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廟[《詩經》篇目]

清廟[《詩經》篇目]
清廟[《詩經》篇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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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廟(讀音:qīng miào)是指①《詩經·周頌》篇名。②指古帝王祭祀祖先的樂章。③即太廟。古代帝王的宗廟。《詩經》是我國第一部詩歌總集,收入自西周初年至春秋中葉五百多年的詩歌305篇,又稱《詩三百》。先秦稱為《詩》,或取其整數稱《詩三百》。西漢時被尊為儒家經典,始稱《詩經》,並沿用至今。

原文

清廟
於穆清廟,肅雝顯相。
濟濟多士,秉文之德。
對越在天,駿奔走在廟。
不顯不承,無射於人斯。
――《詩經·周頌·清廟》

題解

祭祀文王的樂歌。要奉行文王德教,報答文王在天之靈。

注釋

⒈於(wū):讚嘆詞,猶如今天的"啊"。穆:莊嚴、壯美。清廟:清靜的宗廟。 
⒉肅雝(yōnɡ):莊重而和順的樣子。顯:高貴顯赫。相:助祭的人,此指助祭的公卿諸侯。 
⒊濟濟:眾多。多士:指祭祀時承擔各種職事的官吏。 
⒋秉:秉承,操持。文之德:周文王的德行。 
⒌對越:猶"對揚",對是報答,揚是頌揚。在天:指周文王的在天之靈。 
⒍駿:敏捷、迅速。 
⒎不(pī):通"丕",大。承(zhēnɡ):借為"烝",美盛。 
⒏射(yì):借為"斁",厭棄。斯:語氣詞。

譯文

啊莊嚴而清靜的宗廟,助祭的公卿多么莊重顯耀!
濟濟一堂的眾多官吏,都秉承著文王的德操;
為頌揚文王的在天之靈,敏捷地在廟中奔跑操勞。
文王的盛德實在顯赫美好,他永遠不被人們忘掉!

賞析

《清廟》是《周頌》的第一篇,即所謂“頌之始”。“詩”有“四始”,是司馬遷在《史記·孔子世家》中具體提出來的。他說:“古者,詩三千餘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於禮義,上采契、后稷,中述殷、周之盛,至幽、厲之缺,始於衽席,故曰:‘《關雎》之亂,以為《風》始,《鹿鳴》為《小雅》始,《文王》為《大雅》始,《清廟》為《頌》始。’”他的話不一定可靠,而“四始”云云,據說又是來自魯詩之說。而作為毛詩學說思想體系的《毛詩序》,卻又僅僅把風、小雅、大雅和頌四種詩類作為“四始”。其實,自古以來雖然都講“四始”,而他們的說法又是眾說紛紜、讓人莫衷一是的。他們重視“四始”,實際代表了他們對整部《詩經》編輯思想體系的根本看法。按照毛詩的觀點,整部《詩經》,都是反映和表現王道教化的,所以鄭玄箋說:“‘始’者,王道興衰之所由。”因此,每類詩的第一篇,當然就具有特殊的意義了。
根據毛詩的解釋,司馬遷所說的四篇“始詩”都是贊“文王之道”、頌“文王之德”的。周文王姬昌,在殷商末期為西伯,在位五十年,“遵后稷、公劉之業,則古公、公季之法,篤仁、敬老、慈少”,“陰行善”,招賢納士,致使呂尚、熊、辛甲等賢士來歸,並先後伐犬戎、密須、黎國、邘及崇侯虎,自岐下徙都於豐,作豐邑,奠定了周部族進一步壯大的雄厚的基礎。(見《史記·周本紀》)他在世時,雖然沒有實現滅殷立周、統一中原的宏願,但他的“善理國政”,卻使周部族向外顯示了信譽和聲威,為他兒子周武王姬發的伐紂興國鋪平了道路。所以,在周人心目中,他始終是一位威德普被、神聖而不可超越的開國賢君。《詩經》中很多詩篇歌頌、讚美他,是符合歷史真實的。
《毛詩序》說:“頌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於神明者也。”《清廟》作為“頌之始”,除了是讚美周文王功德的頌歌之外,也就幾乎成了西周王朝舉行盛大祭祀以至其他重大活動通用的舞曲。《禮記·明堂位》:“季夏六月,以禘禮祀周公於太廟,升歌《清廟》。”《禮記·祭統》:“夫人嘗禘,升歌《清廟》,……此天子之樂也。”《禮記·孔子燕居》:“大饗,……兩君相見,升歌《清廟》。”《禮記·文王世子》:“天子視學,登歌《清廟》。”可見,它的意義已不只是歌頌和祭祀周文王本人了。所以孔穎達疏說:“《禮記》每雲升歌《清廟》,然則祭祀宗廟之盛,歌文王之德,莫重於《清廟》,故為《周頌》之始。”
然而,這篇“頌始”,到底是敘寫的什麼內容,歷代的《詩經》學者的看法並不是一致的。《毛詩序》說:“《清廟》,祀文王也。周公既成洛邑,朝諸侯,率以祀文王也。”魯詩更直接說是“周公詠文王之德而作《清廟》,建為頌首。”(見王先謙《詩三家義集疏》引)而《尚書·洛誥》則說:“禋於文王、武王。”以為是合祭周文王、周武王時用的歌舞辭,是周人“追祖文王而宗武王”的表現。可是鄭玄箋提出清廟乃“祭有清明之德者之廟也”,文王只是“天德清明”的象徵而已。於是也就有人認為《清廟》只是“周王祭祀宗廟祖先所唱的樂歌”(高亨《詩經今注》),並不一定是專指文王。不過,從“四始”的特點來看,說是祭祀文王的樂歌,還是比較有道理的。至於是周公所作呢,還是周武王、周成王,甚至周昭王時所作,還是作於周成王五年或七年等等,一是史無佐證,二是詩無明言,所以也都只好存而不論了。
全詩只有八句,不分章,又無韻。開頭兩句只寫宗廟的莊嚴、清靜和助祭公卿的莊重、顯赫,中間的四句也只寫其他與祭官吏們為了秉承文王的德操,為了報答、頌揚文王的在天之靈而在宗廟裡奔跑忙碌。直到最後兩句才頌揚文王的盛德顯赫、美好,使後人永遠銘記。全詩並非具體細緻而是抽象簡括地歌頌、讚美文王。而本詩的特點,或者說它的藝術手法也正在這裡。詩篇的作者,可謂匠心獨運,專門採用側面描述和側面襯托的手法,使筆墨集中在助祭者、與祭者身上做文章。他們的態度和行動,是“肅雝”的,是“駿奔走”的,是“秉文之德”的,而又虔誠地“對越在天”,於是通過他們,使文王之德得到了更生動、更具體的表現。這種表現方法,比起正面的述說,反而顯得更精要、更高明一些。
一般說來,《大雅》、《頌》中的語言大都比較板滯、臃腫或枯燥,缺乏鮮明、生動的個性和強烈的感情色彩。而此篇,由於作者具體寫了人,寫了助祭者和與祭者,所以語言雖少而內容反使人感到既豐富又含蓄,字裡行間也充溢著比較真切的感情。清方玉潤《詩經原始》中說:“愚謂此正善於形容文王之德也。使從正面描寫,雖千言萬語,何能窮盡?文章虛實之妙,不於此可悟哉?”這應該說是獨具隻眼之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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