簡介
梁陳方案本著“古今兼顧，新舊兩利”的原則，梁、陳兩位先生對新中國的首都作了科學的規劃，一方面，從整體保護的構思出發，建議把中央行政中心放到西郊，為未來北京城的可持續發展開拓更大的空間，避免大規模拆遷的發生，降低經濟成本，自然延續城市社會結構及文化生態；另一方面，提出平衡發展城市的原則，增進城市各個部分居住與就業的統一，防止跨區域交通的發生。眾所周知的原因，“梁陳方案”沒有被採納。
“梁陳方案”是一份歷史檔案，今天，它存在的價值，是告訴我們五十多年前，老北京曾經獲得過一種“完整保護”的選擇，新北京也是一度面對可能與北京偉大歷史遺存並肩發展而相映和生輝的前景。梁思成先生當年說“五十年後，歷史將證明我是對的”。如今，五十年已經逝去，新老北京仍在你爭我奪的悲劇中不能自拔，由此帶來的城市問題已波及這個城市裡的每一個人。看看身邊的北京，我們似乎就生活在“梁陳方案”的“讖語”裡面。今天，我們要真誠地向先賢們說一句，歷史與現實已成為你們當年的奮鬥寫下了註腳，對那面歷史的省思，正是我們面對未來的姿態。
“梁陳方案”已是一份永遠不能再實施的檔案，歷史已不可能再回到從前，先賢們雖命運多舛，卻獲得了與一個偉大城市共命運的意義。
未實施原因
毛澤東：看到《梁陳方案》後，毛澤東的回應卻是：“有那么一個教授，要把我們從北京城裡趕出去。”躊躇滿志的領袖自然有他的宏偉理想。他要把北京建成一個擁有1000萬人口的大城市。他要把北京建成一個現代化的工業城市：毛主席希望有一個現代化的大城市，他說他希望從天安門上望去，下面是一片煙囪。
周恩來：不僅是毛澤東主席如此，政務院總理周恩來也力主徹底改變北京的面貌。1958年4月14日，周恩來提出，“根據毛主席的指示：今後幾年內應當徹底改變北京市的都市面貌。” 周恩來就人民大會堂過大的問題時，還曾指出：“大並沒有什麼不好，就是要好社會主義之大，喜社會主義之功。”
其他人：很多中共高級領導人也普遍認為：“改造北京還是少保留一些舊東西好，像故宮可以保留下來，讓後代看看過去的情形，有一些東西可以不要就不必保留了。”而長安左門、長安右門、地安門、牌樓等古建築之被拆除，被認為是“今後徹底迅速地改建舊城的一個良好的開端”。 北京市副市長吳晗，1953年5月曾對梁思成說：“您是老保守，將來北京城到處建起高樓大廈，您這些牌坊、宮門在高樓包圍下豈不都成了雞籠、鳥舍，有什麼文物鑑賞價值可言！”
結果：一切都按照領袖的意志，朝著《梁陳方案》相反的方向，迅猛的展開了。
具體方案
首先是天安門廣場的改造。當時的蘇聯專家們不顧中國學者反對，執意要在北京看到一個莫斯科紅場的翻版，堅持必須以天安門為政治中心，擴建廣場，以備民眾遊行所用。關鍵是，這完全符合最高領導人的意志。
同時，中國各地紛紛掀起了拆城競賽。50年代中期，北京和南京拆除城牆的民眾運動進入了高潮。
關於中央人民政府行政中心區位置的建議 (本文由梁思成，陳占祥合寫於1950年2月。)
建議：早日決定首都行政中心區所在地，並請考慮按實際的要求，和在發展上有利條件，展拓舊城與西效新市區之間地區建立新中心，並配合目前財政狀況逐步建造。
為解決目前一方面因土地面積被城牆所限制的城內極端缺乏可使用的空地情況，和另一方面 西郊敵偽時代所辟的"新市區"又離城過遠，脫離實際上所必需的銜接，不適用於建立行政 中心的困難，建議展拓城外西面郊區公主墳以東，月壇以西的適中地點，有計畫的為政府行 政工作開闢政府行政機關所必需足用的地址，定為首都的行政中心區域
西面接連現在已有基礎的新市區，便利即刻建造各級行政人員住宅，及其附屬建設。亦便於日後的發展。
東面以四條主要東西幹道，經西直門、阜成門、復興門、廣安門同舊城聯絡。入復興門之乾 道則直通舊城內長安街幹道上各重點：如市人民政府，新華門中央人民政府，天安門廣場等 。
新中心同城內文化風景區，博物館區，慶典集會大廣場，商業繁榮區，市行政區的供應設備 ，以及北城，西城原有住宅區，都密切聯繫著，有合理的短距離。新中心的中軸線距復興門 不到二公里。
這整個新行政區南面向著將來的鐵路總站，南北展開，建立一新南北中軸線，以便發展的要 求，解決舊城區內擁擠的問題。北端解決政府各部機關的工作地址，南端解決即將發生的全國性工商企業業務辦公需要的地區面積。
規劃和命運
1949年新中國定都北京之後，如何建設新的行政區的問題就提上了議事日程。但圍繞著舊城區和新建行政區之間的矛盾，以蘇聯專家巴蘭尼柯夫為首的蘇聯專家團主張在舊城區內大興土木(可以稱之為“破舊立新派”)，中國建築師梁思成、陳占祥則主張在郊區建造新的行政區(可以稱之為“另闢蹊徑派”)，雙方爭執得面紅耳赤，各執己見，互不相讓。1950年2月，梁思成和陳占祥共同提出《關於中央人民政府行政中心區位置的建設》(史稱“梁陳方案”)，兩位富有前瞻性的建築師本著“古今兼顧，新舊兩利”的城市規劃原則，大膽進言：把中央行政中心放到西郊，為未來北京城的可持續發展開拓更大的空間，避免大規模拆遷的發生，降低經濟成本，自然延續城市社會結構及文化生態；另一方面，提出平衡發展城市的原則，增進城市各個部分居住與就業的統一，防止跨區域交通的發生，構想了一套新北京和老北京輝煌歷史遺存相映成趣、攜手發展的城市藍圖。只可惜，當一個純粹的城市規劃問題上綱上線為一個政治問題時，一個時代的悲劇也就不可避免要在歷史發展的長河中留下它的傷痕和烙印。
“梁陳方案”對蘇聯專家提出的方案提出了針鋒相對的反駁意見。他們認為，蘇聯專家提出的在舊城區內建設新行政區更為經濟的說法沒有科學根據。根據他們的調查研究，分別列出了在城內建造政府辦公樓所需的7項費用和在城西建設政府辦公樓所需的4項費用，並進行了比較，指出：“在月壇與公主墳之間的地區，目前是農田，民居村落稀少，土改之後，即可將土地保留，收購民房的費用也極少。在城內建造政府辦公樓顯然是較費事，又費時，更費錢的。
這真是真知灼見！巴蘭尼柯夫只在粗略地估算後得出“破舊立新”更為划算的結論其實完全站不住腳。一方面是拆除古建築的費用，改造明清時期地下管線的費用都是一筆不小的開支，但完全被蘇聯方面忽略不計；另一方面則是黨政部門入駐之後，龐大的行政人員的介入以及大規模的建設用地，必然要導致原有居民的大量外遷，而為安置這些居民同樣需要規劃和建設的新社區及其配套設施，拓展新的居民點，並不是如蘇聯專家天真地以為的，有了一塊地皮就就能一勞永逸了。
此外，梁陳更從美學上來考慮北京規劃的合理性。拆除城牆、城樓、牌坊、民居，使得城市的文脈在推土機簡單粗暴的轟隆聲里斷裂了，一個個文物保護單位孤獨地兀立在城市的角落裡，而幾百年保留下來的城市風貌卻已一去不復返，而具有諷刺意味的是，這座古城在戰亂之時都沒有毀於炮火的洗禮，如今卻要在和平時期走向生命的盡頭，這怎么能不讓人感到痛心？
與此相反的觀點是，蘇聯方面認為：北京應該像莫斯科一樣發展成一個工業大城市，要提高北京市工人階級人口的百分比。因為當時“北京市工人階級占全市人口的百分之四，而莫斯科的工人階級則占全市人口總數的百分之二十五，所以北京是消費城市，大多數人口不是生產勞動者，而是商人。”建築和城市是意識形態的載體，在某些人的眼中，工人階級比例的薄弱決定了這座城市的性質，即它是資產階級的城市，需要改造，建築形態的爭奪戰就是場資產階級與無產階級之間的爭奪戰，所以不可妥協。
考慮到新方案可能過於突出了新行政中心的規劃，而沒有說清楚他們對於舊城區改建的思路和依據。因此，他們又對原先的方案提出了補充：構想是以城內“三海”為重點，其南面與長安街和天安門廣場的中軸線相連線，使歷代帝王的離宮與城市環境更緊密地結合起來。但由於當時對梁陳方案的指責和批判給梁陳二人造成的壓力越來越大，他們沒有將這個補充方案公諸於眾，這更加加重了他人的猜疑。至今對於“梁陳方案”，在建築學界仍然有著一種非常有市場的觀點：梁陳是極端的保守主義者，他們的方案一言以蔽之就是要在中國建立一個原封不動的古城的博物館。然而，看一下樑思成渲染的“1：200”的通長畫卷，看一下他們對於金鰲玉蝀橋車輛分流所做的設計，我想一些誤解就會不攻自破。
在《北平文物必須整理與保存》一文中，梁思成這樣寫道：“每個民族每個國家莫不愛護自己的文物，因為文物不只是人民體形環境之一部分，對於人民除予美好的環境所能激發的愉快感外，且能發出民族自信心的精神能力。”然而在那個特殊的年代，古代建築卻被視同為封建社會的象徵。整個社會洋溢著一種建設新社會、改造萬惡的舊社會的革命樂觀主義情緒。在這種情緒的感染之下，什麼古建築之美，什麼牌坊在夕陽西斜、漸落西山時的動人景致都被階級仇恨給掩蓋了。正是在這種政治氛圍中，當是否拆除團城再次起了爭論時，主張拆除的同志就召集了人力車工人、三輪車工人和汽車司機等人召開了一次控訴天安門東西南三座大門的大會，像控訴地主老財一樣聲淚俱下地控訴在這裡發生的各種交通事故，似乎這古建築的大門就是一切交通事故乃至工人階級的傷痛記憶的罪魁禍首，建築的象徵意義已昭然若揭。
毫無疑問，梁思成注定要成為悲劇的主角，另一位主角則是我們的城市和文物。隨著普通民居的大規模拆除，代表老北京風貌的胡同不那么容易能見得到了。文物保護單位顯眼地置身於高樓大廈之中，眼睜睜地看著它們的“兄弟姐妹”(也許同樣具有文物或藝術價值)被推倒重來。與此同時，梁思成半個世紀前的憂慮不幸在十幾年後開始得到應證。從1960年代初開始，由於城市人口急劇增長，住房需求也不斷加大。政府採取各種方式將大量新增人口擠入私人四合院中居住，正如我們現在所看到的，北京的四合院變成了大雜院，人均住宅面積大幅度下降。由於住房緊張，政府鼓勵市民自己在平地上搭建平房，但由於沒有專業的建築知識，這些平房大多不怎么“牢靠”，1974年的一次大雨竟然倒塌舊城房屋4000多間，可見當時危房問題的嚴重程度。
北京的危改工程從1990年代開始確實取得了很大的成績，但同時，北京的古都風貌也日益淡薄。有時候我們突然感到陌生和懷疑，這還是我們熟悉的北京嗎？還是那個歷史悠久，深藏著無數傳奇和歷史記憶的北京嗎？有些東西失去了，就再也不能回來。
大同
早在五十年代，梁思成和陳占祥先生就提出北京古城保護的“梁陳方案”，即保護古城，另闢新區，把保護放在古城，把發展放在新區。可惜歷史的誤會讓“梁陳方案”與古老的北京擦肩而過，給中華民族文化保護留下沉重的歷史遺憾。2008年初，大同提出“一軸雙城，分開發展；古今兼顧，新舊兩利；傳承文脈，創造特色；不求最大，但求最佳”的名城保護基本思路，正是梁思成先生那永遠閃爍著時代光輝的城市規劃思想的具體實踐。立足古城搞保護，跳出古城求發展，把保護與發展分開，在兩個不同的空間，尋求兩全其美、互利共贏之路。可以這樣講，大同是中國目前唯一按照“梁陳方案”保護古城的城市。
有人說城市是一個不斷發展的生命體，每個時代都應當在城市發展中留下屬於這個時代的記憶，因而在歷史文化名城中可以有現代建築的足跡。這種貌似正確的理論，往往把我們引入歧途。傳統建築是農耕文明的樣本，現代建築是工業文明的結晶，兩者在建築形態、體量、結構上有巨大的差異。農耕文明是一個逐步消失的文明，作為與其伴生幾千年的傳統建築已經走向終結。工業革命帶來建築材料的革命，建築進入現代化、全球化時代。傳統建築與現代建築在歷史的拐點發生斷裂。作為一個消逝的時代，歷史傳統建築遺存就顯得格外珍貴。我們擁有的，別人永遠不會有，物以稀為貴，正是城市價值的獨特體現。工業文明是一個正在發展的文明，別人擁有的，我們將來也會有。農耕時代古城的人口和城市規模，遠遠不能和現代城市相比。今天大同的建成區已達120平方公里，而古城區僅有3.28平方公里。歷史的腳步走到今天，古城是一個非常狹小的空間，我們為什麼非要和老祖宗較勁，在狹小的古城塞進今天的記憶，去乾破壞古城歷史風貌的蠢事呢？登高望遠天地寬，我們應當以更寬廣的文化視野和空間尺度，去處理保護與發展的關係，把傳統的記憶放在古城，把現代的記憶放在新區。古城是純粹的古城，新區是純粹的新區，一個傳統，一個現代，一個古，一個新，兩者產生強烈的對比，對比形成強烈的衝突，衝突產生強大的文化張力，張力形成城市的文化魅力，這種魅力震撼你的靈魂，給你帶來深刻的思考和絢麗的想像。
大同作為兩漢要塞、北魏京華、遼金陪都、明清重鎮，在兩千多年的歷史長河中演繹出無數燦爛輝煌的活劇。公元前三世紀，即2300年前，趙武靈王開疆拓土，在大同地區建立代、雲中、雁門三郡。西晉永嘉七年，即公元313年，拓跋部首領代王猗盧定漢代舊平城為代國南都。天興元年，即公元398年，北魏王朝定都平城。憑藉歷史的契機，邊陲平城走到了時代的最前列，在將近一個世紀中成為中國整個北方的政治、經濟、文化中心，華夏嚮往和仰慕的聖地。北魏王朝的崛起，結束了中國北方自東漢以來長期動亂分裂的局面，形成了民族和文化的大融合，確定了中華特色的多民族發展的歷史走向，開啟了大唐盛世走來的序幕。自遼重熙13年，即公元1044年始，平城作為遼、金陪都，歷時久達190年。具有帝都王氣文脈的大同，歷史上作為京都、陪都的時間長達410年。進入明代，平城作為大明帝國神京門戶，巍然軍事重鎮，由徐達大將軍督造，在魏、唐、遼、金、元舊城基礎上增擴而成今日遺存之明代古城。輝煌的歷史為大同積澱了深厚的城市記憶。漫漫歲月，大同遭受過無數次戰爭的洗禮，一次又一次受到重創，一次又一次重新崛起，一次又一次積累輝煌，打不垮，毀不掉，滅不了，是一座不朽之城。基於這樣一個豐厚的歷史淵源，1982年大同被國務院公布為中國首批歷史文化名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