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粹派文學
正文
19世紀70至90年代俄國民粹派及其同情者的文藝創作,包括合法的、地下的和國外刊行的3類。這些作品主要是為了反映當時的農村境遇和民粹主義運動的實況，或者美化村社生活和勞動組合，藉以提升民粹派的自我犧牲精神，其接受者也主要是具有民粹主義思想或同情民粹主義的人。民粹派作家把文學視為宣傳其政治主張的重要手段，曾從60年代革命民主派的思想中吸取養分。格·烏斯賓斯基、卡羅寧（本姓彼特羅帕夫洛夫斯基）、納烏莫夫、奧西波維奇（本姓諾沃德沃爾斯基）、茲拉托夫拉茨基、扎索津斯基等使用特寫和小說體裁,以生動的民眾口語和方言,反映1861年改革後農村在資本主義滲透下的經濟破產與階級分化，農民的生活、心理和自發的抗議，為俄羅斯現實主義、民主主義文學作出了重大貢獻。但民粹派斷言資本主義制度不符合俄國國情，認為半封建的村社體現了平等、友愛和團隊精神原則,甚至能通向社會主義,而富農的出現只是偶然的外來影響所造成的結果，因此大多數採用農村題材的民粹派創作往往帶有浪漫主義色彩。格·烏斯賓斯基則清醒地看到農民的個人主義傾向，把他們的分化和村社的解體當作歷史的必然。從80年代起，隨著革命民粹派的蛻化，有些作家更以牧歌筆調描述資產階級主宰下的農村，完全背離了現實主義。
知識分子的作用與活動以及他們如何探求同人民相結合的道路，是民粹派文學的另一基本題材。在散文中，奧西波維奇和斯捷普尼亞克（本姓克拉夫欽斯基）的長篇小說，莫羅佐夫、菲格涅爾、西涅古勃的革命回憶錄，代表這方面的主要成就。莫羅佐夫、拉夫羅夫等的浪漫主義詩作描寫知識分子為人民事業獻身的英雄氣概、對專制制度的憎惡和對革命前途的信心，同十二月黨詩人的傳統和涅克拉索夫的詩風有密切聯繫。民粹派的宣傳鼓動詩歌通俗易懂，對90年代無產階級詩人產生過影響。民粹派擁有特卡喬夫、斯卡比切夫斯基等文學評論家，其中最傑出、最受知識分子歡迎的是尼·米哈伊洛夫斯基，但他的論著摻雜有主觀主義社會學思想。
在俄國，民粹派文學從誕生之日起，便備受學術界的關注，按照俄羅斯歷史分期其研究歷史大致可分為三個階段：蘇聯成立之前階段、蘇聯階段、後蘇聯階段。
在民粹派文學研究的第一階段，研究者們主要關注民粹派文學的社會思想意義、政治內涵。這是因為當時對民粹主義還沒有形成一個清晰的認識，沒有形成一種明確的觀念。克魯泡特金在敘述俄國文學的時候寫道：“在俄羅斯小說家中有非常緊要的一派，在西歐是全然不大著名的，但或者卻代表了俄羅斯文學中最典型的一部分，他們便是＇民眾小說家＇。”[1]這裡，他尚未對烏斯賓斯基、卡羅寧、茲拉托夫拉茨基等人的民粹主義身份作出一個明確的界定，只是將之看做描寫農民、表達民意的“民眾小說家”。然而，他充分肯定了他們在文學史中的意義。持此觀點的還有民粹主義者特卡喬夫。他在《現代小說沙龍中的農夫》(1879)一文中，從經濟基礎和社會學視角分析了民粹派小說家納烏莫夫、扎索季姆斯基、茲拉托夫拉茨基、烏斯賓斯基等人的作品，闡釋了作者所塑造形象的優點與缺陷。他尤其注意從“客觀視角”和“主觀視角”來闡釋作品的經濟原因和社會基礎，認為文學批評的意義首先在此。對民粹主義進行系統、全面闡釋的當屬列寧，他在《我們究竟拒絕什麼遺產》(1897)、《民粹派經濟學家的理論錯誤》(1896—1899)、《論民粹主義》(1913)、《民粹派和“派別暴力”》(1914)、《論左派民粹派》(1914)等文章中批駁了民粹派的錯誤，尤其指出了民粹主義的虛幻性。顯然，列寧對待民粹主義的態度是否定的，但他只是否定民粹主義者所持的經濟和政治觀點，並沒有一併否定民粹派文學。正如他自己所說：“我們僅只談到經濟和政論方面的問題，在全部＇遺產＇中只考察這些問題，而把哲學、文學、美學等等問題擱在一邊。”[2]從文學、美學的視角對民粹派文學進行評價的是普列漢諾夫，他在《格·伊·烏斯賓斯基》(1888)、《斯·卡羅寧》(1890)、《尼·伊·納烏莫夫》(1897)等論文中對民粹派作家烏斯賓斯基、卡羅寧和納烏莫夫等人的個人魅力和作品的優缺點進行了分析，同時也肯定了民粹派文學作為一個流派在文學史上的意義。
由此可見，蘇聯以前的民粹派文學研究並沒有形成一個完整的研究體系，而只是著眼個別的民粹派作家，或是看重其描寫對象、新的主題，或是關注其思想歷程、意識形態和時代精神等因素。直到蘇聯時期，研究者們才開始對民粹派文學進行系統研究，重新發掘民粹派文學的價值。其一，將民粹派文學作為一種文學現象來研究，從其作者、題材、藝術特點、文學批評等方面進行了詳盡闡釋。如布希的《七八十年代民粹派文學特寫》(1931)、奧西馬科夫的《革命民粹主義詩歌》(1961)、斯帕西別科的《民粹主義作家》、戈里亞奇金娜的《民粹主義的藝術散文》、科諾瓦羅夫的《民粹派文學批評》(1978)等專著，從不同的角度，使用不同的闡釋方法，對民粹派文學進行了解讀。除專著以外，許多雜誌還刊發了關於這一問題的一系列論文，如1960年《文學問題》第7期刊發佛赫特的《列寧民粹主義思想和民粹派文學》、1961年第2期刊發沙拉波夫的《民粹派作家的現實主義》、1965年第11期刊登莫佳紹夫的《民粹派作家》等論文，就專門討論了民粹派文學本身的問題。其二，把民粹派文學與民粹主義運動結合起來，將研究的視野回歸到民粹主義本身來進行研究。1968年，索科洛夫的專著《俄國文學與民粹主義》就俄國文學在民粹主義運動中的意義進行了闡釋。1971年，列寧格勒大學出版社出版的文學系列叢書第74期是《俄國文學與民粹主義》專題，其內容涉及文學作品、文學批評和個人傳記補充等。其中包括傑爾卡奇的《普列漢諾夫與民粹派作家》、索科洛夫的《茲拉托夫拉茨基》、伊萬諾夫的《斯捷普尼亞克的＜安德烈·科茹霍夫＞和1870年代俄國革命民粹主義》等著名文章。關於這一問題的論文也發表很多。這種研究突破了單純研究文學的局限，為全面了解民粹派文學作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
蘇聯解體以後，俄羅斯許多學者從更加新穎的角度對民粹主義作家進行研究，如布里亞特國立大學教授扎捷耶娃的《19世紀民粹派小說：哲學淵源》(1998)、《民粹派小說：個人觀念及其描寫方法》(1998)、《女性民粹派小說：尋找女英雄》(2005)等著作詳細闡釋了民粹派小說的創作方法和人物形象。更有意義的是，許多專業人士選擇民粹主義作為自己的學位論文主題：2003年富爾曼的《民粹主義作為俄國一種文化和哲學現象》、2007年科卡列娃的《俄國民粹主義哲學中的道德理想：車爾尼雪夫斯基、米哈伊洛夫斯基》、2008年列茲列爾的《俄國民粹主義的人類學》等，都從不同的角度闡釋俄國民粹主義的文化或哲學內涵，這些學位論文深化了民粹派文學研究。
在歐美斯拉夫學界，民粹派文學的研究也是碩果纍纍。早在1937年英國Maney出版公司就出版了諸如《納德松：懷有最後希望的詩人》等譯作。1942年《俄國評論》雜誌刊發的俄國僑民學者費多托夫的論文《俄國民粹主義的宗教根源》，從宗教角度探討俄國民粹主義的起源問題。1952年義大利都靈大學教授弗朗克·文圖瑞的專著《革命的根源：19世紀俄國民粹主義和社會主義運動史》對民粹主義運動進行了詳細的解讀，從赫爾岑、車爾尼雪夫斯基到巴枯寧、特卡喬夫、拉甫羅夫，從19世紀三四十年代的俄國農民問題、農民運動到民粹派的革命組織，從“到民間去”運動到提倡“做小事”，所有這些都得到詳盡闡釋和分析。但是，歐美斯拉夫學界對民粹主義的系統研究同俄國的研究基本上是同步進行的，大多亦是在20世紀50年代史達林去世以後才關注俄國民粹主義。美國史學家亞歷山大·格申克龍在1973年總結俄國民粹主義研究時說：“在蘇俄，只是史達林死後民粹主義才有可能重新回歸到歷史問題之中，在他專制時期或是掩蓋這類問題，或是簡單地被禁止研究。在最近20年期間西方歷史學家對俄國民粹主義顯示出極大的興趣。”[3]確實，自1953年以後，歐美斯拉夫學界的民粹主義研究取得長足進展，專著和論文層出不窮。
歐美斯拉夫學界的民粹派文學研究呈現兩個特點：第一，俄國民粹派文學研究並沒有劃分出一個單獨的研究主體，而是將其融入民粹主義運動的研究之中，更多的是從政治學、社會學和歷史學的視角來看待民粹派文學。美國國會圖書館館長比靈頓教授依據翔實資料寫就的專著《米哈伊洛夫斯基和俄國民粹主義》(1958)，對俄國民粹主義理論家米哈伊洛夫斯基的生平、歷史理論、社會哲學、民粹主義思想進行了深刻的闡釋，更為具體的是，此書解釋了米哈伊洛夫斯基的兩個神話：對“人民”信仰和對“真正基督教”的幻想，可謂全面刻畫了米哈伊洛夫斯基作為民粹主義者的形象。美國學者沃特曼的專著《俄國民粹主義的危機》(1967)，通過分析民粹派經濟學家恩格爾哈爾德、民粹派作家烏斯賓斯基和茲拉托夫拉茨基來透視心理層面的民粹主義，更為重要的是，他通過分析民粹派知識分子和農民的關係，指出了民粹主義的危機所在。波蘭學者瓦里基的專著《關於資本主義的爭議：俄國民粹派的社會哲學研究》(1969)從社會哲學的角度對民粹派的進步觀、社會觀進行了評析，並著重通過分析民粹主義者對資本主義和對馬克思主義的態度來闡釋民粹主義。美國密蘇里大學麥肯錫的博士論文《柴可夫斯基小組和俄國民粹主義的起源》(1974)分析了柴可夫斯基小組的活動框架和政治目的，闡述了他們所創建的地下出版組織、他們所熱衷的公眾教育問題以及他們對學生運動的影響，更重要的是闡釋了柴可夫斯基小組對民粹主義起源和民粹主義運動本身的重要作用。此外，學術雜誌亦對俄國民粹派作家進行了不同程度的關注。1964年派普斯在《斯拉夫評論》上發表的《民粹主義：語義學追問》討論了“民粹主義”一詞的語源和使用問題；1966年沃克的論文《拉甫羅夫的政黨觀念》在《西方政治季刊》上發表，此文對民粹主義理論家拉甫羅夫《歷史書簡》中的諸多問題，尤其是政黨觀念作出解讀；1970年《斯拉夫評論》刊登的米勒的《俄國民粹主義意識形態的衝突：柴可夫斯基小組的革命宣言》澄清柴可夫斯基小組的種種細節問題，進一步細化民粹主義的研究。第二，從西方的理論視角著手，將俄國民粹派文學研究本土化。在此方面愛爾蘭俄僑Г．莫德利極具代表性，他的專著《民粹主義作家與猶太人》(2005)分析了烏斯賓斯基和柯羅連科這兩位作家的作品中猶太人形象，可謂對民粹主義作家細化研究的傑作。這一特點在期刊論文上亦有呈現。如，1975年《斯拉夫評論》刊發的塞內斯的論文《克拉夫欽斯基和反對專制的民族陣線》對克拉夫欽斯基在英國的活動做了詳細的闡述；2005年《俄國評論》雜誌刊登的奧格登的文章《童年的樹林：扎索季姆斯基自然描寫中森林和仙子傳說》從生態文學方面闡釋民粹派作家扎索季姆斯基作品的意義。
與之相反的是，中國民粹派文學研究的成果屈指可數，而且對民粹派文學的譯介也不是很多。1949年水夫翻譯的烏斯賓斯基的《遺失街風習》由上海海燕書店出版，1980年沈湛華和陳弘法所譯斯捷普尼亞克的《伏爾加河上的小房子》由內蒙古出版社出版。1987年外國文學出版社出版《俄國民粹派小說特寫選》(上、下兩冊)，其內容涉及民粹派的主要作家，雖然囿於編者的框架，許多民粹主義作家的重要作品未能囊括其中，但這畢竟是對民粹派文學的較全面譯介。時至20世紀90年代，魯民所翻譯的斯捷普尼亞克的小說《民意黨人劫獄記》(1994)由外國文學出版社出版。在研究方面，中共中央馬恩列斯著作編譯局國際共運史研究室編譯的《俄國民粹派文選》於1983年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其內容主要涉及俄國民粹主義者的著作、民粹派的綱領以及宣傳傳單等，這就為我國學者研究俄國民粹主義提供了許多方便。華東師範大學呼立群的博士論文《19世紀俄國民粹主義運動研究》(1997)、夏銀平博士的專著《俄國民粹主義的再認識》(2005)、林紅博士的專著《民粹主義：概念、理論與實證》(2007)等從史學、政治學等角度對民粹主義進行了研究，這部分地彌補了民粹派文學研究的缺憾。
總體來說，我國對俄國民粹派文學的研究是缺失的，這種研究的不足與民粹派文學本身的美學價值、史料價值及其文學史意義是不協調的。因此，還必須對俄國民粹派文學價值做進一步的發掘。誠如普列漢諾夫所說：“必須十分仔細地研究民粹小說家的作品，就像研究俄羅斯國民經濟統計著作或者農民習慣法的著述一樣。沒有一個社會活動家，不論他屬於哪一個流派，能夠說，這樣的研究對於他是不必要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