簡介
難題介紹
李約瑟李約瑟問題其實是：為何近現代科技與工業文明沒有誕生在當時世界科技與經濟最發達繁榮的中國。歐洲經歷了一千年宗教的黑暗時期，希臘、羅馬的古代典籍也被歐洲中世紀的焚書毀滅，歐洲從阿拉伯帝國保存的希臘、羅馬古籍復興了希臘、羅馬文化的同時消化吸收了中華文明的科技與產業、體制與文藝等成就，從而誕生了近現代科技與工業文明——全球化地球文明。
從馬可·波羅遊記到哥倫布發現新大陸，歐洲掀起了文藝復興與研究東方文明。從1643年牛頓誕生到1765年瓦特蒸汽機開啟工業革命、1783年美國獨立戰爭結束，歐美進入了工業文明時代；然而，1840年的中國卻進入了鴉片戰爭時期。1840年前後，英國的機器化生產已基本取代手工業生產，1831年英國科學家法拉第發現電磁感應現象，1847年西門子－哈爾斯克電報機製造公司建立，開啟了電氣化時代。從馬可·波羅的誕生到工業革命電氣化的開始，歐洲經歷了約600年的努力終於徹底超過了中國。
難題表述
李約瑟難題是一個兩段式的表述：
第一段是：為什麼在公元前一世紀到公元十六世紀之間，古代中國人在科學和技術方面的發達程度遠遠超過同時期的歐洲？中國的政教分離現象、文官選拔制度、私塾教育和諸子百家流派為何沒有在同期的歐洲產生？
第二段是：為什麼近代科學沒有產生在中國，而是在十七世紀的西方，特別是文藝復興之後的歐洲？李約瑟難題的實質內容在於中國古代的經驗科學領先世界一千年，但為何中國沒有產生近代實驗科學，這是關於兩種科學研究範式（Paradigm）的起源問題。
“為何科學發生在西方社會？”是李約瑟問題的反面。
表征意義
“李約瑟難題”很耐人尋味，它猶如科學王國一道複雜的“高次方程”擺在了世人面前。眾所周知，中國是享譽世界的文明古國，在科學技術上也曾有過令人自豪的燦爛輝煌。除了世人矚目的四大發明外，領先於世界的科學發明和發現還有1000種之多。美國學者羅伯特·坦普爾在著名的《中國，文明的國度》一書中曾寫道：“如果諾貝爾獎在中國的古代已經設立，各項獎金的得主，就會毫無爭議地全都屬於中國人。”當然，這是不可能的。
然而，從17世紀中葉之後，中國的科學技術卻如同江河日下，跌入窘境。據有關資料，從公元6世紀到17世紀初，在世界重大科技成果中，中國所占的比例一直在54%以上，而到了19世紀，驟降為只占0.4%。中國與西方為什麼在科學技術上會一個大落，一個大起，拉開如此之大的距離，這就是李約瑟覺得不可思議，久久不得其解的難題。
個人努力
李約瑟難題無疑是李氏研究中國科學技術史的中心論題。他個人見解是中國長久沒有發展了，如腓尼基人和希臘人早期的城邦和現代城市，要為生存而互相競爭的環境。中國實現首次統一後（可能指的是秦朝的統一），他所謂的“封建官僚制度”的政府實行中央指導性政策。所謂“封建”是指中央集權，所謂“官僚”是指皇帝直接管理官員，地方行政只對朝廷負責。官僚思想深刻地滲透到整箇中國人的複雜思想中。甚至在民間傳說中，也充滿了這種思想。科舉制度也鼓吹這種“封建官僚制度”。
這種制度產生了兩種效應。正面效應加上科舉制度的選拔，可以使中國非常有效地集中了大批聰明的、受過良好教育的人，他們的管理使得中國井然有序，並使中國發展了以整體理論，實用化研究方法的科技。比如中國古代天文學取得了很大成就，其數據至今仍有借鑑價值，再比如大運河的修建等。
但這種“封建官僚制度”的負面效應是，使得新觀念很難被社會接受，新技術開發領域幾乎沒有競爭。在中國，商業階級從未獲得歐洲商人所獲得的那種權利。中國有許多短語，如“重農輕商”等，和中國歷代的“重農抑商”政策表明了在那些年代的官僚政府的指導性政策。比如明朝末期的宋應星在參加科舉失敗後撰寫《天工開物》，但他認為不會有官員讀這本書。
在西方，發展了以還原論，公式化研究方法的科技。此種科技的興起與商業階級的興起相聯繫，鼓勵較強的技術開發競爭。在中國，反對此種科技的發展的阻力太大。西方式的科技發展卻能衝破這些阻力，取得現在的成就。比如歐洲國家之間的競爭使得歐洲在中國火藥的基礎上發明並改良火藥武器。在這方面，自秦朝以後的中國不但比不上相同時期的歐洲，甚至比不上春秋戰國時期的中國。
另外他補充到：中國所處的地理環境也互相影響了政府的態度。中國獨有的水利問題（尤其是黃河）令中國人從很早的時候起就得去修建水利網。而且必須從整體集中資源治理，才能有希望解決水患問題。水利網超出了任何一個封建領主的領地，這就可以解釋為什麼在中國，封建主義讓位給中國官僚式的文明。
最後他做出結論：“如果中國人有歐美的具體環境，而不是處於一個廣大的、北面被沙漠切斷，西面是寒冷的雪山，南面是叢林，東面是寬廣的海洋的這樣一個地區，那情況將會完全不同。那將是中國人，而不是歐洲人發明科學技術和資本主義。歷史上偉大人物的名字將是中國人的名字，而不是伽利略、牛頓和哈維等人的名字。”李約瑟甚至說，如果那樣，將是歐洲人學習中國的象形文字，以便學習科學技術，而不是中國人學習西方的按字母順序排列的語言。
其實李約瑟一直強調其問題是把雙刃的劍，李約瑟難題還有另外一個表述方式：為什麼在公元前2世紀至公元16世紀之間，在將人類的自然知識套用於實用目的方面，中國較之西方更為有效？或者，為什麼近代科學，關於自然界假說的數學化學及其相關的先進技術，只是輝煌而短暫地興起於伽利略時代的歐洲？
李約瑟在《中國科學技術史》中不僅提出了問題，而且花費了多年時間與大量精力，一直努力地試圖尋求這個難題的謎底。雖然他所尋求的答案還缺乏系統和深刻，就連他自己也不甚滿意，但卻為我們留下了探索的足跡，為這個難題的解答提供了有價值的思維成果。
李約瑟從科學方法的角度得到的答案是：一是中國沒有具備宜於科學成長的自然觀；二是中國人太講究實用，很多發現滯留在了經驗階段；三是中國的科舉制度扼殺了人們對自然規律探索的興趣，思想被束縛在古書和名利上，“學而優則仕”成了讀書人的第一追求。李約瑟還特別提出了中國人不懂得用數字進行管理，這對中國儒家學術傳統只注重道德而不注重定量經濟管理是很好的批評。
前人觀點
早在李約瑟之前，就有很多人提出與李約瑟難題類似的問題。中國學者中最有名的是任鴻雋在中國最早的科學雜誌《科學》第1卷第1期（1915年）發表《說中國無科學之原因》一文提出了類似的問題。
而西方作品的部份，魏特夫在1931年的一篇文章《為何中國沒有產生自然科學？》開啟了李約瑟對中國的科技史的研究興趣。若如很多不深入理解者所以為“為何中國沒有產生科學”這句話就是李約瑟問題的全部內容，那么不亦是說：李約瑟是被“李約瑟難題”所吸引，進而研究它，然後再把它給提出來──這么說顯然是不準確的。
李約瑟在經過他畢生的鑽研後總結說：魏特夫的看法是太過膚淺的並且是歐洲人本位的。在這一個部份，李約瑟已經在西方獲得“中國科技史”的權威研究者評價，但李約瑟卻也必須承認中國這四、五百年來的科學落後仍是不爭的事實，所以魏特夫的提問仍然沒有解決，而李約瑟不願意武斷地結論中國人的民族性較西方人次等。正是因為李約瑟拒絕像他所批評的魏特夫一樣用民族性差異做為這個問題的解答，因此陷入了難題。
質疑與解答
李約瑟研究對人類科技發展做出了很多重要貢獻，並不能成為科學和工業革命出現在某地某時發生的充分條件。實際上科學的產生及其思維方式根源於其所屬文化（主要是受希臘思想影響的地區包括文藝復興後的歐洲）及社會背景，實際上世界上的任何其他地區也未能在同時代獨立產生嚴格意義上的科學。而工業革命與社會生產和時代需要的關係更大，男耕女織，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很難孕育產生機器化大生產的需要。“中國古代對人類科技發展做出了很多重要貢獻”，絕大多數在蒙古入侵之前；之後國家復亡（元滅宋），文化重構（明清思想控制），治理形式和社會格局已經發生很大不同，社會的思想文化和商業環境已與之前大不相同。能否用前面朝代的貢獻作為後面朝代能夠達到某種更高水平的預測，這是有疑問的，因為國家社會本身已發生了變化。實際上，即使是曾經奠定西方科學文化基石的希臘也一度陷於落後而沒有產生進一步的科學乃至工業革命，可見兩者不具必然聯繫。
解答一
從文化競爭模型給出另一個解答：中國小農經濟的資源限制和保守傾向，阻礙了勞動分工和科學文化的多樣發展。中國以前人多地少，卻認為人口少，所以各個王朝建立的一個首要任務是鼓勵生育；而西歐人少地多，他們卻認為生活的空間狹小，要向外擴張，這個問題不得不讓人深思為什麼。
一、資源因素。中國多山少地，半乾旱氣候的生態約束促使中國發展了節省能源、消耗勞力的農業技術，而非擴張資源、節省勞力的牧農技術，導致周期性的生態危機和治亂循環，阻礙了勞動分工的發展。
二、文化因素。從文化競爭模型可以看到：冒險精神利於多元和創新，避險傾向利於穩定和趕超。中國的儒家、道家、法家流派的主導思想無不是規避風險、明哲保身。
三、系統複雜性因素。勞動分工的發展，要求穩定的環境，現代科學和資本主義的出現不是單一文化的自身延展，而是多種文明衝突演化的結果。中國面臨單一小農經濟造成的生態危機的惡化，秦漢以來自然災害的周期不斷縮短，農民起義和外敵入侵不斷，加上政府貨幣、財政政策的多變，都不利於勞動分工的保持。
本觀點的辯論：
本觀點的重點在於認為中國近代科學技術落後的原因：一在於小農經濟導致的社會分工的不足，二在於中國人缺乏冒險精神。但我們知道：首先，西方歷史是從西歐莊園制經濟發展過來的，而西歐莊園制經濟是一個更封閉、更自給自足的小農經濟形式，一個莊園內各種物品生產幾乎無所不包，自給自足的程度達到極致，這也是西歐中世紀自羅馬帝國後具有商品交換、商品經濟功能的城市極端沒落的根本原因，但這也沒有影響西歐最終走向科學技術的進步。其次，我們知道西方歷史上富於冒險探索精神的民族和國家很多，特別是西班牙還發現了新大陸，但西班牙也並沒有因此成為科學技術的強國。
實際上，西歐之所以在近代科學技術能夠領先，首先在於歐洲的文藝復興運動的興起，其次在於自英國後西方民主制度在各國的建立。重點的重點在於基督教新教對天主教的反權威意識、自主自由的意識培養了近代西方人的民主思想意識。所以科學技術的進步主要不在物而在於人，在於人的思想意識。
科學技術是在否定之否定中進步的，這就是成人之所以區別於少兒的辯證邏輯思維過程。一個國家科學技術要進步，具有反權威的勇氣與思想意識是最重要的。但儒家從思想上就提倡和維護等級制度，搞“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等等學霸作風，東亞包括中國知識分子深受儒家思想文化的影響，既盲目追求“面子”、等級身份，不願意承認學術錯誤，且又盲目崇信權威，缺乏反權威的意識，這就使得中國人在近代乃至現代科學技術上難以進步的根本原因。當然，反權威的勇氣與思想意識的建立是要有民主制度進行維護與建立的，民主制度的建立相對於民主意識的形成又是一個互相促進的關係。
解答二
簡介中國的古代文明燦爛輝煌，有至今仍使中國人引以自豪的“四大發明”。中華民族早在西方科學昌盛之前就有極其卓越的科學成就，15世紀之前，中國的科學技術處於世界領先地位，以中華文明為代表的東方文明遙遙領先於當時的西方文明。李約瑟在數十冊的巨著《中國科學技術史》中，以大量的史料證明：“中國在公元前3世紀到13世紀之間保持一個西方所望塵莫及的科學知識水平”，中國的科學發明和發現“往往遠遠超過同時代的歐洲，特別是15世紀之前更是如此”。
對此，李約瑟有一些很自己的觀點，但李約瑟這些觀點還不足以說明近代科學之所以沒有在中國產生的原因，因為在這些原因在近現代都被解除了以後，中國人仍然沒能在中國土地上某方面獲得比資本主義國家更高度的科學成就。比如說在中國科舉制度廢除已近百年、西方發現發明自然科學文化知識早已大規模普及並為眾人所接受、科學技術的研究方法和思維方式可說與西方人已別無二致，但即使如此也沒發生中國的科學技術水平以應有的速度發展，那怕是某一方面由此而有突出表現的狀況也沒有做到。特別是諾貝爾獎截止如今已經有六位華人獲得諾貝爾科學獎，但卻沒有一人為中國本土華人，這不能不令人深思。詹克明教授在分析中國未獲諾貝爾獎的原因也談到這一問題。他認為，中國科學家與外國科學家從素質上比，差距並不明顯，差距大的是他所處的科學環境。移居美國的華人科學家李政道、楊振寧等獲諾貝爾獎就是證明。由此可見，之所以“境內為枳，過海為橘”，使得這塊大陸迄今與諾貝爾獎無緣，主要原因是國內的科學土壤與科學環境。
那我們不禁要問：21世紀中國的科學土壤與科學環境在那裡？！中國在13－15世紀前後究竟發生了什麼？！
中西方歷史的分際中國13世紀初是處於南宋（公元1127年－公元1279年）時期，中國在北宋和特別是南宋時期已經占世界經濟總量的百分之四十以上，特別是南宋時期朝廷偏安一隅為了生存，不得不在一定程度上鼓勵經濟貿易發展來維持國家的稅收收入，這樣也就使得國家工商業空前發展。工商業的發展致使南宋社會分工更加細緻，貧富差別加大。在政治上一方面表現為民眾為追求工商業發展特別是相關技術的發展，需要一種更加自由開放的、更加寬鬆倡明的社會環境，要求封建統治者在保護封建土地制度的同時也能夠保護工商業者的社會利益；另一方面則表現為社會關係愈來愈向商貿化金錢化方向發展，私慾膨脹、只認利益而輕視道德規範，特別是缺乏對封建道德意識和國家民族意識的認同，從而造成社會混亂，特別是造成了宋朝普通民眾、軍隊的愛國熱情嚴重低下。當時的狀況使社會發展走到了一個政治上的十字路口，要不國家政治通過一定程度上打破封建專制而使社會制度更加清明民主，要不就為了鞏固封建專制更進一步地加強對民眾的政治思想統治。
遺憾的是：當時的國家政治終究還是走向了反動的一面，自南宋統治朝廷稍微穩固以後，宋高宗就開始大肆迫害功臣，通過秦檜等一幫人殺害了岳飛、去除剝奪了戍邊大將的軍事政治權力，不但使國家統一大業功敗垂成，更使得封建統治專制制度得以進一步加強。封建專權的形成使得民眾自由意志不能得以伸展，其反作用的抑制力使得民眾對國家民族的認同意識更加低下，社會思想道德意識更加趨於混亂，對社會秩序形成了更大的破壞性。在這種狀況下為解決當時的社會問題，以朱熹為代表的儒家學派根據孟子人性本善的思想，以讓人們回歸所謂“善的本性”，也就是回歸人們愚昧混沌的幼兒時狀態為目標，以消除人們在成長過程中產生的各種企望、願望為理論上的手段，提出了“存天理，滅人慾”，提倡“天人合一”的“中庸之道”的理論思想。“中庸之道”表面上看好似是很合乎情理，但這一“中庸之道”在集權制度下的實際社會效果卻只是導致了只認“天”不認“人”，道理邏輯歸於權位，只認君父不認平等權益的“三綱五常”制度。自此以後，儒家學說一反前朝歷代只限於道德說教的範疇，在禮儀甚至從法律規範上對上至士紳下至普通百姓的思想行為，實施強行的灌輸與限止，從而嚴重地禁錮了人們的思維思想，扼殺了社會的創造動力。
而在與南宋至明朝幾乎同時期，西歐自1215年英國《大憲章》以來，文藝復興運動啟蒙了民眾民主自由思潮的形成，特別自1640年英國資產階級革命後，民主制度建立大幅度地帶動了科學技術的發展，從而使得西歐成為近代文明的發源地，造成西方社會和中國社會在民主程度上的差距越來越大。一個國家要發展科學技術，民主是很重要的，民主是科學的基石，沒有說那個國家民主不如別的國家但科學技術卻比別的國家強的。即使是說中國自戰國建立中國式的封建制度以來由漢至唐宋一直執世界科學技術之牛耳，為什麼？就是因為中國的封建制度就當時世界來說還算是最民主的。即使是象歐洲當時所謂的希臘民主制度、羅馬共和國其民主也只是對奴隸主階層、對平民階層的民主，對占相當多數人口希臘、羅馬的奴隸何嘗有民主可言？
公元476年，中國農業生產早已於公元前就進入了以僱傭方式為主的封建勞動生產關係，大部分農民有基本的人身權力與自由。但此時的羅馬社會仍是在奴隸社會的後期，當時雖然中國已經廣泛採用了牛拉犁耕等先進的生產勞動工具，但此時的羅馬社會仍是將奴隸當作“會說話的工具”，奴隸只有勞動的義務，不能從較高效率的勞動生產中獲得相應的個人收益。所以面對先進的生產勞動工具，羅馬奴隸缺乏勞動生產熱情與主動性，從而使這些先進的生產勞動工具不但難以普及，有些甚至還遭到奴隸的有意破壞。公元476年後，西羅馬帝國滅亡，標誌著古代歐洲奴隸制社會的終結以及封建制度的確立，但此後古歐洲的莊園制經濟模式除了莊園內隸農私田耕種收穫部分可以歸隸農所有以外，與中國西周奴隸井田制下的奴隸一樣仍無人身自由可言。更何況，歐洲中世紀人們的言論、輿論、行為自由遭到天主教會的嚴格限止，其當時的社會民主性與中國宋、明以前的狀況更是無可比之處。
自中國洋務運動提倡“中體西用”到戊戌的變法維新、自中國“土地改革”到鄧小平提倡的改革開放政策，實際上無數成敗的歷史早已證明沒有民主開放的思想與制度，科學技術乃至經濟的發展是受到限止的。
得出結論由上可以知道，“中國在公元前3世紀到13世紀之間保持一個西方所望塵莫及的科學知識水平”，中國的科學發明和發現“往往遠遠超過同時代的歐洲，特別是15世紀之前更是如此”，其原因在於中國在13世紀之前社會制度的民主程度與世界其他國家相比還算是最高的；而中國自13世紀以後經濟技術與科學發展水平越來越落後，是因為中國的中央集權制度愈來愈完善，特別是中國人的思想行為愈來愈受到集權制度下扭曲為奴化的儒家思想的毒害。
總而言之，宋明以來被集權制度下奴化的儒家違反人性的“三綱五常”等，實際上是變相地提倡懶惰思維和奴化意識，這一社會意識對宋明以來中國人的思想行為造成了嚴重的約束，特別是嚴重毒化了中國知識階層的思想，使中國知識階層留戀於自身歷史上業已形成的社會地位，長期以來不但不能成為推動民主的主力，反倒以傳統捍衛者的身份成為反對“民主、自由、博愛”思想的急先鋒。中國人應該進一步擺脫受集權制度下奴化的思想，進行一場如西方式“文藝復興運動”類似的“道家”、“墨家”、“佛教”思想的復興運動，提倡政治上的“大道無為”、提倡行為上對人類與世界的“兼愛”與慈愛，從思想上建立起還權於民、自律而又倡明的意識，為中國民主制度的建立和到來作好思想上的基礎與準備。
國家昌盛原因就現代中國以擴展工商貿易為主而缺乏科學技術根基的經濟發展模式來說，應當清醒的是：GDP的總量雖然是中國科技發展的經濟基礎，但這還不是國家昌盛的根本。國家民族昌盛的根本一在於民眾的凝聚力、二在於技術的進步。
首先就民眾凝聚力來講，中國北宋南宋經濟總量占世界經濟總量那么高，但朝廷專制、腐敗，貧富差別劇大，導致民不聊生，半亡於遼金，最後亡於元。宋朝雖然有當時世界上最強大的經濟實力地位、科技水平，但在一盤散沙的狀況下，仍然不免被嚴酷自然環境下鍛鍊出來的少數民族的鐵騎所踏破。所以，國民的凝聚力是國家存在的根本。那么怎么樣建立國民的凝聚力呢？從政治上來說經濟地位上的平等是國民凝聚力建立的根本，只要那個國家那個時代存在著較大的貧富差別，那么這個國家這個時代的民眾凝聚力肯定是成問題的，因此也就很難有效抵禦內部的抗爭和外來的侵略，就中國來說西漢、東漢、東晉、北宋、南宋、明等等的滅亡，從經濟上來說無不是封建土地兼併造成的就說明了這一點。而中國抗日戰爭前後，中國國民乃至政府的軍隊在戰爭中士氣低落有目共睹，而自社會主義制度建立以來怎么就能在韓戰中打敗比日本帝國主義還強大的美國軍隊呢？這就說明了社會主義所創造的經濟平等確實是給了中國人極大的凝聚力。但馬上得天下，可馬上治天下嗎？毛澤東主席力主“一大二公”，積極推行平均主義政策，其結果是國民的生產勞動積極性嚴重低下，造成國民經濟整體的倒退。可見平均主義政策雖然可以提高國民凝聚力，但卻是不能當飯吃的，所以中國社會在保障基本凝聚力水平的前提下必須尋求另一條發展的道路。
其次再說說技術進步，鴉片戰爭前後中國清代GDP雖然居於當時世界首位，但在世界民主風潮的影響下頑冥不化，拒絕進行社會變革。結果怎么樣？還不是在被英國人的堅船利炮打開了閉關鎖國的大門之後，接著又被明治維新後的日本在甲午之戰中打得一敗塗地。所以，技術進步可說是國家存在的另一個根本或者說是另一條發展的道路。那么，如何求得國家技術的進步呢？國家技術的進步，最重要是在於國民思想的開放，而國民思想的開放最重要的是在於政治制度的民主開放程度。比如中國春秋戰國時期天文學、醫學、特別是與勞動生產相關的物理等科學技術獲得了前所未有、突飛猛進的發展，而這種科學技術的進步首先是得益於當時的“百家爭鳴”的政治言論環境，而這種“百家爭鳴”的言論環境又是瓦解打破舊的“井田”等奴隸主制度，建立土地私有化等封建制度的時代需求。
21世紀，我國人民生活水平較西方已開發國家還較低，GDP確實需要進一步地推進發展，但我們知道現代人類的生活水平追根究底不過是來源於科學技術的發展，沒有科學技術的進步中國的GDP追究是要有走到頭的一天，所以說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產力確實是一個真理。但要實現科學技術進步這一真理，推進國家的民主水平又是非常非常重要的。而要推進國家的民主程度，靠受耳濡目染、儒家思想文化透到骨子裡的中國人是不行的，所以中國應從中國人的幼少時期就向他們灌輸民主思想和文化習慣，特別是破除權威意識，但願我們中國的下一代人或下下一代人有幸能迎來民族民主的復興昌盛。
本觀點的辯論反駁方：
1、科學技術的產生和民主文化自然有一定關係，但不是由於民主文化而產生了科學技術，恰恰相反，是科技的發展產生了資產階級才催生了近現代的民主文化（資產階級的民主）。所謂西方的民主傳統不過是古希臘、古羅馬奴隸制共和國時期的民主，而這種民主在其中世紀的封建社會中已經被拋棄了。因為它不適應封建社會的經濟政治環境，正像民主不適應中國的的封建皇權社會一樣。西方近代的民主是在是在文藝復興時期才重新提出來的，而這時也正是新航路開闢，工業革命，資產階級興起等西方近代文明萌芽的時期。
2、這也就是說中國古代的經濟政治環境是不可能產生民主文化的，若要產生民主文化只有改變那個社會的環境，即其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築。
3、文化根本上說是由經濟基礎決定的，如果一種新的文化提前出現，那么就必然要求經濟基礎的變革，否則這種文化便不能持久。
觀點持有方：
1、您的主要觀點是：“科技的發展產生了資產階級才催生了近現代的民主文化（資產階級的民主）”這一結論，我需要提醒您的是：我們現在是在討論“李約瑟猜想”，而李約瑟用大量的史料證明了中國在南宋以前中國科學技術的發展速度和水平是大大高於西方的，若照您的說法您所說的“民主文化”應該是在中國，而不是在西方，可見您這一結論是很荒謬的，特別是在討論“李約瑟猜想”時特別顯得如此。
2、您的第二個觀點是“文化根本上說是由經濟基礎決定的，中國古代的經濟政治環境是不可能產生民主文化的”。但我認為經濟基礎只是決定文化發展的一項因素，且不是決定性的。那么我們先來看看中國人的文化是怎么形成的。什麼是文化？文化是一個民族、一個群體、一個單位乃至一類人的體能、性格、氣質、行為方式和風俗習慣等等，那我們說我們是中國人，中國人是什麼文化？中國人是黃皮膚、性格謙遜、氣質內向、行為方式更重於情感交流、地方方言眾多、各地風俗不一，包括象形字、詩、書、棋、畫、戲劇格式等等。實際上，經濟發展是可以推動相應文化的多樣化繁榮發展的，但這必須有一個前提條件，那就是社會的民主程度，愈民主則經濟對文化帶來的整體效應愈大愈多，否則就愈小愈少。就象明清時期專權制度的加深加大，象明朝開國皇帝朱元璋甚至連孟子所謂“君為輕、社稷次之、民為重”的言論都不能容忍，硬是要把孟子從天下廟堂中趕出去，在這種專權制度下經濟雖然還在緩慢發展，但建築、瓷器、家具格式樣式愈來愈仿皇室化，中國上至衙門下至社會、家庭，對人們思想行為控制的手段愈來愈花樣翻新，社會黑暗，而所謂“女人的小腳”等等封建惡習大都產生於這一時代。所以說，文化雖說是受經濟發展影響的，但更是人類與社會環境鬥爭的結果，更是千百年來思想行為教育與統治的結果，不承認這一點就等於不承認孔孟之道對中國人的影響，就等於不承認中國人與西方人的差別。
解答三
從當代民族主義的角度來說，在明朝出現了無數科技方面的成就，最為著名的如徐光啟、徐霞客、宋應星、方以智和李時珍等。其中方以智是在天文學和數學方面有著卓著貢獻，徐光啟編著了農業巨著《農政全書》以及和利瑪竇合作翻譯《幾何原本》，現今幾何上的很多用語，比如點、線、面、三角形、平行線等，都來自於《幾何原本》，並深刻影響周邊萬邦，徐光啟曾說：“百年之後，必人人習之，即又以為習之晚也。”而宋應星的《天工開物》，當時在全世界都是先進的，涉及農業、軍事、日常用具的製造等各個方面。徐霞客的《徐霞客遊記》更是詳細的描述了山川地貌。明朝大量翻譯的西方著作是很多的，比如《建築十書》、《各種精巧的機械裝置》、《哥白尼天文學概要》等等。明朝還編著了《崇禎曆書》，著重的介紹西方數學和天文學知識。明朝並非一個封閉和黑暗的朝代，只是貪污腐敗比較嚴重，宦官專權比較惡劣，大臣都忙於黨爭而已，明朝時期，中國在不斷的接觸和吸收西方的科學技術。按照明末發展的趨勢，中國傳統科學已經復甦，雖然稅收較多，民不聊生，但人們也都很喜歡研究科學。明末這一時期的科學相當注重數學化或定量化的描述，而這些又是近代實驗科學萌芽的標誌。如：李時珍《本草綱目》、朱載《律學新說》，潘季馴《河防一覽》，程大位《算法統宗》，徐光啟《農政全書》，宋應星《天工開物》，徐霞客《徐霞客遊記》，吳有性《瘟疫論》等等都是具有世界水平的著作。雖然沒有任何的體系和科技理論創新，但是在中國歷史上也算是空前的科技繁榮時期。
1644年是個轉折點。這年，英國封建王朝被打敗，為資產階級革命的勝利奠定了基礎，其後雖有反覆，但1688年“光榮革命”成功以後，在君主立憲制度下，英國就在資本主義道路上前進。而中國由於清軍入關，殘酷的戰爭中斷了科學發展的進程。落後的奴隸制遊牧民族入關建立了清王朝。到了康熙時期，全國已基本上統一，經濟也得到很大的發展，而且有懂科學的傳教士在身旁幫忙，國內、國外的環境都不錯，這時是一個機遇，是中國有可能在科學上於歐洲近似於“同步起跑”的時機。然而由於康熙一系列錯誤的科學政策，把我們本可以與歐洲“同步起跑”的機會失去了。如：康熙在用人上，對漢人採取防範措施，致使一些漢族科學家得不到重用；在培養人才和集體研究問題上，在有眾多傳教士的前提下，既沒有興辦外語學校，也沒有組織中國學者翻譯外國科技書籍；在製造儀器和觀測方面，只是把所製成的儀器視為皇家禮器，只供皇帝本人使用，而沒有用來進行觀測；對於中國傳統科學的弱點——系統性、理論性不強，康熙未予以重視，他只關心一些普通常識問題，對從歐洲傳進來的一些理論體系，不管是托勒密體系、第谷體系還是哥白尼體系，都未予以重視並研究。康熙時期是我們科技發展落後於歐洲科技發展的起點，在之後的清朝統治者的政策也阻礙了中國科技的發展。如乾隆後的“復古”運動就崇尚一切都可以從古書中找到原因，包括科技。康雍幹這三位皇帝都被公認為滿清歷史上比較有作為的君主，他們之所以沒有採取較積極的的科技政策，不是因為他們的目光短淺，而是因為他們敏銳的看到了科技對生產力，對戰爭形勢的改變。隨著科技的發展，社會資源的產生不再與占有土地數量、人口規模等封建社會基礎資源成正比，士兵個人“武勇”在戰爭中的作用也將被大大削弱，依靠“弓馬”之術立國的滿清政權必然岌岌可危。而且作為以寡民凌多民的滿族統治者，首要作的就是削弱被統治的廣大漢民的民智，通過文字獄等手段禁毀一切可能的進步，以達到愚民的目的。從歷史實際來看，滿清的愚民政策很成功。
據學者統計，滿清修訂四庫全書中禁毀圖書達3000多種，幾十萬部以上；禁毀的書名可謂是種類繁多，不僅僅包含關於民族、政治、文化等方面的，連科學、技術、經濟等類型的也要禁止，比如《經濟考》、《軍器圖說》等。在滿清統治的幾百年里，諸如《天工開物》之類的科學技術書籍居然消失了；《天工開物》在當時是相當先進的，直至民國在日本發現了此書，才使之得以重現中華大地。滿清禁毀圖書的程度在漢人史上可以說是前無古人的，焚書坑儒的秦始皇，獨尊儒術罷黜百家的董仲舒都要膛乎其後。
上一段說過的滿清禁書《軍器圖說》，實際上是明朝火器部隊重要的圖書之一，明朝時期中國軍隊的裝備是一點也不落後於西方，自隆慶年間，明所使用的火器多達幾十種。在航海方面，著名的鄭和下西洋就是個例證，當時鄭和所乘的寶船是當時世界上最為先進的，與鄭和寶船相比，哥倫布發現新大陸的船就顯的太袖珍了。
假如僅僅到此為止，這種觀點的一個瑕疵在於，清朝實行的恰恰是明朝的體制。在明朝的封建體制下國家也不重視科學和邏輯。整個明朝的科技發展跟宋朝並無區別，完全是孤立的發現，無法形成體系。到明朝末年，中國連幾何和方程的基本形式都沒有出現，大炮還得從葡萄牙進口，說科技落後全部是滿清的責任有以偏概全之嫌。
所以更深層的原因是源自元朝。宋的滅亡是中國第一次全境淪陷於異族，漢民族為主體的政權完全復滅。在元朝的統治下，漢民徹底喪失了做人的基本權利，在這種情況下，漢族的知識分子奮起反抗，但是遭到了蒙元統治者的殘酷鎮壓和屠殺，元朝初期，甚至執行過對漢族的“四姓屠殺”，對漢姓中前四名的漢人實施滅族性的屠殺，在這種空前殘酷的歷史條件下，大量的科技傳承都斷絕了，漢人平民的識字率也達到了中國漢朝以後的最低水平。以上種種，導致明初的科技發展條件遠不如宋初。再如前面所說，當滿清再次摧毀了漢人的驕傲和社會地位，並在蒙元屠殺漢人的基礎上（清初的大屠殺包括：揚州十日、嘉定三屠、蘇州之屠、南昌之屠、贛州之屠、江陰之屠、崑山之屠、嘉興之屠、海寧之屠、濟南之屠、金華之屠、廈門之屠、潮州之屠，沅江之屠、舟山之屠、湘潭之屠、南雄之屠、涇縣之屠、大同之屠、汾州之屠、太谷之屠、泌州之屠、澤州之屠等等。）實施了強力的愚民政策，中國近代科技發展的萌芽也就徹底地被摧毀了。
解答四
關於如何解答李約瑟難題，山西農業大學經貿學院張建華先生在其所著《經濟學——入門與創新》（中國農業出版社2005年8月）中提出了一些獨特的個人看法，內容摘要如下：
英國著名生物化學家李約瑟（Joseph Needham，1900-1995）在15卷巨著《中國科學技術史》中曾提出了著名的“李約瑟難題”（Needham Puzzle）：“如果我的中國朋友們在智力上和我完全一樣，那為什麼像伽利略、拓利拆利、斯蒂文、牛頓這樣的偉大人物都是歐洲人，而不是中國人或印度人呢？為什麼近代科學和科學革命只產生在歐洲呢？……為什麼直到中世紀中國還比歐洲先進，後來卻會讓歐洲人著了先鞭呢？怎么會產生這樣的轉變呢？”這一問題引起了國內許多學者的廣泛關注和熱烈討論。筆者認為，其實很簡單，關鍵就在於中國近代資本主義市場經濟萌芽遲遲未能發展起來。小農經濟本質上是排斥科學的，中國古代曾長期將一些民間創造發明斥之為“奇技淫巧”，就是這種觀念的一個典型例證。分析其原因，可以構想一個封建小農家庭，其產品都由自己家人消費，首先，自己是不會欺騙自己的，因此無需對產品的數量與質量進行嚴格的定量檢驗；其次，投入與產出均在家庭內部完成，因此無需進行嚴格的會計核算；第三，沒有市場需求，自己家庭的需求有限，因此無需費心巴力地探討增加產量、提高質量的方法；第四，家庭的能力有限，除忙於日常生產外，根本無力顧及其它；第五，小農家庭經營規模過小，一項新技術即使能夠使產量成倍增加，對農戶來講，也沒有什麼吸引力。歸納起來，當這種封建小農家庭在社會上占據絕對多數的時候，即使少數人有興趣進行科學研究，也成不了氣候。反之，市場經濟就不同了：第一，產品要通過市場銷售，這就需要對產品的數量和質量進行嚴格的定量檢測；第二，生產要素是通過市場方式配置的，這就要求進行嚴格的會計核算；第三，在市場需求的拉動下，整個社會都有強烈的動機探討增加產量、提高質量、減少消耗、提高效率的方法；第四，經濟的主角是廠商，廠商有足夠的資金與實力來推動科學研究的發展，並在生產實踐中廣泛套用各種科學研究成果；第五，由於廠商經營規模很大，一項新技術的採納，即使產量僅僅增加1%，也會帶來相當豐厚的利潤。總之，科學化是市場化的伴隨產物，沒有市場化，就沒有科學化。
霎起林野間註：張建華先生所述不無道理。“中國近代資本主義市場經濟萌芽遲遲未能發展起來”，這的確是對李約瑟問題的一個正確的解釋。但是對於為什麼“中國近代資本主義市場經濟萌芽遲遲未能發展起來”的疑問，張先生似乎並未作詮釋，而只是說，“小農經濟本質上是排斥科學的”。西方也曾經有過小農經濟，那么中國的小農經濟何以比西方更成功地阻礙了市場經濟的萌芽呢？我謹認為，因為中國是農耕文明社會，經濟基礎是小農經濟，所以小農經濟傳統上比西方的發達，以此導致了其後的一系列結果，張先生所述已全。
解答五
中國學者曾邦哲20世紀80-90年代考察中國與歐洲，提出了一個近現代西方科學、工業革命與現代藝術是建立在中國科技、文化、體制與思想的成果基礎上，如果沒有中國的這些成就同樣不會有近現代西方文明，所謂歐洲文藝復興以來的西方文明其實形成的是一種不同於古代希臘、羅馬文明，還是已經融合了東方尤其中華文明的精華之後形成的一種地球文明-紫色文明的全球文化模式。從歐洲絲綢之路的南、北兩端開啟了近代天文學，羅吉爾·培根在希臘鍊金術與中國煉丹術的結合中誕生了醫療化學實驗方法；因而，提出中、西醫學結合形成系統心理學等系統科學範式，從而構成實驗與系統方法二維度科學，並將在21世紀導致系統醫學與系統生命科學、系統生物工程等時代的到來，同時於90年代末在國際上倡導系統生物科學的發展，21世紀伊始系統生物學與工程、系統醫學等在全球迅速興起。依據曾邦哲的觀點，解決難題的關鍵–科學範式的問題？孔德的實證主義哲學、丹皮爾的科學史等，以及科學哲學和科學社會學等是專門研究這個問題的學科-也就是回答什麼是科學的問題，通常所說的科學方法的誕生–通常是指培根總結出了歸納邏輯和實驗方法，如果不首先把科學是什麼弄清，也就沒法回答為什麼科學誕生在近代歐洲，不是古代歐洲，也不是近代中國。古代歐洲和中國的成就了近現代科學發展的哪些元素，構成科學結構和產生科學範式的條件與要素是什麼來源？
依據曾邦哲的觀點，地球文明經歷了三代文明，每一代文明都是對前一代文明的繼承與進步，中國在公元500-1500年是當時地球上最先進的文明。地理大發現和全球化貿易，在歐洲產生了近現代科技與工業文明，形成了全球化文明；因此，李約瑟難題轉換為第三代文明為何誕生在歐洲，中國如何轉型到新的文明模式而走向全面現代化——後面這點就是錢學森之問。
首先，任何文明模式有她的形成、生長、繁榮與衰退歷史或生命；其次，中華文明公元500-1500年的偉大創造發明與成就是農業文明形態；此時的歐洲是中世紀政教一體黑暗時代，焚毀了希臘、羅馬典籍；其三，阿拉伯帝國充當了東、西文化融合的橋樑——保存了希臘、羅馬文化典籍，傳播了華夏、中華科技（前科學）——翻譯成阿拉伯文，然後再翻譯成拉丁文；其四，絲綢之路與馬可·波羅等影響了歐洲開拓新的東方航線與文藝復興；其五，近代科技與工業文明模式是東、西方文化的融合，而不同於古代希臘、羅馬也不同於古代華夏、中華的實驗科學範式、人本主義等，儒家對歐洲的人文主義、文官體制建立是個很重要的方面；其六，歐洲從東歐、南歐與北歐擴張到環太平洋，東、西方文化再次融合形成系統生物學與工程的科技革命，儒商的興起；其七，中國沒有機會或不可能在強大繁榮的時期認識到古代希臘、羅馬文明的價值加以學習消化；其八，近代歐洲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是宗教改革（見馬克斯·韋伯的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儒家改革或新儒家是東方文藝復興之道（見資治通鑑記載的背棄儒家倫理的教訓案例）；其九，儒家本無偶像崇拜、禪宗也以悟道為宗，但明清末期導致了偶像崇拜化與體制封閉化；其十，留學歐美的華人科學家已取得世人矚目的科技成就；其十一，“錢學森之問”指的是創造性精神、模式與方法，具體知識與技術總層出不窮，老是跟蹤學技術與知識，只能是知識型、技能型人才而成就不了創造型偉大科學家與發明家；其十二，科技與經濟的持續發展，需要各類專門人才，既要大學者與發明家，也需要技能型與實踐型人才，敬業、團隊與創新精神是社會的職業根基。
爭議
關於李約瑟難題的爭論和見解一直都比較多，直到現在仍然沒有等到一個完整的答案。
另外現任李約瑟研究所所長古克禮轉述了李約瑟臨終前的觀點：“李約瑟先生透過他多年來對中國以及中國人的了解，他確信中國能夠再度崛起，一個擁有如此偉大的文化的國家，一個擁有如此偉大的人民的國家，必將對世界文明再次做出偉大貢獻。”
《錢學森之問》一書中以儒家文化圈和西方文化作比較，中國教育強調倫理與知識，終極目標是“君子”，儒釋道文化更是增強了中國文化的自信，而未有數理精神之長。而西方教育強調真理與智慧，終極目標是哲學家和科學家。教育的終極目標，關乎文化命運，必然走向兩個極端，相距越來越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