泛蒙古主義，又稱大蒙古主義，或者泛蒙，是一種極端的民族沙文主義思潮。它的現實危害，雖不如泛突厥主義對中國邊疆的侵害明顯，但仍然有必要予以重視。歷史上，“泛蒙”思潮往往在國家爆發革命、內戰或外敵入侵的時候興風作浪；
前世
在俄羅斯，最早提出並運用泛蒙古主義(панмонголизм)術語的，是著名哲學家弗·謝·索羅維約夫。索羅維約夫還寫詩、關注時事，“客串”政論家進行預測。1894年中日甲午戰爭爆發時，索羅維約夫斷言中國將戰勝日本，而日本將宣布泛蒙古主義，並在攻占中國後，與中國一道占領歐洲。但日本的戰勝幾乎讓他陷入絕望。1895年，索羅維約夫在芬蘭療養時寫下名為《泛蒙古主義》的詩作(1905年才發表)，他在詩中表達的歷史哲學觀念幾乎等同於“黃禍論”，與後來出現的主張蒙古語族聯合、並成立統一國家的思想幾乎是兩碼事。
蒙古帝國蒙古人自己發出“全世界蒙古人，聯合起來”的口號，是在20世紀國中國發生政治大變革的時刻。當時，中國的內、外蒙古以及蘇俄都是泛蒙思潮濫觴和實踐的舞台。1911年，外蒙古(喀爾喀蒙古人)借中國爆發辛亥革命之機，發起了分裂運動。1919年，布里亞特和中國內蒙古的“泛蒙”代表大會在赤塔召開，宣布成立“大蒙古國”，首都海拉爾，並得到日本的支持。隨著日本對中國邊疆和內地的滲透、侵略，“泛蒙”運動也開始在內蒙地區蔓延，如德穆楚克發起的“自治運動”等。當然，最終折戟沉沙。
蘇聯曾支持外蒙古從中國分離出去，但其本身也面臨“泛蒙古主義”的威脅。20世紀20、30年代，日本人在蘇聯遠東、西伯利亞頻繁從事間諜活動，刺探情報，試圖開闢北進基地。為此，日本還利用“泛蒙古主義”削弱中國和俄羅斯，加強在中亞的影響。而當時的蘇俄為了防範布里亞特邊民與日本勾結，索性將東西伯利亞州一分為二：伊爾庫茨克州和赤塔州。1937年，蘇聯政府將原屬布里亞特-蒙古自治共和國的行政區域劃給新建的一些州，成立了阿金邊區和烏斯季-奧登民族邊疆區，以便在外貝加爾湖地區發生戰事時，蘇聯能保持後方穩定。二戰期間，與日本達成臨時和約的史達林政府嚴厲鎮壓“泛蒙古主義”——在“泛蒙”重災區布里亞特，千萬當地知識分子和宗教人士被消滅。出於國家安全的考慮，史達林甚至釜底抽薪，將遠東的幾十萬日本人和朝鮮族強遷到中亞。
當代俄羅斯的“泛蒙”現實
1980年代的戈巴契夫改革，激發了包括蒙古語族在內的各民族的意識。圖瓦共和國的反俄民族主義情緒非常強烈。1990年5月，該共和國曾發生反俄騷亂，導致88人死亡，當時的口號是：“俄羅斯人，留下來給我們當奴隸！”“給你們一周期限(搬走)，否則消滅你們！”大批外地人擁入城市搶占住宅，後來，圖瓦政府將既成事實加以合法化。蘇聯解體後，俄羅斯蒙古語族獲得了前所未有的民族機遇，共有布里亞特、圖瓦、卡爾梅克和阿爾泰四個自治共和國，以及兩個布里亞特族邊區。然而，隨著俄羅斯族人大規模撤離，與莫斯科的經貿聯繫削弱，圖瓦等共和國的經濟形勢日趨惡化，人們從農場和企業盜取一切值錢的東西變賣，或大肆搶劫，似乎回到了中世紀汗國。這期間，許多受過良好教育的俄羅斯族專業人員被排擠，離開圖瓦，使圖瓦族在政府中的比例逐漸達到90%以上；但圖瓦政府從不承認該地區存在民族衝突，認為俄羅斯族離開只是因為經濟不景氣。
就如車臣的杜達耶夫一樣，圖瓦、布里亞特的政治精英們也試圖獲得更多經濟、政治利益。1992年，圖瓦的一些政治力量要求通過圖瓦自治憲法、成立民族衛隊。圖瓦的議員還經常派代表參加泛突厥主義(與雅庫特和阿爾泰邊區代表一起)、“泛蒙”會議(與布里亞特和卡爾梅克的代表一起)。俄政府感到擔憂：圖瓦可能會成為第二個車臣。葉爾欽曾賦予圖瓦等地各種特權，使其成為“特別行政區”，直到幾年前普京政府才收回了特權。
當然，圖瓦、布里亞特等共和國疏遠莫斯科的態度，也源於中央對其經濟發展不夠重視。幅員遼闊的俄國經濟發展不平衡，其重心在歐洲，而遠東、西伯利亞地區是其邊遠的蠻荒之地，屬於被遺忘的角落。因此，這些地區著眼於經濟上的需要(例如與中國內蒙古自治區合作)而宣揚泛蒙古主義；一些地方精英的“泛蒙”主張和要求獨立的言論，很大程度上只是激憤之語，他們甚至不惜誇大“泛蒙”激進派的嚴重程度，以引起俄政府的重視。
也有一些史學家、政論家和人權組織出於反俄情緒和政治需要，積極推動“泛蒙”思潮。例如，布里亞特著名的激進分子斯托馬欣寫道：“俄羅斯民族總是野蠻地征服其他民族，對他們實施殘酷的種族滅絕：從精神上，也從肉體上。”他聳人聽聞地稱，“大屠殺、流放到西伯利亞送死、饑荒，完全剝奪他們的民族權利，掠奪其財富，消滅其古老文化……”這類“種族滅絕、恐怖和法西斯主義”措施就是俄羅斯帝國的基礎——“俄帝國過去、現在和將來都依靠它而存在，這也是她對被征服民族(從波蘭人到車臣人，從猶太人到楚科奇人)唯一的大方案，任何歐亞主義謊言都不能讓經歷過俄羅斯地獄的各民族忘記這一切。”
在俄羅斯蒙古語族地區，當地人毒打、殘害俄羅斯族，已經成為日常的現實。2007年8月，50多名民族主義者手拿棍棒、螺絲刀等血洗了伊爾庫茨克地區的一個俄羅斯族村莊，20多名村民被打傷。這本是有組織的、被挑動起來的民族衝突，然而當地報導說，這是流氓滋事，當地政府也將其作為普通糾紛淡化處理，一如莫斯科方面對待光頭黨肇事。
日本為“泛蒙”策劃、助力
作為外部因素，日本對“泛蒙”的發展做出極大“貢獻”。日本對俄羅斯遠東、西伯利亞地區表現出異乎尋常的關注。蘇聯解體前後，大批日本人來到遠東、西伯利亞。
2000年，東京的田中明彥教授曾給布里亞特開出發展經濟的“秘方”：將布里亞特共和國改名為“布里亞特蒙古”共和國，立即就會吸引眼球和外資——首先是來自日本的投資。田中教授稱：現在，日本人幾乎不知道你們共和國，他們僅僅把布里亞特看作俄羅斯的一個地區而已。但是，我們與蒙古已經有了特殊關係，所以，你們也該正名，說母語，因為在東北亞，日本人與蒙古人的基因最近，“日本人永遠都樂於幫助蒙語民族”。
歷史上確實存在過“布里亞特蒙古自治共和國”(1923年)。1958年，赫魯雪夫政府將其更名為“布里亞特自治共和國”，當時，官方解釋是：這樣更符合共和國主體民族的實際。但更名其實另有原因：蘇聯有一個布里亞特-蒙古共和國，而蒙古國是蘇聯的盟國，中國還有一個內蒙古自治區，蘇聯政府需要避免領土糾紛和民族挑唆；而且，布里亞特-蒙古自治共和國的存在，一度成為二戰後蒙古國加入聯合國的障礙。
1990年代裡，布里亞特發起了為共和國“正名”的政治運動，認為1958年的更名是“蘇聯對布里亞特民族鎮壓行動鏈條上的一環”，要求平反，首先是正名(也就是政治、法律上平反)；再將布里亞特與烏斯季-奧登、阿金區合併(領土平反)。但是，戈巴契夫和葉爾欽對布里亞特的要求都不予支持。田中實際上是迎合、鼓動布里亞特的政治運動。
造訪布里亞特的日本客人非常頻繁，但談判經年，卻未迎來日本人的大筆投資。顯然，日方的醉翁之意，不在於發展經濟合作；到後來，這些情形也引起當地官員的懷疑。有一次，布里亞特總統列·波坦波夫曾說起：他曾直截了當地對日本領事說，對不起，我對於與您會晤不感興趣：“你們來了，鞠躬，很客套地說話，但是，經濟合作沒有任何推進——儘管你們對布里亞特的礦業潛力非常了解。”
布里亞特採用雙國語：布里亞特語和俄語。但是，田中教授公開宣揚：沒理由“在原本屬於自己的國家中採用雙語制”。日本出版的《布里亞特人的悲劇》被譯成蒙語，在布里亞特官方報紙上發表，其中稱：私有化導致蒙古人的土地被俄羅斯族占據，是對布里亞特人的毀滅性打擊；布里亞特境內本來只有蒙古族居民，俄羅斯族都是外來人，但他們卻在各方面都成為主人；俄羅斯人的到來還導致生態惡化，純淨的貝加爾湖現在處於災難邊緣。
田中在《蒙古民族與自由》一書中表示，談及蒙古民族和語言的統一性，就必須將布里亞特人納入視野：“內、外蒙古之間不存在任何自然邊界，外蒙古和布里亞特之間也是如此”，就如發源於蒙古的鄂爾渾河一樣，在補給了大量水量之後，下游變成色愣格河注入貝加爾湖。這樣，貝加爾湖就成為蒙古民族的湖——確切說，是布里亞特-蒙古民族的湖。顯然，這是宣揚了一種以布里亞特為核心的“泛蒙”地緣政治思想，涉及三個主權國家：中國、俄羅斯和蒙古。按照田中教授的構想，中、俄的領土將被肢解，在蒙古、中國、俄羅斯乃至中亞地區，就會出現一個包括所有蒙古語族的“大蒙古國”。這樣一個大蒙古國，將成為日本和西方遏制中、俄的工具，承擔其特定使命。
“泛蒙”與喇嘛世界
與蒙古國民、中國蒙古族一樣，俄羅斯的蒙古語族也多信仰佛教；而從中、俄歷史來看，泛蒙思潮往往與佛教徒的宗教、政治活動結合。除了歷史、種族、語言之外，“泛蒙”的另一個思想紐帶，就是藏傳佛教。身處中、俄兩大國夾縫中的蒙古國，1991年以來積極推行所謂“第三鄰國”的外交思想。美國、日本等國是“第三鄰國”，佛教的故鄉印度也是“第三鄰國”；同時，蒙古語族與同信仰的中國藏族感到親近。中、俄、蒙三國的蒙古語族和中國藏族一起，形成一個喇嘛世界。
2006年12月，蒙古國總統恩赫巴亞爾訪問俄羅斯卡爾梅克共和國，卡爾梅克總統伊柳木日諾夫表示：我們等待閣下您已經等了400年，強調同屬蒙古民族；並認為，是佛教將卡爾梅克人和蒙古人聯繫在一起。
2006年8月，達賴喇嘛訪問蒙古國，蒙古政府對達賴來訪高度重視。一些人稱：這是獨立的蒙古國的意志的體現，表明：蒙古國不畏懼中國的壓力。當然，蒙古國主要希望藉助達賴訪問改善蒙古國的經濟社會困境；此外，還有政治用意。恩赫巴亞爾表示：達賴來訪讓蒙古民族聯合起來，是個非常重要的因素。
從其分裂立場出發，達賴喇嘛寄希望於蒙古、俄羅斯的佛教徒。2007年11月，達賴稱：藏族和蒙族是孿生兄弟，號召俄、蒙的佛教徒團結起來；並稱：若他作為“政治難民”老死異鄉而未見“西藏獨立”，活佛可在印度、俄羅斯或蒙古轉世，繼承其衣缽。
俄羅斯的蒙古語族都對達賴喇嘛頂禮膜拜，而蒙古語族地區的政治精英也以接近達賴為時髦。1992年，達賴喇嘛訪問圖瓦，圖瓦領導人與達賴打得火熱；卡爾梅克總統伊柳木日諾夫幾乎每年都要拜會達賴，私交甚篤。俄佛教領袖明顯同情和支持“藏獨”勢力。
1991年以後，中國內蒙古也有一些組織和個人，煽動“泛蒙”思想和運動；現在，俄羅斯的“泛蒙”形勢，也可能影響到中國。2008年是“藏獨”能量釋放的高峰，而在內外壓力作用下，“藏獨”可能與“泛蒙”(與“東突”合流之事，已見諸報端)合流。3月14日的“藏獨”暴亂後，3月16日，俄中央佛教管理局主席崔·道爾吉·布達耶夫迅即表態，放言“希望西藏發生的事件能促使中國民主化”。“藏獨”騷亂事件，也在俄羅斯的佛教徒、蒙古語族中繼續發酵。3月14日“藏獨”暴亂的一個教訓是：騷亂蓄謀已久、組織良好，在國內各省“同步”、“齊動”，許多中國駐外使館被襲擊，也做到同步化。顯然，沒有來自外部的有力支持，這種組織程度是達不到的。一種前景令人擔憂：西藏、新疆甚至內蒙古同時爆發類似騷亂，或各種潛伏的危機同時爆發，形成某種“聯動”、“同步化”。內蒙古的佛教寺院向來與青海、西藏在教派和人員方面聯繫緊密；此外，一些破壞性的外部因素不容低估。多年來，許多外國組織和個人深入遼遠的中國內地，其中一些人負有某種秘密使命：收集情報，贏得當地居民的好感，收買人心，挑動特定族群間的對立，製造事端。這些手法並無新意，但卻會產生效果。類似前景在考驗我們的政治意志和智慧。
參考資料:http://www.sina.com.c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