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溫玉成[中國人民解放軍中將]](/img/d/6fe/nBnauM3X1czM4UzN2UDMyUDMyITMzgzM5kDMwADMwAzMxAzL1AzLxAzLt92YucmbvRWdo5Cd0FmLyE2LvoDc0RHa.jpg "溫玉成[中國人民解放軍中將]")
生平概況
溫玉成，1929年加入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1930年參加中國工農紅軍。1932年轉入中國共產黨。曾任紅一方面軍獨立十二團政委、紅八軍團六十二團政委、紅五軍團騎兵團政委。1934年參加長征。後任新四軍政治部組織科長、新四軍第六師十八旅旅長兼政委、東北民主聯軍獨立二師師長、東北野戰軍十二縱隊三十四師師長、第四野戰軍四十一軍副軍長等職。建國後，任第四野戰軍第四十一軍軍長、廣州軍區參謀長、廣州軍區副司令員、中國人民解放軍副總參謀長兼北京衛戍區司令員、成都軍區第一副司令員、中共第九屆中央委員。1955年被授予中將軍銜，榮獲二級八一勳章、一級獨立自由勳章、一級解放勳章。
大事年表
溫玉成溫玉成，1929年10月加入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
1930年4月參加中國工農紅軍，歷任江西紅三軍七師二十團宣傳隊宣傳員、興國縣警衛營青年幹事、江西中央蘇區步兵學校學員。
1933年1月起任江西紅軍獨立十二團總支書記，1933年8月任團政治主任，1933年12月起任團政治委員。
1934年4月起任紅八軍團二十一師六十二團政治主任，1934年8月起任團政治委員。
1934年10月起任紅八軍團直屬隊總支書記。
參加了長征。1934年12月起任中央縱隊幹部團上乾隊政治科學員。
1935年4月起任川西北懋功獨立營政治委員。1935年12月起任紅五軍團騎兵團政治委員。
1936年6月起任紅五軍團政治部工作組組員。
1937年5月起任援西軍政治部組織幹事。
抗日戰爭時期，1937年7月起為抗日軍政大學一大隊一隊學員兼區隊長。
1938年3月起任新四軍政治部組織科科長。
1938年5月起任新四軍第三支隊政治部組織科科長。
1939年12月起任江南人民抗日義勇軍第三縱隊縱隊長。
1941年初起任新四軍第六師十八旅旅長兼政治委員。
1943年12月至1945年在延安中共中央黨校學習，曾任蘇中軍區第一軍分區司令員。
解放戰爭時期，1945年11月起任松江軍區第一軍分區司令員兼政治委員。
1946年12月起任北滿獨立第二師師長，松江軍區獨立第二師師長。
1947年1月至1948年3月任東北民主聯軍、東北野戰軍獨立第二師師長。
1948年3月至11月任東北野戰軍第十二縱隊三十四師師長。
1948年11月至1949年4月任中國人民解放軍第四十九軍一四五師師長。
1949年4月起任解放軍第四十一軍副軍長。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1950年任陸軍第四十軍軍長。
1950年10月至1952年8月任中國人民志願軍第四十軍軍長。
1952年8月至1953年底任志願軍第四十軍、陸軍第四十軍軍長兼政治委員。
1954年至1957年夏在解放軍軍事學院戰役系學習。
1957年9月至1960年5月任廣州軍區參謀長、軍區黨委常委（1958年2月起）。
1960年5月至1967年11月任廣州軍區副司令員兼軍區參謀長（至1964年8月）、軍區黨委常委。
1967年11月至1970年6月任解放軍副總參謀長兼北京衛戍區司令員（1968年3月起）、總參謀部黨委副書記（1968年4月起），1969年4月至1971年10月任中共中央軍委委員。
1970年6月起任成都軍區第一副司令員。
1971年11月被撤銷職務。
1955年9月被授予中將軍銜。曾獲二級八一勳章、一級獨立自由勳章、一級解放勳章。
中共第九屆中央委員，第九屆中央政治局第一次會議任中央軍委委員。
1989年10月29日在南京逝世。
經歷文革
奉調北京
溫玉成1968年1月1日，在廣州軍區任參謀長、副司令這兩個職位上幹了10年的溫玉成突然接到軍委調令，奉調北京，出任大軍區正職的軍委副總參謀長，主管訓練、作戰和通信。
在廣州軍區，他和原四野老戰友，共同在林彪麾下征戰南北的黃永勝搭檔在一個班子裡，黃永勝是軍區司令員，溫玉成為其副手。
時逢林彪主持軍委工作，在定奪副總長人選時，李天佑副總長推薦溫玉成，林彪便委婉地向毛主席推薦了溫玉成。毛主席一錘定音，溫玉成在廣州和黃永勝搞不到一起，那就叫他來北京嘛！
溫玉成就這樣被調到了北京。當時，他正被黃永勝指使的造反派斗得不可開交。離開廣州，對他而言有一種如釋重負的感覺。
依照慣例，林彪在毛家灣寓所接見履新的溫玉成，平時感情不易外露的林彪，很是懷舊地談及了當年征戰黑土地的那一幕。溫玉成勇猛善戰，過去打過不少硬仗、惡仗，執行上級命令不折不扣的作風給林彪留下了深刻印象。
執掌京畿
1968年3月24日，發生了震驚中外的“楊余傅事件”。中國人民解放軍代總參謀長楊成武、空軍政委余立金、北京衛戍區司令傅崇碧，因不容於林彪，被誣為“華北山頭主義”。一夜之間，或關或押，或被發配。
3月24日凌晨，溫玉成奉命到人民大會堂118號毛澤東主席辦公室開會時，他在走廊上見到了神情沉鬱的毛澤東。溫玉成走上前，端正地行了個軍禮，問候道：“主席好。”毛澤東一手夾著菸捲，一手倒背在身後，凝神注目，然後劈頭問道：“你一個人去？單槍匹馬去？”“主席，”溫玉成如墜雲霧中，不解地問道，“我去哪裡喲？”“沒有通知你？”“不知道。”“叫你到衛戍區去，”毛澤東將夾了菸捲的手往前一點，嚴肅地說，“執掌京畿重地。”
“文革”中，北京衛戍區司令員這個職務，主要負責拱衛京師，警護中央領導安全。位高權重，卻不好乾，溫玉成的前任傅崇碧就是因為得罪了林彪，被秘密貶至瀋陽。
突如其來的變故令溫玉成始料未及，就這樣，他以副總長身份兼任北京衛戍區司令，隨後，成為“中央文革”碰頭會旁聽員。隨著“文革”亂相的加劇，老帥紛紛落馬或靠邊站，軍委領導班子為軍委辦事組所取代，溫玉成進入中樞，成為辦事組10成員之一。
毛澤東對他是頗為信任的。常常把他找去了解首都的情況。一次，毛澤東特地把溫玉成叫去了解工宣隊進駐高校的情況，溫玉成老老實實回答說：“現在北京的學生不怕解放軍，就是怕工人。因為他們摸到解放軍的底，有五不政策。解放軍對學生沒有辦法，工人硬一些。”聽了他的匯報，讚許他講了老實話。
不過，即便受到如此重用，溫玉成始終覺得不舒心。因為頂頭上司黃永勝像一幕陰雲，罩在他頭上揮之不去———這時，黃永勝也調來北京，出任總參謀長兼軍委辦事組組長。溫玉成依舊在其約束之下。儘管這樣，溫玉成還是躊躇滿志。由於深得毛澤東主席、周恩來總理和林彪的信任，溫玉成一時名重京華。
劉慶棠事件
溫玉成合影當時，文藝團體的支左部隊要換班。這本是正常的工作調整。結果，不明就裡的溫玉成將支持劉慶棠一派的軍隊幹部換走了，而把反對他的留了下來。
劉慶棠憑借飾演芭蕾舞《紅色娘子軍》中的“洪常青”一角而平步青雲，升任文化部副部長，並得江青寵愛。為此，曾有人嘆言：“紅軍長征二萬五，不如跳曲芭蕾舞。”恃寵而驕的劉慶棠到江青跟前告了一狀，江青勃然大怒，聲稱要追查這起“打擊革命派的嚴重事件”。然後纏住周恩來，無理取鬧，要求嚴肅處理溫玉成。
主管樣板戲的謝富治以工作忙為由，對溫玉成說：“你是協助我管樣板團的。這樣吧，我事多，工作忙，我們倆一起給江青寫個檢討。你先寫，我們一起簽個名交給江青，事情就算了結了。”
不料，溫玉成寫好檢討後，謝富治的簽名並未在檢討人之列，而是在行文抬頭上，這樣一來，謝富治不但推掉干係，反而成了審閱檢討的領導。溫玉成從此得罪了江青。
李必達事件
大約是在1969年夏，勞累一天的溫玉成剛剛進入夢鄉，便被一陣吵鬧聲驚醒，秘書進來報告說，黃總長的秘書李必達同志在樓下會客廳等，他說有封信要親自交到你手上，由你轉交江青同志。
當時，黃永勝的秘書李必達年僅27歲，系“文革”前畢業的大學生。這是一位年輕而富有正義感的同志，他對黃永勝的所作所為早就不滿。“九大”前夕，他利用參知機要的條件，從各種渠道獲知了林彪在選舉“九大”代表期間，大肆進行篡黨奪權活動，指明要一些代表投票。他擔心他們會在九屆一中全會上繼續這種分裂活動。
幾經躊躇，李必達毅然以一個黨員的良知，向毛澤東主席寫信揭發林彪集團尤其是黃永勝的行徑。信寫好後，怎樣傳遞，李必達費盡心思。想來想去，他突然想到何不讓溫玉成轉交給江青，以江青和林彪已經日漸公開的矛盾而言，這封信江青肯定會上達天聽。再說，溫玉成與黃永勝不和，他應該不會推辭的。
於是，李必達在5月初的一個深夜，拿著信到了溫玉成住處。開始，溫玉成推辭道：“我和江青不太熟，不便轉交。”須臾，秘書再次報告說，李秘書講啦，首長不收下這封信，他就不走了。
溫玉成嘆了口氣，沒再往深處想，只得點頭同意了。然而，他看完信後，神情大變，出門對李必達說：“你依靠組織反映你所了解的情況是對的，但我比你更了解黃總長。我知道林副主席對我有誤解。你這封信我交不交，交給誰，讓我考慮考慮再說。”李必達這才忐忑不安地離去。
這著實令溫玉成為難。他不想接這封信，但李必達知道溫玉成與黃永勝不睦，卻又非得讓他轉交江青不可。燙手山芋接上手，溫玉成輾轉反側，如就熱湯。交，勢必得罪林彪，不交，則江青遷怒。天下事了猶未了，何妨以不了了之，思來想去，溫玉成一橫心，將那封信鎖在抽屜里，可半年後，卻鬼使神差地交給了林辦。客觀地說，溫玉成的內心是傾向林彪的。
溫玉成的這一著棋並未討好林彪。葉群、黃永勝大為惱怒，立即將李必達關押拘捕，對溫玉成知曉信中內容，也如骨鯁在喉。更有甚者，“九·一三”事件後，這封信被查出，江青得知來龍去脈，數次找到周恩來總理，大為光火：“溫玉成是林彪的死黨，不能放過他！”所以，到了晚年，溫玉成常對人說：“在這件事上，我對不起李必達秘書。”
李必達被開除軍籍，定為現行反革命。發配到南方一個偏遠的勞改農場進行改造，受了不少苦。直到“九·一三”事件後才平反。
被貶成都
按理，黨的“九大”時，溫玉成走向人生輝煌的頂點，由於被安排為“九大”主席團成員，前排就座，包括外電在內的大多數人都在議論，溫玉成鐵定要進政治局。然而，九屆一中全會後，溫玉成卻出人意料，沒有當選為政治局委員或候補委員。
溫玉成打電話找到葉群，葉群裝作茫然無知，並表同情，實際上，正是葉群和林彪力主拉下溫玉成，以解他們“溫玉成知恩不報”的痛恨。林彪、葉群滿以為此舉可以討好江青。誰知江青並不領這個情。溫玉成又被江青推入“炮膛”，藉此打擊林彪。
不久，北京天安門召開聲勢浩大的支持毛澤東主席“五·二○”聲明大會。溫玉成走上城樓，遇上江青，忙上前主動招呼，江青昂首挺胸，怒目而視，徑直離去。溫玉成立時呆若木雞。
未幾，溫玉成再次接到江青電話，說芭蕾舞名角白淑湘在京西賓館排戲很辛苦，生病無藥，讓溫玉成立即送點藥去。溫玉成立即命人相送。豈料，過不幾天，江青把溫玉成找去，訓斥道：“樣板團的兩派，都是革命造反派，你要一碗水端平。為什麼藥只送給白淑湘而不送給劉慶棠？”溫玉成瞻顧四望，如履薄冰。
1970年6月4日，林彪約溫玉成單獨談話，走入林辦，一向話語不多的林彪正襟危坐，既無寒暄，亦無問候，例行公事般地宣布道：“溫玉成同志，經軍委研究，你已經不能適應北京階級鬥爭形勢的需要，決定調你到成都軍區擔任第一副司令。”
聞聽此言，溫玉成恍若夢中，目瞪口呆。見此情景，林彪這才擠出一絲僵硬的笑意，故作親切地說道：“這是軍委領導的關心，你有什麼想法？”溫玉成猛然清醒，條件反射般地答道：“我忠於毛主席，忠於林副主席。”隨後，林彪、葉群又向溫玉成說，江青要求把他“立即抓起來”，是林彪想出了辦法，讓他遠去成都避禍。由副總長降職為軍區副司令，溫玉成雖然想不通，卻無力抗爭。
隔離審查
花開花謝又一年。林彪叛逃墜機的“九·一三”事件爆發了。
9月16日傍晚，溫玉成剛剛吃完晚飯，便接到成都軍區第一政委張國華打來的電話，讓他去3號院開會，並特彆強調，傳達中央絕密檔案，不要帶秘書。走入3號院，20多個荷槍實彈的幹部、戰士如臨大敵般，警惕地持槍張望。正在溫玉成驚疑之際，張國華政委已在樓梯口叫住了他，然後禮貌地邀請他上樓。
“他們還沒到？”溫玉成走入會議室，一坐下身，愈加好奇。“沒有，”張國華有些尷尬地答道，然後轉身關上了門，坐下後，便沉沉地嘆了口氣，“這個會只有我們兩個開。”溫玉成憑直覺，預感到今天叫他來，決不是傳達什麼檔案了。“老溫，”張國華一字一頓道，“我們是老相識了，你是知道我這個人的。”略一沉吟，張國華像背書似的說道：“剛剛接到通知，你被隔離審查了。”“隔離審查？”溫玉成張大著吃驚的嘴，一時回不過神。“那我犯了什麼錯誤呀？”溫玉成苦笑道。“上面說你是林彪的死黨，組織上要審查……”溫玉成如同猛地聽到一聲驚雷，他一下子呆若木雞、心亂如麻。這一切來得太突然，自己分明是被林彪貶出北京，現在卻又成了林彪的死黨，這如何說得過去？當晚，他便被秘密關押在鄧家花園。覆巢之下，安有完卵。接著，溫玉成的夫人宋琬明（時任成都軍區後勤部衛生部副處長）被停職停薪，勒令搬出“首長院”……
平反
1976年12月，在成都晦暗潮濕的一天裡，溫玉成最終迎來了人生的轉機。這天，成都軍區根據中央通知，將關押了5年的溫玉成釋放了出來。溫玉成被釋放出來後，生活待遇上有了改善，先是搬回軍區首長院，接著子女允許參軍入伍，夫人宋琬明亦恢復原職。但是，最核心的問題———組織結論卻被掛了起來。
溫玉成、宋琬明與兩個外孫在家中其間，溫玉成曾經找過成都軍區黨委，也到北京上訪過，但遺憾的是，無論是高層還是他所在的軍區，對此愛莫能助，他的問題，始終得不到結論。
所幸，撥亂反正後，曾任中國人民解放軍總參謀長、在“廬山會議”上與彭德懷一同蒙冤的黃克誠大將平反後再度出山，擔任了中紀委常務書記兼軍委紀委書記。這時，他已雙目失明，但對“文革”中遺留下的紛亂如麻的問題，洞若觀火。他得知溫玉成上訪無門，結論無著的情況後，便托人捎去口信：“讓溫玉成來北京解決問題吧！”
在黃克誠的努力下，1983年，中央軍委經過甄別調查，組織上對溫玉成的審查結論是：辦過錯事，說過錯話，不給予處分，恢復大軍區副職待遇。不過，中央曾明文規定，1955年被首批授予中將以上軍銜的開國將軍們，離休時都要享受大區正職待遇，如原成都軍區副司令韋傑就是例子。溫玉成似乎是個例外。
溫玉成曾試圖證明自己是深受林彪、“四人幫”兩個集團的迫害，並要求恢復大軍區正職的待遇，但未果。大軍區正職的待遇沒有被恢復，溫玉成夫婦悄然來到南京定居。晚年，溫玉成的離休生活抑鬱而不寡歡，南京軍區對他的生活照顧得無微不至，在一棟花草掩映的獨立小樓里，溫玉成從此遠離塵囂，掙脫糾葛，種種花草，平靜地度過了6年時光。1989年10月29日，溫玉成在南京辭世，享年74歲。
評論
2005年1月13日的《南方周末》刊登了《溫玉成“文革”沉浮錄》（以下簡稱《溫文》），對溫玉成在“文革”期間令人費解的大起大落的經歷作了記述和剖析，特別對他後期的不幸遭遇深感不平。
“文革”前的溫玉成並無很大名氣。他是1955年全軍第一次授銜時的175名中將之一，在1960年代初廣州軍區的副司令員中，他名列第五。不料在“文革”初期他卻突然“躥紅”：1967年底到北京任副總參謀長，僅3個多月之後便又兼任北京衛戍區司令員，接著又成了相當於中央政治局委員的“中央文革碰頭會”成員，迅速成為政治舞台上一顆耀眼的新星。然而，在1969年4月召開的“九大”上，本以為可以穩穩當上中央政治局委員的溫玉成，卻被莫名其妙地排除在外。他是12名“碰頭會”成員中惟一沒有進入中央政治局的人。一年後他又被貶到成都軍區任第一副司令員。據有的權威人士透露，溫玉成的失勢、遭貶，是因為關鍵時刻林彪沒有拉他一把。然而，更讓溫玉成料想不到的是：“九一三事件”之後，他卻又被作為“林彪反革命集團”成員遭到審查，一關就是5年有餘！
溫玉成的曲折經歷，從一個側面反映了中國共產黨在“文革”期間那段極不正常的歷史。通過對溫玉成這段經歷的剖析，有助於人們以史為鑑，舉一反三。但是，《溫文》卻犯了寫史之大忌，它迴避史實，為尊者諱，把溫玉成寫成只因“對政治一竅不通”，“不會投機取巧，不會見風使舵”，因而“被利用、欺侮”的無辜受害者。據悉，此文作者是一位30多歲的年輕人，其生也晚，對溫玉成可謂素昧平生。依他的條件，寫這類反映複雜政治歷史情況的文章，本應十分謹慎，廣泛蒐集資料，認真聽取各種不同意見，慎重取捨。而他顯然是輕信了某些一面之詞，便輕率下筆。
溫玉成是1957年底同李天佑上將一起從南京軍事學院畢業後分配到廣州軍區的，李任第一副司令員，溫任參謀長。到1967年底，溫玉成調總參工作，在廣州整整10年。這期間，我先後任軍區司令員秘書、作戰參謀、辦公室秘書科領導。這幾個崗位，都同軍區首長有密切接觸，因而對溫玉成的情況比較熟悉。《溫文》提到的幾件大事，除他到北京後的個別事件外，我或是參與者，或是目擊者，按過去政治運動中的提法，我屬“重要知情人”。這裡試就《溫文》中提到的幾個主要問題，指出其謬誤，還歷史以本來面目。
溫玉成與黃永勝關係密切異乎尋常
《溫文》於多處提到溫玉成與黃永勝的關係，說溫一到廣州軍區，便“因黃永勝為人霸道、作風蠻橫，兩人在工作中產生了較深的隔閡”，此後溫玉成處處受制於黃。而實際情況恰恰相反。
《溫文》說溫玉成與黃永勝是“四野老戰友”，錯了。黃溫二人早年雖同屬中央紅軍，以後又都在第四野戰軍，但二人卻從未搭過班子。黃永勝對溫玉成並不了解。1957年11月，黃在北京開會，總政治部送來一張溫玉成的簡歷表徵求意見，把即將從軍事學院畢業的溫玉成分配到廣州軍區工作。黃永勝在“意見”欄寫下了“聽說此人很懶，建議不要分到廣州工作”。但是總政沒有採納黃永勝的意見，一個月後，溫還是分到了廣州軍區。而更讓黃永勝沒有想到的是，經過一段時間，他發現溫玉成並不懶，而是幹勁十足，作風潑辣，工作中還常有獨到見解，加之他又對黃永勝異常尊敬，黃永勝十分歡喜，對溫大加倚重，其權力竟然超過排在他前面的幾位副司令員。溫玉成由此在軍區領導班子內頗為孤立，同第一副司令員、代司令員李天佑關係尤為緊張，曾多次當眾對李頂撞。李天佑過去曾任號稱“萬歲軍”的第38軍（東北野戰軍第一縱隊）軍長，論資歷，論戰功，都在溫之上，軍區機關幹部對溫頗有看法。當時有一種說法：在廣州軍區，溫玉成眼睛裡只有一個半人，“一個”是黃永勝，“半個”是以老謀深算著稱的軍區政委劉興元。
林彪主持軍委工作後強調突出政治，一時政治工作和政治機關的地位至高無上。溫玉成卻我行我素，對此漠然處之。1960年代初，台灣的P－2V夜航電子偵察機經常竄擾大陸，危害很大。解放軍航空兵和高炮部隊都把打 P－2V作為首要的戰備任務。溫玉成公開講：“什麼突出政治？你能把 P－2V打下來，就是突出政治！”很多人認為，這不就是早被毛澤東批評過的“軍事好，政治自然會好”嗎？在處理司令部與政治機關的關係問題上，溫玉成也有一些很不利於團結的言行。軍區政治機關不少幹部對溫十分惱火，說他“什麼思想都有，就是沒有毛澤東思想；什麼作風都有，就是沒有‘三八作風’”！
這種不斷積累的不滿情緒，終於借“文革”開展“四大”（大鳴、大放、大字報、大辯論）之機而爆發。溫玉成很快成為軍區機關鳴放和大字報的眾矢之的。1966年8月15日晚，軍區政治部上百名幹部，手持質問溫玉成的大字報，湧入軍區司令部大院，“勒令”溫玉成接受並朗讀大字報。司令部的不少幹部，也表示支持政治部幹部的“革命行動”。此時司令員黃永勝正在北京參加中央全會，這些幹部便派代表向政委劉興元請願，要求“罷溫玉成的官”。群情激憤，眾怒難犯，劉興元首先肯定了大家的革命熱情，然後又表示他無權罷溫玉成的官。不管代表們如何施加壓力，劉興元始終沒有鬆口。這次行動，以後被稱為“八一五事件”。
關鍵時刻還是黃永勝和劉興元向溫玉成伸出援助之手。劉興元和在北京的黃永勝都連夜向中央軍委報告了8月15日晚間發生的問題，講了他們的意見。第二天，傳來了林彪的指示，對行動提出了批評，特別指出：要防止有人藉機“撈一把”。後面這句話分量很重，很多人都被“震”住了。對劉興元沒有同意罷溫玉成的官，林彪說“劉興元同志是有原則的”。對溫玉成，則肯定他“大節是好的”，而且說“溫玉成同志是有幹勁的”。“有幹勁”是林彪選拔幹部的重要條件之一，林彪的指示保了溫玉成。
1967年1月底，軍隊奉命全面“支左”；3月15日，中共中央和中央軍委下令廣州軍區對廣東省實行軍事管制，黃永勝任省軍管會主任。黃永勝要溫玉成以主要精力幫他抓地方的“文革”。
1967年6月上旬，黃永勝委派溫玉成偕南海艦隊司令員吳瑞林和軍區空軍司令員吳富善，赴北京向周恩來請示對當時正在發展的港英當局鎮壓香港工人事件的鬥爭方針、策略，並匯報廣州地區“文革”情況。
從上述一系列活動中，誰能看出溫玉成在廣州軍區同黃永勝有什麼“較深的隔閡”、“搞不到一起”？
黃永勝保薦溫玉成當了副總長
《溫文》稱：溫玉成是經“葉劍英元帥推薦”，“毛主席一錘定音”，到北京任副總長的。這說明作者全然不了解當時的歷史和中央高層人事情況。豈不知，當時葉劍英正因被打成“二月逆流”重要成員而處境艱難，已經“靠邊站”了；其時主持軍委日常工作的是以楊成武為組長的軍委辦事組。而像副總長這一級幹部的任命，也不需經過軍委辦事組，一般是經林彪認可後，報毛澤東批准。也巧，我是溫玉成升遷的經辦人之一。
1967年8月，黃永勝和廣州兩派民眾組織頭頭100多人應召進京談判兩派停止武鬥、實現“大聯合”和籌建省革委會問題。周恩來先後十多次接見這些頭頭，做他們的思想工作。黃永勝在他下榻的京西賓館設了一個包括他的兩位秘書在內的4人臨時值班室，隨時向周恩來辦公室反映情況，請示工作。我以司令部辦公室秘書科負責人身份，領導這個臨時值班室。
10月下旬的一天晚上，我正在值班室，黃永勝進來對我講：“你給林副主席寫個報告。”於是他講我記。報告主要建議對廣州軍區軍事領導幹部進行調整，其中特別提到溫玉成在廣州處境艱難，建議將他調出另行安排工作。根據我對黃永勝的了解，估計在寫這份報告之前，他很可能已將有關問題當面請示過林彪。
大約半月之後，便聽說中央軍委已任命溫玉成為副總長。一天晚上，又是我在值班，溫玉成打來電話找黃永勝。值班室很靜，溫玉成又是大嗓門兒，我在一旁可以清楚地聽到他的聲音。他掩飾不住內心的喜悅，問黃永勝軍委的調令“是怎么回事兒呀”？並表示他“水平低”、“幹不了”、“不想去”。黃永勝則用親昵、得意的語氣大聲地說：“這是我向林副主席建議的，偉大領袖毛主席批准的。你趕快來嘛！”幾天之後，兩派民眾組織在京達成協定，黃永勝返回廣州。溫玉成馬上到黃家拜望。沒過幾天，他便興高采烈地到北京履新去了。
黃溫交惡
黃永勝和溫玉成的關係後來確實“崩”了。這要從黃永勝升任總參謀長講起。
1968年3月下旬，發生了舉國震驚的“楊余傅事件”：代總參謀長楊成武、空軍政委余立金和北京衛戍區司令員傅崇碧被打倒，黃永勝緊急應召進京，被任命為總參謀長；溫玉成兼任衛戍區司令員。黃、溫又在北京聚首。
說起江青對溫玉成的重用，不少人感到事有蹊蹺。1967年6月9日晚，溫玉成受黃永勝委託，正在人民大會堂江蘇廳向周恩來、康生、陳伯達等中央領導人匯報廣州軍區戰備工作和廣州地區“文革”情況，江青突然從外面進來，直奔溫玉成，與他握手寒暄，並對她因事不能聽溫的匯報而深表遺憾。江青為什麼對溫玉成如此親熱？她是什麼時候、如何認識溫玉成的？這讓當時在場的廣州軍區司令部辦公室主任李維英百思不得其解。
眾所周知，江青掌握的幾個京劇、芭蕾舞劇“樣板團”是她的王牌，是她在“文革”中起家的資本。而江青竟把這些“樣板團”交給溫玉成管。溫玉成對此也確實很賣力氣。與此形成強烈反差的是，江青與黃永勝的關係卻格格不入，日趨緊張。江青不時插手軍隊工作，黃永勝屢予抵制，有時甚至在會議上發生衝撞。江青對黃、溫的一冷一熱，自然引起黃永勝對溫玉成的猜疑。而更讓黃永勝惱火的是，他發現溫玉成常以衛戍區司令員的身份向江青匯報軍隊工作情況。從此兩人隔閡日深，終至形同冰炭。黃永勝曾多次在熟人面前講溫玉成是他保舉進京的，現在卻懷有二心，是“忘恩負義”。黃永勝的後面有林彪。林彪對江青素無好感。在黃永勝和溫玉成之間，林彪自然是選擇前者。由此，溫玉成不但得罪了黃永勝，林彪、葉群、吳法憲、李作鵬、邱會作等人也都對他懷有戒心，視為異類。
江青的介入，是黃、溫交惡的主要外因。
撲朔迷離的李必達事件
《溫文》說李必達事件是個錯案、冤案，溫玉成也受此案牽連，這是對的。但是，此文對案情的敘述和分析卻破綻百出，經不起推敲。
李必達入伍前是武漢大學學生，入伍後分配到第41軍鍛鍊，1966年在該軍121師362團4連代理副指導員。此時362團政委是曾任黃永勝秘書多年的於貫文，對李必達產生了良好印象。1967年12月底，軍區機關從41軍為黃永勝選調秘書，此時已升任121師政治部主任的於貫文舉薦李必達中選。初任秘書的李必達幹勁十足，黃永勝夫婦都很滿意。於貫文於1968年初被借調到軍委辦事組工作，黃永勝到北京工作後，他與黃永勝夫婦常有接觸。作為李必達的舉薦人，他自然關心李必達的表現。他曾向擔任總長辦公室主任的黃永勝夫人項輝方了解李的情況。項說李“表現很好，人老實，能寫東西，文字水平超過語言表達能力，首長很滿意”。項輝方對李必達關愛備至，光是為他找對象就費盡心機，多次親自出馬。李也知恩圖報，他出獄後於1972年寫給老領導於貫文的信中依然承認“過去，我對黃、項也有一種感恩的思想”。
李必達與黃永勝夫婦鬧翻，始於一場誤會。1968年底，“黃辦”按照上級統一部署，進行“清理階級隊伍”學習。這期間，李必達因為一件小事引起“黃辦”主任、黨支部書記項輝方的懷疑，曾發動“黃辦”工作人員對他進行“幫助”。李必達多次檢討都未過關。入伍後一帆風順的他難以承受這意外挫折，自感前途渺茫，內心痛苦之極，多次找老領導於貫文傾訴。一次，於貫文當著李必達的面給項輝方打電話，委婉地指出對李的問題是否看得太重了，建議不要抓住不放，“好聚好散，實在不行，叫他回廣州算了”。但是，項輝方一下子來了原則性，堅持要把問題弄個水落石出。
李必達感到自己被逼到了絕境。1969年4月28日，他最後一次來看於貫文，突然冒出了一句：“難道我就任憑他們擺布不成？！”經過激烈的思想鬥爭，他終於決定鋌而走險：向毛澤東、江青告狀，扳倒黃永勝，或者還可絕處逢生。他哪裡想到，他請溫玉成轉呈江青的信，卻被溫玉成交到葉群手裡！
李必達的告狀信里究竟寫了什麼？《溫文》說，李必達在“九大”前夕，“利用參知機要的條件，從各種渠道獲知了林彪在選舉‘九大’代表期間，大肆進行篡黨奪權活動”，“他擔心他們會在九屆一中全會上繼續這種分裂活動”。這段文字本身就語焉不詳，作者大約是想說林彪操縱“九大”中央委員選舉，卻誤為“九大代表”──代表已經都到會了，還選舉什麼？至於“九大”中央委員的選舉，自始至終都是由大會秘書長周恩來根據毛澤東的指示組織進行的。我是參加了“九大”會務工作的，林彪並未、而且他也沒有條件插手中央委員的選舉活動。再說，李必達向毛澤東、江青寫信時，“九大”和九屆一中全會的選舉都已結束，他的信豈不成了馬後炮？
周恩來與廣州軍區司令員丁盛的一次通話，或者有助於揭開李必達告狀信內容的謎底。大約是“九一三事件”之後第三天的晚間，廣州軍區黨委常委開會，研究幾天來的應變工作情況。會間休息時，丁盛在走廊里踱來踱去，忽然，他拿起了保密電話機，要通了周恩來，匯報軍區清查工作情況。他特別提到黃永勝有個叫李必達的秘書，關押在軍區政治部管訓隊，請示該怎么辦。周恩來當即表示：“這件事我知道了。把李必達關押起來是錯誤的。當然，秘書偷聽首長的電話也是不對的。這個人先不要放，對他的處理稍後再通知你們。”周恩來的話表明，李必達的信里講的，主要來自偷聽黃永勝的電話。在李必達出獄後回到北京接受特偵組審查時，他也承認確實偷聽過黃永勝的電話。黃永勝在電話里究竟講了什麼犯禁的話呢？據項輝方說，李必達曾向她匯報，一次黃永勝在與葉群通電話時，大罵江青“想當清朝那個女人”。李必達當時反映這個情況，當然是出於對首長的關心，因為黃永勝住地小翔鳳胡同是居民區，他講話一向是高嗓門兒，李必達是怕隔牆有耳，造成不良後果。從以上情況再聯繫到李必達剛被關押之後，葉群和吳法憲都曾講過：李必達的主要問題是“挑撥中央關係”，因而，李必達在信中很可能講的是黃永勝等人私下議論、攻擊江青的情況。在當時，反江青就是反對“偉大領袖毛主席”，這是彌天大罪。黃永勝歷史清楚，戰功卓著，像他這樣的老革命，最怕的就是這種“現行罪”。倘若黃永勝的這條罪狀能夠坐實，即使他一時不被打倒，告發者的境遇卻可大大改變。這方面此前早已有過先例。
“九一三事件”之後，不斷有人寫文章頌揚李必達敢於在林彪、黃永勝等人如日中天之時，不顧個人安危，挺身而出，揭發他們的“陰謀活動”。但是，沒有一篇文章公布信的具體內容。不少局內人對信的內容表示懷疑。有的人提出：李必達說自己如何先知先覺，幹嘛不把信全文公開發表，讓大家來品評、受教育，並用以消除大家的疑惑呢？
李必達的老首長於貫文，大約是最關心李必達事件、與此事關係最為密切、也最了解此事複雜關係的一人：李必達是由他舉薦給黃永勝的；李必達在“黃辦”受到懷疑，是他極力在兩面做工作，試圖化解李必達與項輝方的緊張關係；以後事情的發展完全出乎他的意料，他又眼巴巴地看著李必達被逮捕，被押上由北京飛往廣州的飛機；隨後他又極不情願地被派往李必達的家鄉調查李的家庭出身，繼而到廣州了解李在獄中的情況；而在“九一三事件”之後，他竟又被某些人說成是“迫害李必達的幫凶”，還說他“反對敬愛的江青同志”（粉碎“四人幫”後，則又說“林彪集團”和“四人幫”是一丘之貉），備受凌辱，從此在政治上入了“另冊”。李必達事件成了於貫文晚年無法擺脫的夢魘。而落實政策後的李必達，在給於貫文的信中和通電話時，則一再表示感謝過去於貫文對他的關心愛護，並對於貫文因他而受株連深感遺憾。我與於貫文是交往三四十年的摯友。1993年10月，他與我從探討歷史、總結經驗教訓出發，就李必達事件長談了9個下午。在場的還有曾任劉興元秘書和軍區政治部副秘書長的一位老友。事後我們共同整理了一份長篇記錄稿。在談到李必達給江青寫信的動機和此信的內容時，於貫文說：“我同情李必達的遭遇。但是，他把自己同黃永勝、項輝方的矛盾，說成是政治、路線之爭，他向江青告狀是為了‘捍衛毛主席的革命路線’，迴避了他是為項輝方所迫而導致矛盾轉化這一事實，對此我不能苟同。‘九大’剛開過，林彪成了法定接班人，當時一片擁護聲，他當時就能看出林彪等人是壞蛋？我不相信。”
溫玉成失勢之謎
溫玉成的失勢來得意外、突然。從1969年4月到1971年9月，在兩年多的時間裡，他連遭3次重大打擊。
第一次打擊是1969年4月末九屆一中全會選舉。溫玉成自己和許多人都認為，他作為中央“碰頭會”成員，進入中央政治局順理成章。誰知他卻根本未被提名。相反，與他資歷相仿、原來並非“碰頭會”成員的李作鵬、邱會作卻都成了政治局委員。“九大”之後，“碰頭會”停止活動，溫玉成只剩下了副總長兼北京衛戍區司令員的頭銜，完全成了黃永勝的下級。
第二次打擊是1970年6月，被莫名其妙調往成都軍區任第一副司令員。這個職務比副總長降了一級，等於是不宣布處分的處分。
第三次是1971年“九一三事件”之後，溫玉成被當做林彪的同黨關押審查。他本來是林彪在位時遭貶成都的，他似乎可以宣稱自己是受林彪等人迫害的，誰知還是在劫難逃，而且一關就是5年有餘！
一般人都認定，溫玉成遭受的第一、二次打擊，林彪、黃永勝難脫干係。九屆中央政治局的人選，是毛澤東委託由周恩來、康生、黃永勝組成的三人小組提名的。前面已經講過，溫玉成進京不久便因與江青關係異常而引起林彪、黃永勝的猜忌，那么，在醞釀新一屆政治局人選時，黃永勝的態度可想而知。至於溫玉成遭貶成都軍區，則是“九大”人事安排的繼續。黃永勝是軍委辦事組組長，其職權相當於已往的軍委秘書長，而林彪則是軍委第一副主席，對溫玉成的任免，都要經由他們“把關”。
但是，不少人忽略了一點：即使在“九一三”之前，對溫玉成的安排，也須得到江青的首肯。當溫玉成調成都的訊息剛剛傳出之時，曾有一位與黃永勝關係極親密的人問他：為什麼要把溫玉成調走？即使調走，為什麼不能讓他回廣州軍區？黃永勝回答說：“是江青要趕他走！他過去在廣州搞得那個樣子，還怎么回去？！他到成都去，梁興初對他總還了解嘛！”梁興初是成都軍區司令員，以前曾是廣州軍區副司令員，對溫玉成當然熟悉。黃永勝的話少了一句潛台詞：既然江青要把溫玉成趕走，他樂得順水推舟。黃永勝的話還表明，倘若是林彪、黃永勝想把溫玉成調離北京卻不合江青心意，她完全可以打出毛澤東的旗號加以阻撓，林彪、黃永勝是抗不住的。“九一三事件”發生剛剛幾天，溫玉成便遭到傷害最重的第三次打擊，說明江青不曾忘記了他，他無論到了哪裡，也跳不出江青的手心兒！
溫玉成為何由受江青重用的紅人而突遭遺棄和迫害？揣測和說法甚多，主要有兩種“版本”。
其一是以吳忠為代表的“攬事招禍”說。吳忠是溫玉成的同僚：溫兼北京衛戍區司令員時，吳任第一副司令員；溫調成都軍區後，吳接任司令員；他還是中共北京市委分管政法工作的書記。他對江青、溫玉成都有深刻了解。1977年，他因“丙辰清明天安門事件”調任廣州軍區副司令員。我與他接觸頻密，彼此無話不談。一次談起溫玉成與江青的關係，他說，溫玉成壞事就壞在不知利害，攬事太多：江青讓他管“樣板團”，他可謂竭智盡忠，不遺餘力；他意猶未盡，見江青忙得風風火火，很想為她減輕一點負擔，便主動做了一些江青並未交代的工作，其中包括處理江青的民眾來信。哪知江青心中有鬼，性情多疑，竟認為溫玉成是對她進行“特務活動”，於是翻臉。
其二是溫玉成夫人宋琬明（《溫文》誤作婉明）的說法，說溫因管“樣板團”不稱江青心意而獲罪。1987年，我途經南京，曾特意去拜望在那裡安家的老首長溫玉成。不巧，他下鄉釣魚去了，他的夫人宋琬明接待了我。我們也是老相識。交談中，我直言不諱地問起溫玉成為何得罪了江青？她說，事情還是由“樣板團”引起的：一次，江青當眾指責溫玉成對“樣板團”管理無方，特別是芭蕾舞團管理混亂，導致演員基本功和演出質量下降。受不得委屈的溫玉成便掏出記事本來，說某月某日江青有何指示，這段時間對“樣板團”的管理完全是按江青要求做的。“文化大革命”以來一直以毛澤東化身自居訓慣了人的江青，豈容溫玉成當眾辯白頂撞！登時大發雷霆，歇斯底里地叫喊溫玉成“撒謊”、“不老實”！從此，溫玉成便交上了厄運。
兩種“版本”，哪個更能反映實際情況，或者兩者都有道理？請讀者自己判斷。
史作貴在存史貴在真實
《溫文》的錯誤還可舉出很多。例如，為了突顯溫玉成沒有當上中央政治局委員的意外和不公，竟連溫是九屆中央委員這一鐵的事實也不承認了。這其實只要翻一下九屆中央委員會名單便一目了然了。再如，說溫玉成到北京工作後，毛澤東“常常把他找去了解首都的情況”。其實，他並沒這種“殊榮”，即使地位比溫玉成再高的人，也很難受到毛澤東的單獨召見。又如，說溫玉成收到李必達的告狀信之後，便“一橫心，將那封信鎖在抽屜里”，直到半年之後，才“鬼使神差地交給了林辦”。而實際情況卻是，在收到信的當天，溫玉成便立即把信交給了林彪的妻子葉群，於是，才有了“李必達事件”。
個人榮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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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將軍銜 | 二級八一勳章 | 一級獨立自由章 | 一級解放勳章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