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惠敏[800壯士獻旗的人]](/img/a/577/nBnauM3XzcDNygDM1kjM1kTO0UTMyITNykTO0EDMwAjMwUzL5IzL3UzLt92YucmbvRWdo5Cd0FmLzE2LvoDc0RHa.jpg "楊惠敏[800壯士獻旗的人]")
官方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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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惠敏[800壯士獻旗的人]楊惠敏早年曾於中央技藝專科學校暨中山大學體育系求學，中華民國26年（公元1937年）7月7日發生盧溝橋事變，中日之間開戰，楊惠敏加入上海童子軍戰地服務團。同年8月13日爆發八一三松滬戰役，日軍全面大舉進攻上海，日方原本希望能以襲擊的方式迅速占領上海地區，達成“三月亡華”的目標，卻出乎意料地與國民革命軍爆發陣地戰而成為長期纏鬥。10月26日爆發四行倉庫保衛戰，當時由第八十八師第524團團長謝晉元中校所率領的該團第1營死守與上海公共租界僅有一條蘇州河之隔的四行倉庫，作為中方軍隊在撤退至上海西部郊區的過程中、對日軍的牽制。10月28日夜間，楊惠敏將一面12尺長的中華民國國旗裹在身上所穿著的童軍服底下，冒著戰火危險自公共租界出發成功泳渡蘇州河，並獲得謝晉元的接見將國旗送至四行倉庫。楊惠敏也攜帶了一份四行倉庫守軍人員的名單返回公共租界，當時名單上共有800個人名，因此被稱為“八百壯士”，但事後證明這份名單是為了戰時的保防需要而捏造誇大，倉庫中實際上只有四百多名守軍。楊惠敏所送至的國旗隔天在四行倉庫屋頂升起，大大地鼓舞振奮了守軍士氣與隔岸觀戰的民眾，並獲得當時駐紮在租界內的世界各國媒體之讚揚。事後楊惠敏與謝晉元的事跡被編寫入中國大陸和台灣的各級學校的歷史教科書中，使得他們成為家喻戶曉的人物。
真實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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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惠敏[800壯士獻旗的人]長期以來，對楊惠敏獻旗的經過和動因，眾說紛紜。影響比較大的說法是，她看到四周除少數為英國國旗外，皆為日本國旗，唯獨沒有中國國旗，於是在夜間“泅渡”蘇州河，獻國旗於謝晉元團。這種說法因1975年著名影星林青霞主演的《八百壯士》而傳播甚廣，幾乎成為定論。
另有一種說法：為了鼓舞鬥志，謝晉元致電八十八師部，請求給倉庫守軍送一面國旗以鼓舞士氣，師部把這一任務交給了上海市商會，商會又把任務具體布置給時為上海童子軍戰地服務團團員的楊惠敏。入夜後，楊惠敏從四行倉庫以東的公共租界進入四行倉庫。
獻旗的動因
從當前可見之資料中，能直接反映獻旗動因的材料有兩則，且皆為楊惠敏所述。
一則是刊載在1938年3月19日漢口《大俠魂》周刊社出版的《大俠魂》第七卷七、八期合刊上的《楊惠敏自述》：
“那是十月廿七日的早晨，……我在垃圾橋看到四行倉庫的周圍插滿了太陽旗，我當時一方面說不出來的氣，一方面又想到這個四行倉庫，既然有我們的軍隊在堅守著，假若有一面青天白日滿地紅的國旗升在那四行倉庫的頂上，使這般太陽旗黯然無光，那是何等莊嚴燦爛的事情啊！因此我就跑到市政府報告張秘書，請為制大號國旗一面，送交四行倉庫我軍套用……”
另一則是刊載在1938年4月2日長沙出版的《戰時童子軍》第十六號上的《楊惠敏獻旗報告書》（以下簡稱《報告書》）中說：“民國二十六年十月廿（註：此處漏印一字）日，……八十八師的師副張紹良先生果真來找我了，他的來意是，要叫我越過租界到閘北謝團留守的四行倉庫去，獻國旗於八百個壯士，我真想不到張紹良先生會把這樣光榮這樣重大的使命來託付給我，……”
國旗飄揚在四行倉庫上另外，楊惠敏曾於1967年在台灣出版自己的回憶錄《八百壯士與我》，該書筆者無緣得見，但時隔三十年之後的回憶，恐怕其真實之程度難以超出上述兩則資料。
同樣為楊惠敏提供的說明，但兩個說法卻截然不同。依《自述》來看，獻旗的動因由楊惠敏而起，系個人行為；而依《報告書》來看，獻旗的動因則是應八十八師師部之請，非個人行為。比較二者，前者明顯有突出個人之傾向，遠不如後者樸實。
楊惠敏在《戰時童子軍》上發表的第一號報告書時說“我本來很早就想作報告，但是當時不知道總會的地址，以後我想每星期作一報告呈上，同時更盼望總會能夠隨時給我工作上以更多的指示”。 很顯然，《報告書》是其以個人的名義寫給中國童子軍總會的，這一點毫無疑問。而楊惠敏作為一名女童子軍，一直在上海童子軍總會組織的戰時服務團工作，楊惠敏獻旗事件在當時轟動了整個上海，上海童子軍總會肯定對整個過程了如指掌，而當時總會規定“各地戰時服務團之工作必須按月逐級呈報總會備查” ，具有如此重大意義的事情，上海童子軍總會不可呢不上報給中國童子軍總會。對此，楊惠敏應當有所了解，所以她在撰寫《報告書》時必有所顧忌太過於誇大自己的話，恐怕與上海童子軍總會上報的材料不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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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惠敏[800壯士獻旗的人]按一般人的正常行為，在做了一件比較有正面意義的事之後，自己的敘述往往會有所誇大。即使不誇大，至少也應與事情的真相比較接近，絕不會貶低自己在該事件中的作用。相比呈報給童子軍總會的《報告書》，在《大俠魂》上發表的《自述》則少了許多顧忌，因此出現突出個人作用的內容也毫不為奇。
據1937年10月29日的《申報》報導中云：“自經上海市商會於昨日下午四時，設法由四十一號女童軍獻呈青天白日國旗一面後，即於六時許將送往之旗高升倉庫頂上。” 同日的《立報》中報導：“昨晚市商會派女童軍送贈青天白日國旗一面”。 結合這兩則報導，可以認定《楊惠敏獻旗報告書》中所述的應第88師師部之請而往四行倉庫獻旗比較屬實，上海市商會肯定也有作用於此事。
是否“泅渡”蘇州河
是否以“泅渡”的方式渡過蘇州河，是爭議最大的問題。著名報人、時任戰地記者的曹聚仁對泅渡進入四行倉庫的說法予以根本否定：“那位獻旗的楊惠敏女士在漢口對記者所說，如何游過蘇州河，從前門衝進去的謊言，原是十分可笑的。”
四行倉庫是四家銀行聯營的倉庫，也是上海少有的高樓，牆體厚實，位於蘇州河畔，西、北兩面已被日軍占領，東面和南面是公共租界。26日深夜，謝晉元團進入四行倉庫大樓，“我們連夜構築工事，用麻袋把所有窗戶堵死，只留一個通向租界的口子” 。據曹聚仁回憶：“他們進入四行倉庫立即把北邊那大門堵塞了。同時，打開東邊的牆洞，穿過金城銀行倉庫的東牆，再打穿另一小倉庫的東西牆，便到西藏路西邊那家雜貨店後壁，前門便是公共租界的西藏路了。從那晚起，第88師和青年會七樓後方辦事處交通線，就轉到西藏路上來了。”日軍對四行倉庫的封鎖“可說是密不透風”，“但我們和孤軍之間，一直通行無阻”。
由此看來，在留有通往租界的通道上，曹聚仁的回憶和王文川的回憶是基本吻合的。並且曹聚仁還回憶道“那晚（10月26日）指揮作戰的是楊瑞符營長；那位名揚天下的謝晉元團長，和我們都在青年會七樓商量大計，並不在四行倉庫中”。 後來謝晉元團長在四行倉庫指揮作戰是毫無意義的，難道他會選擇不從租界通過而也用“泅渡”的方式進入四行倉庫和他的部下匯合嗎？可以斷定，四行倉庫和外界之間必有一條經過租界的通道。
既然楊惠敏獻旗是應軍方之請，那么可斷定獻旗的行為並非是為了展示個人之愛國主義熱情，給在租界內、隔著蘇州河觀戰的上海市民看的，獻旗的目的是為了把中國的國旗高揚在四行倉庫的樓頂，達到鼓舞守軍士氣、向國際社會展示中華民族勇於反抗侵略的偉大愛國主義精神之目的，從而博得國際社會的極大同情。這就要求楊惠敏獻旗的行動必須成功，為了達到目的，楊惠敏必須採取穩妥的方式進入四行倉庫，在路線的選擇上已非個人所能左右。放著比較安全的通道不走，而用“泅渡”的方式衝破敵人的封鎖線（且不說能否衝過去）進入四行倉庫實在不合情理。
對如何進入租界，曹聚仁同樣有自己的說法：“二十七日清晨……謝團長受了命令和陳參謀長回到倉庫去，楊惠敏這位十七歲女童軍，帶了一面國旗，和我這個小記者，一同乘了汽車，過了橋，便從那家雜貨店後壁，爬了過去，先後不過十來分鐘，便到了倉庫和孤軍相見。楊小姐獻了那面鼓舞人心的國旗，陳參謀長視察了防務，我們便和受傷的楊營長，從原路回到青年會來。”
再來看楊惠敏自己在《自述》和《報告書》中的說法：
《自述》中說：“當我負著神聖的使命走到垃圾橋的附近時，被一英軍阻止了。經我多方辯論後，我終於在這英兵的許可之下爬過了鐵絲網，隨又匍匐地上爬過了許多沙包堆，約二小時之久，我終於爬到了四行倉庫，將國旗獻給了謝團副和楊營長，並向其致最敬禮。於是我這偉大的使命完成了。”
《報告書》中說：第88師師副張紹良將國旗交給楊惠敏，但市府秘書長張廷榮對她能否完成任務不放心，楊只得把國旗交回。而後她為第88師送一封信到四行倉庫，並順利完成任務後返回：“張（紹良）先生聽到我送信的訊息，仍舊派人把國旗交給我，教我設法送去……沒有思慮，沒有遲疑，很快地再度越過租界，完成了這件比第一次更光榮而重大的工作，時在下午三時。到了四時左右，在閘北全部為敵人占領，太陽旗遍插的地域中，乃見我大中華民國之國旗高揚於八百壯士誓死留守的四行倉庫之上空。”
獻旗的時間
按照楊惠敏本人的《自述》（《報告書》中日期缺一字，不能斷定時間），她是在10月27日下午把國旗送到四行倉庫，隨後國旗便升在四行倉庫的樓頂；曹聚仁的說法則是在10月27日凌晨。而上海報紙的報導與他們的說法大相逕庭。
據1937年10月29日的《申報》報導中云：“自經上海市商會於昨日下午四時，設法由四十一號女童軍獻呈青天白日國旗一面後，即於六時許將送往之旗高升倉庫頂上。” 同日的《立報》報導中說：”昨晚市商會派女童軍送贈青天白日國旗一面，他們把它掛在視窗，半夜裡又有人送去巨大國旗二面，今晨將飄揚於四行倉庫頂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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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惠敏[800壯士獻旗的人]在四行倉庫上空升起國旗在當時是轟動全上海的一個重大事件，在謝晉元團堅守四行倉庫期間，許多上海市民都隔著蘇州河觀戰，“凡行經該地者，紛紛脫帽鞠躬，向國旗及忠勇將士致敬。” 上海報紙對此事的報導必定非常重視，特別是《申報》，還把該訊息放在29日臨時夕刊的第1版。而無論是《申報》還是《立報》，在10月29日均報導“昨晚”市商會派女童軍獻旗於四行倉庫，並且已經升起。一般說來報紙在報導日期上不會有問題，尤其是兩家報紙在同一日期上同時犯錯誤的可能性微乎其微。這樣看來，楊惠敏回憶的日期顯然有誤，獻旗是在10月28日下午而非10月27日下午。
那么，曹聚仁的1937年10月27日凌晨的說法同樣也站不住腳。四行倉庫的守軍絕不會在10月27日凌晨收到國旗而直到28日下午才把它升起，這不合邏輯。但曹聚仁的凌晨獻旗也絕非空穴來風。
根據上海市商會童子軍戰時服務團團員葉德馨回憶，在10月28日夜，上海市商會童子軍戰時服務團把市救濟會和慰勞會籌集的食物三卡車，另攜帶“如長索、麻袋、旗桿、國旗、麻繩等項”，在深夜12點時按照工部局指定的路線經租界送往四行倉庫，“楊惠敏女士乃趨前代表上海市民獻旗，旗桿與繩皆已配就送上。”
在四行倉庫內指揮作戰的楊瑞符營長在四行倉庫戰鬥後談及楊惠敏獻旗的經過《孤軍奮鬥四日記》，楊瑞符著。刊於合川縣《大聲日報》，1939年6月12日至27日。：
十月廿八日……夜12點鐘了，獻送國旗之女童子軍楊惠敏小姐來，當派員很敬重地將國旗接過來，可是沒有旗桿，又派傳令班長和營部見習官，設法找旗桿索子，準備天亮升旗。
10月29日（星期五）。晨六時許，我派見習官率傳令兵、號兵數人，將昨夜楊惠敏小姐所獻送的國旗，在敬禮的號音中，高升在四行倉庫的頂上。
楊瑞符的說法與葉德馨的《接濟孤軍補記》中的說法在時間上是吻合的，曹聚仁所說之凌晨獻旗，也當是指這一次，並且這兩人的說法同《申報》、《立報》的報導也是一致的。曹聚仁對日期的回憶顯然有誤，這天不是27日，而應當是29日，並且他極有可能不知道28日下午楊惠敏已經到四行倉庫送過一面國旗了。至於楊瑞符所說“沒有旗桿”的問題，在當時氣氛極為緊張的情況下，一時間沒有找到戰時服務團帶來的旗桿是完全有可能的。
當事人回憶
20世紀60年代以後，當時參與送慰問品及送旗的當事人，紛紛寫了回憶文章。上海市文史館曾發表了兩位當事人的回憶史料。當時是恆豐洋行一名職員，擔任市商會童子軍戰時服務團第50團團長的葉春年寫於1966年2月的《給四行倉庫送旗的經過》大致內容如下：
1937年11月（註：應為10月28日）的一個上午，和大部隊失去聯繫的四行孤軍用電話和市商會臨時辦事處（那時假西藏路寧波同鄉會辦公）通話，要求送一面國旗和補充糧、油、鹽等給養，準備持久抵抗，絕不投降。商會秘書長嚴諤聲先生當即召我囑咐童子軍團設法完成任務。我們研究後即籌備物資、組織人力、準備卡車，並認為以晚上11時租界實施戒嚴後，趁街上無人時才行動較為妥當。我們繫上海市商會童子軍團，自“八一三”淞滬戰爭開始即組成戰時服務團，支援軍隊抗擊敵軍已近三個月了。
在那天午飯時，另有泥城橋附近學校童子軍團有一位女童子軍名叫楊惠敏，曾與倉庫守軍接觸而且傳遞過去一面國旗，她亦來商會說該旗尺寸較小。商會自接到電話將這振奮人心的訊息傳出後，各方面送來很多物品。不多時我們需要的東西即裝了十幾個大麻袋。用牛皮紙包好一面最大尺寸國旗，再加旗繩，我特地回家把家裡一根最大最粗竹竿送到寧波路戰時服務團團部。
當時晚上並無月光，深夜11點鐘卡車出發，沿河南路北去至河南路橋，卡車大燈即熄滅緩行，過橋即向西沿蘇州河畔（北蘇州路），車速很慢，儘量減少卡車運轉聲音。車上除駕駛員外，我和胡惠祥等六位團員，還有童子軍理事會趙邦鏞、鄭炅樟，立報館白廣榮。到達泥城橋（註：應為新垃圾橋）東面小橫路口卡車停下。滿天漆黑，四周寂靜，北望閘北偶爾有火光槍聲，橋北橋南宛若陰陽地界，橋北路燈沒有一盞。我們暗中摸索稍靠橋南遠處幾隻電燈光源。我第一個匍匐蛇行橫過橋面到達倉庫旁邊一家小煙紙店，卸去一塊排門，店堂內墨黑。有幾個士兵立在櫃檯上接受了我送去的一面大旗、一根長竹竿之後，用粗長麻繩將一大包一大包的物資由幾個童子軍拖著拖到店櫃邊上運進去。（註：葉在80年代回憶時說是：“團員胡惠祥手持國旗，奔上倉庫四樓，交給負責軍官”。）小煙紙店後門即通四行倉庫，因麻袋裝物太多，笨重異常，故而動作快不出來，等到全部送完搭車回到團部，已經半夜二時。第二天早晨，我們望到了四行倉庫上一面大紅（國）旗迎風招展，在陽光下威武地聳立在四（六）樓屋頂上。
楊惠敏我就在那天見到她。她雖不是我們團里的團員（我團沒有女團員），但她那時也參加上海童子軍戰時服務團，她有一個臂章是第41號。她送去的旗較小而沒有掛出來，但是她那天在橋堍和那面守軍聯繫亦屬實（是守軍過橋來聯繫還是她過去我不清楚）。她那時自己說17歲，有人說她二十幾歲。
那天晚上《立報》記者白廣榮回到我團部時，即準備連夜寫稿報導，國旗和物資是怎樣送過去的。當時，我堅決要求不要報導，因為我要考慮我們的抗日工作還要做下去，在日本勢力範圍內，暴露了容易遭到破壞，對我們工作不利。為了要振奮人心鼓舞士氣，說明抗戰軍民一條心，我同意把楊惠敏事跡在報上發表，表揚她是中國的好兒女。我考慮報導她只涉及她一個人，她所屬的團是一般普通學校的童子軍團，日本人是不會注意的。後來，報紙上也就這樣宣傳了。
此外，上海市文史館館員、原國民黨貴州《中央日報》記者戴廣德先生撰寫了《楊惠敏獻旗之謎初探》一文，在採訪當年隨葉春年向四行孤軍送旗及慰勞品的《立報》記者白廣榮告訴他：“孤軍在四行倉庫懸掛的國旗和楊惠敏所獻的旗是兩碼事。”他又訪問了原四行孤軍倖存的老戰士李錦堂、張青軒、曹明忠、於長壽、周俊明等，向他提供材料，肯定楊惠敏於1937年10月27日來到四行倉庫慰問孤軍，由機槍連連長雷雄接受，接受楊送來的一面國旗，因尺寸較小未被孤軍懸掛。親歷楊惠敏獻旗的當事人曹聚仁在《從“四行倉庫”談起》一文中也有相近的描述。
葉春年的回憶說明了幾點：一是10月28日上午四行孤軍以電話和市商會聯繫要求送一面（大）國旗等。二是當天中午以前楊惠敏曾與守軍聯繫且送去一面國旗，因旗較小而沒有掛出來。三是當天晚上葉春年等人送去國旗及物資，次日（29日）晨國旗升上倉庫六樓樓頂。四是為了防止日本人報復，對外宣傳報導只介紹是楊惠敏送的國旗。葉春年講的：“在日本勢力範圍內，暴露了容易遭到破壞，對我們工作不利。”是因為1932年“一二八”十九路軍淞滬抗戰時，童子軍戰時服務團團員羅雲祥、毛征祥、應文達、鮑振武四烈士，在老靶子路被日軍俘獲，日寇以刺刀亂挑，殘酷殺害，並毀屍滅跡。所以，當時公開報導過的送旗人，會有生命危險。
另一位當事人曹志功寫於1962年10月的《楊惠敏渡河獻旗之真相》則是這樣寫的：
1937年秋，上海“八一三”抗日戰爭行將結束之時，謝晉元率領孤軍固守北蘇州路（註：光復路）四行倉庫，當時倉庫屋頂上曾升起一面國旗，報載系女童子軍楊惠敏渡河所獻，一時鬨動全國。其後，上海某影片公司曾編拍電影，（註：指1938年拍的電影“八百壯士”）使楊惠敏偶然成為一英勇之女童軍。此事系我親身經歷之事，報載訊息，實屬以訛傳訛，彼時因事關激發愛國熱誠，未便加以辯證，以免當局者認為我別有用心。今日思之，此事有關史料真實性，雖已事隔二十餘年，終不能任其永久傳訛，茲將我所知的情況加以披露。
“八一三”抗戰時，我供職於上海市商會。當時上海各界曾有抗敵後援會之組織，其中設供應委員會，辦公地點在市商會內。因市商會會所接近北站，在戰事發生後，即遷往西藏中路寧波同鄉會辦公，我兼任該委員會幹事。是時，市商會例行公事較少，大部分時間都為供應委員會工作。在八百孤軍固守四行倉庫後，某日上午我忽接得一電話，謂系四行孤軍打來，對方自稱謝晉元，謂該軍擬在所守倉庫之屋頂上懸一中國國旗，以示與附近太陽旗有別，唯庫中無較新者，囑設法送一新旗去。我當答以照辦，不過當時在日軍包圍中，炮火時斷時續，如何送去，尚待相商。彼即雲他可派人設法渡河來取，並雲如有食品等亦可交其帶去。電話斷後，我即作好各種準備工作。大約當日下午三、四時，廈門路一收容所（記得系第一特區市民聯合會所辦）來一電話，謂有一人渡河至該所，自稱四行孤軍派來，詢問（市）商會地點，並要一國旗云云。我即請其派人陪同來會，未幾即有一女童子軍陪一便衣大漢前來。晤談之下，始知女童子軍名楊惠敏，系某校童子軍團派往收容所服務者。大漢亦自述其姓名及職位，具體已記憶不起，只記得系一北方口音。我把準備好的物品交給他，他對於我們交給之國旗認為尚非新制者，希望更換一幅。我一面留其在會稍坐並請其撿點所送慰勞食品等物，一面即派人向旗店另購新旗一幅，彼即將一小部分食品及新旗打成一小包，對於其他慰勞品不易攜帶，囑設法另送，並雲擬至廈門路收容所稍事休息後，晚間再渡返北岸，明晨你們必可看到屋頂升旗云云。仍由楊惠敏陪其回廈門路。次晨果見四行倉庫懸掛一簇新國旗，民眾隔岸觀之，莫不狂呼拍手。
至於留下的一批慰勞品的運送，……我即與市商會童子軍團負責人商定，由該團派出團員數人，擔任此項工作。並特買旅行袋數個，以備就地拖送之用。布置就緒即電四行倉庫聯繫。晚間戒嚴後由李子洋（市商會幹事）、楊惠敏（因彼與孤軍所派代表已相識）用汽車將慰勞品送至河南路橋交與市商會童子軍運送。事後據市商會童子軍報稱，系將慰勞品裝入旅行袋系以長繩，於北蘇州路伏地分批拖送至四行倉庫沿北蘇州路之鐵柵門口，由孤軍派人在鐵門口隔門接運，往返多次，至午夜始竣事。此當時送交國旗及運送慰勞品之真實情況，楊惠敏雖亦曾參與其事，並無渡河獻旗之舉。當時新聞界故為渲染，當有所授意。但一經報紙宣傳，竟使楊惠敏成一時的風雲人物。
曹志功回憶了1937年10月28日上午四行倉庫來電，要市商會設法送一面國旗，以及當晚送慰勞品的情況，與葉春年的回憶基本相符。此外，他說明了幾點，一是楊惠敏在送旗（及慰勞品）中起了聯絡作用。二是當日下午三四時，國旗由四行孤軍所派一位便衣大漢取走。三是他同葉春年都認為四行倉庫升起的國旗非楊惠敏所送。（葉：“她送去的旗較小而沒有掛出來。”曹：“楊惠敏雖參與其事，並無渡河獻旗之舉。”）曹、葉兩文寫於“文革”前夕，文章寫好後都交給了上海市文史館作為史料收藏，直到1987年8月，為紀念“八·一三”抗戰50周年，才去上海市文史館、上海市人民政府參考室文史資料工作委員會編的《史料選編》發表，因為該叢刊作為內部刊布，發行量極有限，沒有引起人們應有的注意。
八百壯士後代上官百成也回憶說，楊惠敏並非泳渡蘇州河，而是走小路沿著垃圾橋旁邊有一個通道直接進去的。換言之，楊惠敏不僅沒有渡河，也沒有見到謝晉元，國旗她交給了衛兵，最後升上四行倉庫的那面旗，也不是楊惠敏送的那一面。上官百成說，“當初一個國軍的部隊，確實他們有自己的國旗，可是就是說童子軍有獻旗進去，這也表示軍民合作。”同時楊慧敏帶回的八百壯士的名單，人數也是有所誇大的。
還有一些當事人對此事所寫的回憶錄，由於當時的主客觀原因，具體細節均有出入。
在“八百壯士”倖存者郭興發在1987年3月21日所寫《四行倉庫回憶——簡略》中，有一段關於楊惠敏獻旗的內容。
郭興發，1916年生，河南商丘人，出身貧農。524團一營一連一排一班機槍手。四行倉庫戰鬥的四晝夜裡，他在一到三樓之間上上下下，哪裡需要，他就按照命令，前去支援。他說：“27日晚十點多鐘，突然有一身穿童子（軍）服的女孩出現在橋頭，冒險向我們喊話。這時，機槍連長雷雄值班，立即將情況報告了謝團長。謝團長說：‘要讓她馬上回去。’可她就是不聽，一直喊了一個多鐘頭，問我們需要些什麼。謝（團長）叫人回答說：‘我們只要一根旗桿和一面國旗’。當天晚上，楊（惠敏）就將旗桿和國旗送來。我們立即將國旗升上庫頂。”
郭興發的這一段回憶很重要，基本上說清了楊惠敏獻送第一面國旗的緣由及經過。使多年來有關楊惠敏獻旗的許多爭論，有了一個明晰的答案。
真實經過
結合其他人的回憶及當時報紙的報導，獻旗的經過應該這樣：
1937年10月27日，四行倉庫激烈的槍炮聲吸引了租界民眾的目光，人們奔走相告，群情激奮。當天，謝晉元發出了要求支援“糖、鹽和光餅”的呼籲，經電台廣播，傳遍上海。民眾紛紛踴躍捐贈，物品堆積如山。
在上海民眾的熱情和八百壯士英雄行為的感召下，駐守新垃圾橋北堍的英軍逐步放鬆限制，有時默許民眾將食物扔到西藏路西邊的四行倉庫牆邊，由駐守煙紙店的壯士取走。
當晚十時以後，身穿童子軍服的楊惠敏出現在新垃圾橋北堍西藏路東，冒著生命危險向馬路西邊的倉庫守軍喊話，要求進入倉庫，做些服務工作。值班的雷雄連長立即報告謝團副，謝不同意並說：“要她馬上回去”。但楊惠敏仍然喊了一個多小時，並問守軍需要什麼？謝團副叫雷雄回答：“只要一根旗桿和一面國旗。”天亮以前，楊惠敏將國旗和旗桿送到。28日，四行倉庫樓頂就升起了楊惠敏送去的第一面國旗。
28日上午，謝晉元親自打電話給市商會，要求提供一面大國旗，並說好派人去取。下午三時，四行倉庫派一便衣大漢，到廈門路尼姑庵難民收容所找到楊惠敏，由她陪同，到市商會取走一面較大的新國旗及少量食品。當時的報紙，對於換上的第二面國旗有報導：（四行倉庫）“六層高樓之屋頂，28日傍晚前，並由我忠勇將士，高揭青天白日滿地紅之國旗，壓倒四周之太陽旗，發揚我大中華民族之浩然正氣，已博得全滬中外人士無限之欽敬，並引起最熱烈之注意”“28日下午夕陽西下時，四行倉庫屋頂突然換上了一面巨幅國旗，隨風飄揚，壯麗光輝，頓時四周的太陽旗黯然無光”。楊惠敏獻送的第一面國旗，改掛在倉庫南面朝向租界的窗外。
28日晚十一時，租界戒嚴後，市商會童子軍戰時服務團數人在葉春年帶領下，乘卡車繞道河南路橋，將最大尺寸的國旗一面、旗繩及長竹竿一根和十幾麻袋慰問品送入倉庫。同時，因故未隨部隊進入四行倉庫的幾名軍官，也悄悄返回部隊，參加戰鬥。有一記者及楊惠敏也隨行。整個過程十幾分鐘，記者作了簡短的採訪，因謝晉元、楊瑞符忙於指揮作戰及督促趕做工事，沒有接見記者和楊惠敏，由雷雄連長代見。經與租界英軍聯繫，在戰鬥中負傷的官兵轉往租界醫治。為了迷惑敵人，問到有多少人，傷員按統一口徑回答：“八百人”。同時帶出大批信件，均為壯士們寄給親人的遺囑。
29日早晨，倉庫屋頂升起巨幅國旗，另兩面國旗掛在倉庫朝南視窗。當時據華東社記者報導：“四行倉庫朝南視窗有兩幅國旗懸於左右，崇樓屋頂則高揭長約六尺闊約四尺之國旗一面，隨風飄展，在附近數幅敵旗中凜然表示其不可侵犯。民眾仰首視之，亦顯興奮，對八百壯士忠勇奮發之精神，毅然起敬。”故24小時之內先後送入倉庫的國旗在三幅以上。
所以，楊惠敏、曹志功、葉春年等提供和獻送的國旗，都曾懸掛於樓頂及視窗，不能說：“沒有掛過。” 楊惠敏游泳渡河獻旗的事是沒有的，是為了避免日軍找租界的麻煩，同宣傳楊惠敏個人，防日軍報復（甚至暗殺）一樣，都是當時各方的客觀需要。
還有人說楊惠敏不僅沒有泅水游過蘇州河，而且根本沒有進入四行倉庫獻旗，是由萬國商團中華隊隊員鄭俠飛藏在身上帶進去的。由於當時的處境，只能宣傳為楊惠敏泅水所獻。對此，鄭俠飛本人在證明楊惠敏沒有泅水渡河的同時，明確地肯定了楊送旗的事實，並予以讚揚。從而可以確定這種說法沒有根據。
私人生活
楊惠敏在戰後跟隨著國民政府撤退至台灣，後與台大體育系教授朱重明結婚，育有二子朱復圭與朱復轟。
她曾任職於台北女師專（今台北市立教育大學）、金甌商職（今台北市私立金甌女子高級中學）與中國文化大學等學校。除此之外她也長年積極參與、宣傳童軍活動及婦女救國運動。楊惠敏於1992年3月9日，在腦溢血臥病在床一段時日之後，逝於台北市石牌榮民總醫院，享壽78歲。
楊惠敏（左）與飾演她的林青霞合影據其子回憶，楊惠敏至台灣後絕口不提往事。直到上課時老師提醒，方知課文中的女童軍即為母親。
相關作品
楊惠敏曾在公元1979年出版過一本自傳，《八百壯士與我》。
楊惠敏獻旗與四行倉庫守軍的故事，曾在1976年時被拍成電影《八百壯士》，在該片中是由林青霞飾演楊惠敏本人，並由柯俊雄飾演謝晉元中校。
其他相關
上海八一三抗戰時，身為女童子軍代表各界，泅渡過蘇州河向堅守四行倉庫的800壯士獻旗的人就是楊惠敏。一時間，她便成了那年國民黨的“抗日形象大使”。那么胡蝶是誰？胡蝶便是四十年代中國大牌女影星。兩人本不相干，何以說胡蝶毀了楊惠敏的一生？
這事要從抗戰期間說起，當上海淪陷日軍之手，很多積極抗日的文藝工作者便向武漢撤退；轉移到香港的也不少，胡蝶夫婦就是來到香港。1941年日本軍隊占領了香港，日本軍中來人，邀請胡蝶赴東京拍一部《胡蝶游東京》的影片，以宣揚所謂的“中日友善”思想。胡蝶見事不妙，與和她的丈夫潘有聲再次遠走高飛。先到是廣東韶關，再到桂林，最後抵達山城重慶。
出行前，胡蝶將歷年積存的財物打包成30個大箱子，托當時正在香港負責秘密接送工作的楊惠敏代運回國。楊惠敏受託推卸不掉，只能欣然從辦。不料，當胡蝶夫婦抵達廣東韶關時，那30箱財物居然全部丟失，無一倖存。
胡蝶聞此噩耗，不禁大驚失色，淚如泉湧。因為行李中除有價值昂貴的衣物外，還有她千金難買的幾大箱子從十七歲開始電影生涯以來的各種紀念品；特別是她1935年2月隨中國電影代表團赴莫斯科“國際影展”，以及會後赴英國、德國、法國、義大利等國考察時所得的外國贈品，這些引以為榮的珍藏寶貝，如今都蕩然無存，怎不叫她痛心疾首？她曾私下感慨地說：“過去我雖然有過一些辛酸事兒，如和第一個丈夫林雪懷的感情破裂，以及‘九·一八’之夜，有人造謠說我和張學良將軍在北平六國飯店跳舞等人身攻擊，也沒有這次傷心得厲害！”
胡蝶聞之一則傷心，二則懷疑楊惠敏的話是否真實，會不會被她私吞了。據蝴蝶講，她看到自己的皮大衣穿在楊惠敏身上。胡蝶丟失財物的訊息，不脛而走，重慶報紙多為她鳴不平，紛紛譴責楊惠敏不該趁人之危，騙吞不義之財。而此時，已先期回到重慶的楊惠敏，感到名譽攸關，難以出頭，便趕在胡蝶於11月24日飛渝前5天，慎而重之地在中國童子軍戰時服務團部招待新聞界人士，為自己洗刷說：“我於香港淪陷後，曾秘密來往港穗八次，營救了二百多名‘要人’和青年回國。代胡蝶運送的三十多件行李，到達東江時，因兵荒馬亂，全部被劫，並非我拐騙私吞。”儘管她賭咒發誓，一身清白，但是劫是騙，無從查證，跳進黃河也洗不清了。
胡蝶為此氣得徹夜失眠，大病了一場。她向人哀嘆說，想不到而今竟淪落為一個一無所有的“難民”了。情急之下，她求幫於杜月笙。杜當場拍胸脯說：“這事好辦，讓戴（笠）老闆替你解決就是了。”
而此時，戴笠正在追求愛戀著胡蝶。他認為這是表現自己的天賜良機，下令重慶衛戍總司令部稽查處前往湖南株洲，會同該地軍統機構把楊惠敏及她的未婚夫趙樂天一併押解到重慶來。嚴刑拷打之後，確實被劫，便又派出一支強幹的辦案人員赴廣東偵辦。那年頭國內兵荒馬亂，劫匪如麻，案子根本無從下手。
找不到珠寶，計畫要落空，戴笠忙按胡蝶提供的丟失賬單派人到外國火速購買回來，謊稱追回了一部分財物。胡蝶一看這些珠寶和衣物不是原物，但成色與款色更新，價值更貴，也就謝了戴笠。此事算了了，可楊惠敏和她的男友卻還關在大獄裡。軍統的監獄與看守所是不受國民黨政府法律約束的，沒有戴笠的手諭，楊惠敏休想出去。
45年，抗日戰爭勝利了，戴笠準備與胡蝶結婚，正在這時，戴笠因飛機失事摔死於南京近郊。胡蝶與潘有聲聞之沒多久神不知鬼不覺地離開上海去了香港。司法室提出要對楊、趙釋放，可戴笠的親信毛人鳳卻不同意。此時，他心裡明白，若放了楊惠敏，胡蝶定會飛。那么戴笠許多私聞之事會因楊和胡角色變卦而被公開宣揚出來。唯一的好辦法就是把楊惠敏無限期地‘保護’起來。後來，迫於輿論壓力，毛人鳳將楊惠敏“轉移”到南京，寫下對此事永久保密聲明之後才準許出獄。就這樣，楊惠敏莫名其妙地被關了四年出獄了，有罪還是無罪，不了之之。
楊惠敏給800壯士送旗之舉名揚大江南北，宋美齡、孔祥熙原本打算資助她赴美國去留學。不料留學夢沒成，一夜間竟成為階下囚，這讓楊惠敏怎么也想不通。
楊惠敏在回憶那段日子時說：“我是天天以淚洗面。流不盡的眼淚！我痛哭，我呼天，我禱告神明，因為，胡蝶把我毀了，她毀了我一生燦爛的前程！她殺死了一顆赤忱火熱的愛國心，她侮辱了我冒險獻旗給八百壯士的壯舉，她以小人之心傷害了正人君子的自尊……我恨死這無知的演戲的女人！”
1992年3月9日，楊惠敏在台北逝世。生前與台灣大學朱重明教授結婚，著有《八百壯士與我》一書。她和胡蝶結下的恩怨一直相伴到她人生旅程的終點。而胡蝶於晚年所寫的回憶錄中竟未提楊惠敏一字，也未提當年行李遭搶劫的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