權力品質：指擁有權力和使用權力的人具有的品質，共產黨的權力品質就是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
權力品質一座城市，一級政權，是不是真的“權為民所用，情為民所系，利為民所謀”。民生關乎民心，民心乃執政之基、社會和諧之基。以民生作為科學發展的指揮棒，我們的和諧發展之曲必將鏗鏘響亮！
定義
廣義上的權力，是指以有目的性企圖來影響或控制別人，使他們照我們指定的方式行動（行事、作為），以達成組織團體或個人的目的。也就是說，為達到個人或團體的目的，對其他人的影響或控制。從權力運作的角度來看人世間的互動關係，就會發覺那是一張無比複雜的權力網所交織形成的運作關係。
權利延伸
簡單的就如，媽媽為避開迎面衝來的汽車，保護孩子安全的控制力，那是媽媽的判斷力與強制力運用與孩子構成的權力運作關係。而複雜的運作就如，環保團體為追求海岸線的生態保護，而組織動員的抗爭力；以及社會團體為改革不公平的體制，動員民眾走上街頭抗爭的民眾力等，那是社會上各種力量的匯集，
所交換、互動、累積出來的權力運用。
明顯的就如，企業內為達成企業獲利目標與創造企業價值，
權力品質所授予各層主管的用人、用錢、做事、協調、報告的執行力。法院判處罪犯有期徒刑，限制居住與行動的強制力等，這些大都是可以通過白紙黑字記載，勾繪出權力的運作關係。而隱晦的有，華人社會中婆媳問題，與西方社會女婿與丈母娘的問題，表面上都是由生活上的小事情累積而來，內涵上卻是文化中隱晦的權力之影響與控制力，所構成的運作關係造成的。
所以，要深入探究權力的內涵與運作關係，就必須掌握各式各樣權力運用背後的基本形態，以深入運作的動力。托弗勒(AlvinToffler)在《Powershift》一書中，研究新時代中權力結構的移轉，發現傳統對權力的假設，重點都放在“量”上，漏掉了一個重要的觀念，權力的“品質”。權力自然有強度與大小“量”的不同，但在權力移轉的大時代中，托弗勒發現，了解權力內涵與品質的人，自然占上風。
在各式各樣的複雜權力運作關係中，有著共通的、最基本的權力形式，以此來影響或控制別人，按使用權力人的指定方式行動，以達到團體或個人的目的。一些人力資源學家從人力資源的角度看企業經營，發現企業運用的權力形式有：獎賞權、強制權、合法權、專家權、參考權、信息權、關聯權。而托弗勒發現，最赤裸裸的權力形式，必定會使用暴力、金錢和知識，來迫使別人按照我們指定的方式行動。綜合這些基本形式背後共通處分析，會發現其最基本的動力，有三種形式：強制力、資源力、知識力。
當然，強制力訴求的是最有直接效果的力量，它包含了暴力、武力、身體力以及意志力。現代社會中，強制力往往隱藏在各種權力的套用中，也隱藏在各式的法令、規章甚至政策當中。需要有軍隊、法院、警察或稽察來執行與維護的事項，都是強制力的所在。為維護社會體系正常運作，組織團體的有秩序運作，強制力是有其必要性與重要性的。
但是，強制力的反作用力也相當大，它容易造成逆反心理、競賽、或者報復的行為。如不當的強制青少年的行動，造成激烈的逆反心理，激發眾多的反叛性的行為，造成社會與治安的問題。又如暴力事件的受害者，他本人或家屬常會想盡辦法進行報復；再如冷戰時期的武器競賽，只為獲得更大更有力的強制力(武力)，而把世界推向危險的邊緣。
強制力的弱點就在於缺乏彈性，只能用來威脅或處罰，可以說是一種低品質的權力，托弗勒如是說。
心繫百姓
寫下上述文字，是想說，在構建公平社會、和諧權力以及良性互動的官民生態的今天，權力越來越意味著責任、公正、公平、效率、熱情和真誠。義無反顧將民生需要、布衣情緒納入行政視野，納入當然職責，可是，當看到深圳發生的這件事情：民工張百寧因辭職後拿不到押金和當月工資，向深圳市勞動爭議仲裁委員會申請仲裁。仲裁委認為該男子未能提供有效證明而不予受理。男子為出口氣逐拆走仲裁委員會的招牌步行一個多小時帶回家，律師認為，男子此行為明顯過激，相關部門可向他要回招牌時，筆者卻有一種難言的酸楚。不妨看看張百寧的維權路徑：去深圳勞動和社會保障局信訪辦上訪，信訪辦則建議他到福田區仲裁委申請仲裁，福田區仲裁委則以張百寧“未能提供有效的證據證明與被訴人存在勞動關係”為由不予受理。張百寧找到福田法院。
權力制約法院建議他先行到勞動部門進行仲裁調解。張百寧再次到深圳市勞動保障局信訪辦上訪，並要求深圳市仲裁委對他的情況進行仲裁，但一直沒有回音。一年過去了，張百寧又一次向福田區仲裁委申請仲裁，裁決仍是不予受理。最終，張百寧通過福田法院將百分百實業公司告上法庭，但法院以他的訴訟請求超過法律界定的60日的仲裁時效，駁回了張百寧的訴訟請求。也就是說，張百寧兩次找到深圳市勞動保障局信訪辦，兩次找到福田區仲裁委，兩次找到福田法院，都以這樣或那樣的理由被拒絕。
一件微小的勞動糾紛，為什麼民工兄弟正確的維權通道，理性司法訴訟，得到的卻是處處碰壁。深圳市勞動保障局信訪辦接受到了民工信訪，有沒有將這種信訪按照正常程式受理、記錄在案，認真反饋，向被信訪單位下發信訪函，責成信訪處理結果。如果信訪觸覺延伸到了百分百公司，我想這個小問題應該能夠順利解決。再說福田區仲裁委，張百寧手裡明明具有“自己的工作證，翻開背面，上面卻蓋著百分百公司的公章”，這就足夠證明他和百分百公司構成了事實契約和勞動關係，為什麼“福田區仲裁委認為他提供的證據上未蓋有百分百公司的公章，因此不予認可”呢？弱勢群體的證據能力非常有限，只要能夠證明自己的“受侵害事實”，仲裁委就沒有理由拒絕受理。如果非說蓋有公章的工作證不是證據，人們就會認為，福田區仲裁委的拒絕仲裁，是不是一種“變相保護傘”，或者是一種故意刁難。
至於福田法院，第一次要求調停也許是合理的，可拒絕立案的時候，為什麼沒有將“60日仲裁時效”的法律精神告知張百寧，為他提供一定的法律救助，否則，這位民工兄弟不會如此愚昧，白白錯過訴訟時效。
不願意說深圳市勞動保障局信訪辦、福田區仲裁委、福田法院患有“權力冷漠症”，可一位底層農民工，當他將最有可能為自己解決問題的政府機構頂禮膜拜、無限信任的時候，當他將足夠證明自己委屈、不平的證據擺到有關部門面前的時候，為什麼得到的卻是想方設法的公權推諉、“拒絕受理”，堵截、冷臉、懶政。這時候，調停需要和證據需要顯得振振有詞，而唯獨忽略了農工兄弟四處求援碰壁的痛楚心情，忽略了弱勢群體受辱而無人撐腰的沉痛心理。怨不得民工會採取極端報複方式，就連筆者在內的很多網友，都對這種民工兄弟抱有同情心理，而對公權部門的“嫌棄貧窮、冷落民生、缺乏布衣本性”的權力品質感到羞恥。讓人不解的是，當民工兄弟採取了極端維權措施（當然，民工不應該這樣做），政府的行政力量卻一下子嚴肅起來了：仲裁院林院長稱，“這肯定是一個政治事件！”並表示派出所已經立案，相信公安機關的公正和破案能力。用所謂的“政治事件”對民工兄弟戴大帽子，實施嚴肅處罰，軟弱無力的行政作為瞬間行動復活，而唯獨淡忘了自己曾有的作為虛無，這是不是權力的欺軟怕硬、恃強凌弱。在構建和諧社會進程中，政府部門的經濟、物慾意識可以增強，但內在的服務本能、公僕本能和“守夜人”的本能更應該得到強化，賦予權力布衣本性。因為任何權力最終都要服務於公眾尤其是弱勢群體。不聞不問、雪上加霜不僅會極化矛盾，也會讓權力品質受到質疑。年關將至，農民工討薪、維權會再度成為社會熱點和政府難題，希望各地政府職能部門多增強“布衣本性”，少些霸王情結和懶惰情緒，切實將民生和弱勢群體的需要當作政府工作的重要核心，杜絕上述行政不良。
指揮權力
“指揮棒”體現權力品質，站在新的歷史起跑線上，科學發展與和諧發展成為深圳前行道路上的新主題曲。用什麼樣的指揮棒，來駕馭這曲意韻深遠的時代華章？《深圳市民生淨福利指標體系》獲得一致通過，這是深圳探索科學、和諧、效益發展之路上又一創造性的社會發展評價體系。評價是行為的導向，無論對於一個人、一個組織還是一個部門，不同的評價標準會將評價對象引領到不同的發展方向。一個城市選擇什麼樣的評價體系，不僅會成為指導這座城市發展方向的“指揮棒”，更體現了城市領導者的權力品質。作為執政黨，共產黨的權力品質是什麼？就是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一座城市，一級政權，是不是真的“權為民所用，情為民所系，利為民所謀”，不是看你怎么說，而是要看你怎么做。深圳市委、市政府把《民生淨福利指標體系》作為指導決策、指導工作、決定幹部升降留轉的強有力的“指揮棒”，引領各級政府部門從執政的理念到行動都將重心移到民生大計上，就極為生動地印證了深圳市委、市政府的權力品質。
首先，這是一個充滿人性關懷的指標體系。這套體系首次將城市的巨觀發展、政府部門的業績考評與百姓生活的微觀指標關聯起來，這意味著民生的權重在城市公共政策版圖中被推到了一個嶄新的高度。
權力品質作為指揮棒，《指標體系》的首要意義在於釐清了“做什麼”的問題，促使政府部門從觀念上重新認識民生在公共政策設計與執行中的地位。過去我們強調發展的速度與規模，但從民生淨福利的角度出發，物質和財富增長並不是最終目的。只有當增長的物質和財富可以被民眾支配分享、可以被用來切實改進民生，才具有更廣泛的價值。正因為如此，體系中的第一項指標就選擇了“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長率”這一概念。
其次，《指標體系》是考量民生福利具體水準的一把標尺，有了這把尺，心繫民生由和諧社會的一種重要內涵轉化為一系列可評測、可執行的具體目標。這把尺，不僅是統計指標的創新，更關鍵的是為民生福利的抽象概念確立了可度量的標準。這把尺，也向政府部門明確了在具體的工作中“怎么做”的問題。分析這套體系的21項指標，可以歸納出體系主要包涵了收入分配與公平、安全水平、社會水平、公共服務水平、人的全面發展水平等五大項內容。民生淨福利是一個創造性的嶄新概念，也將是一個不斷完善的動態體系。目前的21項指標並不可能涉及到社會民生的所有方面，在涵蓋的領域中也很難容納所有的指標。但是，作為一根指揮棒，它更重要的體現的是導向的作用。事實上，每一項具體指標對應的都是一項複雜龐大的社會工程，每一個指標的實現也都需要該領域各項相關工作的配合與跟進。指標體系中雖然只涉及了十個責任部門，但是沒有在列的政府部門同樣需要參照指標體系作出制度安排，為改善相關工作領域的民生淨福利作出努力。
第三，《指標體系》還是一個深刻改變部門政績評價角度的衡量坐標，政府公共財政的投向，為老百姓辦實事的效果都可以在這個坐標繫上找到評價的刻度。市委書記李鴻忠同志在市委全會上強調，要以此作為我市黨政工作決策的“指揮棒”，作為考察各級領導班子工作業績的“標尺”，作為領導幹部提拔使用的重要依據，促進各級幹部形成正確的政績觀導向、民意監督導向。當老百姓能切身感受到的福利指標與部門的政績聯繫在一起，當民生福利目標的實現與官員的任用選拔掛起鉤，“心中有民”就從理念層面躍身成為對政府部門、官員考評的硬約束。在這個意義上，《指標體系》還解決了“誰來評價”的問題。今後，我市將每年向社會公布民生淨福利指標的實施效果，這也意味著考評的結果將置於民眾的目光之下，接受民意的監督。這樣的制度安排，將使“指揮棒”的效力最大程度地得到保障。
不怕丟醜
不怕丟醜彰顯權力的道德品質，華商報社舉辦“書記、市長熱線聽民意”活動。期間，熱線直播的時間定在1月27日晚7時30分至8時30分，工作人員擔心時間太緊，到時直播效果不好會影響漢中市市長王成長的形象。王市長反而勸大家不必擔心：“與市民交流咋能怕丟醜。”，與市民交流咋能怕丟醜簡單的一句話揭示了市長的親民形象，往深層次上說，這種“不怕丟醜”的意識，彰顯了權力親和性的道德品質。歷史和現實昭示我們：任何行政權力都是處理和協調各種利益關係的重要手段。任何一個社會共同體，都存在著各種利益關係。利益的一致性決定了行政權力具有親和性。任何權力都要促成權力覆蓋範圍內的全體成員的親密和睦、協商共事，把一個個相互獨立、有著不同利益要求的單一個體凝聚成一個具有共同利益，並能相互認同、彼此合作的統一整體，以實現共同的管理目標、工作目標和利益目標。親和性是權力存在和發揮功效的最根本的特性。失去了親和性，權力就失去了存在的必要和可能。而“不怕丟醜”就揭示了權力親和性的鮮明特徵。
眾所周知，權力的基本屬性是“公”。任何國家的權力都來自於公眾，一切權力都是公眾的權力，權力具有公共性，權力即公共權力。公共權力的本質在於促成全體社會成員的親密和睦、同心同德，以謀取全體公民的幸福。如果怕在公眾面前出醜，就意味著權力的責任性沒有得到保證。權力的責任性意味著掌握權力和行使權力的人對自己行使權力的行為及其可能產生的不利後果必須承擔責任，同時還指掌握權力和行使權力的人作為權力的實行者必須對社會有所貢獻，必須為促進經濟的發展和社會進步承擔相應的責任，這也是掌權者得到社會認可和服從的原因所在。權力和責任是一致的。如果只有責任，沒有相應的權力，也就沒有辦事和解決問題的力量，那是根本不可能完成工作任務的。因此權力和責任是不可分割的，它要求每一個掌權者在擁有某項權力的同時必須承擔相應的責任。“不怕出醜”告訴我們，權力在行政公職人員手中不是一種謀取個人私利的工具，而是一種責任，一種義務。
從行政管理的角度來說，“不怕丟醜”就是指行政機關及其工作人員對民眾必須有一種公共服務意識，具有牢固的“管理就是服務”的道德理念。在中國近代革命史上，孫中山曾經提出，作為國民公僕的各級官吏，應該具有一種“服務的道德”。在民主政治制度中，服務精神是行政權力運行的一種道德基礎，政府或其他行政機構的人員運用行政權力通過管理為民眾服務，這是他們的職責。明確行政權力運行的道德基礎是服務精神，有重要現實意義的。因為在我們的現實生活中，官僚主義的老爺作風、衙門作風、強迫命令作風，甚至依仗職權欺壓平民百姓的現象，並不是個別的。希望公務員能從“不怕丟醜”中領會到服務精神的實質。
節約權力
節約是公權力的基本品質，節約是正在召開的陝西省政協十屆二次會議的一大特色。在最佳化議程確保質量的前提下，會期由7天壓縮至4天，工作報告精簡到9500字。同時不設分會場，提高駐地會場使用率;往年慣例中的一般性宴請被取消;服務工作全由省政協機關人員承擔，大會工作人員比以往減少三成，
回收下放權力節約百餘個房間。面對國際金融危機的衝擊，儉約化生存已成為當前共識。作為自身不產出經濟效益的公共機構，自身是否會花錢、善花錢、花好錢，是一道嚴肅的民生課題。陝西省政協會議處處精打細算，筆者為之叫聲好。
這些年來，我們司空見慣了權力的大手大腳現象———比如權力性浪費，公車腐敗、公款招待及公務出國游，花錢就像往無底洞裡撒;再如權力性鋪排，動輒數億、十數億、數十億元人民幣的形象工程、標誌性建築;再如權力性損耗，某些地方的城市規劃幾乎成了官員個人的政績草稿，前任繪圖後任改，陷人拆拆建建、建建拆拆的怪圈，成堆鈔票變“學費”打水漂，卻從來不見有人主動承擔責任……婦孺皆知的勤儉節約古訓，到了少數官員那裡偏偏失靈，權力變成了不講成本、遑論代價、揮霍無度的代名詞，這是公權力的恥辱，更是民生的不幸。公權力由眾多的個體權利讓渡而成，。這是因為，所有人的權利加在一起基數很大，所有人的問題堆在一起規模驚人，要想力所能及地滿足持續擴張的公民需求及公民權利，紓解每個人的困難，必須集中制度力量、整合制度資源、提升制度效能，以最低成本實現公共利益與個體權利的最大化。做民生這道“加法題”，需要不計投人的大手筆;做公權力運行成本控制這道“減法題”，需要錙銖必較的較真精神。公眾期待，在應對國際金融危機的非常時期，各級公共機構都能像陝西省政協會議那樣，打好勤儉節約的算盤，把省出的錢更多地用在老百姓的民生問題上。這樣的公權力才能產生應有的凝聚力、親和力。
權力實例
雲南祥臨高速公路一輛越野車與一輛兩輪機車相撞，造成機車上的一家三口死亡，
權力與服從其中死亡婦女還懷有七八個月的身孕。事發至今肇事司機的身份一直是個謎。而據知情人士透露，臨滄當地人都把事故的焦點指向臨滄市副市長、市公安局局長和彥輝。（2月3日《都市時報》）
前全國政協副主席，湖南、江西前省委書記毛致用退休三年，幫助家鄉百姓脫貧。在他的直接幫助下（引進外資辦豬場，申請農業開發項目、改造電網等），西沖村由一個落後村，一躍成為人均年收入超過5000元、在當地排名第一的先進村，為此，毛致用成為村民心目中的“福神”。（《新京報》12月20日）
另一則報導是：寒冬，北京市中關村街頭。幾名城管正將剛罰沒的一輛烤紅薯用的三輪車抬上拖車，一個中年婦女在邊上哀求：“求求你還給俺吧，俺以後不在這兒賣了。”與此相關的背景是：據國家工商總局統計，自1999年以來，我國個體工商戶減少650多萬。所以造成這種局面，中央黨校周天勇教授認為，是因為中國個體戶正遭遇“嚴苛的政府規制”——苛刻的“準入”制度、煩瑣的審批程式、多如牛毛的各種行政收費罰款。（《中國青年報》12月20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