簡介
高級記者、教授，1940年11月出生，籍貫湖北省浠水縣，1966年畢業於北京清華大學，2001年在新華社工作35年服役期滿，還保留一些諸如中華全國新聞工作者協會理事、中國工業經濟聯合會理事、中國合作經濟學會理事等一些學術頭銜。
作品
除了發表了數以千記的新聞作品以外，還發表了上百篇學術論文，其中多篇論文在社會上獲獎。出版的學術著作有《技術商品與技術市場》、《技術貿易學》、《社會奧秘之門》、《鄧小平時代》、《中國當代社會各階層分析 》等。《技術商品與技術市場》和《技術貿易學》是國內同類題材的第一本著作。《鄧小平時代》，印5萬冊，在社會上獲得各方面好評。《中國當代社會各階層分析 》是建國以來國內第一本以此為題的學術著作。
評價
他是一名與眾不同的研究型記者：35年來除發表了數以千記的新聞作品外，還發表了數百篇頗有影響的學術論文，他以記者的敏銳撲捉問題，以學者的深度剖析問題的癥結；他是一個有故事的人：他的文章曾得到過毛澤東、周恩來的批示，但他也是中國新聞界挨批層次最高的記者，有兩屆中宣部長都曾經批評過他的文章。他，就是新華社高級記者楊繼繩。我們提出採訪要求，他在平靜中流露幾分率真：我現在主要精力用於圍繞中國經濟社會問題胡亂讀書，胡思亂想，胡思亂寫。“三胡”的目的是滿足自己精神生活的需要，也為了償還文債，換取些許Money也是一個目的。
觀點摘要
親歷中國改革開放系列無論是歷史學家、經濟學家還是社會學家，無論是政治要人還是尋常百姓，無論是中國人還是外國人，對中國30年發生的社會變革無不有著極大的關注。一個13億人口的大國，在沒有大的社會震動的情況下，發生了如此全面而深刻的變化，實現了如此重要的社會進步，這不能不說是一個奇蹟！在這場巨大而深刻的社會變革過程中，演出了多少使人心靈震撼的歷史活劇！融化了多少悲傷、壯烈、激動和喜悅！留下了多少令人深思的問題！難怪不同國籍的作家、記者、學者們，紛紛用不同的語言和不同的思維方式，著述這將在人類歷史天幕上留下重要痕跡的30年。今年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60周年，改革開放是第二個30年。現在我們已經進入了第三個30年，站在新的30年的門口，重新反思剛剛過去的30年是非常必要的。
從中國改革的歷史看中國改革的目標
在20世紀這短短的100年內，人類的經濟制度經歷了一個螺鏇式的上升。從19世紀承襲下來的自由資本主義，以其富有激勵性的市場機制，空前地調動了人類的創造力，使生產力奇蹟般地發展，積累了巨大的財富，刷新了整個社會面貌。但是，它也曾一次又一次地造成了資本主義社會的危機。20世紀初，人類面對早期資本主義的社會危機作出了種種思考和實踐探索，其中變為大規模社會實踐的有四條道路：
法西斯主義是第一種實踐。希特勒提倡“國家社會主義”，用政府的權力來消除不平等，在經濟上對大股份公司實行國有化，否定自由企業制度和市場經濟，實行高度集中的、國家壟斷的統制經濟，承諾維護工人階級的利益。為了實現其“國家社會主義”理想，他採取秘密警察和集中營的恐怖手段鎮壓反對者； 反對民主，扼殺人權。法西斯的實踐給人類帶來了災難，已經被人們唾棄。
北歐的民主社會主義是第二種實踐。它主要是吸收第二國際的思想遺產。“二戰”以後，社會民主黨在聯邦德國、瑞典、挪威、芬蘭等一些國家執政。它的主要特徵是：放棄無產階級的暴力革命，實行和平過渡；實行民主政治，反對專制主義；靠市場力量配置資源，國家對經濟實行調控，不實行國家所有制；實行“從搖籃到墳墓”的社會福利計畫。
資本主義自身的完善和改革是第三種實踐。資本主義制度實際是組織社會生活的一種制度體系。這種制度體系是經過人類幾百年的探索、實踐和試驗逐漸演變而成的。它不是一成不變的。在20世紀，比較突出的改革要算“一戰”前夕英國的勞合·喬治的社會政策和1935年美國的羅斯福新政。其主要內容是：1?工會不斷發展，逐漸成為一支社會平衡力量；2?實行廣泛社會保障制度；3?在市場無效、無力的領域,國家干預經濟,用政府“有形的手”來補充“無形的手”；4?私人獨資企業逐漸變為股份制公司，股票分散化，所有權社會化；5?經理階層取代了私人資本家的管理權力，大企業再不是由資本家本人來管理，而是由有專業知識的管理人才來管理。 這些變革無疑是吸收了社會主義的一些內容。
以蘇聯為代表的社會主義是第四種實踐。二戰以後，蘇聯式的社會主義制度在十幾個國家掌握了政權。由於高度集中的政治體制和經濟體制能夠動員全社會的財富，因而使一些落後國家迅速實現了初步的工業化。在1929年前後的資本主義經濟危機時期，一些西方知識分子也崇尚這種社會主義。但是，從60年代以後，這種社會主義制度，越來越顯現出它的不足。它不能有效地吸納20世紀新技術革命的成果；沒有力量進行有效的資源配置，經濟發展緩慢；無休止的內部政治鬥爭耗盡了精力；在輝煌表象中掩蓋著深刻的危機。 由於經濟壟斷、政治壟斷、思想壟斷，內部危機日益深重，蘇聯解體，東歐劇變。
鄧小平同志曾經對波蘭前領導人雅魯澤爾斯基說：“我們兩家的政治體制都是從蘇聯模式來的。看來蘇聯模式也不是很成功的。”鄧小平：《根據本國情況進行政治體制改革》，1986年9月29日，載《建設中國有特色的社會主義（增訂本）》，第144－145頁，人民出版社，1987年3月第二版。通過人類在20世紀100年的實踐，中國的改革目標很明確：從蘇聯那一套模式中走出來，進入人類的主流體制，即民主政治，市場經濟。這一點應當是沒有爭議的。
中國的改革是成功的
改革以前的上世紀70年代末期，中國的農村一貧如洗。不僅農民家中一無所有，連村子周圍的樹木都砍光燒盡。有一個令人震驚的數字：1978年，全國有2/3的農民生活水平不如50年代，有1/3農民的生活水平不如30年代。 處於工農差距有利一方的工人怎么樣呢？以天津為例：1975年，工廠的生產第一線70%以上是二級工，月薪為41?5元，再沒有其他收入。職工家裡沒有任何財產，成了名副其實的“無產階級”。1950年，天津人均住房面積3?8平方米，1972年，下降到3平方米。50年代初為工人修建的工棚式臨時住宅，一直住到80年代後期。
除了貧窮以外，還有不自由。
為擺脫原來體製造就的危機，30年來，主要進行了以下改革：
一、所有制改革。國企改革（競爭性企業民有化，國有控股企業吸收非國有資本）；發展私有經濟；建立以國有經濟為主導的各種經濟成分並存的混合經濟；由單一公有的利益主體到利益主體多元化。
二、 價格改革。由政府定價到市場供求關係決定價格。
三、建立市場體系、商品市場、技術市場、金融市場、土地市場等各種生產要素市場。
炎黃春秋四、建立市場經濟的法治體系。
五、巨觀調控體系重建。金融、財政、稅收等方面的改革。
六、社會保障體系構建。
七、對外開放。吸收國際資源利用國際市場，中國經濟和世界經濟連為一體。 改革大力推動了經濟發展。30年來，中國的GDP平均每年以9?8%的速度增長，經濟總量超過了法國、英國和德國，在世界處於第三位。中國人口從1978年的9?6億增加到2007年的13?2億，增加了3?6億，而人均國民總收入（即人均GNP）還是由378?7元增加到19033元，增加了49倍。改革30年，中國從一個人均國民總收入199美元貧困的低收入國家，走到了人均突破2000美元中等偏低收入國家,排名由175位上升到129位。
最有意義的是配置資源的方式轉變。在行政力量配置資源的1958年，為了使鋼鐵的年產量達到1070萬噸，傾全國之力，鬧得得不償失。配置資源的方式轉向了主要由市場力量配置以後，鋼產量不聲不響地從1978年的3178萬噸，增長到2007年的48966萬噸。從2000年開始至今，中國的鋼產量一直居世界第一位。這些活生生的數字顯示了增強社會活力的巨大意義。
隨著市場經濟的發展，30年來，在政治上也有重要的進步：
1?以階級鬥爭為中心轉變為以經濟建設為中心；
2?廢除了地、富、反、壞、右等政治身份，各類人政治上一律平等；
3?廢除了領導幹部終身制；
4?由家長式的全能政治轉變為共治式的威權政治，由一個人說了算到集體負責制；
5?中央和地方分權,地方有相對獨立的利益，有相對獨立的事權和財權；
6?對意識形態的控制有所鬆動，輿論一律的情況有所改變。
以上這些，使中國人的自由度也比過去大大地提高了。
還有很多需要解決的問題
中國雖然初步建立了市場經濟體制，但很不完善；中國的政治雖然比過去有進步，但離民主政治還有相當長的距離。由於行政權力過度擴張、政治過度干預經濟，甚至有的權力進入了市場，中國當前的市場經濟可以說是“權力市場經濟”。
經過30年的改革開放，改革前的社會不公正問題有的解決了（以政治身份來確定其社會地位），有的沒有解決（如城鄉身份問題）。改革以後又出現了新的社會不公正。進入80年代後期，社會公正問題就開始顯露，到90年代中期以後，社會公正問題更顯突出。改革期間的社會不公正的根本表現是，對改革的代價承擔和對改革的收益分享錯位。改革中獲益最大的是各級掌權者及其親屬和朋友，改革收益較小的是工人和農民。而對改革的成本和風險的付出，後者比前者大得多。社會不公正具體表現為以下幾個方面： 貧富差距過大；官員腐敗嚴重；國企、醫療、教育、住房改革某些方面失當，甚至損害了底層民眾的利益。改革中，一方面不斷強化和擴大黨政機關的利益，另一方面卻在有些領域推卸國家財政應當承擔的責任。 改革中形成的既得利益群體形成了強勢，他們利用這種強勢左右改革的政策和措施，使他們在改革中得到更多的利益。沒有改革的政府部門，按照自己的要求，訂立自己的改革目標，實施自己的改革措施，把改革向有利於自己利益的方向推進。“改革目標部門化，部門利益政策化。”這樣，社會不公正問題會更加嚴重，社會矛盾會更加尖銳。
當今，中國人不得不面對兩個現實：權力沒有被制衡的上層建築；資本沒有被駕馭的經濟基礎。人們經常談論我們面臨兩個矛盾：官民矛盾和勞資矛盾。官民矛盾是權力沒有制衡的結果，勞資矛盾是資本沒有駕馭的結果。
以上問題不是改革產生的，而是改革不到位產生的；不是市場化的結果，而是市場規則受到沒有改革的權力體系破壞的結果。這些問題只有進一步深化改革才能解決。
目標：民主政治加完善的市場經濟
從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到今年已經60年了，這60年可以劃分兩個30年。前30年建立了高度集權的政治體制和經濟體制。在這種體制下，一度經濟發展較快，依靠自己的力量，初步建立了獨立的工業體系，但這種體制限制了各方面的積極性和創造性，經濟缺乏活力，與國際差距日益拉大，還出現了三年大饑荒、“文化大革命”等一系列的重大失誤。後30年對前30年的制度進行改革，形成了“威權政治加不完善的市場經濟”的社會體制。在這種社會體制下，經濟高速發展，國力大大增強，但出現了社會不公正的問題，從而引發比較尖銳的社會矛盾。又一個30年來了，它的目標是什麼呢？當然，初步建立的市場經濟體制需要進一步完善，在政治上，正如胡錦濤總書記多次強調的，加快民主進程。也就是說，今後改革的目標是“民主政治加完善的市場經濟”。
下一步改革面臨的任務是建立制衡權力和駕馭資本的社會體制。在駕馭資本和制衡權力兩個方面，制衡權力當然是主要的一面。制衡權力是指監督公權、限制公權的活動範圍，阻止公權進入市場交換領域。制衡權力就需要建立民主政治制度。
資本是一種強大的社會能量，它推動技術進步、推動社會發展。資本投到哪裡，哪裡就改變面貌。但是，資本是貪婪的。這種貪婪性用經濟學的語言可表達為“追求利益最大化”。在利益面前，資本是沒有人性的。近200年來，批判資本罪惡的著作汗牛充棟，其中馬克思的最為深刻。我們今天在利用資本、享受資本之惠的時候，卻忘了資本的另一面。自上世紀90年代中期以來，中國生產要素資本化和勞動力僱傭化同時並進。在市場經濟條件下，資本總是占主導地位。從高級工程師到普通產業工人，都可能是資本雇用的勞動者。一些自詡為“知本家”的工程師們，在經濟寒流中也被“資本家”解僱而失去飯碗。普通勞動者的利益更是經常受到損害。為了追求利益最大化，資本總是千方百計地侵占和損害企業外部的利益，三廢橫流、大氣污染、環境破壞，正是資本肆虐的結果。資本收買權力，收買輿論，用資本原則代替了政治原則和道德原則。各種保持社會平衡和穩定的公共規則被銅臭鏽蝕，“潛規則”廣泛取代了“顯規則”。資本原則進入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冰冷的金錢關係取代了人情的溫暖。
馬克思主張消滅資本，目前資本是不可能也不應當消滅的。孫中山提出“節制資本”，“節制”有點過分，會限制資本的積極方面，還是駕馭資本比較合適。駕馭資本，就是建立一套制度體系，既使資本能比較充分地發揮它的積極作用，又能限制其貪婪性對社會的危害。現代民主制度就是駕馭資本比較有效的制度。這是勞動和資本經過千百次博弈產生的制度，是社會實踐在千百次試驗中產生的制度。從限制資本對勞動的奴役這個角度來看，必須提出加速民主化的問題。
無論是制衡權力，還是駕馭資本，都需要民主政治制度。從這裡引發出必須加速政治體制改革的結論。 不錯，政治改革是有風險的。然而，如果不自覺主動改革，最終還得被迫變革。對國家和民族來說，自覺改革比被迫變革的代價要小得多、安全得多。所以，政治改革要採取積極的態度。 但是，政治制度的轉變不能過於激進，不能過於急切。激進和急切的做法可能使社會失控。一旦激進的民主主義和無政府主義者的過激行動使政權失去控制社會的能力，社會就出現無序，此時專制者就會應運而生。因為專制是結束社會混亂、建立新的秩序最有效的手段。那些不堪忍受無政府狀態的老百姓，就像歡迎救世主一樣歡迎專制者。這樣就可能出現暴民和暴政的惡性循環。政治改革需要政治智慧，要善於選擇時機、利用時機。政治改革最好是在法制的軌道上有序地前進。
我們聽到過很多關於歷史的說法：“歷史是一面鏡子”，“歷史使人明智”，“一個不能面對自己歷史的民族是沒有未來的民族”，等等。這些說法都向人們表明歷史是多么重要。但是，在舊時代，“私撰國史”是有罪的，修史是官家的事。因此，舊時代的史書大都是為官家歌功頌德的文字，存留民間的野史彌足珍貴。但野史由於著者條件的局限，有時失之偏頗和狹窄。這本書的作者中的很多人參與了改革以來重大事件的決策，退休後經過沉靜反思，其文章是在“處江湖之遠”的晚年追思“居廟堂之高”的經歷。既有官家的巨觀視野，又有民間的客觀冷靜。
這本書里所選的文章記錄了中國改革開放中一個又一個重大事件，發表於著名的歷史類雜誌《炎黃春秋》。《炎黃春秋》是追求歷史真實的刊物，多年來，它既致力於匡正過去歷史教科書的偏誤，又致力挖掘過去年代有意或無意掩蓋下的真實歷史。這本書是從《炎黃春秋》中精選出來的，真實性和權威性應當是這本書的特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