣知縣易宗周主持。這次重修是在原廟舊址上拓寬興建，基本上改變了舊廟原貌。第三次是萬曆四十八年（公元1620年）。酃縣縣令派人於路旁募款，發起重修。新廟規模雖因循舊制，但廟貌大為改觀。
懷化會同
中華民族人文始祖炎帝，名神農氏，號連山，又稱火神、太陽神。他創耕耘、植五穀、馴禽獸、嘗百草、療民疾，燒陶製耒開啟了我國史前農耕文化，創造了燦爛的華夏文明。因此，作為中華民族之根的炎帝故里，一直是海內外炎黃子孫關注的焦點。 「炎帝故里在會同」研究，是從2005年6月24日《邊城晚報》第7版刊登陽國勝先生題為《炎帝出生地新說：炎帝故里在會同》的文章之後展開的。之後，中華炎黃研究會學術委員會副主任王震中，中國社科院歷史研究所教授宮長為，人類學家和民俗學家林河，懷化市藝術館助理研究員李懷蓀，《旅遊中國》周刊總編助理何鐵成，懷化學院王文明教授與劉冰清、唐德彪、袁堯清副教授等人前往考察，在各種報刊雜誌發表專題研究文章和信息稿件200多篇，在全國範圍內掀起了一場「炎帝文化熱」。會同新說得到了數十位專權專家的肯定和支持。 「炎帝故里在會同」的主要佐證是：會同眾多古地名與炎帝神農氏密切相關、連山八座古廟布局與炎帝首創《連山易》方位驚人吻合、連山地形地貌與史書記載的炎帝神農故里特徵相同、若水與金龍山的記載與黃帝封子入主炎帝故里的歷史相符、會同及周邊大量考古發現、會同話是上古漢語的活化石等，有力地支持「炎帝故里會同新說」、會同民俗和物種等風物特徵印證炎帝神農相關記載和傳說。 李學勤教授說：將於5月7日召開的「全國首屆會同炎帝故里文化研討會」有利於克服學術界長期存在的兩種偏見。一是有利於克服中國古史是神話傳說的偏見。中國有五千年的文明史，黃帝紀元四千七百多年，上古炎帝傳說有八世，二百四十多年，正好五千年，所以我們講到黃帝時不要忘了炎帝。炎帝在古史傳說中的位置特別重要。帶有神話色彩的上古傳說，是中國歷史的一個重要部分，這就是歷史。第二有利於克服湖南特別是湘西地區是古代荒蠻之地的偏見。傳統的一些偏見認為：上古的湖南是荒蠻之地，是以後中原去開發的。但隨著考古發現才逐漸揭示湖南古史的真相。從會同的材料來看，有舊石器時代的遺址。會同連山潭子頸遺址距今5到7萬年，特別是發現的高廟遺址，很獨特。由此我們可以看到湘西地區，包括以會同為核心的懷化一帶，在整箇中華文明形成和發展的過程中有著很重要的地位。如果結合當地傳說，完全可以克服湖南在上古史是一個荒涼之地的偏見。
文化傳承
炎帝如果說，文化是人類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的總和，那么，所謂姜炎文化，簡言之，就是上古時期，炎帝率領姜炎族在其原生地——寶雞渭水流域所創造的物質財富和精神財富的總和。就經濟方面而言，包括當時的生產工具、生產方式、畜牧馴養和經濟制度等；在政治方面，包括部落官職的設定、軍事的運作、祭祀的管理等；在文化方面既有思想觀念、倫理道德、禮儀教育，又有天文曆法、科學技術，還有詩歌繪畫和音樂舞蹈等。姜炎文化與姬黃文化相融合，共同構成了姜姬（炎黃）文化，即“後姜炎文化”（在考古上是指寶雞地區的龍山文化及先周文化），成為華夏文化框架中的重要組成部分，在中華文明因素的孕育、形成和發展中，為中華文明的起源奠定了最初的物質和精神文化基礎，為中華民族的始興和統一發揮了重要的促進和凝聚作用。
張豈之先生說：“炎帝時代的原始農耕是後來周秦文化產生的肥沃土壤。”也就是說，周秦兩代的繁榮和發展，從某種意義上說，是得力於周人和秦人先後進入寶雞渭水流域後，繼承和弘揚了姜炎文化（亦包括後姜炎文化）。周人始祖“棄”繼承母族姜炎族的農耕技術，被堯“舉以為農師”，又被舜封於邰，“號曰后稷”。古公亶父率族人進入寶雞周原後，以姜姓女子為妻，在加強姬姜政治、軍事聯盟的同時，又復修后稷、公劉之業，“貶戎狄之俗”，吸收先進的姜炎文化和商文化；“務耕種、行地宜”，大力發展農業生產；“作五官有司”，建立國家機構。其以後的周公等人繼承姜炎文化在社會倫理道德觀念方面所具有的“和合”精神和勤勞友善、是非分明、以誠待人、公平無爭、“無相害之心”等道德規範和行為準則，並吸收姜炎文化中的“臘祭”、“儺舞”及原始音樂舞蹈等因素，創立了“鬱郁乎文哉”的周代禮樂文明，為中國文明走向成熟奠定了基礎。秦人原僻居“西垂”，為遊牧部族，被“關東”諸國賤視為“西戎”。秦人進入寶雞渭水流域後，收“周之餘民”，學習周人先進的農業技術，大力發展農業，勵精圖治，自強不息，“國益強”，先霸西戎，後統一天下。這些歷史事實表明，以炎帝為首的姜炎族創立的中國農業文明，為周秦王朝在關中西部的崛起奠定了基礎。再聯想到西周的甲骨文、金文和秦國石鼓文，可以說這與炎帝“耕而作陶”所發明的彩陶紋飾和刻劃“符號”不無源承關係。
從以上簡述可知，姜炎文化對周秦文化的形成和發展有著非常深刻的影響，為“周王朝的中堅力量”；周秦文化又是中國文化的原創文化，是中國文化的“主根系”，那么，姜炎文化也就自然成了中國文化的源頭之一。
學術研討
炎帝廣場自1993年以來，寶雞市先後舉辦了多次炎帝·姜炎文化學術研討會。尤其是2002年的“炎帝與漢民族”和2005年的“炎帝與民族復興”兩次國際學術研討會，在海內外產生了一定的影響。兩次研討會共有海內外近200位專家學者參加，提交論文170餘篇。著名考古學家、歷史學家、民族史學家鄒衡、張豈之、石興邦、黃盛璋、陳連開、許啟賢、瞿林東、張正明、何光岳、高廣仁、羅琨等先生蒞臨會議，並作學術報告。我國著名社會學家費孝通先生向大會發來賀電。與會學者以嚴謹的學術態度，先進的學術理念，勇於創新的學術精神，引經據典，高屋建瓴，多層次、多領域、多學科地對炎帝·姜炎文化諸問題進行了深入細緻的研究討論。特別是對炎帝·姜炎文化對華夏/漢民族、中華文明、中國傳統文化的起源、形成的貢獻和影響，提出了許多精闢獨到的見解，同時對炎帝的出生、成長、遷徙、功績、精神及卒葬、活動遺蹟等問題進行了深入的研究論證。大家達成了寶雞是炎帝的原生地，寶雞是姜炎文化的發祥地，寶雞是中華文化、文明、民族重要的發祥地之一的共識，基本上理清了炎帝的起源、遷徙和發展演變的歷史進程，對一些長期有爭議的問題有了更為明確的認識。大家認為：根據文獻、考古和傳說，炎帝的原生地在寶雞的姜水流域是符合當時的自然、社會條件的，是有說服力的。大家不僅在寶雞的會議上達成了“寶雞是炎帝原生地”的共識，就是在北京和山西高平等地召開的炎帝文化學術研討會上，也形成了炎帝的最早起源地就在寶雞的共識。正如中國先秦史學會秘書長宮長為博士在《2004年山西高平炎帝文化全國學術研討會綜匯》中所說：從研究的整體情況看，炎帝的原生地，“一般地來說，學術界通常主張在今陝西寶雞一帶。”（《先秦史研究動態》2005年第一期第12頁）。學者們認為，無論是從文獻典籍、考古資料，還是從歷史遺蹟、民間傳說來看，寶雞渭水流域“是中國文明的破曉之地”（李學勤語），是中國先秦歷史文化的核心之地。從距今8000年的關桃園遺址到炎帝、黃帝及至周秦時期的文化遺址，在寶雞渭水流域形成了一個完整的鏈條。這充分說明了“寶雞地區在中國歷史上占據著非常重要的位置”(鄒衡語)，“在文化、歷史上的重要作用,顯示出它是華夏文明根系中重大的一脈、淵源中宏大的一支”(文懷沙語)，對華夏文明和民族的起源與形成作出了極其重要的貢獻。著名歷史學家李學勤先生說:“我認為寶雞不僅是陝西十分重要的一個地方,而且是中國歷史上最重要的地方之一”,“寶雞的每一寸土地都保留著深厚的歷史遺韻,每走一個地方,都是在古代歷史中徜徉一回。”
關於姜炎文化，學者們認為，姜炎文化的實質是農業革命。而中國文明的起源與其他國家文明的起源一樣，也與人類的第一次革命——農業革命密切相關，是在農業革命的基礎上形成的。中國的農業革命發生於炎帝神農氏時代，毫無疑問，炎帝神農氏是中國農業革命的開拓者。所以，以農立族的姜炎族所創立的姜炎文化，對華夏民族以農立國產生了深刻的影響，對中國文明的起源起到了劃時代的作用，開中國文明起源之先河。
對於湖南、湖北、山西、河北等地出現的炎帝遺蹟和炎帝文化，學者們認為，在上古時期，我們的原始先民不可能始終拘於一地。由於生產、生活的需要，或自然災害等原因，他們要不斷地向外遷徙，開闢新的生存環境。所以說，那些寶雞渭水流域以外地方所遺留下來的炎帝遺蹟和炎帝文化，可能是炎帝或其後裔遷徙的結果。儘管如此，那也是炎帝文化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也值得重視和研究。
學者們還認為，研究炎帝·姜炎文化，應結合我們所處的時代，把注意力主要放在研究、繼承和弘揚炎帝精神上，放在炎帝精神對我們今天建設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和先進文化的啟示和借鑑意義上。炎帝所具有的敢為人先的實踐精神、百折不撓的創造精神、造福於民的務實精神、自強不息的進取精神，隨著中華民族的形成、發展和壯大，其內涵在不斷地豐富和擴大，鑄造了中華民族的人文品格，升華為中華民族的民族精神、民族之魂，使其成為滲透於政治、法律、文學和人們的人生觀、價值觀及道德觀念的精神元素，並世代流傳，積澱而成為中華民族的優秀傳統和穩定的心理情感，成為中華兒女精神力量和智慧的源泉。所以，在寶雞召開學術研討會，舉辦“全球華人省親祭祖大會”，探討、傳承這一優秀的傳統文化，對增強中華民族凝聚力，弘揚中國優秀傳統文化，促進祖國和平統一，激發民族情感，團結全球華人力量，構建和諧社會，促進中華民族偉大復興，能起到積極的推動作用。同時，對宣傳地方，提高地方的文化品位和知名度，促進“三個文明”建設，發展文化和旅遊經濟亦能發揮重要作用。這也標誌著寶雞的炎帝·姜炎文化開始走向世界。
大家一致認為，寶雞在中國歷史舞台上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是“考古工作者和歷史研究工作者心目中的聖地”(李學勤語)，亦如著名學者文懷沙先生所說：“余敢預言，至21世紀，凡治文史者，如不諳‘寶學’，定非飽學之士也。”
學者見解
炎帝自20世紀二三十年代以來，我國學界專家學者以科學、務實的態度和作風，分別從文獻學、考古學、訓詁學、地名學、地理學、民俗學等不同領域，全方位、多角度、多層次地對炎帝的出生地、遷徙、活動遺蹟以及功績、精神和開發利用價值等問題進行了廣泛、深入的探討，並取得了經典性的科研成果。
徐旭生先生說：“……以上所述文獻內的材料，考古方面的材料，民間傳說的材料似乎完全相合，足以證明炎帝氏族的發祥地就在今陝西境內渭水上游一帶。”(《中國古史的傳說時代》，文物出版社1985年版，第42-43頁)
郭沫若先生說：“傳說最早的是炎帝，號神農氏。據說炎帝生於姜水，姜水在今陝西岐山東，是渭河的一條支流。”(《中國史稿》上冊，陝西人民出版社1976年版，第108頁)
范文瀾先生說：“姜姓是西戎羌族的一支，自西方遊牧先入中部……”(《中國通史簡編》(第一冊，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89-90頁)
翦伯贊先生說：“在陝西一帶有姬姓黃帝與姜姓炎帝部落，他們之間世代通婚。”(《中國史綱要》上，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0頁)
周谷城先生說：“炎帝……長於姜水，姓姜。”(《炎帝和炎帝陵·序》，光明日報出版社1988年版，第1頁)
白壽彝先生說：“相傳，在遙遠的年代裡，黃河流域有兩個著名部落。一個部落是姬姓，它的首領是黃帝；一個部落是姜姓，它的首領是炎帝。這是兩個近親部落，它們結成了部落聯盟。它們活動的地區，其初是在渭河流域，後來沿著黃河兩岸向東發展，達到今山西省、河南省、河北省一帶。”(《中國通史綱要》，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47頁)
文懷沙先生說:“炎帝的誕生地就在寶雞。這裡有充分確鑿的史料、考古發現及豐富的民間傳說證明。‘姜炎文化’是炎黃文化的重要內容,它反映先民們開創農業文明的歷程。……炎帝為救民而獻身的聖德已經成為中華民族的象徵，他的功德在於哺育了一個民族,影響著一個民族的思想。”(《中華根與本——寶學概論》,中國文聯出版公司1997年版，第2頁)
鄒衡先生說：“現已查知，姜炎文化的中心分布地域適在寶雞市區之內，這樣，上述文獻記載就在考古學上得到了印證。就是說，遠古時代的炎帝族確實在此發跡。”(《漫談姜炎文化》，載《炎帝論》，陝西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1頁)
“炎帝的原生地……在陝西寶雞一帶。此出自《國語·晉語四》：‘昔少典娶於有蟜氏，生黃帝、炎帝。黃帝以姬水成，炎帝以姜水成。成而異德，故黃帝為姬，炎帝為姜，……’。這個記載比較重要、可靠具體、地點明確，不可能想到其他地方，只能想到寶雞，遠到周原一帶。姬水與姜水今固不能確指，但其範圍肯定是在寶雞，在陝西周原和寶雞一帶是完全可以肯定的，是沒有什麼問題的。所以寶雞說是比較可靠的。從考古研究看，今已在寶雞、周原一帶發現‘姜炎文化’。……姜炎文化在這一帶發現很多，更在考古學上得到了印證。”(《炎帝的原生地究竟在哪裡？》，載《炎帝與漢民族論集》，三秦出版社2003年版，第1-2頁)
張文彬先生說：“早在20世紀30年代，著名考古學家蘇秉琦先生和徐旭生先生等就來到寶雞進行調查，開展考古發掘，並獲得相當重大收穫。50年代，考古工作者又在北首嶺發現新石器時代半坡類型的仰韶文化遺址，為探討炎帝故里和炎帝氏族——中華民族華夏集團源頭奠定了科學基礎。一般而言，炎帝發祥地應在渭水上游一帶或者在寶雞、岐山周圍。2002年又在寶雞關桃園發現了早於北首嶺時期的新石器時代文化遺址，為研究姜炎文化提供了新線索。此後，炎帝部落為自身的發展，有可能沿黃河向東遷徙至中原和華北山西晉南一帶，這也是河南、山西同樣有炎帝傳說的原因。”（在2005年中國·寶雞“炎帝與民族復興國際學術研究會”上的開幕詞）
炎帝張豈之先生說：“炎黃時代距今5000年左右。我國歷史記載最早談到黃帝出生的是《國語·晉語》：‘昔少典娶於有蟜氏，生黃帝。’少典族居住在陝西、甘肅交界處，與有蟜氏通婚，生下黃帝和炎帝。黃帝居姬水，以后姓姬；炎帝居姜水，以後取姜姓。黃帝生於陝北黃土高原，炎帝生於今寶雞市姜水一帶。黃帝和炎帝部落曾經順河移動，發展到黃河中下游和長江中游，後來成為華夏族。”（《從炎黃時代到周秦文化》，載《炎帝論》，陝西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3頁）石興邦先生說：“根據史籍和考古發現的文化遺存，炎黃部落是從渭水流域地區發祥成長起來的。古史文獻記載，當時活動在這一地域的是黃帝和炎帝兩大部落集團。黃帝部落活動在北部高原地區，經營半農半牧的生活。炎帝部落則分布在南部的渭水河谷，過著定居的農耕生活。《國語》記載：‘炎帝以姜水成’。這就是說，炎帝部落發展形成於姜水流域及其附近。有同志考證，就是現在寶雞地區的周原及渭水流域。”（《研究姜炎文化，振奮民族精神，以促進新文化建設的繁榮和發展》，載《炎帝論》，陝西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11—12頁）“炎帝是以粟作農業為主的部落，活動在黃河流域的黃土地帶，他們的足跡超不出粟作農業分布的範圍。雖然在黃淮流域交錯地區粟稻種植有交錯……但那是很有限一個小的區域，可以肯定炎帝部落遷移的足跡沒有跨過長江，達到今天對炎黃崇拜熾熱的兩湖地區……所以，兩湖地區的炎帝崇拜，是後起的社會觀念形態所形成的。不可能是炎帝在北方轉了一個大圈後南下兩湖，死於斯而葬於此的。”（《有關炎帝文化的幾個問題》，載《姜炎文化論》，三秦出版社2001年版，第19頁）何光岳先生說：“神農氏只能在一個地方誕生，而另一個地方的誕生地則無疑是他的另一個後裔，也襲稱為神農氏。在隨縣歷鄉的神農氏誕生地，當系榆罔南遷之後的一個後裔。”(《炎黃源流史》，江西教育出版社1992年版，第7頁)“我一貫研究認定寶雞姜水是八個炎帝中最早的一位炎帝誕生地，在這裡正式由神農氏的名稱被尊為炎帝。”(《姜炎文化論》，三秦出版社2001年版，第32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