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品目錄
導言
1 我們撞上了什麼
2 大海上的優良傳統
3 英雄和惡人
4 傑克·菲力普斯
5 華萊士·哈特利
6 托馬斯·安德魯斯
7 愛德華·史密斯
8 威廉·默多克
9 貝爾法斯特
10 南安普頓
結語
作品序言
與世界上數百萬的人們一樣，在由詹姆斯·卡梅隆執導的史詩巨片《鐵達尼號》於1997年上映後不久，我便觀看了此電影。儘管我也贊同一些評論家有關這部電影對話笨拙、情節平庸誇張的說法，卻也輕易地發現了這部電影如此受歡迎的關鍵。在1912年4月14日至15日夜晚，鐵達尼號發生沉船悲劇，這是人類歷史上最受矚目的事件之一。這是一個有關人類的聰明才智慧型夠成就多高的故事，一個有關有如此智慧的人類在面對簡單而不可測的自然力量時又是如何輕易失敗的故事。在這個故事中，不同的人用不同的方式來應對極度危機。一些人平靜地接受死亡的到來，並且退避一邊以便為他人讓出生存的機會；而另一些人則拚命掙扎來獲取生存機會。在這個故事中，人們之間最親密的關係受到了考驗，他們被迫作出無法作出的抉擇。尤其是許多女人，她們要在兩種親情中作出艱難的抉擇：是要留在甲板上與丈夫同生共死，還是要登上救生船和兒女們繼續生存。所有這些發生在北大西洋一個漆黑的夜晚：甲板已經傾斜，船體已經下沉，伴隨著越來越多的混亂和恐懼，鐵達尼號逐漸走向終點。
總之，鐵達尼號的故事一直吸引我們的地方在於：它從內心深處提醒我們，人類不是無所不能的。當人們驕傲自滿，認為自身是宇宙主宰時，鐵達尼號的記憶將人們喚回現實。“鐵達尼號”這個詞語代表了兩“最”：它是世界上最大和最豪華的遊輪。然而它卻在與冰山經過船上大部分人都沒能感覺到的輕輕撞擊之後，不到3個小時的時間裡沉入海底。上帝、自然和命運用幾乎鄙夷的姿態猛推了一下人類這無比自豪的龐然大物。在鐵達尼號沉沒之後，人們常常提到，建造鐵達尼號的一個工人曾說過，“就算是上帝本人也不可能讓這艘船沉沒”。雖然不可能真的有造船工人或者其他人這樣說過，但是那些在心裡曾這樣褻瀆過神靈的人們現在必定充滿負罪感。
這些故事內容是眾所周知的，也正是這些故事讓卡梅隆的電影在全球大熱。而這些故事更是衍生出大量針對全球不同客群與鐵達尼號有關的多種語言的書籍、歌曲、電視節目和其他文化產品。然而在某些地方，鐵達尼號的故事卻帶有特殊的含義。這其中的大多數地方都位於英國，因為這裡是鐵達尼號建造並註冊的地方，並且船上的主要船員也都來自英國。然而此次沉船災難也在美國引起了反響，因為船上最富有、最有社會地位的乘客皆是美國人，同時該船也歸美國所有。接下來，我們將看到兩個國家對於此次沉船災難十分不同的反應。
當1997年《鐵達尼號》在英國上映時，許多評論家便指出電影中有仇英情緒，他們對此很反感。導演詹姆斯·卡梅隆在電影中展示了一種嚴格遵守等級差異的舊等級社會（以電影中羅斯·布克特的勢利又懦弱的未婚夫卡利登·霍克利為代表）與完全依賴自身的民主新社會（以羅斯所愛的思想自由而又極具創造力的藝術家傑克·唐遜為代表）之間的碰撞。晚餐之後到吸菸室中一邊小口品嘗白蘭地一邊相互吹捧彼此是如何影響世界，這是舊社會文化的一部分；而新社會則表現為吐痰、流汗、喝啤酒以及在下等艙里跳愛爾蘭快步舞。緊接著，英國的評論家就指出，屬於前一個陣營的角色要么是英國人，要么是富有的美國東海岸親英派；而新社會的角色大多數是中西部美國人或者移民去美國的愛爾蘭人和義大利人。《每日郵報》的克里斯托夫·圖科指出，“《鐵達尼號》中充滿了對英國愚蠢的抨擊”，“與幾乎所有20世紀90年代的好萊塢電影一樣，《鐵達尼號》一如既往地抨擊英國人，指責我們冷酷、怯懦、自負和殘暴”。
這種說法也是有一定根據的。電影中有這樣一個場景，傑克和羅斯在下等艙中參加了一個派對。這個派對伴之以詹姆斯·霍納有些悲憫的凱爾特風格的音樂，促成了傑克·唐遜和湯米·瑞安間的聯盟——種豪邁又感性的叛逆精神與浪漫的愛爾蘭文化間的聯盟。這種聯盟的建立是為了反對沉悶帶有壓迫性而又充滿陳舊的階級文化的高等艙社會，反對這種只有英國貴族和美國財閥相互吹噓、相互模仿的社會。因而，卡梅隆含蓄卻又張揚地為這部電影描繪上一種民族色彩。他將謙遜、誠實的來自“奇佩瓦瀑布唐遜家”的傑克·唐遜安置在頹廢、貪婪的歐洲角色的對立面。雖然電影中最大的反面角色——羅斯的未婚夫卡利登·霍克利是美國人，但是他卻帶著很重的中大西洋口音。這體現出他以及他那些頭等艙裡面的富有而又野心勃勃的同胞們已經嚴重地遭到歐洲價值觀的腐化。雖然電影中有些角色超越了這兩種群體間的界限，但他們也只是這種規律中的例外而已。那位傲慢的美國百萬富婆莫麗·布朗，被描繪成一位能夠接受新思想的人物。而對另一位本船的建造工人之一——愛爾蘭籍的托馬斯·安德魯斯，電影也極力表現出了同情色彩。但布朗是地地道道的仇視英國的美國人。而安德魯斯除卻他的愛爾蘭籍貫，他還被演員維克多·加柏演繹成仿佛一位來自科克郡的南愛爾蘭人。或許現實中不是，但是他卻被完全演繹成卡梅隆式“英國人壞，愛爾蘭人好”的模式。
卡梅隆對於鐵達尼號上的英國船員也是缺乏仁慈的。史密斯船長是一位和藹卻倒霉的角色，他沒能抵抗住白星航運公司主管J·布魯斯·伊斯梅的勸說而加快了航行速度。當鐵達尼號首次駛入廣闊的海域時，史密斯滿足地品嘗著經典的英式茶點，心中充滿了自豪感。然而當船開始下沉時，他卻渾渾噩噩地站在甲板上，喃喃自語。二副查爾斯·萊托勒只能晃醒他，才從他那喃喃自語中得到了放下救生船的命令。大副威廉·默多克採取了更嚴厲的手段。在湯米·瑞安剛剛向卡爾賄賂了一個救生船座位後，他便射殺了湯米·瑞安，然後自殺。就在瑞安被殺之前的一瞬間，瑞安對默多克大喊道：“給我們一個活下去的機會，你這個英國佬！”而這更進一步顯示出卡梅隆極力想要展現正派和反派之間的種族差異（此處有一點需要指出，默多克是蘇格蘭人，而不是英格蘭人）。
然而，英國評論家們的抗議卻不僅僅針對卡梅隆電影中的仇英內容。他們也同樣反對《鐵達尼號》中所展現的主流文化是一種英國和全球文化的美國化。他們聲稱，這部電影簡單而又浪漫地描述了歷史。它用了大量的動作和特效來表現人物對話、角色發展和展現事實的準確性。電影雜誌《視與聽》的勞拉·米勒評論說：“《鐵達尼號》中的所有一切，從傳統而保守的角色到開明新思想的人物，可能都顯得很虛假且顯而易見。然而，這卻無法影響大多數人觀看這部電影，似乎只會影響到那些就算是對迪斯尼主題公園中那些完美的人工娛樂設施也提不起興趣的人們。”《每日電訊報》的保羅·古德曼指出：“如果情感的約束能使人的生活走向危機，那么情感的放縱就不會了嗎？”當我們觀看第二次世界大戰前的電影時，我們看到現實中的人們掙扎在複雜的生活中，我們會嘆息：“他們已經跟以前不一樣了。”另一些英國評論家指出，這部電影昂貴的耗資又是美國人庸俗粗鄙的另一種表現。傑夫·安德魯斯在TimeOut雜誌中寫道：“如果有這么一筆預算，你可能會想，我們本應能夠看到少點兒平庸陳腐而多點兒內涵並更真誠感人的東西。但可悲的是，這種期待似乎不可能實現。”
這些攻擊性的評論已經不只是從影片的角度評論其優點或缺點了。取而代之，他們所表現出來的是一種民族的英勇反抗，因為這個民族感到他們對鐵達尼號故事的所有權受到了好萊塢這個龐然大物的威脅。“英式美德”，如騎士精神、自我犧牲精神以及在困境中仍能沉著冷靜，貫穿著這個經典的英國故事。然而卡梅隆卻將這樣一個英式經典轉變成了充滿勇於自我發掘的美國故事精粹。這部電影的關鍵不是去弘揚如同英式版本所宣揚的那種乘客和船員的英勇無畏，而是讚揚羅斯脫離我們看到的卡梅隆所塑造的跟英國有關的那種勢利、社會精英主義枷鎖的束縛。
英國媒體對該電影的消極反應顯示出英國較為關注這個故事的所有權。電影評論家認為現實中的鐵達尼號輪船是屬於英國的，因而假想的鐵達尼號也應是英國文化所有物。卡梅隆怎敢將它奪離他們？英國評論家之所以堅持這種所屬關係，一部分源自於英國有許多跟此次海難有直接關係的地方。鐵達尼號建造於位於貝爾法斯特的當時世界上最大的造船廠——哈蘭德·沃爾夫造船廠。它在當時的白星航運公司總部所在地利物浦登記。它載著英國當地900多名船員從南安普敦出發離開英國海岸，開始它的首次也是最後一次航行。而其他跟船和那次海難有關的地方，更多的是從個人的角度來說的。船上所有的高級船員都是英國人，這其中就有兩個表現極具爭議性的人。一個是來自英國中部漢利（現為特倫特河畔斯托克的一部分）的船長愛德華·J．史密斯，另一個則是來自蘇格蘭西南部達爾比特的大副威廉·默多克。此次海難中還有一些英國籍的正派人物，特別是來自薩里郡高達明的高級無線電報務員傑克·菲利普斯，來自蘭開夏郡科恩的樂隊指揮華萊士·哈特利，以及來自貝爾法斯特的造船工托馬斯·安德魯斯。
所有這些地方上的聯繫使鐵達尼號的故事在英國生根，使英國人對該故事的所有權更具合理性。該船在不列顛群島上建造，並由幾乎全是英國人的船員操作航行。但同時，有一點需要記住的是，鐵達尼號在實際上並不隸屬於英國，因為其運營商白星航運公司在1902年已經被美國億萬富翁J．P．摩根的國際商業海運公司所收購。而且船上大部分乘客也不是英國人：三等艙載滿了世界各地的移民，而頭等艙則滿是有錢的美國人。因而，鐵達尼號的沉沒對美國也造成了很深的影響。儘管如此，美國人卻不像英國人那樣將此次海難看成全國性的一次大災難。為此，本書將對其中的原因進行探討。
隨著鐵達尼號海難百年紀念日的臨近，當年的悲劇繼續引起大西洋兩岸的共鳴。自2003年以來，再也沒有什麼觀點或資料能夠改變我們對鐵達尼號處女航的看法。有關該船和海難的實際故事基本保持不變。而一些新觀點的出現更是喚醒了長達十幾年的對一些最為有爭議方面的辯論。這其中最為重要的一點是在2010年9月，由露易絲·帕頓女士提出。她是二副查爾斯·萊托勒的外孫女，同時也是前英國保守黨教育部長約翰·帕頓的妻子。她指出，在以前的航行中，“反口令”是指長官要求轉動左舵，那么實際上舵手則是轉動右舵，就如同帆船上的船舵一般。而另外一種則是“正口令”，顧名思義，此命令即長官的命令與舵手的行為保持一致。
在帆船向蒸汽輪船過渡的時候，船員接受到的培訓以及各種輪船的操作變化多端。直到20世紀30年代，輪船的駕駛系統才逐漸標準化。儘管鐵達尼號是一艘蒸汽輪船，但其駕駛者仍然採用舊的反口令系統，因為他們對此系統更為熟悉。但是，帕頓說她的外祖父曾告訴外祖母，當時大副威廉·默多克下達“右滿舵”命令以避開冰山時，舵手羅伯茨·希金斯在恐慌的狀態中採取了他所受訓的正命令系統而將舵轉向錯誤的方向。又因鐵達尼號太過巨大，轉向的速度很慢，當默多克意識到問題時已來不及。當船體觸上冰山時，萊托勒並不在駕駛台。但據帕頓說，默多克和船長愛德華·史密斯隨後告知其所發生的一切。然而在隨後美國及英國展開的鐵達尼號事故調查中，萊托勒卻隱瞞了真相，因為他仍為白星航運公司工作，他不想將公司牽扯人內。如果被調查出其中存在人為因素，其公司將有可能對此次事故負責，而支付上百萬美元的保險賠償金。
當帕頓的言論首次在《每日電訊報》刊登後，，該言論受到了大量的宣傳，並受到了鐵達尼號專家的大肆討論。如果這是真的，那么這將是解開當晚駕駛台謎團的一條重要信息。但許多評論員找到了質疑其準確性的證據。很明顯的一條便是，帕頓揭露此真相的時間距船沉沒已經很長時間，如此長的時間足以使人們的記憶扭曲。另一些人指出，在事情發生時萊托勒並不在場，他只是在那個極其混亂而恐懼的環境中得到了二手的信息。再者，希金斯不像是會犯如此錯誤的人，因為他有著10年的航海經驗，而且在事故發生前他已零失誤地駕駛了鐵達尼號4天。在所有英國人駕駛的船上，無論帆船還是蒸汽船，所有的轉舵命令都是反的。而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後，為了與美國系統保持一致，這項慣例才發生改變，使轉舵命令與實際操作方向保持一致。最後一點則是，如果希金斯轉向了錯誤的方向，那么駕駛台里包括默多克在內，竟然沒有一個人能夠發現，這似乎不太可能。
最終，帕頓的講述引起了更多的爭議，卻沒能徹底揭示鐵達尼號下沉的原因。最近幾年又出現了一些新的解釋。布拉德·曼森在其書《鐵達尼號最後的秘密》（2008）中寫到，與原設計的具體要求相比，鐵達尼號的建造者哈蘭德·沃爾夫造船廠將船體的鋼殼電鍍層變薄了1/4英寸，將鋼鐵鉚釘變薄了1/8英寸，以便減輕船體的重量，從而使其更快速、更高效地穿越大西洋。由於同時建造鐵達尼號與其姊妹船奧林匹克號和不列顛號，哈蘭德·沃爾夫造船廠不得不尋求不熟悉的供應商，這使鉚釘比正常情況下更加不牢固。為了節省開支，公司訂製了。“最”好的鉚釘而不是大多數造船廠所採購的“最最”好的鉚釘。這種低一級的鉚釘中含有較高成分的硫黃渣，這使鉚釘在高壓環境下變得更易斷裂或彎曲。哈蘭德·沃爾夫造船廠將較強的鉚釘用在了可能受壓更大的船體中央外殼上，而船首和船尾的電鍍層則是由較薄弱的鉚釘連線。而同一時代的其他輪船，丘納德公司的路西塔尼亞號和茅利塔尼亞號，都是全船採用鋼鐵鉚釘。曼森還指出，在災難發生之後，額外的鋼鐵鍍層被加固到奧林匹克號上，而不列顛號更是嚴格按照設計建造。哈蘭德·沃爾夫造船廠否認此項指控，其公司發言人喬伊斯·麥恩曾經向《紐約時報》透露說：“我們的建造材料沒有任何問題。”
以上這些不是僅有的對船的設計和製造不規範的指控。在2007年，歷史頻道派遣的研究員以及紀錄片拍攝團體“孤獨狼”指出，通過分析拍攝的海底船殼碎片的影片，發現這艘船的建造帶有明顯的瑕疵。不像大多數人猜測的那樣，只有當船尾與海面交叉形成一個很大的角時，船體才會斷裂；相反，當船尾與海平面成10度角時，船尾的外殼就將發生斷裂。而此種現象在遇上北大西洋海域經常發生的暴風雨時就會發生，況且鐵達尼號本就定位於北大西洋海域。此種缺陷皆是由船頭和船尾伸縮接縫拙劣的設計所引起。這些接縫的設計是為了增加船體在暴風雨中的靈活性．，然而對於鐵達尼號，套用海軍設計師羅傑·朗的話來說，它的接縫設計簡陋不堪，在遭到下沉過程中的壓力時船體會迅速崩塌。通過對不列顛號的研究發現，其上安裝了額外的伸縮接縫。這也暗示出哈蘭德·沃爾夫造船廠發現了鐵達尼號設計的不足，並且在其姊妹船不列顛號上作出了修正。研究人員承認，就算更好的伸縮接縫設計也不會阻止船體的沉沒，但是他們認為這種設計可能會使船體在海上多漂浮幾個小時，從而給救生船提供更多的時間到達失事地點，來救出那1500多名遇難者中的一部分。
除去這些故事之外，有關鐵達尼號的新聞繼續集中在兩個方面。一個是有關從船體遺骸中得到的藝術品所有權以及合理處置它們的爭議，而泰坦尼克公司則時不時地宣稱其公司對這些藝術品的長期所有權；另一個則是對如何保存這些藝術品以及如何利用其獲取商業利益的關心。與此同時，借著鐵達尼號沉沒帶來的鮮活利益，一些私人手上的工藝品也偶爾出現在拍賣會上。2010年10月，在威爾特郡德威奇斯，亨利·奧爾德里奇父子拍賣行舉行了一場拍賣會。該拍賣會上拍出了多件與鐵達尼號有關的物品，其中有：英國在沉船災難調查中獲取的一份由倖存者羅拉·弗朗卡特里簽署的宣誓書，該物品拍出2萬英鎊；由三等艙位中的一位遇難者寄出的明信片一張，拍價12000英鎊；繪有鐵達尼號和奧林匹克號的廣告海報則拍出6萬英鎊。這些物品並非來自船體遺骸，而船上面的遺留物也將繼續成為眾多爭議的源泉。在過去的10年裡，人們不斷地呼籲停止潛人沉船以便阻止對船體遺骸的破壞、非法的打撈以及殘骸加速惡化。
過去7年裡，與鐵達尼號有關的最有影響力的事件，毫無疑問是在2009年5月其最後一位倖存者米爾維娜·迪安的去世。由於鐵達尼號沉沒時迪安只有9個月大，因而她無法想起任何關於那場悲劇的事情。但是她的辭世卻切斷了真正發生在鐵達尼號上的事情和之後人們對其進行的猜測和構想之間的聯繫。同時，在洋底，一群吃銹的細菌正以一種較快的速度腐蝕著船體遺骸。科學家估測，在不到20年的時間裡，船體殘骸將變得不再完整、可辨。最後一位倖存者的離世以及鐵達尼號殘骸腐敗的臨近，這兩者意味著這個故事將不可動搖地終成一個傳說。而鐵達尼號也將更多地成為一種歷史象徵而非歷史部分。
1997年的電影《鐵達尼號》繼續保持著泰坦尼克故事主要塑造者的地位。電影獲得了11項奧斯卡獎，最終票房收入達18億美元，並一直保持票房收入排行世界第一。直到2010年，其記錄由詹姆斯·卡梅隆自己執導的電影《阿凡達》打破。《鐵達尼號》上映時就受到了各種各樣的評論，在隨後的日子裡．，它的道路也不平坦。人們經常將《鐵達尼號》與其同時代的奧斯卡最佳影片放在一起，如《與狼共舞》、《勇敢的心》和《英國病人》。這些電影似乎滿足了當時人們對史詩劇作的需求，但在現今時代，它們卻顯得過於冗長而又與時代不相符。《鐵達尼號》中使用的高科技，尤其是其在當時花費超過2億美元的計算機合成圖像技術，更是被其他諸多影片遠遠超過。但《鐵達尼號》還是對英美文化產生了強大的影響。15年後的今天，幾乎每個人都能說出電影中的一句對白或哼出其中的一首歌。同時它也是對好萊塢促進文化全球化能力的檢測，因為它已被全世界數十億的人觀看過。蓋蘭·史杜德拉寫道：“通過空前強大的吸金，《鐵達尼號》為自己在電影界及當代媒體史上贏得了一席之地。而它也是後現代一件重要文化成果，因為它18億美元的淨票房收入意味著全球大量的觀眾觀看了該電影。”多虧了卡梅隆的電影，現在在有人居住的大陸上，鐵達尼號的故事被諸多文化所學習，甚至被套用。因而現在它已不單單是英美文化的一部分了。
《鐵達尼號》電影的持久流行造就了人們對鐵達尼號故事長期並似乎源源不斷的關注。目前，由泰坦尼克公司從海底打撈出來的工藝品世界巡迴展即將在美國圖森、拉斯維加斯、達爾波特和愛荷華，加拿大卡爾加里和溫尼伯，以及倫敦和巴西阿雷格里港舉辦。而在美國一些最受歡迎的旅遊勝地還有著固定的鐵達尼號主題展覽。位於佛羅里達州的奧蘭多是沃爾特·迪斯尼世界的故鄉，同時它也以“鐵達尼號：體驗”和“鐵達尼號：展覽”主題活動著稱。 “鐵達尼號：體驗”向人們展示了船上大階梯、長廊咖啡館和駕駛台的全方位復原，訓練有素的演員們穿著同時期華麗且彰顯高貴的服裝帶領人們參觀，以及展示超過200件藝術品。 “鐵達尼號：展覽”也給人們帶來大量的藝術品以及還原的船上景觀和房間（包括大階梯），還有穿著同時期服裝的說書人給大家帶來的生動活潑的故事，而更具誘惑力的便是那件萊昂納多·迪卡普里奧在電影中的演出服。還有兩處宣稱是“世界上最大的博物館景點”的固定展覽地，一個位於田納西州靠近美國大煙山國家公園入口處的鴿子谷小鎮，另一個坐落於密蘇里州的布蘭森市。
這些旅遊景點的建造皆因《鐵達尼號》電影為提升該故事知名度所作的宣傳。而鐵達尼號故事的演變必然很大程度上受到電影的影響。就像接下來的幾頁所描述的那樣，鐵達尼號的故事自沉船時開始流傳並相對完整地被保存下來，它是一種宣揚男性英雄主義的故事，它所強調的婦孺第一的思想決定了當時誰能優先登上那數量有限的救生船。如同其他傳說，這種說法也是有現實依據的，因為當時船上有接近3/4的女性乘客倖存，然而卻只有1/5的男乘客活了下來。可以確定的是，卡梅隆設計的電影結尾場景——傑克泡在冰冷刺骨的水裡，而羅斯漂在一塊只能容得下一個人的木頭碎片上——並沒有從根本上改變故事的真諦。而其他方面卻將其複雜化了。羅斯並不是一個消極被動的女主角，在電影結尾之前，她和傑克是兩個平等的個體。而她所吸引傑克的地方就是其被專橫跋扈的卡利登置於附屬地位的遭遇。再者，卡梅隆講述的這個故事是通過一位年長者——老年的羅斯——而和觀眾聯繫在一起。這樣，他就將這部電影的講述權交到了一位女性的手中。 這部電影對原故事最顯著的改動不是有關性別主義的描述，而是對社會階級性的展現。在眾多主要版本的鐵達尼號故事中，男主角來自三等船艙，而高等艙中的男人為在救生船上確保一席之地表現出來的是如此膽小、無能和勢利，這種情境還是第一次出現。在我開始的分析中就提到了這些方面，但還有一點不太清楚的便是卡梅隆對這些階級衝突的處理對鐵達尼號的故事將有深遠的影響。卡梅隆之後，能夠專門集中在舊的價值觀、上等社會階層的騎士精神和英雄主義的版本已經很難找到。
由於我對《鐵達尼號》的即刻反應主要集中在分析它與以前故事版本的區別，因而還有一點不太清楚的便是，雖然它對性別和階級方面作出了改動，但是其從根本上來講還是很保守的。一方面是因為我們前面提到的結尾部分，它與電影中對傳統性別觀點作出的改動相反；另一方面，當其承認新思想到來必然性的同時，影片又充滿了一種懷舊感染力，一種哀悼舊社會秩序衰落的情調。這很明顯地體現在為重新建造輪船而花費的大量精力和財力上，這至今都是該部電影讓人最難忘記的成就之一。電影中對高等艙中人物批判性的刻畫卻又無法掩蓋電影鏡頭在豪華奢侈的頭等艙和公用大廳間的徘徊，以及對失去這艘漂亮而又豪華的客輪的惋惜。電影對民族主義的處理也可以體現這點。電影通過塑造兩個群體的對立，來彰顯其對自由主義的支持。然而，一旦深人觀察，這種信奉卻是十分淺顯的。肖恩·雷德蒙寫道：“影片中所刻畫的卡利登那種負面、英國化的白人資本家形象，被安置到兩種對立面中。一個與之對立的便是羅斯那種不易捕捉到的美國化的自由白人形象，另一個則是放蕩不羈的擁有兩者都沒有的特點的傑克。”因而，這部電影並不存在種族差異。它嘗試揭露和批判的只是階級間的偏見，而它呈現的只是19世紀下半葉的種族差異，並將“其他種族”僅僅局限於愛爾蘭和義大利角色。這些角色也只是被塑造成眾所周知的那種形象——精力充沛的義大利人和熱愛跳舞的愛爾蘭人，而他們之間真正意義深刻的文化差異卻被抹掉了。
為了與其對社會和種族差異性的描述保持一致，《鐵達尼號》賦予貧窮浪漫色彩。它展示給人們，三等艙內的人們雖然窮卻比那些束縛自己感情的高等艙乘客快樂，而船上能稱得上真正意義的“派對”，也只能在低等艙中捕捉到。通過繼承而得到的財產是腐敗的象徵，而通過自身奮鬥而成就的有錢人如莫麗·布朗，以及紳士打扮前往頭等艙吃晚餐的傑克卻不被認為帶有此類特徵。這樣，電影將美國塑造成一塊簡單而無爭議的人人機會平等的大陸。我們在電影中最後一次看到年輕的羅斯是當卡帕西亞號駛入紐約港時。卡梅隆隨即將鏡頭切向了容光煥發的自由女神像，緩和了船上悲傷的氣氛，並預示著它將給羅斯的未來帶來新的希望和可能，然而沒有這些羅斯也將堅強地活下去。卡梅隆剝去這座雕像本來的含義而將其轉變成了一種愛國主義的象徵。這也完成了電影中鐵達尼號悲劇故事由英國角度向美國角度的轉變。因看到三等艙乘客在沉船時所受到的待遇而產生的憤怒，都因這種“美國夢”的重申而消失殆盡。在這種宣揚中，任何社會和經濟上的差異都是可以克服的，因而這種差異是無任何影響的。
《鐵達尼號》剛剛上映時讓人們感覺它對原故事進行了大量改編，然而通過以上分析，我們可以發現這部電影從根本上來講並沒有改編那么多。相反，它只是簡單地將1912年超級大國英國的主流文化觀念替換成了1997年超級大國美國的主流文化思想。而除去電影，鐵達尼號故事仍活躍在主流文化中的另一個體現便是，它被用於一種修辭手法——暗喻，並且常見於幽默中。《洋蔥》諷刺小報在其1999年出版的《我們無言的歷史》一書中轉載了一篇有關那次沉船的評論，名為“世界上最大的比喻手法撞上了冰山”。而有關鐵達尼號的比喻也會用在較為嚴肅的場合。尤其是這樣一句話“重新整理鐵達尼號甲板上的座椅”，它的意思為做某事或修理某物是毫無意義的，因為它即將被其他事件所代替或者東西已錯過了修理的時間。這句話在最近幾年受到了特別的關注。如果用谷歌搜尋此句，那么將產生近100萬的搜尋記錄。
這種比喻手法使用的源頭無法追溯，但是其被人所知的首次使用日期是1972年。《紐約時報》上一篇文章寫道：“當鐵達尼號下沉時，（林肯中心的）管理者們正忙著清理甲板上的座椅呢。”在過去的10年裡，這種表達方式變得極其流行，並以不同的版本出現在各種語境中。在政治中，它常常被一個政府的對手用來形容其領導內閣或關鍵任命人員的重組。在2010年巴拉克·歐巴馬任命皮特·勞斯接替拉曼·伊曼紐爾擔任白宮辦公廳主任時，保守派脫口秀廣播主持人拉什·林博播放了一段2006年的廣播剪輯。當年喬舒亞·博爾滕接替安德魯·卡爾德擔任喬治·w·布希總統的白宮辦公廳主任時，林博諷刺布希總統只是在整理甲板的座椅。他隨後評論說，“所以說這個只是，你明白的，白宮內部的一個改組，沒什麼大不了的。當年布希總統那樣整頓他的手下，也不過是一種整理鐵達尼號上甲板座椅的行為，毫無意義。”
將這個句子用在布希政府改組上，最為出名的還是喜劇演員史蒂芬·卡爾波特。2006年5月，卡爾波特受邀到白宮例行的記者協會晚宴表演。在一個極具爭議性的節目中，卡爾波特無情地諷刺了布希總統，當時他們倆只有幾步之遙。卡爾波特否認說，有關布希總統最近白宮成員改組的評論中，他沒有說布希是在“整修鐵達尼號上的甲板座椅”，而是“布希政府不是在下沉，而是正在高飛。要是他在修啥的話，也是在修理興登堡號上面的座椅吧”。
這種手法還經常被一些評論家們用在政治語境中，而這些評論家們所認為的重要事情常常得不到媒體和大眾的關注。例如，2006年8月，評論家本·斯坦在閱讀《紐約時報》時發現，美國正無視逐漸增多的恐怖主義襲擊。他對此十分憤怒，寫道：
我們正處在一場與想要將我們全部殺死且毀滅一切文明的人們的戰爭中，而且他們十分嚴肅認真地對待這場戰爭。然而我們卻在擔心融資收購、額外紅利，以及那些新成立機構發行的垃圾債券，在被賣給最終那些容易上當的大眾散戶股東前，還能撐多久。我們擔心好萊塢是不是原諒了梅爾·吉布森。我們是在給鐵達尼號整理甲板座椅，而恐怖分子們就是那座冰山。
除去政治領域，美國媒體還用這個短語形容企業重組和體育運動隊伍教練組的變動。自2007年以來，其也更多地被用在描述復甦已經衰退的美國經濟所作出的努力。
在英國，有關鐵達尼號的比喻手法也經常被使用。在2008~：英國工黨首相戈登·布朗民眾支持率大幅下滑時，《每日快報》引用了前副首相約翰·普雷斯科特對布朗和愛德華·史密斯船長所作的比較，它認為這種比較是十分恰當的，並且“唯一的希望”便是換一位“新的船長”。據普雷斯科特說：“布朗首相作出改變的承諾就如同為鐵達尼號整修甲板座椅。”這個短語也曾在托尼·布萊爾任職首相時被使用過。在2006年工黨在地方選舉中大勢失利時，前衛生部長弗蘭克·多布森呼籲“新的管理”，換句話說便是戈登·布朗替代布萊爾。他認為任何形式的內閣改組也只不過是“在鐵達尼號上整理甲板座椅”。
這種手法也不僅僅局限在英格蘭政治。2009年9月，體育零售商、億萬富翁湯姆·漢特極力勸說蘇格蘭民族黨首領艾利克斯·薩爾蒙德推遲有關蘇格蘭獨立的全民公投，直到國家經濟得到改善。 “我們應該弄清楚事情的輕重緩急，”漢特認為，“當我們的經濟在邊緣搖擺時，討論憲政改革就如同整修鐵達尼號上的甲板座椅。我們應該將經濟緊迫性放在首位。”2002年10月，當北愛爾蘭議會再次被迫暫停運作時，一位議員觀察到，為使其運作而做出的極端措施就像是“在鐵達尼號上整修甲板座椅”。《貝爾法斯特時訊簡報》稱：“當政府引擎幾乎陷入癱瘓時，許多人擔心這個聯合執政的政府會因愛爾蘭共和軍的解散而毫無痕跡地沉沒。”議會是真的暫停了運作。2年之後，北愛爾蘭統一黨領導人大衛·特林布抱怨說，武裝解除的失敗阻礙了其恢復運作的進程。特林布認為：“在未解決阻礙進程的主要問題前，繼續進行討論就是在整修鐵達尼號上的甲板座椅。”
“整修鐵達尼號上的甲板座椅”這個短語也得到了世界範圍的認可。2011年1月，巴基斯坦報紙《黎明》評論說，最近國家內閣的重組就好像是“整修鐵達尼號上甲板的座椅”。2010年6月，澳大利亞《每日電訊報》在提到最近公布的工黨預算案時寫道：“整修鐵達尼號上的甲板座椅這個短語大家應該都聽說過，而工黨的這個預算就像是為已經沉沒98年後的鐵達尼號整修甲板座椅。”2005年10月，紐西蘭國家黨副領袖格里·布朗利貶低紐西蘭最近的內閣改組為“整修鐵達尼號甲板座椅的一個經典代表”。
為何這個暗喻會如此流行呢？這裡有兩種可能的解釋。第一種我在這本書的初版中提到過，2001年9月11日，恐怖分子襲擊世貿中心雙子樓，人們又聯想到了鐵達尼號的故事。這次襲擊引出了許多與災難和高科技局限性相關的問題。在襲擊發生2天之後，丹尼爾·傑夫瑞在《每日郵報》上寫道：“如同鐵達尼號，人們認為美國與她的象徵，如世貿中心雙子樓，是永遠不會沉沒的。這種可以壓倒一切的自信已經消失，或許將永遠消失。”在調查雙子樓倒塌的國會聽證會上，來自康乃狄克州的代表克里斯托夫·沙伊——一名康乃狄克州的共和黨人士——十分擔憂其樓梯的設計。它們極易斷裂，從而將人們困在飛機撞擊地方之上的樓層。沙伊提到：“從某個點上來看，我們是不是把這座大樓建成了鐵達尼號呢？上面沒有足夠的‘救生船’。”在雙子樓倒塌一周年紀念日時，吉姆·德威爾提到造成此次悲劇的原因缺乏實質性的調查：
國家一定要找到哪裡出了問題。曾經最大的建築之一竟然倒塌，而且生命損失慘重。當被告知有危險時，那些領導們只是聳聳肩而已。在救援過程中，通信的阻斷、協調性的缺失以及準備工作的失敗增加了死亡人數。1912年4月18日，卡帕西亞號載著從北大西洋手中搶奪回來的705名倖存者，停靠在曼哈頓切爾西碼頭。在此之後，有關鐵達尼號沉沒的調查進入公眾記錄。
跨過大西洋，在其海岸另一邊也有對兩者的比較。2001年9月12日，《蘇格蘭人報》上寫道：“當前的世界跟24小時前的世界不同。”上面還寫道：
想要忽視那些將會成為21世紀最典型圖像，並讓人刺痛的電視畫面，可能又不太可能。世貿中心大樓是美國不會沉沒的資本主義的象徵，在它倒塌時，它那為之驕傲的電線桿緩緩下落而最終豎立在了波濤洶湧的濃煙中。這如同鐵達尼號沉沒時，船尾的旗子慢慢地沉入海中。
一年之後，桑德拉·查普曼在《貝爾法斯特時訊簡報》中寫道：“再過5年、10年、15年或是20年的時間，我們仍將記起‘9．11’事件，就像我們記得鐵達尼號的沉沒一樣，儘管我們那時可能很小或還未出生。”
第二種對於鐵達尼號的暗喻手法在過去10年裡盛行的解釋跟最近發生的事情有關。自2007年，雖有因可循但突現的全球經濟衰退，引發人們對西方未來經濟的思考。而增多的恐怖主義襲擊使西方安全及其霸主地位變得越來越脆弱。美國媒體一次又一次地將有關鐵達尼號的暗喻用在對危機的描述中。2009年3月，歐巴馬總統未能足夠快地改善經濟而遭到很多指責。《邁阿密先驅報》的一篇社論為其辯護說：“這讓我想到了鐵達尼號。如果當時在鐵達尼號撞上冰山後更換船長，那么結局會不同嗎？當一艘船的一側出現破洞時，，船體是很難保持一直漂浮而不下沉的。”2010年4月，弗蘭克·里奇在《紐約時報》上諷刺了前任美聯儲主席艾倫·格林斯潘。格林斯潘稱他對未來經濟預測的，正確機率有’70%。 “如果按照他的說法，鐵達尼號的船長也可以宣稱他航行在正確航線的機率也至少有70%。格林斯潘只是在向委員會證明且想要其放鬆對有關美國經濟是如何全速撞上冰山的關注。”
作為鮮有的在大西洋兩岸引起共鳴的傳說，鐵達尼號也被用來比喻一場嚴重影響歐美的經濟危機。在2010年12月，喬恩·格里芬在《伯明罕郵報》上發表了一篇名為《西方的鐵達尼號撞上了冰山？》的文章。在文中，格里芬寫道：
香港中文大學亞太工商研究所執行理事萊弗利·楊教授認為，猶如鐵達尼號這般大的冰山將會淹沒整個西方世界。楊教授最近在阿斯頓商學院講到，美國已經撞上了“中國這塊冰山”，而且面臨著沉入經濟大深淵中的局面。
這種暗喻也被用來特指歐盟中正遭受嚴重經濟困難的成員國。2008年10月，《每日電訊報》報導說：“當歐洲尋求救生船時，商人們要小心義大利這座冰山……自從里拉時期以來，該國的債券現在最為脆弱。”同樣，羅馬尼亞總理克林·波佩斯庫一特里恰努宣稱：
全球經濟就像鐵達尼號一樣逐漸下沉。在底層的人們，水已經淹到了脖子，而高層的人們呢？——就像電影中演的似的，音樂還在播放。這些人聽著音樂而全然不知鐵達尼號已經撞上了冰山。這就是羅馬尼亞的現狀。我們就像電影中一樣。
在2009年3月，《周日獨立報》（愛爾蘭）寫道，“鐵達尼號的船長太忙了，以至於忽視了冰山”，這個言論暗指共和黨處理愛爾蘭財政危機的失敗。
同時，鐵達尼號的暗喻還經常用來形容西方國家走向一場剛剛發生不久但全然無法預測的災難。我們能夠避免撞上路途中的冰山嗎？到2112年200周年紀念日時，我們就會知道了。但同時，鐵達尼號的故事似乎將會百分之百地保持其最大的人類悲劇之一的地位，永遠是英美文化中的悲劇傳說。這是因為大西洋兩岸的人們仍然感覺跟這場悲劇之間保持著十分強烈的情感聯繫。在我為這本書作調查研究時，一些人很好奇我在做什麼。通過跟他們閒聊，我得到一些關於在鐵達尼號事故中或與其有關的事情中去世的先人們的看法。而其中的一些觀點很顯然是不真實的。我記得在火車上的一段談話中，一個男人試圖說服我，讓我相信他的親戚曾經在利物浦有個旅館，而在鐵達尼號出海前的一夜，許多乘客都住在那裡。我很委婉地向其解釋說，當時鐵達尼號不是從利物浦出發，且從未到過那個城市，但是我的說明完全無用。每個人好像都想跟鐵達尼號沾上點兒關係。
這部100年紀念版包括一個新的引言，兩個重新寫過並且更新信息的章節，以及針對初版內容所作出的部分修訂。
作品推薦
史蒂芬妮·巴爾切夫斯基敘述了一個在災難發生一百年後仍在人們心中迴蕩的集體記憶……值得讚頌的是，相比只在上面住了幾天的乘客，她花了更多時間講述建造、駕駛和操作鐵達尼號的男男女女，因為是他們賦予了鐵達尼號生命。這些記憶值得被紀念，向她致敬！
——丹尼爾·艾倫·巴特勒（Daniel Allen Butler），作家，著有《永不沉沒：鐵達尼號的真相》
這是一個從未失去衝擊力的故事。如果你之前沒有閱讀過對鐵達尼號的詳細記錄，一定會為之深深吸引。作者提供了傳奇的人物傳記……其中船長愛德華?史密斯最引人入勝：他兀自站在那裡，帶領船隻一寸寸前行，不顧冰山發出的無數警告信息。他能如此不負責任，其他船舶都停下時一意孤行地駛向紐約，簡直令人難以置信。前方並不是只有一小座冰山，當黎明終於來臨時，倖存者看到大塊冰山綴滿了地平線。
——貝利爾·班布里奇（Beryl Bainbridge），刊於英國《新政治家》雜誌
本書絕對值得一讀，因為它挑戰了鐵達尼號英雄主義的傳統觀點，生動再現了與鐵達尼號相關的港口，以及災難中豐富多彩的人物形象。
——《愛爾蘭獨立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