概述
中國五千年文明是發源於黃河流域,並沿著黃河走的,中華文明離不開黃河。前人給我們留下河神河伯,或者有的稱為冰夷、無夷、馮夷等的記錄。最早據卜辭載,古代殷人已經開始祭祀黃河,在甲骨文中可以找到許多古人祭祀河神的記載,《禮記·五制》明確規定:“五嶽視三公,四瀆視諸侯。”河即四瀆之一。其它的典籍如《山海經》,《楚辭》,《莊子》,《史記》,《漢書》等對典籍的注釋補充,進一步豐富河神內容,比如王逸對河伯的註解說,河伯化為白龍,游於水旁,后羿見而射之一事。王孝廉在《水與水神》一書的第二章“黃河之水”中,用很大篇幅論述黃河之水神河泊。他認為以伊水和洛水為中心建立起來的夏朝,其民族夏民族所信仰的祖神顓頊,鯀,禹,其原始是他們所祭祀的水神,一種魚、蛇之形的河神。他認為河神早期是“人首魚身”的半人半魚的神容,後來演變為時而為人時而為白龍與蟲的人神同體之神,然後又逐漸演變為白衣白馬的人格化的神以及服石得道的神仙。至於半魚半人之前的河神,他認為是《山海經》中被當作水神的怪魚蒲夷。
李立在《文化整合與先秦自然神話的演變》一書的第二章“夏文化的東進與河神的流傳—先秦河神話的產生、發展與演變”中,對先秦河神作較詳細論述。他認為其中可以分為河神話和冰夷傳說,河伯與冰夷產生於不同的地域,具體說河伯產生於黃河流域的汾河中、上游及黃河河套地區,而冰夷傳說則是在洛水,河曲一帶。隨著夏民族的東進與東方的東夷民族產生了交流與整合。
傅斯年在《夷夏東西說》一文中,認為中國古代文明分為東、西兩個源頭(西方的夏文明,東方的東夷文明),在論述這一問題中,間接地講到了河神的東、西方交流、整合的事實。
潘志和《河伯考索》一文中,他提出了一個有意思的觀點:河伯有一個從女到男的演化過程。另外在這一篇文章中,他還分析了河伯有善惡兩現神形象,他對河神話傳說演化也進行了探討。
“黃河之水天上來”。在中國古人的心目中,黃河也是天河,是冥冥之中神靈之物。最初傍河而生的華夏先民,在河畔取水,在河畔穴居,在河畔捕撈,在河畔採集……黃河就是他們的衣食父母,他們對河的信仰一定很早,在安陽殷墟已發現的甲骨卜辭中,就有“沉玉牛”,“沉□”的記錄,“□”即“妾”,主持家務勞動的女奴;又如“丁巳卜,其燎於河,牢,沉妾?”燎是祭祀的一種用牲法;“河三十牛,氏我女”,“辛丑卜,於河妾?”殷墟卜辭中,“河”是商人祈雨、祈年(豐收)的對象,這一類卜辭有:
“貞,翌甲戌,河不令雨?
貞,翌甲戌,河其令雨?
王占曰:之可其令(雨)?(乙3121)
“求年於河,寮三牢,沉三牛,俎牢。( 《掇一》550)
貞:寮於土,三小牢,卯一牛,沉十牛。( 《甲零》17)
……
殷墟卜辭中還有“高祖河”(《殷契摭遺續編》)之說,許多學者一般認為是殷商先人把河放在與他們的祖先同一位子上去祭祀,所以在河之前加上“高祖”二字,詹鄞鑫老師則認為是人們斷句不對,應斷為“高祖,河”[⑩],雖然河受到了人們的祭祀,但河神與高祖還是有區別的。
從這些大量的卜辭中,可以看出來:一,古人祭祀黃河是非常普遍的;二,祭祀的主要目的是祈雨,祈年(豐收);三,最關鍵一點,在這裡,人們對河神的信仰僅僅停留在自然之河的層面上,這裡的河指自然界中真實存在的河,黃河。“古代人最初信仰的神,是他們生活周邊的敬畏或具有實益的動植物和自然現象,其後隨著人的自覺意識的提高,人們所祭祀的神也逐漸由完全的
動植物等轉化為半人半獸的神。
1,《山海經·大荒東經》:“王亥托於有易、河伯仆牛。有易殺王亥,取仆牛。河念有易,有易潛出,為國於獸,方食之,名曰搖民。”
2,《九歌·河伯》:“乘水車兮荷蓋,駕兩龍兮驂螭。”王逸註:“言河伯以水為車,驂駕螭龍而戲游也。”
3,《韓非子·內儲說上》:“齊人有謂齊王曰:‘河伯,大神也。王何不試與之遇乎?臣請使王遇之。’乃為壇場大水之上,而與王立之焉。有間,大魚動,因曰:‘此河伯。’”
4,《莊子·秋水》:“於是焉河伯欣然自喜,以天下之美為盡在己。”“於是焉河伯始鏇其面目”。
5,《穆天子傳》卷四:“爰有溲之□河伯之孫,事皇天子之山”。
6,《酉陽雜俎·諾臯記上》:“河伯……人面魚身”。 1,《山海經·海內北經》:“從極之淵深三百仞,維冰夷恆都焉。冰夷人面,乘兩龍。一曰忠極之淵。”郭璞註:“冰夷,馮夷也。
”
2,《楚辭·遠遊》:“使湘靈鼓瑟兮,令海若舞馮夷。”
3,《莊子·大宗師》:“馮夷得之,以游大川。”
4,《淮南子·原道訓》:“昔者馮夷、大丙之御也,乘雲車,入雲蜺,游微霧,騖怳忽,歷遠彌高以極往。”
5,《史記·司馬相如列傳》:“奄息總極氾濫水嬉兮,使靈媧鼓瑟而舞馮夷。”
6,《水經注·河水一》:“《括地圖》曰:馮夷恆乘雲車,駕二龍。河水又出於陽紆。凌門之山,而注於馮逸之山。” 1,《楚辭·天問》:“屈原帝降夷羿,革孽夏民。胡射夫河伯,而妻彼雒嬪?”
2,《穆天子傳》卷一“陽紆之山,河伯無夷之所都居。”
3,《水經注·洛水》:“《竹書紀年》曰:洛伯用與河伯馮夷斗,蓋洛水之神也。”
4,《後漢書·張衡傳》引《龍魚河圖》:“河伯姓呂,名公子,夫人姓馮,名夷。”
5,洪興祖注《楚辭·九歌·河伯》引《抱朴子·釋鬼》:“馮夷以八月上庚日渡河溺死,天帝署為河伯。”
6,高誘注《淮南子·齊俗訓》:“馮夷,何伯也。華陰潼鄉隄首任,服八石,得水仙。”
從上可以看出:(1)對河神的稱呼比較複雜,但是大概可以分為三類:一類稱為河伯,一類稱為冰夷、無夷或馮夷,再有就是兩者皆有的。(2)時間越往前,這兩者單獨出現的機會就越大,在後起的典籍中,比較多的一起出現了,或者根本不再作區分,但是也不是絕對的。顧炎武說:“是河伯者,國居河上而命之為河伯,如文王之為西伯。而馮夷者,其名。”他認為河伯是一國的國君,或者是部族首領之類的某集團的領導者,馮夷是其名。它還認為司馬彪引《清冷傳》說馮夷服八石得道成水仙,“馮夷死而為神,其說怪矣”,他認為河伯與馮夷本是同一的。另外《後漢書·張衡傳》引《龍魚河圖》:“河伯姓呂,名公子,夫人姓馮,名夷。”這一段文字非常有意思,河伯與馮夷是夫妻,有人曾用這一段文字作為證據來論證河伯有一個由女性到男性的轉變過程。
黃河發源於青藏高原巴顏喀喇山,流經青藏高原,黃土高原,華北平原,最後在山東注入渤海,全長4600多公里,在這4000多公里長的黃河流域,一定生活著許許多多的不同民族,每個民族對流經自己生活活動地域之內的黃河的信仰是普遍存在的。他們對黃河的信仰,只是他們那個民族或是部落生活活動區域內的某一段黃河的神靈,而不是整體意義上的整個黃河,黃河上下4000多公里,他們不可能一開始就有整體意義的黃河這樣一個概念。他們所知道的黃河就是與他們生活密切相關的那一小段黃河,黃河之神也就是那一小段黃河神。他們對黃河神的稱呼也一定有差異,這就是地方性的河神信仰。
白川靜認為當時散布在黃河及其支流的民族,各有各自的洪水神話與祭祀的水神及各別的祭河儀式,他認為“河伯的祭祀原先好像是一個擁有特定傳承的氏族的一種特權,被視為能夠支配自然節奏的特定山川的信仰和祭祀。經常是和一個特定的氏族結合在一起,這些掌山川信仰與祭祀的特定氏族既是所謂的神聖氏族。”
東夷族是一個包含著不同的人群團體的部族集團,江、淮一帶,是東夷(淮夷)的故居之地。考古學上新石器時代的大汶口文化,因發現於山東寧陽堡頭村泰安大汶口一帶而得名。其主要分布在山東西部和江蘇北部一帶,是典型的東夷文化的代表。夷為東方族首領。河神冰夷、無夷、馮夷等名稱各異,但一般都有一個“夷”字,即“夷羿”的“夷”,夷名號之下之部落,有有窮后羿,即所謂夷羿。人們較一致地認為河神冰夷、無夷、馮夷等就是東夷族的河神。
當時黃河流域主要存在著這樣的兩大集團,信仰河伯的西部夏氏族集團和信仰馮夷的東部東夷集團。黃河流域的其他地區都不能與之相比。在夏氏族沿著黃河東下的過程中,東夷始祖也在不斷向西挺進,兩個文明最終得以相連和相融,一般認為是在洛陽平原一帶相會。其相融的方式主要是戰爭,聯姻,也不排除由於文化上的或經濟上的差異而互補的需要,進而以一種和平的方式進行交流的可能性。
《竹書紀年》云:“帝芬十六年,洛伯用與河伯、馮夷斗。帝泄十六年,殷侯微以河伯之師伐有易,殺其君綿臣。”這裡的“河伯之師”是指信仰河伯的夏集團的軍隊,這裡記錄的是河伯與馮夷聯合與洛伯鬥爭的事件,但是這兩個集團之間,更多的還是衝突。
《楚辭·天問》:“屈原帝降夷羿,革孽夏民。胡射夫河伯,而妻彼雒嬪?”“夷羿”,即馮夷集團的首領“羿”,這一戰中,馮夷集團重創了河伯集團,將它所有的戰利品—洛伯集團的女子搶了過來,也可能是占有了與洛伯集團聯姻的特權。
河伯之邦不但從洛水流域娶妻,河伯與洛妃的故事當是河伯與洛伯之間聯姻的證據,同時還和東夷族存在著聯姻。高句麗出自夫余,是古代東夷族成員。高句麗的男性始祖名叫朱蒙,相傳朱蒙是天神解慕漱渝河伯之女所生,實際是東夷從河伯之邦娶妻生子。
在夏氏族與東夷族交往過程中,也有和平往來的記載,《竹書紀年》載東夷與夏氏族和平交往的文字:
“(後相)元年,征淮夷,畎夷。二年,征風夷及黃夷。七年,於夷來賓。
少康即位,方夷來賓。
後芬即位,三年,九夷來御。
後泄二十一年,命畎夷,白夷,赤夷,玄夷,風夷,陽夷。
後發即位,元年,諸夷賓於王門,再保庸會於上池,諸夷入舞。”
河伯文化與馮夷文化在長期的交流中,何伯文化最終覆蓋了馮夷文化,當地的馮夷信仰,馮夷形象最終也和河伯信仰,河伯形象結合了起來,於是產生了河伯馮夷的稱呼,二者往往連用。在形象上無夷有了人的形象,《山海經·海內北經》:“冰夷人面,乘兩龍。”河伯則呈現出動物的某些特徵來,《古今注·蟲魚》:“鱉為河伯從事。”《初學記》卷三十引《南越記》:“烏賊魚,一名河伯度事小吏。”河伯的侍從都是鱉,烏賊魚一類,那么河伯至少具有動物的某些形象。
道教對民間諸神進行整理,目的是將其納入其神仙體系中去,宣傳教義。河伯被視為“得道之人所補”的仙官,他們對河伯馮夷的改造是全方位的。民間比較有名的河神有金龍四大王,黃大王,陳平,王尊等等,他們的一個共同特點是都是人鬼,生前與治水有關或者是在某些地方與河有關聯。
簡介
河神即黃河水神,是中國古代最有影響的河流神,殷王朝建立以後,對河神的祭祀極為重視,建立河神廟,春秋戰國時地方性的河流崇拜十分活躍。《史記•封禪書》:及秦共天下,令調官所常奉天地名山大川鬼神可得而序也。水曰河,調臨晉。州日唐書•禮儀志四》:(唐玄宗天寶六載)河讀封靈源公。《宋志•禮志八》:仁宗康定元年,沼封河讀為顯聖靈源王。《元史•順帝紀》:至正十一年加封河讀神號靈源神佑宏濟王。產生
人們對河神的崇拜,實質是對水文化的一種變態崇尚。
中華水崇拜對水的依賴、畏懼與自我保護的生存意識,使人類在很早的時候就產生了對水的崇拜觀念。水是農業的命脈,在中華這個以農為本的古老國度中,水崇拜作為一種根植於農業社會生活土壤中的自然宗教,在中國已延續了數千年,影響所及,涉及政治、經濟、哲學、藝術、宗教、民俗等各個領域。
人類對於水的崇拜,起源於對水的依賴和恐懼,其最原始的功利目的是祈求風調雨順和人類自身的生殖繁衍(這與水生人、生萬物的觀念有關),其中心內容是對水的種種神秘力量的崇拜,和由此引發的對掌管水(包括雨雪等)的神靈的崇拜。
在洪荒的遠古時代,由於生產力水平極其低下,人們在洪水等自然災害面前幾乎無能為力,視洪水肆虐為水神作怪。為了達到免除水患的目的,只好祈求那些虛幻的水神,於是便出現了水神崇拜現象。
原始社會的早期(舊石器時期),初民們過著“穴居野處”的漁獵生活,狩獵和捕魚是當時的主要食物來源,這種“採食經濟”特別是從水中取食的行為,使初民們經常要與江河湖海打交道。一方面,江河湖海給初民以滋養的巨大恩賜;另一方面,它們又以強大而神秘的自然力讓知識水平十分低下的初民感到不可思議和自身孱弱渺小。於是便產生了對水的種種神秘力量的崇拜,在此基礎上發展為對掌管水(包括雨雪等)的神靈的崇拜和相應的原始宗教活動。人類跨入新石器時代後,隨著“神”的觀念的產生,先民們認為江河湖海這些強大而神秘莫測的自然物,其形態和變化一定會有冥冥之中的“神”主宰著,於是河神、海神、湖神、雨神等主宰控制水的“諸神”便誕生了,人們對江河湖海等自然物的崇拜便轉向了對主宰它們的相應的“神”的崇拜上,並在趨利避害的功利目的和原始宗教意識下進行了對各方水神的祭祀活動。
人類歷史上早期出現的自然崇拜對象,並不是自然神,而是自然物和自然力本身。水崇拜的最初對象是水靈,即神靈化的水體,包括江、河、湖、海、溪、泉、井等各種不同形式無生命的水體,以及與雨水相關的雷、電(閃電)、風、雲、虹等自然現象。水靈是一種模糊不清、“稀薄細微”的物體,是幻想中的超自然力的存在。所以對水靈的崇拜,在直觀形式上往往表現為對水體的直接崇拜和祭祀。
仰韶文化、大溪文化、屈家嶺文化等文化遺存中出土的陶器,上面繪有大量的條紋、渦紋、三角渦紋、漩紋、曲紋、波紋等代表水的紋飾。對先民們來說,把水的各種形象繪製在陶器上,絕不是出於審美和裝飾的目的,因為“人類最初是從功利觀點來觀察事物和現象,只有後來才站到審美的觀點來看待它們”(普列漢諾夫《論藝術——沒有地址的信》)。陶器上的水紋,體現的是先民們對水的信仰和祈求(即認為生活中的禍福吉凶大多與水相關),它的功利目的是不言而喻的;而直接表現水的各種流動形態的水紋,說明水崇拜最初的對象就是水體本身。
在中國少數民族有關祭祀井泉、河流等儀式的民俗中也保留了不少原始水體崇拜的痕跡。人們在水邊舉行祭祀水的儀式時,既不供奉各類動物水神,也不祭祀各種人物水神,而是直接對著水體行祭。
水神,是由水靈發展而來,有具體的形象。水神主要有動物水神、氣象水神、半人半獸水神和人物水神四種。
動物水神一般可分為兩種類型:一是水生動物或與雨水有著某種聯繫的動物,如蛇、魚、蛙、牛(犀牛)、龜、鱷魚、蜥蜴(它們屬於生存於水中和具有水生習性的動物)等,以及各種鳥類(它們屬於與降雨氣象有某種關係的動物)。先民們之所以奉它們為水神,是因為這些動物在古人的觀念中具有司水降雨的功能。
二是幻想中的動物,最典型的莫過於龍神了。龍神是古人集各種水神動物之大成而製造出的觀念性動物水神,因此它的司水神通要比其他動物水神大得多。
氣象水神是指與雨相關的氣象自然現象神,包括雨神、雲神、虹神、風神、雷神、閃電神等。氣象崇拜的中心是雨。因為作為古老的農業國,中國在相當長的歷史時期都是靠天吃飯,而雨對農業生產有著最直接、最重要的影響,所謂風調雨順主要是強調雨對農業生產的決定性作用。除了雨以外,風、雲、虹、雷、電等之所以受到崇拜,無非是它們與降雨有著密切的關係。古人在農業生產的實踐中,積累了不少關於降雨的氣象知識,但他們對大多數現象的成因又不能作出明確合理的解釋,因而在迷惑中產生神秘的幻想,形成了對雨雲等氣象自然現象的崇拜。雨神、雲神、虹神、雷神等氣象諸水神大多在較早的年代便被人格化、人形化了。
半人半獸水神,是人的形體特徵與動物形體特徵相結合的產物。其人體特徵使人感到可親可近,其動物特徵使人感到神奇怪異。先民們把一些動物奉為水神,本身就為這些動物注入了人性的因素。隨著生產力水平不斷提高,人類適應自然、戰勝自然的能力和信心也隨之不斷提升,動物水神中的人性因素也逐漸加大。在表現形式上,便是由動物水神向人形方向演變,蛻變成半人半獸的水神,乃至於完全人形化的水神。如人面龍身的計蒙,《山海經》說他“其狀人首而龍身,恆游於漳淵,出入必有飄風暴雨”;人面蛇身的相柳,《山海經》說他為共工之臣,“九首蛇身,所抵之處厥為溪澤”;此外還有人面龍身的黃河水神河伯、人面蛇身加鳥翼的化蛇等。
人物水神主要來自於神話傳說與歷史中的人物,但這些人物水神身上有著某種動物水神的特徵,且大多又是由治水英雄演化而來,如女媧、共工、大禹、李冰等。
在華夏民族對各種水源的崇拜祭祀活動中,河川享有極其重要和獨特的地位,而且是其他諸水源不可比肩的。這種現象明顯透露出這樣的信息:河川特別是黃河、長江等大江大河與中華民族的繁衍生息和文明進步有著至關重要的關係。參照世界其他古代文明的發源史可見,凡在大河兩岸發源、發展起來的民族,幾乎都有對河(神)的崇拜現象,如古埃及人崇拜尼羅河,古巴比倫人崇拜底格里斯河和幼發拉底河,印度人則視恆河水為聖水。這種對河的崇拜,是因為這些江河是滋養培育這些民族的搖籃。
華夏民族棲息於北半球的東亞大陸。在這片領域廣大、迴旋天地開闊的土地上,有廣袤的肥田沃土和縱橫交織的河流,這就為華夏民族創造出光輝燦爛的農耕文明奠定了得天獨厚的物質條件。農耕經濟對氣候、土地和水源等條件提出了較高的要求。而黃河、長江等江河流域的廣大地區的自然環境則完全符合先民發展農耕文明的基本條件,因而也就成了華夏先民從事農耕生產、創造古代文明的主要區域。在這個時代,除了天上的太陽和地上的泥土外,水又成了人類生存與發展最重要的因素和最強大的自然力。生活在大河兩岸的先民,一方面依賴著這些大河,享受著其給予人類的各種恩惠;同時也承受著大河暴虐、洪水泛濫的種種苦難。在這種“甚哉,水之為利害”(《史記•河渠書》)的情結下,先民們對與自己生存息息相關的大河進一步增強了敬畏崇拜之情。在人類生產力水平和知識尚不能認識自然更不能抵禦自然災害的情況下,先民們便認為河水的柔順與暴虐、漲起與回落等變化,都是由河神(靈)在操縱控制著。基於這種觀念,為了得到江河的更多恩惠,同時避免其泛濫帶來的災禍,先民們便把自己勞動成果的一部分敬獻給河神(靈),以求得它們的庇護,由此產生了對河神(靈)的祭祀活動。“山川之神,則水、旱、厲、疫之災,於是乎萗之;日月星辰之神,則雪、霜、風、雨之時,於是乎萗之”(《左傳•昭公元年》),說明先民對河川的祭祀主要出於趨利避害的生存需要。
據古代文獻記載,遠在堯舜時期,中國就形成了有意識的山川祭拜活動。《竹書紀年》說,堯“游於首山(今河南偃師首陽山)”,“祭於洛”,“率群臣沉璧於洛”,“修壇場於河洛”等,說明當年堯曾親自祭祀過洛水之神。
《尚書•舜典》曰:“正月上日,受終於文祖。在璇璣玉衡,以齊七政。……肆類於上帝,禋於六宗,望于山川,遍於群神。……歲二月,東巡守,至於岱宗,柴。望秩于山川,肆覲東後,協時月正日,用律度量衡。”這是舜祭禮自然神的記錄,典禮保存了遠古祭神的樸素儀式。“六宗”指的是四時、寒暑、日、月、星、水旱。“禋”和“柴”都是把祭祀的物品放在燃燒的木柴上燎烤,以敬天上諸神。“望”也是一種祭祀山水的儀式,“望者,祭山川之名”(《春秋穀梁傳•僖公卅一年》范氏引鄭玄注)。據有關文獻記載,“望”的具體方法是立一根木頭作為山川的代表,然後在前麵點燃木柴,把供品放在上面蒸烤。
殷商時期,殷人活動的範圍主要在黃河中下游一帶,因而黃河河神及其支流漳水、洹水之神成了他們的主要祭祀對象。據考古發現,殷墟甲骨文中有許多記載殷人祭河的卜辭,如“尞於河”、“祊於河”以及“沉二牛”、“沉三羊”等等。
另外,還有人犧即“沉嬖”(用年輕女子祭河)的情況,如“丁巳卜,其尞於河,牢,沉嬖”,“辛丑卜,於河妾”。這些以美女沉河祭神的記載,反映了當時以美色取悅於神的習俗。西周時期,官方祭祀山川活動已成定製。在中國古代第一部詩歌總集——《詩經》中,也有對河神進行祭祀的記載,如“懷柔百神,及河喬嶽。”(《周頌•時邁》)“墮山喬嶽,允猶翕河。”(《周頌•般》)反映了周武王巡狩祭祀河嶽之神的情況。《禮記•曲禮下》說:“天子祭天地,祭四方,祭山川,祭五祀,歲遍;諸侯方祀,祭山川,祭五祀,歲遍;大夫祭五祀,歲遍,士祭其先。”《周禮》也說:“天子祭天下名山大川,五嶽視三公,四瀆視諸侯,諸侯祭名山大川在其地者。四瀆者,江、河、淮、濟也。”以上記述表明:一是周人開疆闢土,其生活的區域遠比殷人大,黃河、長江、淮河、濟水等流域皆是周人活動的範圍,因而這些區域的大江大河均成了周人的祭祀對象;二是反映出周天子與諸侯之間在祭祀方面有嚴格的等級規定,並以社會的等級來看待山川之神的神格。
秦代,全國各地普建河神廟,供奉當地河神,官民同祭,香火犧牲不絕。漢以降各代,祭祀河神的活動沿襲不衰。例如,漢武帝時,黃河決口頻繁,為了堵住泛濫橫行達二十三年之久的“瓠子(今河南濮陽縣西南)決口”,武帝命汲仁、郭昌帶領數萬民工進行堵口會戰。為了表示虔誠,漢武帝還親自到決口處沉白馬、玉璧祭祀黃河之神,祈求保佑堵口成功。再如,始建於秦代的淮河源頭桐柏山太白頂的淮祠(淮神廟),歷代都有修葺,而且規模越來越大,千百年來香菸不絕,享祭不已。漢宣帝神爵元年(公元前61年),第一次在淮水發源地的縣治平氏(今河南桐柏縣平氏鎮)舉行了祭祀淮瀆神儀式。《桐柏縣誌》曾記述了東漢一次祭淮活動:“漢桓帝延燾六年(公元163年),南陽太守中山盧為君,增廣廟制,躬親祭致,並遣官致者再。”隋文帝加封淮河之神為“東瀆大淮之神”,並於開皇十六年(公元596年)下詔建淮神廟,當時的著名詩人薛道衡還寫了一篇文情並茂的《祭淮文》,敬祭淮神,以“撫寧淮甸”。唐玄宗封淮瀆之神為“長源公”,並多次舉行祭祀淮神活動。宋太宗太平興國八年(公元983年)規定在每年立春這一天祭祀淮神;宋仁宗康定元年(公元1040年)下詔封淮瀆神為“長源王”。明清時因黃河奪淮,造成淮河出口嚴重不暢,致使淮河經常泛濫為害,因而祭祀淮神活動也隨之驟增,甚至連皇帝即位、出巡、壽誕、駕崩等重大事件,朝廷都要派員祭告淮神,如明代共派遣官員主持祭祀淮神達36次之多;清代至乾隆十八年(公元1753年)已祭祀25次。清康熙御書“靈瀆安瀾”、雍正皇帝御書“惠濟河漕”牌匾,分別懸掛於淮瀆廟;乾隆年間重修淮瀆廟,並御製《淮瀆廟碑記》。
龍是出現在中國文化中的一種觀念性的神性動物。古人對龍的神靈性質的認識是多樣化的——它具有飛升於天的能力,曾一度充當神仙的坐騎,它還是顯示吉祥災變的靈物……但最為講究實際的中國百姓看重的,則是它具有影響雲雨河澤變化的本領。
唐宋以來,隨著龍王地位的確立,龍甚至被視為主宰各方水域之神,舉凡中國大地上的江、河、湖、海、淵、潭、塘、井,凡有水之處莫不駐有龍王。而各地龍王廟的大批出現和經常舉辦的祀祭龍神的活動,更標誌著人們對龍的尊崇達到了無以復加的程度。中國是個古老的農業國,百姓最關心、最需要的是風調雨順,無水旱災害之虞,而人們對龍的敬畏與膜拜,正是對水的依賴以及對水澇旱災的恐怖和力求擺脫之意識的集中體現。
在中國神話體系中,黃河之神河伯是個地位很高的大神。據說他的原名叫馮夷,“渡河溺死,天帝署為河伯”(《楚辭•九歌》注引《抱朴子•釋鬼篇》)。相傳河伯的威勢很大,而且其神性與黃河的喜怒無常十分相似,同時他還是有名的貪婪好色之徒。在古人看來,黃河的放蕩不羈主要是由於河伯的暴虐神性和貪婪好色的性格造成的。在這種觀念下,人們為了避免黃河的泛濫,便以各種形式祭祀河伯。除了用牛、羊、豬以及美玉等物品沉河祭祀外,還不得不採取“沉嬖”(為河伯娶婦)的辦法賄賂河伯以討其歡心,使其不再興風作浪危害人民。這裡的河伯,與人一樣,有喜怒哀樂和七情六慾,完全是人格化的河神。
隨著歷史的進化,日益聰明的人類逐漸發現:儘管不斷地、虔誠地向水神進行供奉和祈禱,但水旱災害侵襲人類的現狀並沒有因此而改變,而人類通過自身的力量整治江河、疏浚溝洫,卻往往能收到減少或避免水旱災害的成效,尤其是大禹、李冰等治水英雄領導人民降伏水患、造福世人的生動事例,使人們更加清醒而深刻地認識到,與其把命運寄托在神的身上,不如自己奮起抗爭,盡“人事”之力,以改變受制於大自然的被動局面。在這種文化心理下,春秋戰國以後,治水英雄逐漸成為人們崇拜祭祀的對象。
大禹是華夏民族最為崇敬的治水英雄,他的治水功績和治水精神可歌可泣,歷代傳揚不衰。人民為了紀念他,便在他治水足跡遍布的神州大地上修建了許多紀念建築物,如建在安徽懷遠東南塗山之頂的禹王廟(又名禹王宮、塗山祠),建於河南開封市東南郊的禹王台,建於浙江紹興東南會稽山上的大禹陵等。
另一位被人們十分推崇的治水英雄是戰國時期的水利專家李冰。李冰是戰國末期蜀國的郡守,他曾在岷江流域興修了許多水利工程,特別是率眾修築了蓋世無雙的水利工程——都江堰,惠澤川西人民,一直為後人所敬仰。為了紀念李凍的治水功績,後人在岷江邊的玉壘山上修建了“崇德廟”,對李冰進行祭祀。春秋時楚國令尹孫叔敖,曾主持修建芍陂(在今安徽壽縣南),號稱“龍泉之陂”,灌溉良田萬頃,歷代百姓受惠不已。後人感念孫叔敖的恩德,建廟祭祀之,至今仍香火不息。
歷史記載
河神的統一稱呼叫河伯,即常說的河伯;河伯名馮夷(或作冰夷,無夷),始見於《莊子》、《楚辭》、《山海經等》。又《文選》李善注以川後為河伯,《三教源流搜神大全》以禹強為河伯。
《重修緯書集成》卷六《龍魚河圖》:河姓公名子,夫人姓馮名夷君。河伯姓呂名公子,夫人姓馮名夷。上古聖賢處所記曰:“馮夷者,弘農華陽人也,在廢關提道里住,服八石,得水仙,為河伯。
《神異經•西荒經》:西海水上有人乘白馬,朱鬣白衣玄冠;從十子童子,馳馬西海水上,如飛如風,名日河伯使者。
《真靈位業圖》:太清右位,河伯(是得道之人所補)《酉陽雜俎•前集》卷一四:河伯人面,乘兩龍,一日冰夷,一日馮夷,又回人面魚身。《金匱》言,一名馮循(一作修);《河圖》言,姓品名夷;《穆天子傳》言無夷;《淮南子》言馮遲;《聖賢記》言,服八石,得水仙,《抱朴子》曰,八月上庚日溺河。
《歷代神仙通鑑》卷二;冰夷一名馮夷,人面蛇身,控鄉提首人,嘗入華陰服入石,得凌波泛水之道。北居陽汗陵門之山,與蜚廉互相講術。初探從極之淵,深入三面仍,師玄冥大人學混飩之法。起而見有神鳥吸水灑空,施化為雨水。冰夷及置食水濱,時時招引,習熟為伴,可置懷袖,名曰商羊,是烏生於有巢氏,特采雨露之精,能大能小,吸則勃海可枯,施則高原可沒。(按:助量尤與黃帝作戰。)
《歷代神仙通鑑》卷一五:黃河、澄清尊神河伯。
其外河神還有河候。
《真靈位業圖》:太清右位:河候。
《古今圖書集成•神異典》卷二七引《滑縣誌》河候調在縣南一里。漢東郡河決,太守三尊以身填之,水乃卻。及卒,民為立河候詞把之。
地方性河神河陰聖后
《續文獻通考•群把考》三:金世宗大定二十七年正月,加鄭州河陰縣黃河神號田昭應順濟聖后,賜廟額靈德善利。尚書省奏言:鄭州河陰縣聖后廟,前代河水為患,屢禱有應,嘗加封號,廟額。今因禱祈,河遂安流,乞加褒贈。帝從其清,特加號賜額,歲委本縣長官春秋致祭。
河神陳平
《月令廣義•歲令一》:河神即漢相國陳平。《三教源流搜神大全》卷二:河讀,漢陳平也。唐始封二字公,來加四字公,聖朝加封四字王,號“靈源弘濟王”。
河神泰逢氏
《歷代神仙通鑑》卷一:時有泰逢氏居於和山,是山曲回五重,實惟河之九都。泰逢好游,出駕文馬,出入有光,能動天地之氣,致興雲雨。民稱之曰吉神,一曰沒為河神。
金龍四大王
《清朝文獻通考•群把考》二:順治三年敕封顯佑通濟之神。臣等謹案:《會典》載;神謝姓名緒,浙人,行四,讀書金龍山。明景泰間建廟沙灣。蓋崇把已久。至是加封。廟祖宿遷,從河臣清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