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仲舒
《漢書·董仲舒傳》 董仲舒，廣川人也。少治《春秋》，孝景時為博士。下帷講誦，弟子傳以久次相授業，或莫見其面。蓋三年不窺園，其精如此。進退容止，非禮不行，學士皆師尊之。
武帝即位，舉賢良文學之士前後百數，而仲舒以賢良對策焉。
制曰：“朕獲承至尊休德，傳之亡窮，而施之罔極，任大而守重，是以夙夜不皇康寧，永惟萬事之統，猶懼有闕。故廣延四方之豪俊，郡國諸侯公選賢良修潔博習之士，欲聞大道之要，至論之極。今子大夫B14F然為舉首，朕甚嘉之。子大夫其精心致思，朕垂聽而問焉。
《史記》記述
《史記》將其附於《儒林列傳》，傳甚簡略。《漢書》為其立專傳，詳載其“賢良三策”，體現了“詳而有體”的特色。傳末引了劉歆評語：“仲舒遭漢承秦滅學之後，《六經》離析，下帷發憤，潛心大業，今後學者有所統一，為群儒首。”肯定董仲舒在漢代儒學上的地位。這是頗具史識的。但對其思想無所批判，定然是因受影響不小。
董仲舒，廣川人也。(1)。少治《春秋》(2)，孝景時為博士。下帷講誦。弟子傳以久次相授業(3)，或莫見其面。蓋三年不窺園，其精如此。進退容止，非禮不行，學士皆師尊之。
(1)廣川：縣名。在今河北棗強縣東。(2)少治《春秋》：《史記·儒林傳》云：“漢興至於五世之間，唯董仲舒名為明於《春秋》，其傳公羊氏也。”(3)傳：讀為轉，謂轉相授業。久次：謂年限長短之次序。
武帝即位，舉賢良文學之士前後百數，而仲舒以賢良對策焉(1)。
(1)董仲舒以賢良對策：此事可能是在元光元年(前134)。
制曰：朕獲承至尊休德(1)，傳之亡(無)窮，而施之罔極(2)，任大而守重，是以夙夜不皇(逞)康寧(3)，永惟萬事之統(4)，猶懼有闕。故廣延四方之豪俊，郡國諸侯公選賢良修潔博習之士(5)，欲聞大道之要，至論之極。今子大夫褎然為舉首(6)，朕甚嘉之。於大夫其精心致思，朕垂聽而問焉。
(1)休：美也。(2)罔：無邊。極：盡也。(3)不遑：無暇。(4)永惟：久思。統：紀也。(5)公選：謂以公正之道選士。修潔：修身潔行。(6)子：男子之美號。褎然：出眾之貌。舉首：謂領袖。
蓋聞五帝三王之道，改製作樂而天下洽和，百王同之。當虞氏之樂莫盛於《韶》(1)，於周莫盛於《勺》(2)。聖王已沒，鐘鼓管弦之聲未衰，而大道微缺，陵夷至乎桀紂之行(3)，王道大壞矣。夫五百年之間，守文之君，當塗(途)之士(4)，欲則先王之法以戴翼其世者甚眾(5)，然猶不能反(6)，日以仆滅，至後王而後止，豈其所持操或悖繆而失其統與(歟)？固天降命不可復反，必推之於大衰而後息與(歟)？烏乎！凡所為屑屑(7)，夙興夜寐，務法上古者，又將無補與(歟)？三代受命，其符安在(8)？災異之變，何緣而起？性命之情，或夭或壽，或仁或鄙(9)，習聞其號，未燭厥理(10)。伊欲風流而令行(11)，刑輕而奸改，百姓和樂，政事宣昭，何修何飭而膏露降，百穀登，德潤四海，澤臻草木(12)，三光全(13)，寒暑平，受天之祜(14)，享鬼神之靈，德澤洋溢，施乎方外(15)，延及群生？
(1)虞氏：虞舜。《韶》：傳說是舜樂。(2)《勺》：《南詩·周頌》之一篇名。勺，讀與“酌”同。(3)陵夷：漸漸衰替。(4)當途：當權。(5)翼：助也。(6)反：還也。言還於正道。(7)屑屑：勞碌不安貌。(8)符：驗證。(9)仁：寬裕。鄙：狹陋。 (10)禾燭厥理：未明其理。(11)伊：惟也。(12)澤：恩澤。臻：至也。 (13)三光全：意謂日、月、星辰無虧蝕流隕之變。(14)祜：福也。(15)方外：殊域。
於大夫明先聖之業，習俗化之變，終始之序，講聞高誼(義)之日久矣，其明以諭朕。科別其條，勿猥勿並(1)，取之於術，慎其所出(2)。乃其不正不直，不忠不極(3)，枉於執事(4)，書之不泄，興於朕躬(5)，毋悼後害(6)。子大夫其盡心，靡有所隱(7)，朕將親覽焉。
(1)猥：猶煩瑣。並：猶含混。(2)此意謂非正道勿以上陳。(3)報：中也。(4)枉：偏也。執事：指公卿執政者。(5)興：發也。指發書。(6)毋悼後害：謂不要怕有後患而不言。(7)靡：無也。
仲舒對曰：
陛下發德音，下明詔，求天命與情性，皆非愚臣之所能及也。臣謹案《春秋》之中，視前世已行之事，以觀天人相與之際(1)，甚可畏也。國家將有失道之敗，而天乃先出災害以譴告之，不知自省(2)，又出怪異以警懼之，尚不知變，而傷敗乃至。以此見天心之仁愛人君而欲止其亂也。自非大亡(無)道之世者，天盡欲扶持而全安之，事在強勉而已矣。強勉學問，則聞見博而知(智)益明；強勉行道，則德日起而大有功：此皆可使還(鏇)至而有效者也(3)。《詩》曰“夙夜匪解(懈)(4)”，《書》云：“茂哉茂哉(5)！”皆強勉之謂也。
(1)相與之際：相關聯之處。(2)省：察也。(3)鏇：速也。(4)“夙夜匪懈”：見《詩經·大雅·烝民》。謂朝夕不懈。(5)“茂哉茂哉”：見《尚書·咎繇謨》。茂：勉也。
道者，所繇(由)適於治之路也，仁義禮樂皆其具也。故聖王已沒，而子孫長久安寧數百歲，此皆禮樂教化之功也。王者未作樂之時，乃用先王之樂宜於世者，而以深入教化於民。教化之情不得，雅頌之樂不成，故王者功成作樂，樂其德也。樂者，所以變民風，化民俗也；其變民也易，其化人也著(1)。故聲發於和而本於情，接於肌膚，臧(藏)於骨髓(2)。故王道雖微缺，而管弦之聲未衰也。夫虞氏之不為政久矣，然而樂頌遺風猶有存者，是以孔子在齊而聞《韶》也。夫人君莫不欲安存而惡危亡，然而政亂國危者甚眾，所任者非其人，而所繇(由)者非其道，是以政日以仆滅也。夫周道衰於幽厲，非道亡也，幽厲不繇(由)也。至於宣王，思昔先王之德，興滯補弊，明文武之功業，周道粲然復興，詩人美之而作(3)，上天祐之，為生賢佐(4)，後世稱誦，至今不絕。此夙夜不解(懈)行善之所致也。孔子曰：“人能弘道，非道弘入”也(5)。故治亂廢興在於已，非天降命不可得反，其所操持悖謬失其統也。
(1)著：明也。(2)藏：深入之意。(3)作：指作《烝民》之詩。(4)賢佐：指輔佐周宣王的仲山甫。(5)“人能弘道，非道弘人”：見《論語·衛靈公》。此意謂人能把道廓大，而不能用道來廓大不強勉之人。
臣聞天之所大奉使之王者(1)，必有非人力所能致而自至者，此受命之符也。天下之人同心歸之，若歸父母，故天瑞應誠而至。《書》曰“白魚入於王舟，有火復於王屋，流為烏”(2)，此蓋受命之符也。周公曰“復哉復哉(3)”，孔子曰“德不孤，必有鄰(4)”，皆積善累德之效也。及至後世，淫佚(逸)衰微，不能統理群生，諸侯背畔(叛)，殘賊良民以爭壤土，廢德教而任刑罰。刑罰不中，則生邪氣；邪氣積於下，怨惡畜(蓄)於上。上下不和，則陰陽繆戾而妖孽生矣(5)。此災異所緣而起也。
(1)大奉使之王：意謂奉以天下而使之為王。(2)《書》曰等句：引文見《尚書·泰誓篇》。此謂周武王伐商紂王之時有此天瑞。(3)“復哉復哉”：見《尚書·泰誓篇》。復：報也。(4)“德不孤，必有鄰”：見《論語·里仁篇》。此謂有道者不會孤單，必有[志同道合者來與其為]夥伴。(5)繆戾：錯亂，違背。
臣聞命者天之令也，性者生之質也，情者人之欲也。或夭或壽，或仁或鄙，陶冶而成之(1)，不能粹美(2)，有治亂之所生(3)，故不齊也。孔子曰：“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風必偃。”(4)故堯舜行德則民仁壽，桀紂行暴則民鄙夭。夫上之化下，下之從上，猶泥之在鈞(5)。唯甄者之所為(6)；猶金之在鎔(7)，唯冶者之所鑄(8)。“綏之斯來，動之斯和(9)”，此之謂也。
(1)陶冶：陶以喻造瓦，冶以喻鑄錢。言天之生人有似於此。(2)粹：純也。(3)有：為“由”字同聲之誤(吳恂說)。(4)“君子之德風”等句：見《論語·顏淵篇》。此謂君子之作風似風，小人之作風似草，風向哪邊吹，草就倒向哪邊。(5)鈞：造陶之器。(6)甄者：造陶之人。(7)鎔：鑄器的模型。(8)冶者：冶鑄之人。(9)“綏之斯來，動之斯和”：見《論語·子張篇》。綏：安撫。
臣謹案《春秋》之文，求王道之端，得之於正(1)。正次王，王次春(2)。春者，天之所為也；正者，王之所為也。其意曰，上承天之所為，而下以正其所為，正王道之端云爾。然則王者欲有所為，宜求其端於天。天道之大者在陰陽。陽為德，陰為刑；刑主殺而德主生。是故陽常居大夏(3)，而以生育養長為事；陰常居大冬，而積於空虛不用之處。以此見天之任德不任刑也。天使陽出布施於上而主歲功，使陰入伏於下而時出佐陽；陽不得陰之助，亦不能獨成歲。終陽以成歲為名(4)，此天意也。王者承天意以從事，故任德教而不任刑。刑者不可任以治世(5)，猶陰之不可任以成歲也。為政而任刑，不順於天，故先王莫之肯為也。今廢先王德教之官，而獨任執法之吏治民，毋乃任刑之意歟！孔子曰：“不教而誅謂之虐(6)。”虐政用於下，而欲德教之被四海，故難成也。
(1)正：謂正月。(2)正次王，王次春：《春秋》隱公元年“春王正月”，乃春、王、正月之順序。(3)大：盛也。其下亦同。(4)終陽以成歲為名：意謂《春秋》終究還是以陽來名歲，而不是以陰名歲，故年首稱春，書曰“春王正月”。(5)刑者：《禮樂志》作“刑罰”。(6)“不教而誅謂之虐”：見《論語·堯曰篇》。
臣謹案《春秋》謂一元之意(1)，一者萬物之所從始也，元者辭之所謂大也(2)。謂一為元者，視(示)大始而欲正本也。《春秋》深探其本，而反自貴者始。故為人君者，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萬民，正萬民以正四方。四方正，遠近莫敢不壹於正，而亡(無)有邪氣奸其間者(3)。是以陰陽調而風雨時，群生和而萬民殖，五穀孰(熟)而草木茂，天地之間被潤澤而大豐美，四海之內聞盛德而皆來臣，諸福之物，可致之祥，莫不畢至，而王道終矣。
(1)謂一元：指《春秋》謂“一”為“元”，隱公即位，《春秋》書“元年”。(2)大：當為“本”(王念孫說)。(3)奸：犯也。
孔子曰：“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1)自悲可致此物，而身卑賤不得致也。今陛下貴為天子，富有四海，居得致之位，操可致之勢(2)，又有能致之資(3)，行高而恩厚，知(智)明而意美，愛民而好士，可謂誼(義)主矣(4)。然而天地未應而美祥莫至者，何也？凡以教化不立而萬民不正也。夫萬民之從利也，如水之走下，不以教化堤防之，不能止也。是故教化立而奸邪皆止者，其堤防完也；教化廢而奸邪並出，刑罰不能勝者，其堤防壞也。古之王者明於此，是故南面而治天下，莫不以教化為大務。立大學以教於國，設癢序以化於邑(5)，漸民以仁(6)，摩民以誼(義)(7)，節民以禮(8)，故其刑罰甚輕而禁不犯者，教化行而習俗美也。
(1)“鳳鳥不至”等句：見《論語·子罕篇》。此意謂孔子自嘆有王者之德而無王者之位，故無祥瑞(鳳鳥至，河出圖，皆王者之瑞)相應。(2)操：執持。(3)資：材質。(4)義主：有道之君。(5)庠序：古代學校名。(6)漸：謂感染之。(7)摩：謂勉勵之。(8)節：節制。
聖王之繼亂世也，掃除其跡而悉去之，復修教化而崇起之。教化已明，習俗已成，子孫循之(1)，行五六百歲尚未敗也。至周之未世，大為亡(無)道，以失天下。秦繼其後，獨不能改，又益甚之，重禁文學，不得挾書，棄捐禮誼(義)而惡聞之，其心欲盡滅先王之道，而顓(專)為自恣苟簡之治(2)，故立為天子十四歲而國破亡矣。自古以來，未嘗有以亂濟亂(3)，大敗天下之民如秦者也。其遺毒餘烈，至今未滅，使習俗薄惡，人民囂頑(4)，抵冒殊扞(5)，孰(熟)爛如此之甚者也。”孔子曰：“腐朽之木不可雕也，糞土之牆不可圬也。”(6)今漢繼秦之後，如朽木糞牆矣，雖欲善治之，亡(無)可奈何。法出而奸生，令下而詐起，如以湯止沸，抱薪救火，愈甚，亡(無)益也。竊譬之琴瑟不調，甚者必解而更張之，乃可鼓也；為政而不行，甚者必變而更化之，乃可理也。當更張而不更張，雖有良工不能善調也；當更化而不更化，雖有大賢不能善治也。故漢得天下以來，常欲善治，而至今不可善治者，失之於當更化而不更化也。古人有言曰：“臨淵羨魚，不如退而結網。”今臨政而願治七十餘歲矣(7)，不如退而更化；更化則可善治，善治則災害日去，福祿日來。《詩》云：“宜民宜人，受祿於天。”(8)為政而宜於民者，固當受祿於天。夫仁誼(義)禮知(智)信五常之道，王者所當修飭也；五者修飭，故受天之祐，而享鬼神之靈，德施於方外，延及群生也。
(1)循之：謂順而行之。(2)恣：放縱。苟簡：苟且簡略。(3)濟：益也。(4)嚚(yín)頑：奸詐，惡劣。(5)抵冒殊扞：謂觸犯拒絕。抵：牴觸。冒：冒犯。殊：絕也。扞：拒也。(6)孔子曰等句：引語見《論語·公冶長篇》。此意謂內質敗壞，不可修治。圬(wū)：以泥飾牆。(7)七十餘歲：指自漢初至董仲舒對策之時。(8)《詩》雲等句：引詩見《詩經·大雅·假樂篇》。
天子覽其對而異焉，乃復冊之曰(1)：
(1)冊：書面詢問。
制曰：蓋聞虞舜之時，游於岩郎(廊)之上(1)，垂拱無為，而天下太平。周文王至於日昃不暇食(2)，而字內亦治。夫帝王之道，豈不同條共貫與(歟)(3)？何逸勞之殊也？
概述
公元前140年，中國古代歷史對應的是西漢時期漢武帝元年，即建元元年。漢武帝是中國歷史上的一位英明皇帝，他在上台之後，實行了許多重大改革，其中一項最引人注目的是結束了“黃老之治”，掀開了儒治的篇章。
在漢武帝時期，中國出現了一位最偉大的史學家——司馬遷，他寫出了中國古代第一部最輝煌的史學名著——《史記》，《史記》中對此做了明確的記載。
《史記·儒林列傳》說：“及竇太后崩，武安侯田蚡為丞相，絀黃老、刑名百家之言，延文學儒者數百人。”這裡的“竇太后”，就是竇太皇太后，漢武帝的奶奶，漢文帝的皇后，漢景帝的媽媽。她曾是西漢前期“文景之治”——“黃老之治”的見證人和支持者。她在武帝初期，是一位實權在握的太皇太后，生前堅持“黃老之治”，反對任何以其他治國思想取代“黃老之治”。武帝元年，她贊同取消文學賢良對策中的“刑名（法家）”對策者的博士錄取資格；二年，她鎮壓了企圖用儒治來取代“黃老之治”的王臧、趙綰和撤掉了支持這一舉動的丞相竇嬰、太尉田蚡。
她的去世在武帝六年。她一去世，漢武帝就任用了過去支持儒治的外戚田蚡為丞相，田蚡立即就結束了“黃老之治”，實現了儒治，即“絀黃老、刑名百家之言，延文學儒者數百人。”就是說，在司馬遷的《史記》中，對此事的記載是清楚的：在武帝初期，完成由“黃老之治”向儒治轉變的關鍵人物是田蚡，時間在武帝六年。而且，田蚡在實現由“黃老之治”向儒治轉變的過程是和平的，沒有燒書殺人，沒有搞株連打擊。他主要是將“黃老”從占統治思想的寶座上“絀”退；同時，對在武帝元年遭到取消博士錄取資格的“刑名（法家）”的平反呼聲，再次予以“抑”制；最後，使儒家在中國歷史上首次登上歷史舞台，成了漢代治國的根本思想。
漢武帝在採納了田蚡“絀黃老、刑名百家之言，延文學儒者” 的建議以後，將儒家的五經博士考試制度化了。同時，他大力宣傳儒家的其他經典《論語》和《孝經》，尤其是《孝經》，還將其思想具體化為“舉孝廉”。所以，他是以儒家的《七經》治國。但漢武帝並沒有取消一般文學賢良考試，非儒的一般文學賢良可通過文學賢良考試當官。“黃老”和“刑名”雖遭“絀抑”，取消了這兩家的博士考試資格，但這兩家的人物可以通過上
《漢書·董仲舒傳》 對《史記》所載的漢武帝六年的“武安侯田蚡為丞相，絀黃老、刑名百家之言，延文學儒者數百人”，怎樣認識？當時的學者沒有什麼特殊說法。兩千年後，公元1993年，孫景壇將其正式概括為“絀抑黃老，崇尚儒學”。
歷史在飛速發展，“劉徹茂陵多滯骨”（2），西漢王朝很快為王莽的“新”所取代；“新”又很快被“更始”政權所取代；“更始”又很快被劉秀的東漢所取代。東漢由劉秀到明帝、章帝、和帝以後，從西漢武帝六年算起，大約過了230多年，關於中國古代的歷史，又出了一本斷代專著 《漢書》，其主要著作權人為班固。
班固在《漢書》中，關於與《史記》相重的西漢史，除《董仲舒傳》外，差不多都抄《史記》，或沒有實質性的差別。關於田蚡的“絀抑黃老崇尚儒學”，他也幾乎照單全收，如《漢書·儒林傳》說：“及竇太后崩，武安君田蚡為丞相，黜黃老、刑名百家之言，延文學儒者以百數。”只是將《史記》中的“絀”改成了“黜”。然而，《董仲舒傳》卻別有洞天：他橫生出了個董仲舒在武帝初期的對策事，以及與此相連的《天人三策》，第三策中還有個“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建議，並認為這一建議曾被漢武帝所採納。即，他認為，漢武帝時期的結束“黃老之治”和實行儒治，是“ 董仲舒‘罷黜百家獨尊儒術。’”
從《漢書》問世到公元1030年前，即930多年，對班固的這一說法，中國古代學術界幾乎無人問津。直到公元1030年左右，五代六朝時期，北宋三先生之一孫復在創建理學時才首次提到：“推明孔子， 抑黜百家，……斯可謂盡心聖人之道也。暴秦之後，聖道晦而復明者，仲舒之力也。”（3）但孫復此時的學術是私學，在社會上沒有影響。
歷史又過了50多年，到公元1084，中國史學界又出了一部重要的名著 《資治通鑑》，作者是司馬光。司馬光跟孫復一樣，對班固《漢書·董仲舒傳》中的“漢武帝採納董仲舒的建議‘罷黜百家獨尊儒術’”情有獨鍾，曾作詩說：“吾愛董仲舒，窮經守幽獨。所居雖有園，三年不游目。邪說遠去耳，聖言飽充腹，發策登漢庭，百家始 消伏。”（4）；尤其是在《資治通鑑·漢紀九》中，正式構造了一個“漢武帝採納董仲舒的建議‘罷黜百家獨尊儒術’”說。由於《資治通鑑》受到了北宋皇帝的讚許，後有胡三省注，又有朱熹作的 《通鑑綱目》，於是，這種說法伴隨理學的興起，開始深入人心。就是說，“漢武帝採納董仲舒的建議‘罷黜百家獨尊儒術’”說在中國古代學術界真正成氣候，是從北宋司馬光始。
歷史又過了800多年，到了1915年，中國興起了“ 新文化運動”；到了1919年，發展到“五四運動”。從“新文化運動”到“五四運動”，中國掀起了對傳統文化的反思與批判的高潮，五四“先生”和“小將”首先都將鋒芒指向“漢武帝採納董仲舒的建議‘罷黜百家獨尊儒術’”說。這樣，眾口鑠金，謊言重複一千遍就是真理，“漢武帝採納董仲舒的建議‘罷黜百家獨尊儒術’”說一夜成了中國學術界的“口頭禪”。自是之後，只要做中國傳統文化的學問，都離不開“漢武帝採納董仲舒的建議‘罷黜百家獨尊儒術’”說了。
歷史又過了70多年，到了1993年，孫景壇作《漢武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子虛烏有——中國近現代儒學反思的一個基點性錯誤》，大聲疾呼：“漢武帝採納董仲舒的建議‘罷黜百家獨尊儒術’”說“是學術謊言，是個歷史笑話，是儒學反思過程中最美麗、最誘人、最神奇的充滿玫瑰色彩的肥皂泡。”（5）當時，中共中央《求是》的《內部文稿》、 《新華文摘》、 《報刊文摘》、 《服務導報》對此都作了摘要。2002年，孫景壇又發表《〈天人三策〉是班固的偽作》，《新華文摘》摘要了，又在讀者中引起了廣泛的反響。（6）2005年，《北京科技報》張星海記者對孫景壇做了採訪，“漢武帝並未罷黜百家”——司馬遷未提，班固造假
評價
第一，“漢武帝採納董仲舒的建議‘罷黜百家獨尊儒術’”說，不見於司馬遷的《史記》。有人認為，《史記
《漢書·董仲舒傳》 補的。不過，司馬遷的《今上本紀》雖佚，但《董仲舒傳》是完整的，如《史記·儒林列傳》之《董仲舒傳》說：
“董仲舒，廣川人也。以治春秋，孝景時為博士。下帷講誦，弟子傳以久次相受業，或莫見其面，蓋三年董仲舒不觀於舍園，其精如此。進退容止，非禮不行，學士皆師尊之。
今上即位，為江都相。以春秋災異之變推陰陽所以錯行，故求雨閉諸陽，縱諸陰，其止雨反是。行之一國，未嘗不得所欲。中廢為中大夫。
居舍，著災異之記。是時遼東高廟災，主父偃疾之，取其書奏之天子。天子召諸生示其書，有刺譏。董仲舒弟子呂步舒不知其師書，以為下愚。於是下董仲舒吏，當死，詔赦之。於是董仲舒竟不敢復言災異。
董仲舒為人廉直。是時方外攘四夷，公孫弘治春秋不如董仲舒，而弘希世用事，位至公卿。董仲舒以弘為從諛。弘疾之，乃言上曰：‘獨董仲舒可使相繆西王。’膠西王素聞董仲舒有行，亦善待之。董仲舒恐久獲罪，疾免居家。
至卒（孫景壇註：至卒，就是到死。），終不治產業，以修學著書為事。故漢興至於五世之間，唯董仲舒名為明於春秋，其傳公羊氏也。
胡毋生，齊人也。孝景時為博士，以老歸教授。齊之言春秋者多受胡毋生，公孫弘亦頗受焉。
瑕丘江生為穀梁春秋。自公孫弘得用，嘗集比其義，卒用董仲舒。
仲舒弟子遂者：蘭陵褚大，廣川殷忠，溫呂步舒。褚大至梁相。步舒至長史，持節使決淮南獄，於諸侯擅專斷，不報，以春秋之義正之，天子皆以為是。 弟子通者，至於命大夫；為郎﹑謁者﹑掌故者以百數。
而董仲舒子及孫皆以學至大官。
在這裡，司馬遷不僅簡述了董仲舒的一生，還寫了董仲舒的同行兼同僚胡毋生和公孫弘，寫了研習與《公羊春秋》相近的《穀梁春秋》的江生，寫了董仲舒的弟子褚大、殷忠和呂步舒等，寫了董仲舒的兒子和孫子。要知道，司馬遷是漢武帝和董仲舒同時代人，做過董仲舒的學生。他在《太史公自序》中，在回答上大夫壺遂問“昔孔子何為而作春秋哉”時，曾引證聽董仲舒的講課筆記說。
“余聞董生曰：‘周道衰廢，孔子為魯司寇，諸侯害之，大夫壅之。孔子知言之不用，道之不行也，是非二百四十二年之中，以為天下儀表，貶天子，退諸侯，討大夫，以達王事而已矣。’子曰：‘我欲載之空言，不如見之於行事之深切著明也。’夫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紀，別嫌疑，明是非，定猶豫，善善惡惡，賢賢賤不肖，存亡國，繼絕世，補敝起廢，王道之大者也。易著天地陰陽四時五行，故長於變；禮經紀人倫，故長於行；書記先王之事，故長於政；詩記山川溪谷禽獸草木牝牡雌雄，故長於風；樂樂所以立，故長於和；春秋辯是非，故長於治人。是故禮以節人，樂以發和，書以道事，詩以達意，易以道化，春秋以道義。撥亂世反之正，莫近於春秋。春秋文成數萬，其指數千。
萬物之散聚皆在春秋。春秋之中，弒君三十六，亡國五十二，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勝數。察其所以，皆失其本已。故易曰‘失之豪厘，差以千里’。故曰‘臣弒君，子弒父，非一旦一夕之故也，其漸久矣’。故有國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前有讒而弗見，後有賊而不知。為人臣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守經事而不知其宜，遭變事而不知其權。為人君父而不通於春秋之義者，必蒙首惡之名。為人臣子而不通於春秋之義者，必陷篡弒之誅，死罪之名。其實皆以為善，為之不知其義，被之空言而不敢辭。夫不通禮義之旨，至於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夫君不君則犯，臣不臣則誅，父不父則無道，子不子則不孝。此四行者，天下之大過也。
以天下之大過予之，則受而弗敢辭。故春秋者，禮義之大宗也。夫禮禁未然之前，法施已然之後；法之所為用者易見，而禮之所為禁者難知。”
如果當時確有“漢武帝採納董仲舒的建議‘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事實，司馬遷怎么會不載呢？
而且，司馬遷在《太史公自序》中，對從劉邦到漢武帝的漢初學術還有個精闢的總結，說：
“於是漢興，蕭何次律令，韓信申軍法，張蒼為章程，叔孫通定禮儀，則文學彬彬稍進，詩書往往間出矣。自曹參薦蓋公言黃老，而賈生、晁錯明申、商，公孫弘以儒顯，百年之間，天下遺文古事靡不畢集太史公。”
這裡也沒提到董仲舒。就是說，司馬遷認為，他對漢初思想史的概括是完整和科學的，“天下遺文古事靡不畢集太史公”，沒有遺漏。
第二，不獨司馬遷，西漢中後期、東漢前期的所有學者對此都不知。我們知道，從司馬遷到班固，時差200年左右。在這200年中，中國歷史是個人才輩出的時代，繼司馬遷之後，在西漢元帝和成帝之間，中國有個史學家褚少孫，他去武帝時期不遠，聽過許多宮廷逸聞，曾綴補過《史記》，但對此不知。西漢後期，中國歷史上有兩個著名的大學者，就是劉向、劉歆父子，他們相繼做過國家圖書館館長，校理過秘書，熟諳西漢的皇家檔案。劉向曾作《別錄》、劉歆作《七略》，這是中國古代最早的圖書目錄，他們也是中國古代圖書目錄學的創始人，班固《漢書》的《藝文志》就是刪削《七略》而成。但他們對此也不知。東漢前期，中國歷史上還有個知名的學者，就是班固的父親班彪《漢書·班彪列傳下》說：
“彪既才高而好述作，遂專心史籍之間。武帝時，司馬遷著《史記》，自太初以後，闕而不錄，後好事者頗或綴集時事，然多鄙俗，不足以踵繼其書。彪乃繼采前史遺事，傍貫異聞，作後傳數十篇，因斟酌前史而譏正得失。其略論曰：
‘唐、虞三代，《詩》、《書》所及，世有史官，以司典籍，暨於諸侯，國自有史，故《孟子》曰：“楚之《檮杌》，晉之《乘》，魯之《春秋》，其事一也。”定、哀之間，魯君子左丘明論集其文，作《左氏傳》三十篇，又撰異同，號曰《國語》，二十一篇，由是《乘》、《檮杌》之事遂闇，而《左氏》、《國語》獨章。又有記錄黃帝以來至春秋時帝王公侯卿大夫，號曰《世本》，一十五篇。春秋之後，七國並爭，秦並諸侯，則有《戰國策》三十三篇。漢興定天下，太中大夫陸賈記錄時功，作《楚漢春秋》九篇。孝武之世，太史令司馬遷采《左氏》、《國語》，刪《世本》、《戰國策》，據楚、漢列國時事，上自黃帝，下訖獲麟，作本紀、世家、列傳、書、表百三十篇，而十篇缺焉。遷之所記，從漢元至武以絕，則其功也。至於采經摭傳，分散百家之事，甚多疏略，不如其本，務欲以多聞廣載為功，論議淺而不篤。其論術學，則崇黃老而薄《五經》；序貨殖，則輕仁義而羞貧窮；道遊俠，則賤守節而貴俗功：此其大敝傷道，所以遇極刑之咎也。然善述序事理，辯而不華，質而不野，文質相稱，蓋良史之才也。誠令遷《五經》之法言，同聖人之是非，意亦庶幾矣。
夫百家之書，猶可法也。若《左氏》、《國語》、《世本》、《戰國策》、《楚漢春秋》、《太史公書》，今之所以知古，後之所由觀前，聖人之耳目也。司馬遷序帝王則曰本紀，公侯傳國則曰世家，卿士特起則曰列傳。又進項羽、陳涉而黜淮南、衡山，細意委曲，條例不經。若遷之著作，採獲古今，貫穿經傳，至廣博也。一人之精，文重思煩，故其書刊落不盡，尚有盈辭，多不齊一。若序司馬相如，舉郡縣，著其字，至蕭、曹、陳平之屬，及董仲舒並時之人，不記其字，或縣而不郡者，蓋不暇也。今此後篇，慎核其事，整齊其文，不為世家，惟紀、傳而已。傳曰
《漢書·董仲舒傳》 他對此事仍不知。除這些知名學者外，西、東漢還有一些普通學者，如西漢石渠閣、東漢白虎觀經學會議的參加者，他們對此仍不知。
而且，這些大學者，多是董仲舒的崇拜者，他們都在為董仲 舒鳴不平。如：劉向認為，“董仲舒有 王佐之材，雖伊、呂亡以加，管、晏之屬，伯者之佐，殆不及也。”已評價至極。劉歆認為其父對董仲舒的評價過高，說：“伊、呂乃聖人之耦，王者不得則不興。故顏淵死，孔子曰‘噫！天喪余。’唯此一人為能當之，自宰我、子贛、子游、子夏不與焉。仲舒遭漢承秦滅學之後，《六經》離析，下帷發憤，潛心大業，令後學者有所 統壹，為群儒首。然考其 師友淵源所漸，猶未及乎游、夏，而曰管、晏弗及，伊、呂不加，過矣。”後來劉向的曾孫龔平衡劉向劉歆的看法，認為劉歆的看法較妥當——“以歆之言為然。”（9） 另外，劉向對董仲舒事跡的補充說：董仲舒“以老病免歸。漢有所欲興，常有詔問。仲舒為世儒宗，定議有益天下。”（10）如上所述，而班彪對司馬遷的《史記》在董仲舒問題上的不滿是：“若序司馬相如，舉郡縣，著其字，至蕭、曹、陳平之屬，及董仲舒並時之人，不記其字，或縣而不郡者，蓋不暇也。”但是，他們都不知有“漢武帝採納董仲舒的建議‘罷黜百家獨尊儒術’”事。
班固與漢武帝、董仲舒在時間上相距一百多年，為什麼他之前的所有學者對此都不知道，而他獨知呢？
第三，班固雖是“漢武帝採納董仲舒的建議‘罷黜百家獨尊儒術’”說的始作俑者，但不能自圓其說。1、董仲舒在漢武帝的父親漢景帝時就是有名的 《公羊》博士，為什麼會再參加武帝初期的五經考試？2、董仲舒在武帝七年的“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如果存在，它與田蚡在武帝六年的“絀抑黃老崇尚儒學”是什麼關係？特別是班固在《漢書·儒林傳》中認為田蚡的“絀”黃老是“黜”黃老，如果此說屬實，那么這董仲舒在這之後又提出“罷黜百家”，這又有什麼意義？3、如果董仲舒在武帝七年參加了五經考試，為什麼《天人三策》的考題無一與《漢書·武帝紀》在七年下所載的考題相同或相近？4、如果說漢武帝在七年曾採納董仲舒的建議“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為什麼找不到採納的詔書和執行的實錄？尤其是，找不到自漢武帝尊儒後，“百家”真的都被“罷黜”，“儒術”真的“獨尊”的事實？5、如果董仲舒在武帝七年參加了五經考試，並取得了第一名，為什麼在對策後不再給他授博士？6、如果董仲舒在武帝七年參加了五經考試，並取得了第一名，還有著名的 《天人三策》，其“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建議也被漢武帝採納，為什麼只給他個江都相這樣的小官，還遠離京師？是褒獎還是貶謫？7、如果董仲舒在武帝七年參加了五經考試，為什麼《天人三策》漏洞百出？
另外，班固在《漢書·董仲舒傳》中作偽“漢武帝採納董仲舒的建議‘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只是他在董仲舒作偽問題上冰山的一角。事實上，無論在《董仲舒傳》，還是《漢書》的其他地方，關於董仲舒問題，班固作偽的地方還有許多。還是讓筆者評點一下《漢書·董仲舒傳》，讓讀者看看班固在董仲舒問題上，主要都作了哪些偽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