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秀峰[原河北省人民政府主席]:楊秀峰(1897年2月27日

家庭出身

楊秀峰於1897的7年2月27日，出生在直隸省遷安縣楊團堡村一個世代書香門第——四知堂。曾祖父楊德，是“四知堂”的始立者，其尊崇孔孟之訓，講求為人處事不愧對天地良心，昭守“天知、地知、你知、我知”，故稱“四知”。祖父楊靜修，在本縣辦教育一生，都是秀才出身；父親楊敘倫，是清末舉人，後畢業於北京高等實業學堂。

個人簡介

楊秀峰(1897.2.27—1983年），原名碧峰，字秀林。1897年出生於直隸省（河北）遷安縣楊團堡村的一個書香門第。全國解放後，任河北省人民政府主席，高教部部長，教育部部長，最高人民法院院長。為中共八屆中央委員，五屆人大常委，人大常委會法制委員會副主任。

作為中國現代著名教育家，他從1952年11月至1965年1月先後擔任高教部、教育部部長，長達12年之久，為改造半封建半殖民地的舊教育制度、開創新中國的社會主義教育事業，嘔心瀝血，做出了歷史性貢獻。

楊秀峰是學師範的，當過中學、師範學校的教員和大學的講師、教授，並長期從事教育行政領導工作，對教育既有很深的理論修養，又有豐富的實踐經驗。他經歷了新中國成立後教育戰線上的許多重大事件，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他總是在自己力所能及的範圍，以求實、穩妥、冷靜的態度對待一切，力求減少偏差與失誤，充分體現了一個教育家的高貴品質和科學態度。他的教育思想十分豐富，涉及了許多重大的理論問題，至今仍有很強的指導作用。他的教育思想與實踐，對我國教育改革與發展有著重要的現實意義。

楊秀峰 - 大事年表

1902年楊秀峰入私塾，隨後進村初級國小和縣立高小念書。幼時的楊秀峰身處禮教甚嚴的“書門”，長期薰陶，不能不受到影響和束縛。然而，也正是封建大家庭的各種黑暗，使他萌發了從封建大家庭中解放出來的念頭。

1911年，年僅14歲的楊秀峰在遷安縣立高小畢業後，考入了直隸第三師範學堂（河北灤縣師範學校）。

1916年他來到了當時的文化教育中心北京求學，考入了國立北京高等師範學校（北師大前身）史地部。楊秀峰從偏僻的農村來到這所高等學府，眼界大開。由於在史地部所學的課程與社會實踐緊密結合，這就為他的思想解放和樹立革命的人生觀、世界觀打下了基礎。

1917年，他因家庭經濟拮据，輟學一年，返鄉執教於遷安縣師範講習所，以籌集學習費用，減輕家庭經濟負擔。

1918年，他在遷安縣師範講習所講授鹵族元素之一的“氯”和“氯化鈉”過程中，學生反映這些抽象的理論很難理解。於是楊秀峰就到天津，找到任直隸省工業試驗所化學工業課技士的叔父楊十三，從那裡借來一套搞氯化實驗用的用具，在課堂上進行實驗，深受學生們的歡迎。有一次，他在做化學實驗時，突然發生爆炸，外耳道受傷。當時有人對他說，何必冒風險，找苦吃，險些搭上性命，太不值得。楊秀峰聽後嚴肅地說：“教好課是每個教員的天職，只要學生能儘快掌握所學知識，讓我付出什麼代價都心甘情願。

1919年，楊秀峰迴到北京高等師範學校復學。1921年畢業，到江西省立鄱陽中學任教，開始了教書生涯。1922年秋，到直隸省立河間中學任教。隨後又在直隸省立第六女子師範、北京京兆中學、北京平民中學、北京女子師範大學、北京師大附屬中學任教。

1928年楊秀峰到河北省教育廳供職，任第三科科長，從事社會教育工作。1929年秋，經河北省教育廳保薦“官費”留學，入法國巴黎大學社會學院學習。

1934年10月，楊秀峰到天津市河北法商學院任教授，並自1935年起，先後在北平師範大學、中國大學、東北大學等校兼課，以大學教授的公開身份，從事革命活動。他把課堂作為陣地，向青年學生講授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用馬克思主義的觀點分析當時的國內外形勢和日益嚴重的民族危機，宣傳中國共產黨的抗日救國主張，指出青年運動的正確方向。

這個時期，中共中央北方局給楊秀峰的主要任務是在北平、天津文化教育界從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工作，領導文化教育界的上層人士開展抗日救亡運動。

1937年“七七事變”後，楊秀峰根據黨中央和北方局的指示，毅然放棄北平師範大學教授的優越生活，投筆從戎，深入太行，建立抗日武裝，開闢冀西抗日根據地。

1938年8月，冀南行政公署成立。為便於進行統戰工作，楊秀峰擔任了冀南行署主任。為了適應抗戰需要，培養大量軍事、政治、財經、文教、行政等方面的人才，經中共中央北方局批准，於1938年8月在冀中深縣成立了以楊秀峰為院長的河北抗戰學院。他還陸續創辦了冀南抗日幹部學校、冀南抗戰學院、冀太行政幹部學校、晉冀魯豫邊區行政幹部學校，均兼校長。

這些幹校和訓練班，培養訓練了多種類型幹部，輸送到黨、政、軍、民各部門，成為各方面的中堅力量。他雖然工作繁忙，但他深知教育在革命戰爭和根據地建設中的重要作用，無論是負責軍事工作，還是負責政權建設工作，都把教育作為一項重要任務來抓。由於冀西地區遭受日軍的“掃蕩”，所有的學校停了課，兒童都失了學，當他帶領“冀西民訓處”轉移到拐兒鎮時，立即組建“婦女兒童教育部”，任孫文淑為主任。而後，又指示“婦女兒童教育部”，在趙村開辦了國小教育培訓班。來自臨城、贊皇兩縣的國小教員40餘人參加了學習。

身為冀西遊擊隊司令員的楊秀峰在緊張的戰鬥空隙還抽出時間趕到培訓班講課。他為學員們講解了“根據地的教育如何為民族解放戰爭服務”的問題。他和孫文淑一起組織培訓班學員恢復和發展根據地的教育工作，首先恢復各村的國小，制訂教育目標，編寫國小教材。同時，為加強教育工作的管理領導，指示冀西所屬各縣抗日政府成立教育科，區政府設教育助理員。在楊秀峰的領導下，根據地的教育部門，克服困難，為恢復、發展根據地的學校教育採取了一系列措施：頒發普及國小教育的法令；舉辦教師培訓班；適當提高國小教師的生活待遇；發動和依靠民眾辦學，在抗日游擊區和接敵邊緣區舉辦“游擊學校”和“偽裝學校”，進行多種形式教學；廢除舊課本，編寫抗日需要的新教材等。

1945年11月，抗日戰爭結束後，國內一度出現和平建設的曙光，解放區各項建設事業急待開展。晉冀魯豫邊區政府主席楊秀峰、副主席戎子和遵照中共中央指示，向邊區政府委員會提出在本邊區創辦高等學校，培養急需的建設人才的意見。經邊委會討論，決定創辦新華大學，後定名為北方大學。

1945年12月，邊區政府決定組成以楊秀峰為主任的北方大學籌備委員會。楊秀峰親擬電報，要求中央把范文瀾調來當校長。經反復商量，中央有條件地同意了楊秀峰的請求，即由邊區派得力助手協助范文瀾主持校務，以不影響他的中國通史研究。范文瀾是著名學者，知名度很高。中央同意他來當校長，使全邊區人民十分高興，也轟動了平津、濟南、開封等蔣管區。為落實中央“條件”，楊秀峰親自選定學校領導，任羅青、孟夫唐、王振華、張柏園、晉曾毅等分別擔任秘書長、校務主任、教務主任等職務，以減輕范文瀾的行政工作。范文瀾從延安到邊區時，帶來了艾思奇、陳唯實等幾位學者，同時到北方大學任教。隨後，邊區又調來了一大批專家學者到北方大學來，其中不少是國內外著名學者，如黃松齡、王學文、何穆、劉大年、葉丁易、王鶴、王南、陳荒煤、夏青、喬羽等。

1946年5月21日北方大學在河北邢台正式開課。楊秀峰十分重視學校的建設和發展，學校開學不久，即來到學校，了解情況，並對師生髮表了《對於時局應有的認識》的講話，勉勵大家要“在認識時代的客觀基礎上，樹立為人民服務的人生觀”。

1952年11月15日，中央人民政府決定成立高等教育部，任命馬敘倫為部長，楊秀峰、黃松齡、曾昭倫、劉皚風為副部長。

毛澤東同志早在1945年發表的《論聯合政府》一文中就指出：“蘇聯創造的新文化，應當成為我們建設人民新文化的範例。”1949年10月5日，劉少奇同志在中蘇友好協會召開的成立大會上指出：“我們要建國，同樣也必須‘以俄為師’，學習蘇聯人民的建國經驗”。同年12月，教育部副部長錢俊瑞在第一次全國教育工作會議上的總結報告中，首次向全國教育工作者明確提出藉助蘇聯教育經驗，並以此作為建設新教育的方向。楊秀峰到任後，積極貫徹、執行中央的指示精神，推動和引導這一活動的開展。

1953年高教部黨組在給中央的報告中，根據毛澤東同志的指示，提出在教育工作中，學習蘇聯經驗要與中國具體情況相結合的方針。1953年7月，楊秀峰在全國高等工業學校行政會議上，提出我們應該運用蘇聯的先進經驗，有計畫、有準備、有步驟地進行教學內容、教學方法以及教學組織和制度等一系列的全面的改革。

1954年9月29日，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毛澤東根據一屆人大一次會議的決定，任命楊秀峰為高等教育部部長。

此後，在楊秀峰的主持下，高教部多次召開會議，對學習蘇聯經驗作出部署，並引導大家正確看待蘇聯經驗，糾正學習過程中出現的偏差。在1954年11月12日第二次全國高等農林教育會議上，他指出，學習蘇聯必須正確地結合中國實際。學習蘇聯先進經驗的目的，在於運用它來解決中國的問題，推動我國生產建設向前發展。在高等農林教育方面必須考慮到中國今天農林業生產實際情況和存在的問題。注意到我國的自然條件如土壤、氣候等與蘇聯有許多不同，並結合著我們農業生產經驗的特點，來確定我們應該怎樣向蘇聯學習。不學習蘇聯不行，學習了不結合中國實際，不能解決中國實際問題也不行。很顯然，在這方面還存在著不少問題，有些人在學習方法上或多或少地還存在著不結合中國實際，機械搬用的教條主義的傾向。

當時，在學習蘇聯經驗的過程中，由於結合中國實際不夠，出現了一些照搬照抄的教條主義情況，因此，個別同志認為我們過去“過分一面倒了”，有人甚至對學習蘇聯發生了置疑和動搖。

對此，楊秀峰在1956年暑期高等學校校院長和教務長座談會上做了冷靜的分析，既肯定了成績，也指出了問題。在談到學習蘇聯經驗是否有教條主義的缺點時，他指出，對此“大家意見不一，有的說有，有的說少，也有不少同志說沒有。我認為應該具體分析。當建國初期，我們還沒有在全國範圍內建設社會主義高等教育的經驗，因而當時將蘇聯建國多年來已經取得了很大成效的高等教育一套先進經驗照搬過來，著手改革舊中國遺留下來的高等教育，在當時情況下，這樣做是必要的，不能說它是教條主義。就是在今天，有些東西我們還不懂，由於迫切需要，也還不得不先搬過來，在教學實踐中試驗證明，再結合我國具體情況逐步修改，這也不應該扣上‘教條主義’的帽子。至於有些我們已經有一定的經驗，應該並且可能根據我國實際，創造性地學習運用蘇聯經驗的，而我們既不問情況，更不動腦筋，對所學的東西也不加以研究，只是盲目地抄襲、照搬，這就是教條主義了。那些一再碰壁，實際已經證明出了毛病或是行不通了仍舊堅持不改的，應該說是‘教條主義者’了”。在談到50年代初的院系調整時，他說：“為了適應國家社會主義工業化的要求，從1952年起，學習蘇聯經驗進行了院系調整，縱然工作中因為考慮不周，有不少缺點和錯誤，有的不該調整的也調整，如把個別有幾十年歷史的應該保留的大學也拆散調整了；但是總的看來，院系調整工作基本上是做得對的，必要的，在主要方面適應了發展工業的要求，已經收到了很大的效果。”

在談到教學改革時他說：“我們以蘇聯經驗為藍本所制訂的教學計畫和教學大綱，分量重了，限制又死，缺乏執行上的靈活性，因而造成了教師和學生的負擔都過重。這種缺點的產生，從過去兩年修訂的教學計畫和教學大綱來看，一般的還不是由於不動腦筋，不假思索地依樣照抄，完全沒有考慮到中國學校條件，而更多的是由於既缺乏經驗，又對各校情況了解不深，徵求各校意見也不夠，主觀要求偏高了。但是部分的也確實存在著教條主義的搬運現象，有些還相當嚴重。”

人們還清楚地記得，50年代中後期交通大學內遷西安一事。它是中國高等教育史上的創舉。從國務院1955年決定交通大學由上海遷往西安，到1957年交通大學分設西安、上海兩部分，再到1959年決定交通大學西安、上海兩部分獨立為兩校，順利地解決交大的遷校問題，這裡凝聚了楊秀峰同志許多心血和勞動。他先後在上海、西安工作61天，找人談話、座談共162次，反映了他高超的領導藝術和耐心細緻的工作作風。

1957年12月，楊秀峰擔任了國務院第二辦公室副主任。

1958年2月11日，一屆人大五次會議通過《關於調整國務院所屬組織機構的決定》，高等教育部和教育部合併成為教育部，楊秀峰任部長。

在教育戰線“大躍進”的過程中，學校的教學秩序受到了嚴重的影響和衝擊。1958年10月至11月，楊秀峰和國務院第二辦公室代主任張際春在西南地區考察學校時指出：要合理安排煉鋼和教學任務，進一步做好教育和生產勞動相結合的工作；教學、生產、科研要緊密結合，不要放鬆基礎課程，還要攻尖端科學。這雖然沒有明確指出“大躍進”的“左”傾錯誤，但已經初步意識到必須注意糾正教育“大躍進”中“左”的偏向。

1958年12月22日，中共中央批轉教育部黨組《關於教育問題的幾個建議》，建議指出：“自貫徹黨的教育方針以來，產生了某些勞動時間過長，忽視教學質量的現象”，強調在煉鋼和三秋任務已基本完成的情況下，“各級各類學校應當照常上課。”並對教學、科研、勞動、休息時間都做了規定。

1959年1月12日至3月1日，中共中央召開教育工作會議，討論了貫徹執行教育方針的主要經驗和存在的問題，實際上對1958年的教育“大躍進”進行了回顧與總結。會議指出：1959年教育工作的方針主要是鞏固、調整和提高，並在這個基礎上有重點地發展。在會議上，當聽說有的學校每周軍訓四至八小時時，楊秀峰說：“前年是個大政治，去年是個大生產，今天來個大軍訓，明年來個大文化，我們教育就辦不成了。”

會後，教育戰線進行了初步調整。

1959年5月14日，楊秀峰帶領工作組赴瀋陽、旅大、撫順、安東、本溪等地了解教育工作會議精神的貫徹情況和考察各級全日制學校。考察工作歷時20天。在此期間看了12所大學、16所中學和師範、5 所國小，召開座談會18次，就1958年教育工作中的偏差、混亂問題進行了調查了解。

在考察中，高等學校的領導、教師和學生反映學習負擔重，生活過於緊張。主要表現在：課程門數多，講授進度太快，學生自習時間少，更沒有時間看參考書，講授與自學甚至不能保證1∶1。遼寧某大學數學系有些學生把課程劃上號碼，自認為重要的就多花時間，不重要的少花時間或放棄。歷史系採取“單科躍進” 以後，4周學完中國近代史，一周講完鴉片戰爭到日俄戰爭幾十年的歷史，4節課講了100頁（指講義）。在調查中，還了解到，高等學校內組織名目繁多，活動過多較為普遍。

聽了這些反映之後，楊秀峰感慨地說：“太緊張了，長期像去年那樣緊張不行，教育不能這樣緊張。” 5月20日，在和遼寧省委文教部負責同志的談話中，他指出，教育工作需要相對的穩定，不能長期象去年那樣緊張下去。我們必須在去年大躍進的基礎上穩定下來，否則就無法提高質量。我們的改革能夠快就快一些，不能快就慢一些，實行最高限度與最低限度教學計畫的工作，秋後只能進行試點，添設外國語也要量力而行。教育工作已經有了明確的方向，當前的問題是採取什麼步子、怎樣走的問題。中心環節是在貫徹方針方面，對於教學、生產勞動、科學研究，以及政治課與業務課、學習與生活等各方面進行全面合理的安排。安排不好就會造成過度的緊張，以致教不好也學不好。

5月15日在遼寧某大學，當談到新編寫的教材時，楊秀峰說，由於紙張供應緊張，由於大量的新編教材篇幅很大，內容也不夠成熟，只能作參考材料使用，因此，不能期望每編出一本就出版一本。當他聽說歷史系二年級學生仍在繼續編書後，嚴肅地說：“學生編書要停下來。”5月18日，他在談到此問題時說：“對去年的某些創造要加以總結和修改。去年以來師生結合編寫大量的教材，肯定是很大的收穫，對於推動師生讀書，訓練學生收集、使用材料有很大的好處，但是這種作法也有許多問題。首先，現在編寫一本教材動輒幾十萬字，甚至上百萬字，一般只有停課進行，結果必然打亂教學秩序，造成堅張。其次，學生畢竟是學生，有些課程他們根本沒有學過。有些雖然學過也懂得很少。結果無非是抄材料，雖然也有好處，但耽誤了上課，只能使學生對自己編寫的一部分有較深入的了解，而不能掌握本門學科系統的基本知識。”

當考察中談到教育與生產勞動相結合時，楊秀峰說，不能狹隘地理解教育與生產勞動相結合。黨的教育方針是教育與生產勞動相結合，但有許多同志誤解成為“教學與生產勞動相結合”，這是不正確的。我們的最終目標是消滅腦力勞動和體力勞動的差別，因而教育與生產勞動相結合的首要目的是給學生以共產主義思想品德教育，使他們成為全面發展的新人。貫徹這個方針，當然也要求生產勞動儘可能結合教學，結合專業來進行，但不能把它當成先決條件。有些專業與課程（如藝術、外語等）不能直接結合，或根本不能結合，也必須堅持參加生產勞動。另外，對於生產勞動和教學結合本身也不能理解得過於狹窄，不能構想教學內容在每一個課時、每一章節都與生產勞動直接結合起來，這樣要求勢必導致做什麼學什麼，而使理論教育支離破碎，不能保持應有的系統性。

當談到在1958年的“教育革命”當中，許多高等學校改革畢業設計，與生產結合“真刀真槍”搞設計，參加國家重要工程的研究和設計工作，對此，楊秀峰強調指出，不能把“真刀真槍”絕對化。“真刀真槍”比起假想的畢業設計，肯定能給學生以更嚴格、更有效的鍛鍊，如有可能應當儘量採用。但是不能夠絕對化，真刀真槍的方法也有一定的局限性，學生只能擔任設計工作的一小部分，因而不易得到全面的訓練。還要看條件，學校畢竟不是設計公司，承擔那樣大的設計工作需要許多條件。

楊秀峰積極回響黨中央關於領導幹部每年要有三分之一的時間深入基層調查研究的號召，帶頭身體力行。在高教部、教育部工作期間，部級領導到司局領導中，他到基層調查研究時間最多。他到外地搞調研，很少住賓館、飯店，都主動提出就住在學校的招待所。有時，一住就是幾十天。他到學校聽課，從不打亂學校的正常教學秩序，也不同意學校的領導同志陪同。他常說，有可能一定要去聽聽課，不聽課怎么行，怎么能了解教師到底是怎么教的？學生是怎么學的？光看教材不行，怎么只能從一個本子上了解問題，還要去聽一聽教師是怎樣運用教材的，這是最根本的問題，只有聽了課，感性才深一些。

1961年，根據中央指示，教育部擬起草《教育部直屬高等學校暫行工作條例》，為此，楊秀峰率領調查組到天津大學，對高等學校領導體制問題進行調查研究。此次調研從3月27日正式開始，到5月10日基本結束，歷時一個多月。在進行調查研究、大體摸清情況的基礎上，起草了《關於高等學校貫徹黨委領導下的校務委員會負責制的工作條例（草案）》。

1961年6月，中共中央書記處舉行會議，討論了1961年至1963 年教育事業發展計畫問題。會議認為：這幾年步子要放慢，進行調整。書記處總書記鄧小平主持會議並講話。他說，科學教育水平並不決定於數量，主要是質量。如果講普及，那是普通教育的任務，高等教育是提高水平。這幾年不管從哪幾方面都要步子放慢，進行調整。調整學校三年究竟能搞到什麼程度，住、吃、課堂、師資都要算帳。少辦些學校，把它辦好。這次會議確定了“整頓秩序，總結經驗，提高質量，保證小塔”的方針。

在三年調整時期，楊秀峰用較大的力量抓了普通教育。主要抓了提高教學質量，“重點辦好一批中、小學”和“小寶塔”的工作。

毛澤東同志極為重視教育問題，新中國成立後，就教育工作中一些問題和培養接班人的問題，發表了多次談話和做了多次指示。其中，毛澤東同志多次提出要精簡課程。對此，楊秀峰抓住了毛澤東同志指示精神的實質，創造性地加以執行。

1957年3月，毛澤東同志在中南海召開座談會，參加座談會的除中央負責同志外主要是北京大學的幹部和教師。當時北大文科反映，現在是重理輕文。毛主席說，中國幾千年都是重文輕理，現在輕輕文，也應該。毛主席問馮友蘭發不發講義，馮友蘭說怕有錯誤，沒有發給學生，毛主席說，學生記下來還不是有錯，應該發講義。毛主席又問了課程設定的情況，周培源談了理科的，翦伯贊談了文科的。毛主席說，課程太多了，砍掉一半，怎么樣？當時楊秀峰坐在毛主席旁邊，毛主席問他行不行，他說一下子做不到。毛主席又說砍掉三分之一怎么樣？他說，我們研究，儘量減少。

1957年3月14 日楊秀峰向參加全國宣傳工作會議的高等學校代表說：“主席提出要把課程門類‘砍一半 ’，我說要看專業，主席最後說要至少砍三分之一，昨天喬木又問我，我說這個不能用粗暴方法，可作為一個方向。”

1964年2月13日，毛澤東主席在人民大會堂北京廳主持召開教育工作座談會，因為當日是甲辰年春節，後來稱此會為“春節座談會”。楊秀峰參加了座談會。參加座談會的國家領導人和知名人士還有劉少奇、鄧小平、彭真、陸定一、康生、林楓、章士釗、陳叔通、郭沫若、許德珩、黃炎培、朱穆之、張勁夫、蔣南翔、陸平等。毛主席說：“今天想談談教育問題，……教育的方針路線是正確的，但方法不對。我看教育要改變，現在這樣還不行。”鄧小平同志說：“現在教育工作中一個重大問題就是學制問題，學制太長了，上學的年齡太晚，七歲才上學。從國小到大學一共十七八歲，畢業就二十五歲，勞動鍛鍊一年，見習一年，就二十七歲了。比蘇聯還晚……。”毛主席說：“學制可以縮短。現在課程多，害死人，使中學生、大學生天天處於緊張狀態，近視眼成倍增加，非改不行。”當鄧小平同志講了課程多，作業繁重，學生無法應付時，毛主席又說：“我看課程可以砍掉一半，學生要有娛樂、游泳、打球、課外自由閱讀的時間。”當鄧小平同志談到課程多了，學生不能獨立思考時，毛主席針對考試的問題說：“現在的考試辦法是用對付敵人的辦法，搞突然襲擊，題目出的很古怪，學生難以捉摸，還是考八股文章的辦法，這種作法是摧殘人才，摧殘青年，我很不贊成，要完全改變。”毛主席還列舉了孔夫子、李時珍、富蘭克林、瓦特、高爾基自學的事例。

3月18日至4月11日，高等教育部在北京召開直屬高等學校領導幹部（擴大）會議，專門研究如何落實毛主席指示，開展教學改革問題。中共中央宣傳部部長陸定一做了報告，楊秀峰在會上講話時強調要本著“思想積極，步驟穩妥”的精神，在這次會上把思想搞透，對於重大的改革，應該進行充分的調查研究，謹慎從事。對於學校力所能及的改革，應作好思想工作，立即著手。關於“思想積極，步驟穩妥”的精神，在他於六七月間去重慶、成都等地高等學校貫徹毛主席春節講話指示，探討教學改革問題時，這樣解釋說：“思想積極，步驟穩妥，一句話：當冷靜的促進派，既不草率從事，又不按兵不動。首先要促進，但要冷靜地促進，把革命幹勁與科學精神結合起來。”在西南師範學院，他說：“大改小改都要有計畫、有步驟地進行，不能企圖一下子改好。因為經驗不夠，各方麵條件不夠，而且確有實際困難，教材、師資都有問題，所以現在是初步改，以後還要改。根據主席思想，在今後若干年內逐步摸索，總結經驗，力求搞出我們自己的一套，這是奮鬥目標。但現在僅是開始，不明確這點，就要亂。”“過去有不少教訓。教育工作一個循環，要相當長的時間，不比工業、農業生產，它的優點、缺點容易發現。進行教改，開始要周到一點，研究要慎重一點，過去的經驗教訓要吸取。教學計畫過去變來變去，輕易破，輕易立，有時一哄而起，沒有經過試點。1960 年的教育革命、教學改革，不僅普遍開花，還要‘攔腰改’。學校思想準確不夠，工作準備不夠，甚至缺乏準備，我們仔細考慮不夠。”

在四川，他發表了極為重要的見解，為廣大師生和領導理解和掌握毛澤東同志春節講話指示精神，起了正確的引導和導向作用。

對如何理解毛主席的指示，他說：“對於主席的指示，千萬不要簡單化地理解，如砍掉一半，並不是叫你機械地砍掉二分之一，考試可以交頭接耳，冒名頂替，意思是要用各種方法使學生學活。開卷考試是可以的，目的在於促使學生創造性地學習，但並不是說門門課都開卷考試。”

關於啟發式教學，他說：“主席講的啟發式，就是說要讓學生主動地、創造性地進行學習，並不是指教師講課時的一問一答，如果這樣理解，就把主席的話看低了。主席講的如果考試二十道題，只做了幾道，但有創造性，就可以得一百分，如果平平常常，即使全部做了，也只能給五十分，道理就在這裡。”

關於“少而精”，他說：“少而精是提高教學質量的重要方法。是指教師的課堂講授而言，不是指學生的全部學習，也不是指學生需要獲得的全部知識而言。課堂講授須扼要，突出重點，說明難點，不需要也不可能把所有的東西都講完。但必須把基本理論、基礎知識和基本技能交給學生。少而精要貫穿教學的全部過程，要求教師引導學生去創造性學習。”“少而精要有增有減，死記、硬背、填鴨式應該少，創造性、主動性應該多。”

楊秀峰告誡師生們：“如果咬文嚼字，不能正確理解主席指示，就不能正確檢查我們存在的問題，執行起來就一定會簡單化、庸俗化。你說怎么辦，他就怎么辦。”“主席指示的精神，最重要的是：1.要培養德智體全面發展的堅強的革命後代。2.要使學生的學習成為主動的、生動活潑的、創造性的學習，要做知識的主人，不要做書本的奴隸。3.要根據我們的實際情況，總結古今中外的經驗，創造出一套適合社會主義制度的東西。要反對教條主義（土教條、洋教條都要反對）。正確地體會主席的指示精神，更好地研究措施和辦法，這就是我們的任務。”

1964年9月29日，高等教育部向直屬高等工業學校發出《關於積極進行教學改革的意見》。《意見》中提出：要繼續深入學習黨的教育方針和毛主席的教育思想，大力開展調查研究，摸清培養工作中的問題；貫徹執行毛主席提出的學制、課程、教學方法和考試制度等方面改革的指示，深入開展教育革命，逐步建立一個更加適應我國社會主義建設的高等工業教育體系。當前要在貫徹高等學校政治理論課工作會議精神，改革政治理論課的同時，參照以下意見安排本學年的教學工作。

一、

普遍地進行“小改”，即在學習年限、專業劃分和教學計畫大框框不變的前提下，在各門課程、各個教學環節的教學中，進一步精選教學內容，改革教學方法和考試方法，並對少量課程的學時進行調整。

二、

有重點地進行“中改”（即局部改革）的試驗。並應報部備案，在小範圍內進行。

三、

進一步研究“大改”（即全面改革）的方案，並在條件具備時，報部批准後，在個別班進行試點工作。這個《意見》的頒布，正是楊秀峰提出的“思想積極，步驟穩妥”思想的具體體現。它不僅使毛澤東主席春節講話的精神得到了貫徹，同時又避免了大起大落的運動方式的出現。這裡不僅包含了他對教育這種社會現象的正確理解，也包含了對新中國教育發展歷程的深刻總結。早在50年代中期，他就提醒一些領導者說：“由於我們不少高等學校領導者習慣於搞運動，同時廣大青年又不免熱情激盪，求成過急，於是在國家社會主義建設高潮鼓舞下，就又發展了用搞運動的方式來推動工作的作風，不少學校並且不適當地強調了集體活動，造成民眾壓力，使每個學生不得不在各科學習中，在各種課外活動以至各種文化娛樂活動中，爭先恐後，爭取集體榮譽，因而也就實質上開展了班級之間在學習上以及在一切活動中的競賽。學生學習本是一種艱苦的、循序漸進的腦力勞動，學校的責任在於不斷改進教學制度、內容和方法來逐步提高教學效果，而不能靠搞運動、搞競賽的方式來推進教學工作，企圖速成。”他一再指出：要辦好教育，首先必須遵守教育自身的規律。教育工作對象是有思想的活著的人，“造就人”的事業是一個複雜過程，它的每一個循環，需要相當長的時間，整個過程需要穩定，有秩序、有節奏、有章法。教與學是一項艱苦的腦力勞動，應該循序漸進，質量的優劣不是短期能夠看出來的。不能搬用搞工農業生產辦法，更不能用搞運動、搞評比競賽的辦法。

楊秀峰的教育思想和實踐是十分豐富的，涉及了我國教育上的許多重大理論問題和實際問題，如：教育方針、知識分子政策、教師隊伍建設、因材施教、教勞結合等。這是一筆寶貴的財富，應該認真地發掘和研究。

歷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長

姓名	任期	任命日期
沈鈞儒	1949年10月—1954年9月	1949年10月中央人民政府第一次會議任命
董必武	1954年9月—1959年4月	1954年9月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選舉
謝覺哉	1959年4月—1965年1月	1959年4月第二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選舉
楊秀峰	1965年1月—1975年1月	1965年1月第三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選舉
江華	1975年1月—1978年3月	1975年1月第四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第一次會議通過任命
江華	1978年3月—1983年6月	1978年3月第五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選舉
鄭天翔	1983年6月—1988年4月	1983年6月第六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選舉
任建新	1988年4月—1993年3月	1988年4月第七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選舉
任建新	1993年3月—1998年3月	1993年3月第八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選舉
肖揚	1998年3月—2003年3月	1998年3月第九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選舉
肖揚	2003年3月—2008年3月	2003年3月第十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選舉
王勝俊	2008年3月—2013年3月	2008年3月第十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選舉
周強	2013年3月—	2013年3月第十二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選舉

中國教育部歷任教育部長

任次	姓名	任期	個人簡介
第一任	馬敘倫	1949年至1954年	馬敘倫馬敘倫（1885.4—1970.5），現代學者、書法家。字彝初，更字夷初，號石翁，寒香，晚號石屋老人。男，漢族，浙江杭縣（今餘杭）人。他從1949年至1952年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教育部的第一任部長，從1952年到1954年是第一任中華人民共和國高等教育部部長。
第二任	楊秀峰	1954年至1965年	楊秀峰楊秀峰(1897.2.27—1983年），原名碧峰，字秀林。1954年9月29日，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毛澤東根據一屆人大一次會議的決定，任命楊秀峰為高等教育部部長。 1958年2月11日，一屆人大五次會議通過《關於調整國務院所屬組織機構的決定》，高等教育部和教育部合併成為教育部，楊秀峰任部長。
第三任	蔣南翔	1965年1月至1966年7月	蔣南翔蔣南翔（1913—1988）中國青年運動領袖、教育家。江蘇宜興人。1965年1月至1966年7月任高等教育部部長。
第四任	劉西堯	1977年至1982年	劉西堯劉西堯，1916年生，湖南省長沙市人。畢業於國立武漢大學物理系。1936年參加革命，1937年加入中國共產黨。曾長期在國防科技戰線工作，1963年被授予少將軍銜。1976年10月至1977年1月曾出任光明日報總編輯。1977年出任教育部部長，參與了恢復聯考這一重大決策的制定和實施。
第五任	何東昌	1982年至1998年	何東昌何東昌（1923.4-）1950年3月至1951年2月任清華大學黨總支書記，1951年2月至1953年9月任清華大學黨委書記。1982年後調離清華大學，任教育部部長、黨組副書記。
第六任	陳至立	1998年至2003年	陳至立陳至立，女，漢族，1942年11月生，福建仙遊人，1961年1月加入中國共產黨，1964年9月參加工作，中國科學院上海矽酸鹽研究所電介質物理專業畢業，研究生學歷，副研究員。1998—2003年　教育部部長、黨組書記。
第七任	周濟	2003年3月至2009年10月31日	周濟周濟 (1946年8月26日-)，男，漢族，上海人，生於湖北省武漢市，中共黨員，1970年3月參加工作，美國紐約州立大學（布法羅）機械工程專業畢業，研究生學歷，博士學位，教授，中國工程院院士。2003年3月在第十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上被任命為教育部部長。2008年3月在第十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上被任命為教育部部長。
第八任	袁貴仁	2009年10月31日至—	袁貴仁袁貴仁，男，漢族，1950年11月生，安徽固鎮人，中共黨員，1969年5月參加工作，北京師範大學哲學專業畢業，研究生學歷，碩士學位，教授。第九、十屆全國政協委員。 2009年10月31日袁貴仁接替周濟出任中國教育部部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