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鼎法，又名生祥，曾用名沈志明，1906年5月出生於崇明縣今大同鄉蟠龍村一戶農民家庭里，父親以修理鐘錶為業，母親是個勤勞忠厚的農家女。鼎法8歲時，母親因病去世，後母也是一位善良的農村婦女，兄弟三人，他排行最大。鼎法8歲入國小讀書，14歲進入縣城一所初級中學讀書，17歲考入上海東華大學附屬高中部讀書。在校期間，他思想開朗，富有理想，追求真理，善於發表自己的見解，嚮往祖國美好的未來，1926年秋高中畢業後回崇明。1927年初，北伐軍占領了大半箇中國，各地工農運動蓬勃興起，2月，沈鼎法經人介紹，去武漢國民黨江蘇省黨部黨務訓練班學習，在訓練班上由黃毓璜、陳雲章介紹參加了中國共產黨。同年7月15日，武漢政府叛變，蔣汪合流反共，訓練班被迫解散。8月，沈鼎法回到家鄉崇明，在浜鎮南邊龍王廟創辦了大同國小，以此為掩護開展革命活動。10月，與黨務訓練班裡的同學高士賢、陳雲章、陳文釗等建立了一個黨支部。
1928年1月9日，沈鼎法參加了縣委書記高士賢在大同國小召開的會議，計畫在春節舉行暴動。當日被國民黨崇明縣政府探知，在會議未散時，前未捕人的反動警察已離大同國小及沈鼎法住宅不遠了。沈鼎法立即將到會人員疏散撤走，並迅速返回家中，將一批馬列主義書籍轉移到柴堆里。剛要出走時，敵人已破門而入，沈鼎法當即被捕。敵人在他家中翻箱倒櫃進行搜查，結果一無所獲，殘忍的敵人竟將他的小女孩從床上拉出來丟在地上，後因受寒而病故。沈鼎法被解到蘇州反省院，以“創辦大同國小，進行危害民國活動’的罪名判刑2年。
1930年3月，沈鼎法刑滿釋放回家，但仍遭到國民黨政府暗中監視。鼎法感到在崇明已經無法繼續開展革命活動，自己又與組織失去了聯繫，於是他通過各種途徑尋找黨的組織。他知道吳淞中國公學是一所早有地下黨組織的大學，經常開展反帝愛國活動，1931年秋天，徵得家人同意後，進入該校大學部文學系學習。他積權參加校內各項政治活動，在共同的學習和鬥爭中，結識了瞿犢等同志，並建立了深厚的革命友誼。
鼎法在吳淞中國公學大學部畢業後，同翟犢一起在上海接辦了振德中學，瞿犢任校長，鼎法任教務主任兼上外語課。學校以招收平民子弟入學為主，學費收入甚少，教師的薪金也極為微薄，然兩人樂於此項事業，並以學校為掩護，開展抗日救亡宣傳活動。
1937年8月13日，日寇侵占上海，國民黨反動派跟消極抗日，廣大人民在內憂外患的雙重壓榨下，處在水深火熱之中。沈鼎法、瞿犢等青年義憤填膺，毅然投筆從戎，奔赴啟東，海門一帶，開展抗日救亡工作。10月，沈鼎法與瞿犢商定，由瞿犢留下開展抗日工作，鼎法和其他同志去延安學習。1938年夏初，沈鼎法從延安陝北公學回到啟東，與翟犢一起開展抗日鬥爭。他把中共中央關於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政策的文獻交給瞿犢，他倆一起向地方各界人士宣傳中共中央的統戰政策。經鼎法的介紹，瞿犢與中共黨員茅埕建立了密切的聯繫。
1938年8月下旬，瞿犢率領數十名戰士回崇開展抗日活動，經過沈鼎法的聯繫，與原在崇明的沈鼎立，施鼎新，金有樣、蔣煊洲等抗日武裝聯合起來，組成了“祟明縣民眾抗日自衛總隊”（簡稱“崇總”)，沈鼎法任“崇總”政訓處主任。“崇總”在成立後的20多天時間裡，曾三戰三捷，打得日本侵略軍狼狽不堪，龜縮在據點裡不敢輕率下鄉“掃蕩”。
1939年1月，瞿犢應邀北上抗日，被國民黨反動派殺害。茅埕受中共江蘇省委派遣，到崇明從事武裝抗日工作。沈鼎法陪同茅理與沈鼎立，金有祥、蔣煊洲等取得聯繫，恢復了“崇明縣民眾抗日自衛總隊領導機構，總隊長一職仍由國民黨崇明縣長掛名擔任，茅埕任副總隊長，沈鼎法為政訓處主任。
國民黨崇明縣抗日自衛總隊第二大隊大隊長崔振興，以抗日為名，行擾民之實，民眾稱他為土匪部隊，茅埕和沈鼎法根據情報，指揮部隊分路包圍崔振興部，除崔本人逃脫外，其餘全部被繳械。
1939年7月起，中共江蘇省委先後派韓念龍等到崇明。9月，建立了中共崇明縣工委，以加強黨對“崇總”的領導。工委委員韓念龍任“崇總”政訓處主任，沈鼎法繼續在部隊搞政治工作。 日寇在遭到“崇總”多次襲擊之後，惱羞成怒，從上海等地調集數千兵力到崇明進行“掃蕩”，從1940年7月30日起連續數天大肆燒殺。中共江蘇省委考慮到崇明四面環水，迴旋餘地小，為保存革命力量，要工委和“崇總"北撒。1940年8月，“崇總”大批戰士北撤，10月部隊改編為崇啟海常備旅，12月中旬，又改編為蘇四區游擊指揮部第三旅六團，沈鼎法任團長，駐防掘港。下旬，六團和兄弟部隊一起擊退了國民黨徐承德部的進攻，勝利地保衛了掘港。
1941年下半年，根據新四軍一師三旅旅長陶勇指示，建立了崇明警衛團，沈鼎法任團長。1943年4月，蘇中軍區黨委決定將崇明警衛團和通海自衛團合編為一個團，在團長湯景延，副團長沈鼎立率領下，打入南通縣敵人內部，了解敵人“清鄉”掃蕩”計畫，做好情報工作。領導上考慮到沈鼎立“投敵”，而他哥哥沈鼎法任新四軍團長，易引起敵人懷疑，蘇中軍區將沈鼎法調離蘇北解放區，去白區從事黨的地下工作。從這時起到1946年的3年多時間裡，沈鼎法奔走於蘇北解放區和上海及浙江溫州，麗水一帶，並與湯景延團的商業機構秘密聯繫，互通情報，運送軍械、藥品等軍需物資。以後，經新四軍一師師長粟裕批准，沈鼎法與龔樂天建立了“江海貿易公司”，從事軍需物資的採購運輸工作。
1946年10月，上級將沈鼎法的黨組織關係轉至上海。此後，沈鼎法與龔定中、倪平等一起，從事軍需物資採購、運輸等工作。當時，地下黨的聯絡點就設在閔行路181號沈鼎法的家裡和大上海飯店旅館部。由於人員來往頻繁，容易暴露，經領導決定，由進步人士資助，在林森中路(今淮海路)28號租用了2間街面房子，創辦了“文化建業公司”，沈鼎法任經理，以製造印刷機為掩護，進行革命活動。國民黨反動派向解放區猖狂進攻，新四軍迫切需要槍械、藥品，通訊器材等軍需物資。沈鼎法通過國際友人，利用英國海軍的關係，購得大批“七九”子彈、黃色炸藥、精密望遠鏡等，還通過關係，從浙江麗水兵工廠購得子彈30多萬發及一部分槍械運往蘇北解放區。
1947年3月9日，曾任崇明縣辦事處主任的倪瀛受江海貿易公司委託到上海採購軍火。一天，倪瀛在福建路上與啟東縣的2個頑鄉長相遇，被他們扭送到老閘警察分局，後被解送到亞爾培路2號中統特務機關關押審訊。蘇北黨組織得悉此事後，派專人到上海，請沈鼎法營救。沈鼎法接到任務後，立即設法摸清倪瀛被關押的地方，打通國民黨中統內部人員的關節，並3次深入中統特務機關探望倪瀛，統一講話口徑。一切準備工作就緒，同年6月7日，鼎法用金錢將倪瀛營救出獄。
1948年，由於中國人民解放戰爭的節節勝利，敵人加緊了“剿共”部署，上海一片白色恐怖。2月25日，國民黨吳淞要塞司令部將沈鼎法逮捕，關入提籃橋監獄。沈鼎法在獄中受盡酷刑，但他堅貞不屈，否認自己是共產黨員，後經黨組織營救，化了黃金將沈鼎法從虎口中營救了出來。沈鼎法出獄後，在上海地下黨的領導下，繼續從事革命工作。
1948午12月23日，龔定中在滬被中統特務機關逮捕，沈鼎法等同志積極營救，通過關係送了重禮，將龔定中保釋，安全脫險。1949年2月，沈鼎法在地下黨聯絡員陳波濤的領導下，與龔定中一起建立了以地下黨員為主的核心工作小組。龔定中、沈鼎法分別任正副組長，下設政工隊和人民自衛軍。他們將上海相當一部分國民黨政法系統、機關、工廠、倉庫、銀行等進步人士組織起來參加政工隊，保護好黃金、物資、槍械、檔案等。
沈鼎法曾對龔定中說過“解放上海時，要活捉國民黨上海市警察局局長、軍統特務頭子毛森，作為獻給中國人民解放軍的一份厚禮。”1949年初，沈鼎法知道自己的寄兒子施南嶽與毛森的汽車司機是“摯友”，鼎法要施南嶽策反汽車司機，有機會時將毛森劫持到中國人民解放軍部隊所在地。誰知施南嶽在沒有把握的情況下，直截了當向司機交待了扣留毛森的事，結果反被司機告密。施南嶽被捕後，經不起拷打，供出了地下黨聯絡站“文化建業公司”及地下黨主要領導成員等。與中共地下黨有關係的軍統特務鄭某知道後，13日晚即把訊息告知一地下黨員，部分得悉情況的地下黨領導人迅即研究對策，轉移人員，銷毀檔案。5月14日清晨，4個便衣特務闖進“文化建業公司”搜查。下午3時龔定中在馬路上找到了沈鼎法，並說明出事的經過。此時，沈鼎法想到永樂旅館裡還有幾個地下黨員，需要通知他們轉移，心急如焚。晚上8時回到家裡，他連忙告訴妻子去通知他們轉移。鼎法踏進家門未幾，特務破門而入，逮捕了沈鼎法。在永樂旅館的地下黨員，由於鼎法的妻子已去通知，所以敵人前往搜捕時撲了空。敵人逮住沈鼎法後，繼續在他家周圍監視，妄圖抓走更多的地下黨員和革命志士，但最終一無所獲。
1949年5月24日晚上，在呼嘯的炮聲中，中國人民解放軍進入上海市區，軍統特務頭子，殺人魔王毛森在逃命之前，將沈鼎法等9人殺害於國民黨上海市警察總局。5月28日，《解放日報》刊登了沈鼎法治喪委員會訃告。29日，中國人民解放軍第三野戰軍第二十三軍軍長陶勇前往了解鼎法被難經過，並向鼎法家屬親切慰問，下午在斜橋殯儀館召開了沈鼎法追悼會。新中國成立後，沈鼎法烈士的靈柩運回祟明，安葬於新河烈士紀念塔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