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文學
總述俄羅斯文學和烏克蘭、白俄羅斯文學同出一源，發軔於基輔羅斯988年定基督教為國教後的10世紀與11世
俄羅斯文學從1240年起，蒙古人入主羅斯近兩個半世紀之久，使羅斯的經濟、文化遭到巨大破壞。這一時期留下的作品不多，比較重要的有《拔都滅亡梁贊的故事》、《亞歷山大·涅夫斯基行傳》（13世紀70年代），以及索封尼記述1380年莫斯科大公德米特里大敗蒙古軍事跡的《頓河彼岸之戰》（14世紀末）等。
1480年伊凡三世徹底戰勝蒙古侵略者之後，逐漸崛起一個以莫斯科為核心的中央集權的俄羅斯國。全國性的文學代替了分散的地區性文學，並具有鮮明的政論色彩，主要反映進步小貴族同反動領主之間的鬥爭，代表作為伊·彼列斯維托夫的文章、伊凡四世(1530～1584)同庫爾勃斯基公(1528～1583)的通信。
17世紀
由於全俄市場的形成和國際文化交流的開展，俄羅斯文學漸漸豐富起來。司祭長阿瓦庫姆（1620或1621～1682）的《行傳》和宮廷詩人西密翁·波洛茨基（1628～1680）的創作，顯示了宗教文學的新發展。還出現了《戈列-茲洛恰斯基傳奇》、《薩瓦·格魯岑傳奇》和《弗羅爾·斯科別耶夫傳奇》，及《謝米亞克法庭的故事》和《棘鱸的故事》等反映社會生活、具有民主傾向的世俗傳奇故事作品。
17世紀初葉由波蘭、瑞典的武裝干涉和王朝的更迭等造成的混亂局勢，阻礙了俄羅斯文學的發展。到20年代，有關“混亂時期”的政論著作一度興盛。17世紀下半葉，由於全俄市場的形成和國際文化交流的開展，文學開始突破中世紀的格局，題材和體裁都有所增加，出現了大量描述社會生活、帶有民主主義傾向的世俗故事，或反映對新生活的朦朧憧憬與對舊傳統的背叛，如《薩瓦·格魯德岑的故事》、《弗羅爾·斯科別耶夫的故事》；或揭露和諷刺社會弊端，如《謝米亞克法庭的故事》、《棘鱸的故事》。同時，宗教文學也有了新的特色。分裂派領袖、司祭長阿瓦庫姆（1620或1621～1682)的《行傳》（1672～1675)講述他同推行教會改革的尼康大教長之間的衝突，和受迫害、被流放西伯利亞的經過，書中充滿反強暴的精神和心理描寫，是俄羅斯古代文學中第一部以個人為中心而又廣泛涉及社會生活的著作，文字樸素生動，受到後世作家的推崇。擁護尼康改革的宮廷詩人西梅翁·波洛茨基（1629～1680)，為俄羅斯文學增添了新的體裁──音節體詩和詩劇。
18世紀
彼得一世時期的文學仍然是新舊雜陳，具有過渡性質。沙費羅夫(1669～1739)和費奧方·普羅科波維奇（1681～1736)的政論反對守舊，宣傳開明君主專制，從中可以看出當時的社會矛盾和動向。30年代在彼得改革的基礎上興起的古典主義，是此後將近半個世紀中俄羅斯文學的基本流派，表現了啟蒙主義同中世紀思想原則之間的鬥爭。康捷米爾(1708～1744)的諷刺詩著重批評20至30年代社會上的愚昧主義流毒和封建等級觀念，到50年代還在廣泛傳誦。羅蒙諾索夫(1711～1765)寫頌詩褒揚開明君主，讚美科學文化造福人類。他使文學體裁和語體規範化，並將音節體詩改為更適合俄語特性的音節和重音並重體詩，對統一的俄羅斯民族文化的形成和詩歌的發展起了推動作用。詩人和劇作家蘇馬羅科夫（1717～1777）也有過很大影響，同時代人認為他的悲劇和羅蒙諾索夫的頌詩標誌著俄羅斯新文學的真正開端。古典主義代表作家還有特列佳科夫斯基（1703～1768)、赫拉斯科夫(1733～1807)。在古典主義文學中，諷刺作品成長較快。50年代，嘲諷性的寓言詩和喜劇先後再現。60年代末至70年代初，諷刺雜誌盛行，其中最突出的是諾維科夫(1744～1818)主編的《雄蜂》(1769～1770)和《畫家》（1772～1773)。前者主要暴露象雄蜂一樣過寄生生活的地主，後者側重抨擊上流社會的崇洋媚外風氣。此外還有艾明(1735～1770)的《地獄郵報》(1769)和楚爾科夫(1744～1792)的《雜拌兒》（1769）。70年代末，傑爾查文（1743～1816)的頌詩開始問世。他把諷刺與歌頌、批判與肯定結合起來（《費麗察頌》，1782；《權貴》，1798），又把“鄙俗”的日常生活引進詩中（《茲萬卡的生活》，1807），從而多少突破了古典主義的模式。馮維辛（約1744～1792）在其優秀喜劇《紈袴少年》(1782)中雖然還遵守“三一律”，卻深刻揭露了農奴主的殘暴和寄生性，點出農奴制是俄國的萬惡之源，向現實主義邁進了一步。
18世紀末葉，在英、德、法等國文學的催化下，感傷主義在俄國勃興，反映了1773至1775年普加喬夫起義後貴族的憂傷情緒。其倡導人卡拉姆津（1766～1826)打破古典主義的禁忌，將卑賤者的形象引入文學，在《苦命的麗莎》（1792)中寫一個農家姑娘和貴族青年相愛，最後見棄自殺。小說著力渲染人物的內心感受，格調新穎，語言清雅流暢，發表後風行一時。感傷主義詩人德米特里耶夫(1760～1837)以寓言、歌謠見長。偉大貴族革命家拉季舍夫（1749～1802）的《從彼得堡到莫斯科旅行記》（1790）是俄羅斯文學史上第一部強烈反對農奴制的力作。他真實地寫出了農民的困苦和抗議，並用書中《自由頌》一詩大膽歌頌17世紀英國革命，而抒發作者感受的章節仍保持感傷主義的特點。這部作品沒有對當時的文學產生直接影響，其效果到十二月黨人革命時才顯示出來。
19世紀
受1812年反拿破崙戰爭勝利引發民族意識高漲和社會動盪的影響，19世紀初的俄羅斯文學變化較快，帶有新舊交接的性質。克雷洛夫的寓言和格里鮑耶陀夫（1795～1829）的喜劇，雖然遵循古典主義的詩藝規範，但所展示的俄羅斯社會衝突、情節、形象和生動語言，已具有鮮明的現實主義特色。感傷主義迅速為浪漫主義所取代；茹科夫斯基和巴丘什科夫（1787～1855）等的詩歌脫胎於卡拉姆津，追求內心自由和諧，流露出悲觀遁世情調；雷列耶夫（1795～1826）和馬爾林斯基（1797～1837）等十二月黨人的詩歌和小說更多繼承拉季舍夫的傳統，洋溢著反對暴政和爭取自由的革命思想。
大約自19世紀20年代中期開始，由於1825年貴族革命的失敗和專制農奴制統治的強化，俄羅斯文學中的浪漫主義又很快讓位給以強調冷靜客觀地觀察和描寫生活、要求塑造典型環境中的典型人物為主要特徵的現實主義。原來和十二月黨人一起同屬於積極浪漫主義詩人的普希金，從這時起先後創作大量現實主義的戲劇、小說和詩歌，他因此被尊為俄羅斯近代文學之父。稍後的萊蒙托夫首先是個浪漫主義詩人，果戈理也起步於浪漫主義並始終保持著浪漫氣質，但前者的長篇小說《當代英雄》及後者的劇作和小說都是嚴峻的現實主義之作；他們分別從心理分析和幽默諷刺兩個不同的方面進一步豐富和鞏固了普希金的現實主義藝術。批評家別林斯基主要通過對這三位作家創作的分析評論，為現實主義（當時叫自然派）奠定了堅實的理論基礎，使之從此成了半個多世紀裡俄羅斯文學的主潮。此後湧現的赫爾岑、岡察洛夫、屠格涅夫、涅克拉索夫、陀思妥耶夫斯基、奧斯特洛夫斯基、薩爾蒂科夫-謝德林、托爾斯泰和契訶夫等，都是世界一流的小說、詩歌、戲劇巨匠。當時屬於或接近這個主要流派的，還有杜勃留羅波夫和皮薩列夫的評論著作，丘特切夫、柯里佐夫和尼基金的詩歌，以及皮謝姆斯基、格里戈羅維奇、列斯科夫、格·烏斯賓斯基等的小說、特寫。
19世紀中後期
俄羅斯文學中，較著名的還有托爾斯泰的浪漫主義詩歌和小說，費特（1820～1892）和德魯日寧（1824～1864）的唯美派詩歌和小說等，但其成就和影響都遠不能與現實主義相比。
19世紀末20世紀初
俄羅斯文學出現了新的轉折。與社會從資本主義發展為帝國主義、無產階級革命運動的興起等客觀現實情況相適應，俄羅斯文學形成多個流派同時並存的局面
。庫普林（1870～1938）和蒲寧（1870～1953）等人的小說創作基本上沿著19世紀現實主義的道路前進，同時流露出較多的感傷情調。柯羅連科、綏拉菲莫維奇和高爾基等人的創作試圖把現實主義和浪漫主義結合起來以反映新的現實；其中後者的小說《母親》和劇作《仇敵》因為較好地做到了這種結合，開了後來被定名為社會主義現實主義的先河。此外還出現了不少以否定傳統、大膽創新為特點的現代主義文學流派，其中影響較大的，有以梅列日科夫斯基（1866～1941）、勃洛克和安德列·別雷（1880～1934）等為代表的象徵派詩歌和小說，有迦爾洵（1855～1888）和安德列耶夫等脫胎於現實主義而更接近表現主義的小說和戲劇，以古米廖夫（1886～1921）和阿赫瑪托娃為代表的脫胎於象徵派的阿克梅派詩歌，以葉賽寧為代表的意象派和以馬雅可夫斯基為代表的未來派詩歌等。
相關信息
20年代下半期，普希金在保持和發揚早期詩作的優點的情況下，完成了由浪漫主義向現實主義的過渡。悲劇《鮑里斯·戈都諾夫》（1825)表明他已進一步認識到人民民眾在歷史上的巨大作用。詩體小說《葉甫蓋尼·奧涅金》（1823～1831）是俄羅斯現實主義的奠基之作，它第一次在該國文學中展示了典型環境中的典型性格，塑造了當時大多數進步貴族青年的代表奧涅金，他們厭惡上流社會，但又遠離人民而無法自拔，結果一事無成。30年代起，散文，特別是小說，逐步取代浪漫主義時期詩歌在文學中的支配地位，普希金加速了這一轉化過程。他的小說《驛站長》(1830)寫一個卑微的驛站長的不幸遭遇，從此文學界描繪“小人物”蔚為風氣。他最後一部小說《上尉的女兒》(1836)取材於普加喬夫暴動，作者繼續探索社會歷史發展規律，並有力地促進了文學主題的民主化。他在30年代所寫的文論肯定現實主義和人民性，批駁了囂張的反動文人布爾加林(1789～1859)之流。普希金的多方面的創作活動、現實主義方法和純淨優美的語言，為此後的俄羅斯文學奠定了廣闊而堅實的基礎。30年代的萊蒙托夫（1814～1841)繼承積極浪漫主義詩歌的傳統，在作品中表達了對自由的強烈追求和對貴族社會的憤怒譴責（《詩人之死》,1837;《詠懷》，1838；《童僧》，1839；《惡魔》，1829～1841)。但尼古拉一世的殘酷統治，有時使萊蒙托夫的詩作帶上一種孤獨感和悲觀色彩。他的現實主義小說《當代英雄》（1840)的主人公畢巧林才華出眾，但對個人事業和生活完全陷於絕望，是“多餘的人”奧涅金在30年代的變種。書中深刻的心理分析對後世作家有很大教益。
果戈理（1809～1852)使俄羅斯文學的批判成分顯著增強，他如實地揭示了外省地主的猥瑣無聊（《米爾戈羅德》，1835）、“小人物”的悲慘境遇和大城市的社會矛盾（“彼得堡故事”）。《欽差大臣》（1836）和《死魂靈》第一部（1842)將鋒芒指向整個官僚地主階級，以辛辣的諷刺鞭撻了專制農奴制俄國的全部腐朽性和反動性。果戈理“從平凡的生活中吸取詩意，用對生活的忠實描繪來震撼心靈”（別林斯基），為俄羅斯文學指明了航向。
40年代，農奴制危機愈益嚴重，俄國的發展方向成為全國矚目的中心問題。斯拉夫派代表保守的地主階級，主張返回彼得改革以前“淳樸的”宗法制社會。西歐派大多是自由主義貴族，希望俄國完全走西方的道路。以別林斯基（1811～1848)和赫爾岑(1812～1870)為首的革命民主派則站在廣大農民一邊，要求用暴力推翻專制農奴制度，嚮往社會主義。俄羅斯文學 別林斯基根據他對俄羅斯文學的歷史和現狀的研究與總結，建立了他的現實主義美學和評論，認為生活是文藝的源泉，果戈理的批判現實主義是方向。他極力反對“純藝術”論，強調藝術的社會功能，但“藝術首先必須是藝術”，內容和形式應該有機地結合。他對典型性作過透徹的闡釋，將典型化視為創作中的首要課題。1839至1848年他先後主持《祖國紀事》(1839～1884)和《現代人》（1847～1866)評論欄，大大加強了這兩家雜誌的戰鬥力。《給果戈理的一封信》（1847)表達了他的革命民主主義信念。
由於果戈理的示範和別林斯基的指引，40年代俄羅斯文學同生活的聯繫比30年代更加廣泛深入，批判現實主義取得完全勝利，並具有更明確的社會性和目的性。其主力果戈理派或“自然派”聚集了一大批反專制農奴制的作家，從赫爾岑（《誰之罪？》，1841；《偷東西的喜鵲》,1848）、屠格涅夫（1818～1883;《獵人筆記》，1847～1852）到格里戈羅維奇（1822～1899；《鄉村》，1846；《苦命人安東》，1847）。
50年代，尤其是俄國在克里米亞戰爭(1853～1856)中被先進資本主義國家英、法大敗以後，反封建的主題在文學中得到進一步的發掘。屠格涅夫的《羅亭》（1856)和《貴族之家》（1859)實際上是貴族知識分子的一闋輓歌。岡察洛夫（1812～1891）的《奧勃洛莫夫》（1859)更無情地道出了“多餘的人”蛻化的極限和地主階級的沒落。皮謝姆斯基（1821～1881）的《一千個農奴》(1858)和蘇霍沃—柯貝林（1817～1903)的喜劇《克列欽斯基的婚事》（1855)，描寫貴族的墮落和官場的黑幕。奧斯特洛夫斯基（1823～1886)的《肥缺》（1856)和《大雷雨》（1859)等預示著宗法制必將崩潰。杜勃羅留波夫(1836～1861)把《大雷雨》女主人公、禮教的背叛者卡捷林娜譽為“黑暗王國的一線光明”。為了奪取貴族在解放運動中的領導權，平民知識分子登上政治舞台。運動轉入第二階段，大致從1861至1895年。
1861年農奴制廢除前夕，貴族自由派希望保留君主制和地主土地所有制，自上而下地逐步改良；平民知識分子和革命民主派領袖車爾尼雪夫斯基(1828～1889)等則揭穿政府和自由派的騙局，積極發動農民起義。為此雙方展開激烈爭論。農奴制改革後，其殘餘勢力仍然強大，專制政權對人民的控制也未放鬆；資本主義加速發展，推動了社會的進步，但又不可避免地帶來新的矛盾。革命派和自由派之間的鬥爭並未結束。社會上這些大變動，為容量最大的體裁即長篇小說在50、60年代的空前繁榮創造了前提，並首先反映在雜誌的論戰中。車爾尼雪夫斯基和杜勃羅留波夫於50年代中期加入涅克拉索夫（1821～1877）主持的《現代人》編輯部，使這份刊物成為革命民主陣營的講壇；《現代人》的諷刺副刊《口哨》（1859～1863）、詩人庫羅奇金（1831～1875）的諷刺雜誌《火星》（1859～1873）、主要由革命民主主義評論家皮薩列夫（1840～1868）供稿的《俄國言論》(1859～1866)，都發揮了戰鬥作用。與這些刊物相敵對的有自由主義的《祖國紀事》和《讀者文庫》（1834～1865），以及反動文人卡特科夫(1818～1887)的《俄國導報》（1856～1887)。
車爾尼雪夫斯基和杜勃羅留波夫是別林斯基的繼承者。車爾尼雪夫斯基在著名美學論文《藝術對現實的審美關係》（1855)中，針對德魯日寧(1824～1864)、費特（1820～1892）、阿·邁科夫（1821～1897）等人宣揚的“純藝術”論，提出“美就是生活”的唯物主義論斷，要求文學再現生活，說明和評判生活，作“生活的教科書”，發揮積極的社會功能。他和杜勃羅留波夫的文學評論通過對作品的深入分析，引導讀者正確認識和努力變革現實（車爾尼雪夫斯基：《不是轉變的開始嗎？》，1860；杜勃羅留波夫：《什麼是奧勃洛莫夫性格？》，1859；《真正的白天何時到來？》，1860）。
在車爾尼雪夫斯基思想的薰陶下，平民知識分子作家茁壯成長，他們不能滿足於同情“小人物”的命運，象19世紀上半葉的作家那樣，而是去著力描述人民民眾的經濟生活和社會地位，代表作有尼·烏斯賓斯基（1837～1889)關於農民的特寫、列舍特尼科夫(1841～1871)的《波德利普村的人們》(1864)和《礦工》（1866)、波米亞洛夫斯基（1835～1863)的《小市民的幸福》(1861)和《神學校特寫》（1862）、斯列普佐夫(1836～1878)的《艱難時代》（1865)等。
涅克拉索夫同平民知識分子站在一邊，在50至60年代創作了大量訴說人民苦難的傑出詩歌（《大門前的沉思》，1858；《伏爾加河上》，1860；《貨郎》，1861；《嚴寒，通紅的鼻子》，1864；《鐵路》，1864），但他相信人民中間蘊藏的力量。1866年《現代人》雜誌被查封后一年半，涅克拉索夫又和革命民主主義作家謝德林（1826～1889)主辦了另一進步刊物，即改組後的《祖國紀事》。
“新人”──戰鬥的平民知識分子進入文學作品是時代的要求和標誌。1860年，屠格涅夫的《前夜》在一定程度上體現了這種時代精神。接著，他又在《父與子》（1862)里進一步塑造了巴扎羅夫的形象。巴扎羅夫信奉唯物主義和民主主義，反對專制農奴制度和自由主義貴族，但他的虛無主義傾向不符合當時先進人物的風貌。在車爾尼雪夫斯基的《怎么辦？》（1862～1863)中，“新人”才顯出了他們的全部光輝，其中的拉赫美托夫更是俄羅斯文學裡第一個職業革命家。作品洋溢著浪漫主義激情，鼓舞了同時代人和後世的鬥志。“新人”的出現引起敵對陣營的憤怒，“反虛無主義”小說流行一時，如列斯科夫（1831～1895）的《走投無路》(1864)、皮謝姆斯基的《渾濁的海》（1863）。陀思妥耶夫斯基（1821～1881)在《群魔》（1871～1872)中雖然辛辣地嘲笑了自由派，卻把革命民主派歪曲為無政府主義者和陰謀家而加以惡毒攻擊。俄羅斯文學 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優秀小說充滿對弱者的同情和對社會的抗議。《死屋手記》(1861～1862)揭示苦役犯的非人生活，而他60年代發掘最深的基本主題則是資本主義強大攻勢在城市造成的種種危機：《被欺凌與被侮辱的》(1861)、《罪與罰》(1866)和《白痴》（1868)，通過細膩的、鞭辟入裡的心理描寫，反映了不能掌握自己命運的市民、小官吏、窮學生等的悲慘處境和絕望的掙扎，作品貫穿著人道主義精神；同時作者又直接違反人道主義原則，把受苦受難當作淨化靈魂的一種磨鍊，鼓吹奴隸主義和宗教狂熱。托爾斯泰（1828～1910)的史詩性巨著《戰爭與和平》(1866～1869)，歌頌俄國人民在1812年反拿破崙戰爭中的勇敢和愛國主義，譴責上層社會的荒淫無恥，並繼續發揮《哥薩克》（1853～1863)的主題思想，肯定進步貴族知識分子苦苦探索正確的人生道路，力求接近人民。書中宏偉的歷史場面與個人的複雜內心活動交織在一起，充分顯示出托爾斯泰深厚的藝術功力。赫爾岑的大型回憶錄《往事與隨想》(1852～1868)同樣以廣闊的社會歷史為背景，但從革命民主主義的立場，記述了他和他的戰友對專制農奴制的搏鬥和對俄國革命思想的求索。
民粹派掀起“到民間去”運動（見屠格涅夫的《處女地》）後，從70年代中期起，納烏莫夫（1838～1901)、茲拉托夫拉茨基（1845～1911）、扎索津斯基(1843～1912)等民粹派作家主要以特寫的體裁報導農奴制改革後農民的分化，但又希望利用村社抵制資本主義，建立“俄國式”的社會主義。奧西波維奇（原姓諾沃德沃爾斯基，1853～1882）和稍後的斯捷普尼亞克（原姓克拉夫欽斯基，1851～1895）的長篇小說，則描述知識分子的作用與活動，以及他們如何尋求同人民相結合的道路。格·烏斯賓斯基（1843～1902）的特寫集《鄉村日記》(1877～1880)、《農民和農民勞動》(1880)和《土地的威力》(1882)雖有民粹主義幻想，但他證明，在資本主義滲透下，富農的產生和村社的解體乃是歷史的必然。在採用農民題材的70年代作品中，涅克拉索夫的《誰在俄羅斯能過好日子》(1866～1876)居於首位。這部長詩是他一生創作的總結，全面反映了農民改革前後的社會生活，刻畫了有反抗性的農民和獻身農民革命的平民知識分子形象。
謝德林也在70年代取得豐碩的成果。繼《外省散記》（1856）之後，他在《一個城市的歷史》（1869～1870）中以極大的悲憤和高度的概括力，運用誇張怪誕的手法，更深入地揭露昏官酷吏和國家制度，批駁陀思妥耶夫斯基和托爾斯泰宣揚的逆來順受、消極無為的處世哲學。《塔什乾的老爺們》（1869～1872）和《金玉良言》(1872～1876)描述改革後俄國資本主義的發展、地主的破落、富農與新型商人的得勢。《戈洛夫略夫一家》（1875～1880）以家庭紀事的形式和深刻的心理剖析，寫出整個地主階級的空虛靈魂和必然滅亡的命運。書中偽善奸詐的猶大什卡形象，是俄羅斯諷刺文學的最大成就之一。由資本主義勢力膨脹所引起的人事代謝，同樣再現於奧斯特洛夫斯基的戲劇《來得容易去得快》(1869)、《森林》（1870)、《狼與羊》(1875)和《沒有陪嫁的女人》（1878)。
陀思妥耶夫斯基最後一部巨著《卡拉馬佐夫兄弟》（1879～1880)，一方面真實而深刻地揭露貴族地主的腐化墮落，指出苦難深重的世界必然要產生叛逆的思想；另一方面卻繼續反對革命，宣揚基督教的寬恕精神。70年代在資本主義衝擊下動盪不安、新舊交替的俄國社會，特別是俄國農村，在托爾斯泰的《安娜·卡列尼娜》(1876～1877)中反映得最鮮明。安娜在忠於封建操守和要求個性解放的尖銳矛盾中死去；另一主人公列文企圖以他獨特的農事改革來抗拒資本主義潮流，失敗後皈依宗教。70年代末，托爾斯泰目睹農村破產，在民主主義運動影響下，同貴族階級一切傳統觀念決裂，轉到宗法制農民的立場上。
1881年民粹派炸死亞歷山大二世,政府瘋狂反撲，一個持續多年的反動時期從此開始。謝德林苦心經營了16年（1868～1884)的《祖國紀事》被查封，無聊的幽默雜誌《蜻蜓》之類暢銷各地。革命民粹派蛻化成一個自由主義派別，其作家美化資本主義農村生活，鼓吹“小事論”，提倡點點滴滴的改良。唯美主義重新抬頭，頹廢派公然露面。甚至在小說家迦爾洵（1855～1888)和詩人納德松(1862～1887)等民主主義者的創作中，也響起了沉鬱憂傷的調子。
但謝德林仍然撐持著革命民主主義的大旗，他的《童話集》（1882～1886)等猛烈抨擊形形色色的反動派和投機分子。列斯科夫捐棄他對“虛無主義”的偏見後，在80年代寫出《左撇子》、《巧妙的理髮師》、《崗哨》這類顯示人民力量的短篇小說和一些諷刺教會的作品。卓越的民粹派作家卡羅寧(1853～1892)矢忠於革命民主主義。馬明—西比利亞克（1852～1912)的長篇小說《普里瓦洛夫的百萬家私》和《礦巢》（均1884），表現了資本主義對城鄉生活的決定性影響和勞資矛盾的加深。柯羅連科(1853～1921)奮力抗拒政治逆流，他的《奇女子》(1880)、《馬卡爾的夢》(1883)、《在壞夥伴中》（1885）、《弗洛爾的故事》（1886）和《盲音樂家》(1886)等號召人民為自由和正義而奮鬥，在他們心中激發了樂觀精神，帶有積極浪漫主義情調。從80年代中期起，契訶夫(1860～1904)的創作達到新的深度，寫了人民的痛苦(《哀傷》，1885;《苦惱》和《萬卡》，1886)和知識分子的思想探索（《沒意思的故事》，1889)。為了及時報導資本主義迅速發展所帶來的問題，民粹派作家和迦爾洵、柯羅連科、契訶夫等大多採用特寫或中短篇小說的體裁。小型散文作品的發達，成為19世紀70年代至20世紀初葉俄羅斯文學的一個特色。
90年代初，俄國社會又呈現活躍的氣象，從90年代中期起，更興起強大的工人運動。新的形勢鼓舞了作家的情緒。柯羅連科寫出《嬉鬧的河》(1892)、《瞬間》（1900)，契訶夫創作了《第六病室》(1892)、《醋栗》（1898)，發出“不能再這樣生活下去”的呼聲（《套中人》,1898），相信新的生活即將到來（《新娘》，1903；劇本《櫻桃園》，1903～1904）。托爾斯泰在《復活》（1889～1899)中從宗法制農民的角度，對“一切國家制度、教會制度、社會制度和經濟制度作了激烈的批判”（列寧)，同時又宣傳“道德上的自我完成”、“勿以暴力抗惡”的反動學說。他的歷史小說《哈澤—穆拉特》（1904)借古諷今，抨擊了沙皇暴政。
90年代還湧現了一批文學新秀：魏列薩耶夫(1867～1945)、庫普林（1870～1938）、布寧(1870～1953)、安德列耶夫(1871～1919)、綏拉菲莫維奇(1863～1949)。20世紀初，他們團結在高爾基（1868～1936)主持的知識出版社周圍，積極展開創作活動，同托爾斯泰、柯羅連科一起，有力地打擊了俄羅斯詩歌中猖獗一時的頹廢派，其中有象徵派的巴爾蒙特(1867～1942)、梅列日科夫斯基(1866～1941)、吉皮烏斯(1869～1945)，阿克梅派的古米廖夫（1886～1921)、阿赫馬托娃(1889～1966)和未來派的布爾柳克（1882～1967)等人。
90年代中期，俄國解放運動進入無產階級時期，俄羅斯文學也相應地踏上一個新階段，其主要標誌是普列漢諾夫(1856～1918)、列寧和高爾基的有關著作。普列漢諾夫早在19世紀末就為馬克思主義藝術社會學奠下基礎（《沒有地址的信》，1899～1900）。他的《藝術與社會生活》（1912～1913)等闡明了馬克思主義美學和文藝學的方法論、任務和發展道路。列寧的《黨的組織和黨的文學》（1905)、1908至1911年間論托爾斯泰的文章、《紀念赫爾岑》（1912)和《關於民族問題的批評意見》（1913）中提出的反映論、文藝的階級性和黨性、“兩種文化”的學說、文化遺產的繼承批判，對於無產階級文學的發展具有極其重大的意義。沃羅夫斯基（1871～1923）和盧納察爾斯基（1875～1933)也為馬克思主義文學評論的建立作過許多工作。高爾基的早期作品反映了人民民眾對地主資產階級社會的自發抗議和對美好生活的嚮往（《阿爾希普爺爺和廖恩卡》，1894；《切爾卡什》，1895；《二十六個和一個》，1899），用浪漫主義的彩筆勾勒了一些熱愛自由的英雄形象（《伊則吉爾老婆子》和《鷹之歌》,均1895；《海燕之歌》,1901）。1906年成書的戲劇《敵人》和小說《母親》宣告社會主義現實主義文學業已誕生。以後高爾基又創作了《童年》、《在人間》（1913～1916)等。
現代文學
1917年十月革命後直到80年代末，俄國實行社會主義的蘇維埃制度，因此其文學又通稱蘇維埃俄羅斯文學；因為俄國是當時蘇聯15個加盟共和國之一，這個階段俄羅斯文學又是整個蘇聯文學的一部分。蘇維埃俄國初期，文學界存在許多作家團體，派別之爭激烈，創作不多。代表當局主管文藝的盧納察爾斯基為團結作家隊伍做了大量工作。不久，執政的共產黨和蘇維埃政府加強了對文藝事業的領導，提倡以社會主義現實主義為基本創作方法。因此，除高爾基和綏拉菲莫維奇等老作家及富爾曼諾夫（1891～1926）、法捷耶夫和肖洛霍夫等文壇新秀外，馬雅可夫斯基、阿·托爾斯泰（1882～1945）、愛倫堡、費定（1892～1977）和列昂諾夫等原起步於各現代主義流派的作家，都很快轉向社會主義現實主義，其詩歌、小說、戲劇，盛極一時。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活躍於文壇的詩人特瓦爾多夫斯基（1910～1971）、詩人兼戲劇、小說作家西蒙諾夫（1915～1980)以及小說家柯切托夫（1912～1973）、邦達列夫和拉斯普京等的創作，增強了對蘇維埃現實中缺點錯誤的暴露批判，使社會主義現實主義文學具有了新的特色。蘇維埃俄羅斯文學中不按照社會主義現實主義方法進行創作而產生廣泛影響的，有反烏托邦小說作家扎米亞金（1884～1937）、象徵派詩人和小說家帕斯捷爾納克、劇作家和諷刺小說家布爾加科夫、幽默諷刺作家左琴科（1895～1958）、帶意識流特色的鄉土小說家普拉東諾夫（1899～1951）、古風派小說家索忍尼辛以及現實批判派作家特里豐諾夫（1925～1981）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