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默涵[文藝理論家]](/img/f/1c6/nBnauM3X3QDNygTO0ADOzQzN1UTM1QDN5MjM5ADMwAjMwUzLwgzLzMzLt92YucmbvRWdo5Cd0FmLxE2LvoDc0RHa.jpg "林默涵[文藝理論家]")
人物經歷
解放前
林默涵1928年在福州高中師範科求學時受革命思想影響，隨後在福州、廈門、上海等地從事革命活動。1935年到日本學習。次年回國，先後在進步報刊《生活日報》、《讀書與出版》、《世界知識》和《國民周刊》任編輯，並開始用筆名“默涵”撰文。1937年抗日戰爭爆發後，曾在上海青年救國服務團和第八集團軍戰地服務隊作抗日宣傳工作，後到武漢任《全民抗戰》編輯。1938年到延安馬列學院學習。1940年參加編輯《中國文化》。1941年主持華北書店編輯工作。1943年調《解放日報》編輯副刊，在該報上發表不少短論和雜文 。1944年冬調重慶《新華日報》。抗日戰爭勝利後到上海，後赴香港參與編輯國統區出版的共產黨機關刊物《民眾》，和共產黨領導的文學刊物《大眾文藝叢刊》。這期間的政論、雜文和文藝論文結集出版的有《在激變中》、《浪花》和《獅和龍》。
解放後
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後，任中共中央宣傳部副部長、文化部副部長、中國文學藝術界聯合會副主席等職。他的論著具有觀點鮮明、論證嚴密的特點。
據新華社報導，中國文藝理論家、藝術教育家、原中國文聯黨組書記，執行副主席林默涵同志，因病於公元2008年1月3日在北京逝世，享年95歲。
林默涵是第三屆全國人大代表，政協第五屆全國委員會委員、第六、七屆全國委員會常委。
早年活動
林默涵同志1913年1月10日生於福建省武平縣。1928年國中畢業後，考入福州高中師範專科。受進步思想影響，開始走上革命道路。1929年，加入共產主義青年團，第一次用真名“林烈”發表白話詩，痛斥土豪劣紳,引起國民黨當局的注意，並被校方開除。不久，到上海積極從事地下工作，參加罷課、遊行、講演等革命活動。1930年，調任革命互濟會福建省總會秘書長，兩次被捕入獄，經營救保釋後，轉入共青團福州市委任秘書。1934年，到上海一家報館工作，向《讀書生活》等報刊投稿，發表文章。
回國工作
1935年，林默涵同志東渡日本，入東京新聞學院學習，與進步朋友成立“哲學讀書會”，潛心攻讀馬克思主義哲學書籍。一二·九運動爆發後，他毅然回到祖國。不久去香港擔任鄒韜奮主辦的《生活日報》副刊編輯，開始用“默涵”的筆名發表文章。後到上海生活書店工作，參與編輯《世界知識》、《國民周刊》、《讀書與出版》，並在《自修大學》上發表學習哲學的文章。
抗戰時期
抗日戰爭爆發後，林默涵同志參加“上海青年救國服務團”，任宣傳部部長。他滿懷熱情地參加第八集團軍戰地服務隊，隨軍轉戰蘇浙前線。不久，到武漢參加《全民周刊》編輯工作。1938年8月到延安入馬列學院學習。同年9月，加入了中國共產黨。
1939年，林默涵同志到馬列學院哲學研究室工作。1940年，他在陝甘寧邊區文協主辦的《中國文化》月刊做編輯工作。
1941 年，林默涵同志奉命調任延安華北書店總編輯。1942年5月，參加了延安文藝座談會，這對他的一生文藝道路產生了決定性的影響。隨後，被調到《解放日報》副刊部工作。這期間，他根據形勢的發展和工作的需要，撰寫大量抨擊國民黨反動勢力的雜文、表彰先進人物的特寫、普及生產知識的小品。他還發表了許多評論文章，對民眾創造的新型人民文藝，對毛澤東同志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講話後出現的新的文藝形勢，對藝術家深入工農民眾所展示的新面貌，都給予了熱情的謳歌。
1944年，林默涵同志奉命到重慶《新華日報》工作，負責建立新的通訊科，接待讀者來訪，回答讀者來信，建立《新華信箱》，組織和聯繫通訊員，組織進步青年到中原解放區工作。1945年，任《新華日報》副刊部主任。
抗戰勝利後
抗戰勝利後，林默涵同志回到上海，在中共中央主辦的《民眾》周刊工作，同時參與編輯《新文化》刊物。國共和談破裂後，《民眾》周刊移到香港出版，林默涵同志任編輯，同時參與編輯《大眾文藝叢刊》，聯繫進步報刊，開展文化界的統一戰線工作。這時期，他除了繼續發錶針砭時弊的雜文外，還寫了大量的文藝論文，後來集成雜文集《獅和龍》和文藝論文集《在激變中》。
新中國成立後
新中國成立後，林默涵同志以滿腔的激情投入到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事業中。1950年被任命為政務院文教委員會辦公廳副主任、計畫委員會委員。1952年任中宣部文藝處副處長，1954年任處長。1959年被任命為中宣部副部長兼文化部副部長。
1952 年5月，毛澤東同志《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發表十周年之際，林默涵同志為《人民日報》撰寫了社論《繼續為毛澤東同志所提出的文藝方向而鬥爭》。此後，他發表了一系列重要文藝理論文章和講話，堅持運用毛澤東文藝思想，對黨的文藝政策、文藝規律、文藝創作方法、傳統文化等進行了開拓性的深入研究、探討，在我國文藝界產生了廣泛影響。
1955年，林默涵是中宣部文藝處處長。他通過《人民日報》編輯部得到了胡風先生的信件，“他最早敏感到這批信件的‘重要性’，建議立即上交毛澤東，是他想出四個題目要舒蕪分類整理成了第一批材料，隨後他又參與摘錄、整理胡風的更多信件，編成了第二批和第三批材料，還寫了一些按語。”
隨後的事，竟由最高領袖捉刀，寫出了著名的“關於胡風反革命集團材料按語”，以此作為運動的綱領性文字，“把一大批跟胡風有些來往的人都打成了‘反革命’，投進監獄，進而又在全國發動了更大規模的‘肅反’，千千萬萬個無辜者，被隔離、逮捕、關押，直到被奪去生命。”
林默涵曾是參與胡風事件全過程的領導人之一，但當人們後來問他，為什麼要把胡風打成“反革命”？他的回答竟然是“誰也沒有料到！”“我還想說幾句話：我做錯了什麼事，或者說錯了什麼話，我一定承認錯誤，並努力改正；但我決不向任何人‘懺悔’，因為我從來是根據自己的認識，根據當時認為符合黨的利益和需要去做工作的，不是違心的，或是明知違背黨的利益和需要還要那樣去做的。過去如此，今天、今後也如此。這裡不存在什麼‘懺悔 ’或寬恕的問題。”
1961年，林默涵等同志組織文藝界集體討論起草了《關於當前文學藝術工作的意見》（《文藝十條》），總結了新中國成立以來文藝工作的成功經驗。他還組織領導了現代京劇《紅燈記》、芭蕾舞劇《紅色娘子軍》的創作工作，並參與了大型舞蹈史詩《東方紅》的創作，為我國的戲劇現代化革新和芭蕾舞民族化付出了心血。同年4月，中宣部、教育部召開高等院校文科和藝術院校教材編選計畫會議後，他主抓音樂、美術、戲劇、舞蹈等7個專業的教學實施方案，組織全國著名的藝術學科專家深入研究，建立了較為完整的適合中國國情的藝術教育教材體系。
十年浩劫
文化大革命期間，林默涵同志受到林彪、“四人幫”反革命集團的迫害，被關押達十年之久。1975年到江西豐城鋼鐵廠監督勞動。面對殘酷的迫害，他表現出共產黨員堅貞不屈的革命品質。
新時期
林默涵1977 年，林默涵同志恢復工作。他以對共產主義的堅定信念，很快投入到工作中，表現了一個共產黨員對黨的無限忠誠。同年12月，任文化部副部長、黨組成員，負責重新出版《魯迅全集》並注釋等工作。他帶領有關專家和編輯骨幹，深入研究，艱苦工作，使全集注釋工作於魯迅誕辰100周年前夕完成，在社會上產生了很大影響。
1978年5月，林默涵同志擔任恢復全國文聯及各協會籌備組組長。他主持召開的中國文聯第三屆全委會第三次會議（擴大），成為文藝界撥亂反正的會議。他力主平反冤假錯案，對文藝界在文化大革命和反右派鬥爭嚴重擴大化期間的案件進行全面複查。1979年，他參加第四次全國文代會的籌備工作，參與起草大會報告。會議期間，他當選為大會主席團成員兼大會秘書長，並當選為中國文聯副主席。他為文藝界的撥亂反正，為文藝界的團結穩定，作出了重要貢獻。
1982年，林默涵同志擔任文化部顧問。1983年任文化部藝術委員會主任。1984年任全國藝術科學規劃領導小組副組長。1985年經中央批准，發起和創建了中國國際友誼促進會，他任第一任理事長，積極推動中外文化交流。他倡導成立了國家教委藝術教育委員會，文化部少年兒童文化藝術工作委員會，有力地推動了我國藝術人才的培養。後來，他又被推選為中國魯迅研究會會長。
1989年12月，林默涵同志擔任中國文聯黨組書記。他堅定不移地執行黨中央的各項方針政策，大力促進文藝界的團結，推動全國文藝工作朝著正確的方向發展。他主持召開了全國業餘青年文藝工作者會議，鼓舞業餘文藝工作者創作出一大批新作品。在紀念抗日戰爭勝利50周年之際，他主持出版了《中國抗日戰爭時期大後方文學書系》、《中國解放區文學書系》。他還整理髮掘了大量的重要文藝史料。
主要作品
林默涵同志是中國作協名譽副主席、顧問，他一生勤耕不輟，論著頗豐，主要有雜文集《獅和龍》、《浪花》，文藝論集《在激變中》、《林默涵文論集》、《林默涵劫後文集》、《心言散集》，專論《更高地舉起毛澤東文藝思想的旗幟》等。
人物評價
林默涵同志衷心擁護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黨的路線方針政策，堅定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信念，為我國社會主義文化藝術事業的繁榮和發展作出了重要貢獻。他的具有深刻思想內容和精闢見地的文藝理論著述，在我國文藝史上留下閃光的篇章。他一生光明磊落，正直無私，敦厚謙和，生活簡樸。他工作認真負責，一絲不苟，任勞任怨，從不計較個人得失。從他身上我們感受到了一名共產黨員和文藝戰士的優秀品德。他的逝世，是我國文化、藝術教育事業的重大損失。他的崇高品格，永遠值得我們學習、懷念。
詩人牛漢有題為《為馮雪峰辯誣》的文章，說到1957年底馮雪峰撰寫《魯迅全集》第6卷中《答徐懋庸並關於抗日統一戰線問題》的注釋。魯迅這篇文章對30年代的周揚、夏衍等“拉大旗作為虎皮，包著自己，去嚇唬別人;小不如意，就倚勢(!)定人罪名而且重得可怕的橫暴者”的描述，顯然讓周揚等長久不安，如鯁在喉;這在50年代對確立他們“正確路線”代表的地位肯定造成尷尬。因此，借著馮雪峰的被打倒，便以威脅利誘手段，要他“承擔責任”撰寫這篇文章的注釋，為周揚他們“洗冤辯白”。馮雪峰難以抗拒，便起草了初稿。周揚他們對這個初稿並不滿意，1957年11月的某天，在林默涵辦公室，對注釋作了改寫。由周揚口述，林默涵當場修改，周揚又改了一次。稿子送出後，林默涵還給當時《魯迅全集》編輯室負責人王士菁兩次去信，稱“魯迅答徐懋庸文，經與周揚、荃麟同志商量，作了一些修改，請再斟酌”。這些情況，在1966年“文革”發生之後已陸續披露。
牛漢寫道：80年代初在北京召開的第二次馮雪峰學術研討會上，……幾個發言者對馮雪峰在30年代與魯迅的革命情誼作了熱情的讚揚。坐在會場的林默涵舉手插話：“我提個問題，請解答。馮雪峰是《魯迅全集》的主持人和定稿人，在《答徐懋庸並關於抗日統一戰線問題》的注釋中，作了歪曲事實的說明，辱沒了魯迅。這則注釋是馮雪峰寫的，這難道是對魯迅友情的忠誠表現嗎?請大家研討。”(憑記憶追記，大意不錯)會場上頓時啞默無聲。這時，我站起來大聲說：“我能解答這個問題。”……我說：“這個問題我以為不應由林默涵同志提出，默涵同志應該是能夠解答這個疑問的當事者，至少是熟知內情的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