撫州商幫
撫州商幫為江右商幫的一個分支，江右商幫指的是江西商幫，因江西地處江右，故有此號。江右商幫興於北宋，時江西人口達446萬，占全國總人口的十分之一，位居全國首位；而江西地窄人稠，故鄉民多棄農經商，明人謝肇制稱：“天下推纖嗇者，必推新安與江右。”足見江西商幫在明代仍占居著重要的商業地位，可與徽州商幫相提並論。
江西地處長江中下游以南，屬亞熱帶濕潤季風氣侯，其地盛產茶葉、糧食、苧麻、木竹，為江右商幫對外輸出經營的主要產品。據統計：江西年外輸糧食達五百萬石、茶葉五百萬斤、夏布230萬匹、售紙50萬令及杉木、蘭靛均居全國之首。宋未元初，景德鎮瓷業迅猛發展，青花瓷燒造的成功，使江西在全國瓷業輸出獨占鰲頭。而進賢毛筆、煙花；廣昌白蓮；南豐蜜桔；樟樹藥材；臨川西瓜、燈蕊草；鉛山造紙；宜黃夏布等特產均馳名海內外，並為江右商幫帶來巨額利潤。
明清以來，撫州商幫的地位逐漸上升，其足跡遍及雲、貴、川、粵、湘、閩、楚、皖及京師，而東南亞諸國亦有“無撫不成鎮”之說，由此撫州商幫成為江右商幫的代表，世人言江右商幫必先提及撫州商幫，而撫州商幫主要經營糧食、夏布、瓷器、木竹、紙張、蘭靛、苧麻、茶葉、毛筆、鞭炮、油料、西瓜、燈蕊草等，幾乎囊括了江右商幫的所有經營項目。
撫州地處贛東，下轄臨川、樂安、宜黃、南城、廣昌、崇仁、金溪、南豐、東鄉、黎川等縣市．郡治設在臨川，故而臨川之名盛於撫州。兩宋以來。撫州被稱之為“才子之鄉”，唐宋八大家，撫臨有王安石、曾鞏兩大家；晏殊“晏幾道父子被稱為“宋代詞祖”，明戲劇家湯顯祖被譽為“東方莎士比亞”；而樂安縣流坑村董氏宗族，自宋以來一門兩丞相、六尚書、四十四名進士，有“中國文化才子第一村”的美譽，因此撫州文化已成為中國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
由於撫州文化昌盛，個人素質、修養都很高，有助於經商及從政。據明代元自道人所著《廣志鐸》一書記載：“余備兵瀾滄，視雲南全省，撫人占十之五六，初猶以為商販，至城市止。既而察之土府、土州，不能自治有司者，鄉村征輸里役，無非撫人為之，然猶以為內地。及遣人撫緬，取其途酋長姓名回，地經萬里雖異域怪族，但一有聚落，其酋長頭目無非撫州人為之矣。”依上述史料證明，撫州商人因文化層次高，被滇緬土著視為領袖，可見撫人為推動內地與邊疆少數民族的文化交流及經濟發展作出了不可忽視的作用和貢獻。
撫州人經商範圍之廣，根植能力之強，是與其地特產及民習百工之技分不開的。據史記載：撫州人不分男女都善織夏布，製作毛筆和煙花，如遇荒年，舉家外徙，就地取材，以技授徒，可豐衣足食。而撫州盛產燈蕊草，為制蠟所不可缺之物，肩之一擔外出，可售三年，歸者皆有餘資治房地產。由於燈蕊草運輸輕便，無須大規模的搬運，在運輸業落後的偏遠山區，撫商仍如履平川，這是各大商幫無法與之競爭的主要原因。
有史可查的撫州名商，金谿縣有姜虞佳、聶宗亮、陳佩玉、陳文楷、陳應謀、胡對楊、王官禱、王新馳、王嵩一、王履亨、彭洪川、鄒青、傅謙、傅宣惠、傅疆亮、傅延亮、唐享榮、鄭文彩、鄭嵩嶺、邱青、黃觀光、黃瑜、黃崎、李道銓、劉映輝、謝夢蘭、蘇以義、戴一詳等；臨川縣有周虎臣、湯雲佩、湯輪、鄭理、張世遠、吳士元、董三策、李宜民、李春華、桂殿芳、戴珩、宋世儒、常冕等；崇仁縣有黃詩訓、黃二嚴、吳禹、謝延思、謝蘭階等；東鄉縣有饒嗣陸、余承恩等；廣昌縣有毛普聖等；黎川(又稱新城)縣有黃宣禮、饒大俊、饒金南、塗璉、湯賢才、潘繡、鄧世侃、鄧兆馨、陳世爵、汪毓富、汪文兆、汪善發、邱中鸞、郭應麟、魯廷才、魯遇福等，除此之外，撫州其它幾縣亦有眾多名商，因資料不全，暫不介紹。
撫州商人不但善於理財，而且愛國，最為著名的是明代臨川商人朱均旺。據史記載：明神宗萬曆5年(1577年)，朱均旺赴廣州經商，途遇倭寇，被劫至日本九洲薩摩國為奴；其在此幸遇薩摩國王島津義的醫生許儀，許儀是吉安人，其念及同鄉之情，而將朱均旺救出。明萬曆14年（1586年），羽柴秀吉徵服日本諸部，天皇賜其姓為“豐臣”。次年，九州大名島津義投降豐臣秀吉，並積極參予策劃豐臣侵朝的陰謀。許儀因為島津義的侍醫，其得知日本侵朝計畫後，則密告朱均旺。為了阻止豐臣侵朝計畫的實施，朱均旺不顧生命危險，三次渡海回國，將情報送達明朝政府。明朝政府迅速備戰，並於明萬曆20年（1592年）派明軍入朝，於平壤一戰擊敗日軍。明萬曆26年（1598年），中朝海軍再次聯手於露梁海面沉重打擊了日寇，使日寇再不敢輕舉妄動；而中朝人民能有效的打擊日寇，朱均旺的功績不可沒也。
明清時期，撫州商人就已進居北京商埠，其瓷商、紙商無孔不入，並以其質量、價格擊敗同行產品，壟斷了北京的瓷市紙場。而清時，臨川毛筆在京大戰，爭奪市場壟斷權，成為時尚新聞。
據史記載：臨川毛筆製作技術源自秦代陝西成陽筆匝郭解與朱興；秦末，郭、朱二人避禍於臨川，在李渡鎮收徒傳授制筆技藝，從而揭開了臨川制筆業的序幕。西晉未年，山東鄒縣筆商亦避禍至臨川文港鎮收徙制筆，推動了臨川毛筆製作業的發展，唐代詩人王勃曾在《滕王閣序》中贊道：“光照臨川之筆”，足見盛唐之時，臨川毛筆已成為文人喜愛的文房四寶之一。
清初，李渡鎮周家制筆商至蘇州開店，經幾代人自產自銷，至清乾隆間已擴展到上海，並獨擁三家筆店，因乾隆帝甚愛周家所制的毛筆，賜其店名為“周虎臣”，並列入貢筆。清時科舉應試的儒生必購其店毛筆，以沾享皇感，由此周虎臣之筆占據京師市場而舉世聞名。
清鹹豐年間，臨川文港鄒家筆商拓業於漢口建紫光閣筆店，紫光閣為爭奪京城文化市場，派鄒文浩攜十萬支毛筆北上京師開闢市場。然而，京城人士只認周虎臣筆，使紫光閣筆無人問津。鄒文浩心生一計，其將十萬支毛筆連夜撒遍京城街巷；次日，各家門前皆筆，試者無不稱奇，筆商亦爭訂紫光閣筆，一時供不應求，至此浙江王一品筆、臨川周虎臣筆、臨川紫光閣筆並稱“中國三大名筆”。
從臨川筆商京城大戰可以看到，撫商深謀遠慮的經營特點，亦可知前清時期撫商在北京舉足輕重的社會地位。北京有磁器口、燈市口、燈草胡同等，這些地名的由來，或多或少與撫州商人有關。為了維護同業利益及同鄉利益，撫商在重慶、安徽、雲南、四川、貴州、湖北、湖南、福建等省都建有會館和公所，而尤屬京師最多。據考證：北京宣武區北大吉巷有撫州會館、宣武區香爐營頭條有撫州新館、宣外大街有撫臨會館、宣武區裘家街有臨川會館、崇文區遠望街有宜黃會館、宣武區北柳巷有南豐會館、崇文區長巷四條有黎川會館、宣武區椿樹上頭條有黎川會館、宣武區椿樹上三條有黎川會館、宣武區前兵馬街有南城會館、宣武區魏染胡同有南城會館、崇文區長巷上四條有金溪新館、崇文區長巷三條有金溪會館等，總計一郡六縣13所會館。撫州各會館在京師還擁有大量的附產房、義山，統歸撫州會館管轄。北京的會館始建於明永樂時期，至民國時，北京的會館已多達五百餘家。在北京的會館中，江右商幫占有兩個之最，一是最早的北京會館是“江西南昌會館”；另是北京江西會館多達72所，占北京的總會館數八分之一，為北京會館之最，通過會館數量可知江右商幫在北京的勢力最大。而江西92縣市，撫州在京會館獨擁13所，冠居江西各郡縣館之首，亦可證明撫州商幫在江右商幫各大分支中，是最強大的商幫；同時，又可稱為中國最強大的地域商幫。
歷史進入民國時期，中國的十大商幫或興或衰，而撫州商幫仍趨上升階段，其中有紡織巨子朱仙舫、西南金融領袖湯子敬、中國筆王桂夢遜等，在同行業排名榜上均列居前茅；而今世界財閥排行榜上，撫州王慈華被推舉為世界拆船大王，其財產總值位居台灣十大富翁之列。撫州商幫隨著歷史的腳步，已跨入國際市場參予競爭；撫州會館亦伸延至港台，遍及東南亞諸國，撫州商人的拼搏精神，譜寫了一首商業民族壯麗的史詩，他們對社會的進步作出了巨大的貢獻，並將永載史冊，光耀千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