簡介
中間人物論：先進的、落後的民眾數量始終是少數，中間民眾占大多數。創作文藝作品時要更多地反映大多數中間人物。背景
邵荃麟是長期擔任中共中國作家協會黨組領導的文藝評論家。1949年中國作家協會的前身中華全國文學工作者協會在北平成立，後來邵荃麟擔任該會中共黨組書記。1953年9月，邵荃麟當選中華全國文學工作者協會第二屆副主席。同年10月，該會更名為中國作家協會，周揚任中共中國作家協會黨組書記，邵荃麟任副書記。1956年，邵荃麟升任中共中國作家協會黨組書記。“兩頭小中間大”、“中間人物”是毛澤東等中國共產黨領導人常常使用的提法。1942年5月2日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中提到，……人民也有缺點的。無產階級中還有許多人保留著小資產階級的思想，農民和城市小資產階級都有落後的思想，這些就是他們在鬥爭中的負擔。我們應該長期地耐心地教育他們，幫助他們擺脫背上的包袱，同自己的缺點錯誤作鬥爭，使他們能夠大踏步地前進。他們在鬥爭中已經改造或正在改造自己，我們的文藝應該描寫他們的這個改造過程。只要不是堅持錯誤的人，我們就不應該只看到片面就去錯誤地譏笑他們，甚至敵視他們。我們所寫的東西，應該是使他們團結，使他們進步，使他們同心同德，向前奮鬥，去掉落後的東西，發揚革命的東西，而決不是相反。
革命的文藝，應當根據實際生活創造出各種各樣的人物來，幫助民眾推動歷史的前進。在1960年冬中共中央提出了“調整、鞏固、充實、提高”的八字方針後，為了落實這一方針，使文藝界存在多年的“左”的偏向得到糾正，1961年6月，中宣部、文化部在北京新僑飯店舉行了全國文藝工作者座談會和全國電影故事片創作會議（簡稱“新僑會議”），1962年3月，文化部和中國劇作家協會在廣州召開全國話劇、歌劇、兒童劇創作座談會（簡稱“廣州會議”）。在這兩次由周揚、夏衍主持召開的會議上，周恩來、陳毅作系列報告，重新確定了中國共產黨對文藝的方針，比如為人民服務、正確對待知識分子、給與創作民主及自由。為了積極回響，此後周揚親自參加撰寫了《人民日報》1962年5月23日社論《為最廣大的人民民眾服務——紀念毛澤東同志〈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發表二十周年》，張光年主持編寫了《文藝報》專論《題材問題》。
提出者
真正提出“中間人物論”的人是中國作家協會黨組書記、著名的文藝理論家、作家邵荃麟先生。
產生
1962年8月2日至8月16日，中國作家協會在大連召開了“農村題材短篇小說創作座談會”（簡稱“大連會議”），邵荃麟主持會議。茅盾、周揚等人均在會上講了話。在會上，邵荃麟發表了三次談話，談話字數不足一萬字，談話內容相當鬆散，沒有集中的觀點。在談話中，邵荃麟僅兩次涉及到了“中間人物”。一次是說，“強調寫先進人物、英雄人物是應該的。英雄人物是反映我們時代精神的。但整個說來，反映中間狀態的人物比較少。兩頭小，中間大；好的、壞的都比較少，廣大的各階層是中間的，描寫他們是很重要的。矛盾焦點往往集中在這些人身上。”另一次為附和茅盾的說法，稱：“茅公提出‘兩頭小，中間大’，英雄人物與落後人物是兩頭，中間狀態的人物是大多數，文藝主要教育的對象是中間人物，寫英雄是樹立典範，但也應注意寫中間狀態的人物。”實際上，邵荃麟在三次講話中並沒有系統提出過任何文藝理論，僅兩次提到了“中間狀態的人物”。所謂“中間人物論”是後來《文藝報》在批判中創造出來的。
歷史過程
60年代文壇在對於柳青《創業史》中“中間人物”梁三老漢形象的討論中，邵荃麟提出“寫中間人物”的見解。他強調描寫英雄人物是應該的，但兩頭小，中間大；中間人物是大多數，而反映中間狀態人物的作品比較少。這些看法自然是正確的，但在一個黑白顛倒的年代，該見解被斷章取義地理解為以“中間人物”反對“英雄人物”，被江青等人列入“黑八論”並遭到嚴重批判。
寫“中間人物”論及其相關創作，在不同的歷史時期受到了不同的理解與評價1962年8月，邵荃麟正式提出了“寫中間人物”的主張，周揚、田漢、林默涵等人對此表示肯定與支持，沭陽、沈思、康濯、侯墨等人發表文章贊同擁護1964年下半年，“寫中間人物”成了“文藝整風”中最突出的目標，在全國範圍內掀起“公開討論和徹底的批判”林彪、江青炮製的《部隊文藝工作座談會紀要》出籠後，“寫中間人物”論被打成“反革命修正主義主張”新時期的文藝界從美學、國民精神以及人物形象等不同角度探討了“寫中間人物”論及其創作的存在價值與創作意義，並取得了一定成果本文認為，時代語境、特定時期的政治傾向以及理論提出者及創作者個人的道德立場、政治素養、價值取向是正確理解與定位“寫中間人物”論及其創作的三個必須給予高度重視和緊密聯繫的不可或缺的重要因素，“寫中間人物”及其相關創作實際上是在以服從於主流話語並最終還要服務於主流話語的諸多規定為前提下的一次極其有限度的主流話語自身範圍之內的調適或調整，與五六十年代的“英雄主義”創作具有本質意義上的一致性，“寫中間人物”及其相關創作在創作題材與創作方法上一定程度地拓寬了五六十年代日益窄化的文學創作環境，使作品的人物形象具備了一定的現實基礎而顯得比較真實可信。但是，“寫中間人物”的提倡者及其支持者和實踐者們，因其特定的政治立場、道德立場的束縛，以及理論素養上的局限，注定使這一文學主張及其創作被人為地賦予了太多的政治教化的內容與道德批判的色彩，從這個意義上來講，“寫中間人物”及其創作在題材與方法上的偏離是為了更好地實現對“英雄主義”創作理念的補充與回歸，“出軌”是為了實現更好的“歸順”!
批判
大連會議結束，與會的中宣部文藝處幹部黎之回到北京後，於1962年8月21日向中宣部文藝處就此次會議情況進行了匯報，匯報中未提及“中間人物”問題。8月23日，中宣部分管文藝的副部長林默涵問黎之，據說此次會議上提出了寫“中間人物”的問題。黎之答覆稱，邵荃麟在發言中曾經談到，但會上未討論。林默涵稱，聽周立波講，大連會議開得很好，提出了寫“中間人物”問題，林默涵又稱該問題值得研究。9月5日，林默涵讓黎之就此次會議情況寫出材料，其中要寫出有關“中間人物”現實主義問題，並讓黎之將茅盾、周揚、邵荃麟在大連會議上的講話拿來。後來林默涵閱讀該材料後批轉給周揚，周揚在自己的名字上畫圈，將材料退給黎之。9月22日，林默涵召開了在北京的文藝報刊和各大報副刊負責人會議，會上林默涵講了毛澤東提出的抓階級鬥爭的精神，並布置了檢查工作，會上林默涵將“中間人物”作為問題點出。《文藝報》1962年第9期上發表了沐陽根據大連會議的精神撰寫的隨筆《從邵順寶、梁三老漢所想到的……》。在林默涵點出“中間人物”問題後，該文章也成了問題。一日，林默涵在同張光年談話時提到該文章，林默涵認為《文藝報》應再發表一篇文章以表明態度，張光年指著黎之說：“讓黎之也寫篇隨筆，與作者商榷。”
1963年底，毛澤東發表關於文藝的批示。其後中宣部領導中國文學藝術界聯合會及其下屬各協會開展整風時，有人揭發邵荃麟提出過“資產階級的文學主張”、“寫中間人物”論。中宣部就中國文學藝術界聯合會及其下屬各協會在整風中揭發出的問題向中共中央提交了一份報告。
1964年7月，毛澤東再次發表關於文藝的批示。批示下達以後，中宣部開始進行文藝整風，負責評論組的林默涵指示黎之編印材料，材料內容共五項：“1、對文化部意見。2、30年代問題。3、田漢思想、作品。4、中間人物。5、文聯的問題。”這說明林默涵已經將自己發現的“中間人物”問題視為重點問題，也是惟一一個理論問題。
在這種背景下，張光年領導的《文藝報》編輯部積極對邵荃麟進行批判。1964年10月，署名“《文藝報》編輯部”的《“寫中間人物”是資產階級的文學主張》一文刊登在《文藝報》1964年第8、9期合刊上。同期刊登的還有《關於“寫中間人物”的材料》。兩篇文章於1964年10月31日轉載於《人民日報》。
影響
1965年8月，劉白羽出任中共中國作家協會黨組書記，取代了邵荃麟。文化大革命開始後，邵荃麟遭到殘酷迫害，僅僅自1967年12月25日到1968年1月25日的一個月內，邵荃麟便遭到了31次法西斯式的審訊。比如1968年初春，塗光群曾見到他被特偵組從中國文學藝術界聯合會大樓地下室（當時劉芝明也被關押在地下室）里提出帶到四樓審訊。1969年邵荃麟交北京衛戍區監管，後被關入秦城監獄，於1971年6月10日病死在秦城監獄中。對批判“中間人物”論負有主要責任的中宣部副部長周揚、中宣部副部長兼文化部副部長林默涵在隨後發生的文化大革命中也都被打倒並遭到殘酷迫害。周揚被關入秦城監獄。
1966年出台的《林彪同志委託江青同志召開的部隊文藝工作座談會紀要》再次點到了“中間人物”論，並進行批判。“中間人物論”成為遭到批判的黑八論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