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初至鴉片戰爭以前的政治思想
正文
從清初至鴉片戰爭以前約有 200年，從政治思想史角度可分為：①清初(從順治到康熙統治的前半期)時期。明王朝剛剛滅亡,清王朝建立不久,還沒有獲得鞏固。新政權的統治相對鬆弛,思想界較為活躍,湧現出不少大思想家。②清政權相對穩定時期。清王朝經過軍事上的東征西討和政治上的殘酷鎮壓以後，鞏固了統治。滿清統治者是少數民族,他們對人口眾多的漢族心存猜忌,因之加強思想統治,實行文化專制,大興文字獄，形成了“萬馬齊喑”的政治局面。因此從清初至鴉片戰爭前的政治思想，主要是清初的政治思想。背景 明代是中國君主專制制度發展的頂峰。專制政治的極端發展,使明代的各極政權和社會日趨腐化,導致了明王朝的滅亡。明代末年被稱為“天崩地解”的時代,以李自成、張獻忠為代表的農民起義,發展成百萬大軍,進行了長達20年的戰爭,終於埋葬了明王朝。清初思想家都出生於明代末年,農民革命的浪潮,使他們看到了人民的威力。同時，他們還處在資本主義從萌芽到進一步發展的時期，新的生產關係影響了社會各階層（包括思想家在內）的意識形態。
基本政治思想 在社會大變動的歷史條件下，思想家們的政治視野大為開闊，他們不再像舊時代的思想家和政治家那樣，僅僅在王道、霸道、義理、功利之類的爭論中為國家構想改革的藍圖，而是把批判的矛頭指向君主專制制度,宣傳公天下,批判家天下；攻擊君主，強調民本;主張個性解放,反對思想禁錮。其傑出代表人物有黃宗羲、王夫之、顧炎武和唐甄。
這時期的思想家大都強調公天下，反對家天下。歷史上各個王朝的統治者都把自己說成是全民的代表，把皇室一家一姓的利益說成是全民的利益。把他們的苦與樂說成是人民的苦和樂，把皇室的興亡說成是人民生死的大事，目的是要人民大眾為他們服務和犧牲。王夫之駁斥說,皇室和老百姓不是一回事,皇室的興亡是一家一姓的事,老百姓不需要對它關心和效勞,而廣大民眾的生死才是真正的大事，應該受到人們的關心。從公天下的原則出發,他反對歷來所謂正統的說法,認為“天下非一家之私”,無所謂正統,判斷一個政權的是非不是根據血統，而是根據它的所作所為,即實行什麼政策,如何對待人民。根據公天下的原則，他認為皇帝的寶座是“可禪、可繼、可革”的，而不是萬世一姓的私有物。顧炎武揭穿了帝王們把皇室和國家等同起來，把皇室的私利說成是整個國家利益的騙局。他用“國家”和“天下”兩個概念把皇室和廣大民眾區別開來，認為皇室的滅亡叫作“亡國”,而政治腐敗,道德淪喪,統治者壓迫民眾,叫作“亡天下”。因而保衛一家一姓的王朝，是皇族和達官貴人的事,而保衛天下太平,保衛人民安居樂業，乃是廣大民眾的事。
思想家們還把批叛的矛頭指向君主。黃宗羲認為君主都是一些自私自利的人。他們出於自私的目的，不惜犧牲千百萬人的生命財產去追求皇帝的寶座。他們登基後,又利用手中的權力榨取民眾的血汙供自己享受,他們是一切禍害的根源。唐甄認為皇帝雖然尊貴，也不過是一個人。他把皇帝從“天帝”的尊位拉回人間，並指斥從秦朝以後的皇帝都是賊。他問道：“殺一人而取其匹布斗粟,猶謂之賊；殺天下之人而盡有其布粟之富,而反不謂之賊乎？”
思想家們還提出了限制君權的主張。明王朝從朱元璋開始,皇帝大權獨握,甚至廢除了宰相制度。黃宗羲認為：“有明之無善治，自高皇帝罷丞相始也”。為了限制君權,革除弊政,他提出恢復並改進宰相制度，構想在宰相制度之下,設宰相一人,參知政事若干人，加上六部長官和諫官,和皇帝一起議事,以分散和牽制皇帝的權力。他還提倡用學校監督王權，使全國不以皇帝的是非為是非，而把學校作為判斷是非的中心。
思想家們從農民武裝起義中看到了人民的力量，他們提出了人民的地位問題。如唐甄認為民是社會財富的創造者,國家安全的保衛者,是上自皇帝、下自一般官吏的養育者和人類社會衣食住的來源，是國家的根本。沒有民也就沒有國家與政治。
思想家們要求個性解放，思想自由。黃宗羲要求人們在文學作品中流露真情，說自己要說的話，切莫屈己“奉陪人情”。由於資本主義生產關係在中國的萌芽，黃宗羲適時地提出了“工商皆本”的思想。
特點與影響 這一時期政治思想帶有資本主義啟蒙時期的特點，它的攻擊矛頭直指封建專制主義。由於清統治者加強了思想控制,他們的著作被列為禁品,沒有得到廣泛的流傳，在當時沒有發揮應有的作用。19世紀末期，中國要求維新變法的思想家，從他們的著作中吸取力量，並把他們的思想進一步發揚光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