樊惠渠歌

《樊惠渠歌》,又名《京兆樊惠渠頌》,是東漢文學家蔡邕所作的詩歌,是描寫和歌頌京兆陽陵縣涇河渠的一首詩歌。該作品是是現存最早的一首詩序體作品。

作品賞析

創作背景

東漢光和五年(公元182年南陽魯陽人樊陵出任京兆尹,在獲知陽陵百姓耕作不便的情況下,在涇河岸修

建灌溉引水渠。這在東漢末年政治荒廢的情況下無異於一次盛舉。這條渠後被當地人喚作樊惠渠,其位置在今鹹陽縣東。
蔡邕在觀察了這次工程後作歌並寫了序言。作品原文

陽陵縣東,其地衍隩,土氣辛螫,嘉穀不殖,而涇水長流。光和五年,京兆尹樊君勤恤民隱,乃立新渠。曩之鹵田,化為甘壤。農民怡悅,相與謳談疆畔,斐然成章,謂之樊惠渠云:
我有長流,莫或閼之。我有溝澮,莫或達之。
田疇斥鹵,莫修莫厘。饑饉困悴,莫恤莫思。
乃有樊君,作人父母。立我畎畝,黃潦膏凝。
多稼茂止,惠乃無疆,如何勿喜?
我壤既營,我疆斯成。泯泯我人,既富且盈。
為酒為釀,蒸彼祖靈。貽福惠君,壽考且寧。

後人評價

“四始”之至,頌居其極。頌者,容也,所以美盛德而述形容也。昔帝嚳之世,鹹墨為頌,以歌《九韶》。自《商》已下,文理允備。夫化偃一國謂之風,風正四方謂之雅,容告神明謂之頌。風雅序人,事兼變正;頌主告神,義必純美。魯國以公旦次編,商人以前王追錄,斯乃宗廟之正歌,非宴饗之常詠也。《時邁》一篇,周公所制;哲人之頌,規式存焉。夫民各有心,勿壅惟口。晉輿之稱“原田”,魯民之刺“裘”,直言不詠,短辭以諷,邱明、子高,並諜為誦。斯則野誦之變體,浸被乎人事矣。及三閻《橘頌》,情采芬芳,比類寓意,又覃及細物矣。至於秦政刻文,愛頌其德;漢之惠、景,亦有述容:沿世並作,相繼於時矣。若夫子云之表充國,孟堅之序戴侯,武仲之美顯宗,史岑之述嘉後,或擬《清廟》,或范《駉》、《那》,雖淺深不同,詳略各異,其褒德顯容,典章一也。至於班、傅之《北征》、《西巡》,變為序引,豈不褒過而謬體哉!馬融之《廣成》、《上林》,雅而似賦,何弄文而失質乎!又崔瑗《文學》,蔡邕《樊渠》,並致美於序,而簡約乎篇。摯虞品藻,頗為精核,至雲“雜以風雅”,而不變旨趣,徒張虛論,有似黃白之偽說矣。及魏、晉辨頌,鮮有出轍。陳思所綴,以《皇子》為標;陸機積篇,惟《功臣》最顯:其褒貶雜居,固末代之訛體也。
譯文
風、小雅、大雅、頌,是詩理的極至,頌是這“四始”的最後一項。“頌”的意思就是形容狀貌,就是通過形容狀貌來讚美盛德。從前帝嚳的時候,鹹黑曾作頌揚功德的《九招》等。從《詩經·商頌》以後,“頌”的寫作方法就完備了。教化影響到一個諸侯國的作品叫做“風”,能影響到全國風俗的作品叫做“雅”,通過形容狀貌來稟告神明的作品叫做“頌”。“風”和“雅”是寫人事,所以有“正風”、“正雅”和“變風”、“變雅”;“頌”是用來稟告神明的,所以內容必須純正美善。魯國因頌揚周公之功而編成《魯頌》,宋國因祭祀祖先而輯錄《商頌》。這都是用於宗廟的雅正樂歌,不是一般宴會場上的歌詠。《周頌》中的《時邁》一篇,是周公親自寫作的;這篇賢人寫成的頌,為頌的寫作留下了典範。每個老百姓都有自己的思想,表達其思想的口是堵塞不住的。春秋時晉國民眾用“原田每每”來讚美晉軍,魯國人用“麛裘而”來諷刺孔子,這都是直接說出,不用歌詠,以簡短的話來進行諷刺。左邱明和孔順,都把這種話當做“誦”來記載。這是有了變化的不正規的頌;頌本來是用以告神的,這種變化已漸漸用於人事了。到了屈原的《橘頌》,內容和文采都很美好,它用相似的東西來寄託情意,又把“頌”的內容推廣到細小的事物了。至秦始皇時的石刻,乃是稱頌秦始皇的功德。即使漢代的惠帝和景帝時期,也有描述形容的頌產生。所以,頌的寫作是一代一代地相繼不斷了。如揚雄表彰趙充國的《趙充國頌》,班固歌頌竇融的《安豐戴侯頌》,傅毅讚美漢明帝的《顯宗頌》,史岑稱述鄧後的《和熹鄧後頌》,有的學習《周頌》,有的模仿《魯頌》或《商頌》。這些作品雖然深淺不同,詳略各異,但它們讚美功德、顯揚形容,其基本法則是一致的。至於班固所寫《車騎將軍竇北征頌》,傅毅所寫《西征頌》,就把頌寫成長篇的散文,豈不是因過分的褒獎而違反了“頌”的正常體制!馬融的《廣成頌》和《上林頌》,有“雅”的用意卻寫得很像賦,為什麼如此玩弄文詞而遠離“頌”的特點呢!還有崔珍的《南陽文學頌》,蔡邕的《京兆樊惠渠頌》,都是把序文寫得很好,而精簡了“頌”本身的篇幅。摯虞在《文章流別論》中對頌的評論,基本上是精確的,但其中說在頌的作品中“雜有一些風、雅的內容”,而不弄清其根本意義,這不過是徒然聲張一些不合實際的議論,和古代對於鑄劍可黃銅白錫相雜的謬論差不多。到了魏晉時期的雜頌,一般沒有超越正常的寫作規則。曹植的作品,以《皇太子生頌》為代表;陸機的作品,只有《漢高租功臣頌》較突出。不過,他們的作品中褒揚和貶抑混雜在一起,那是魏晉時期頌體已有所變化的作品了。

作品的歷史地位

詩序體是悄然興起於東漢末年的一種新型詩歌體式。詩序體的產生,雖然是受了“賦序合一”等的影響所致,但與蔡邕對其之藝術實踐大相關聯,因為《蔡中郎集》的《樊惠渠歌》一詩,是現存最早的一首詩序體。此外,蔡邕善於從事“文序合一”之創作的舉措,也為詩序體的問世提供了堅實之基礎。由於詩序體開創了詩歌審美的新格局,所以魏晉六朝的詩人們均特別喜愛這一新型的詩體,其中,最具代表性的詩人是陶淵明。而此,所體現的則是蔡邕對文學史之重要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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