簡介
“東西佛”是泉州地區特有的以鄉區械鬥為主要特徵的社會現象，在清初出現，先是泉州城區的鳳池境與奉聖境之間的械鬥，後愈演愈烈，成為包括泉州城區、郊區、臨邑的普遍現象。乾隆二十六年（1761年）修的《泉州府志》，雖沒有明確記載“東西佛”的名稱，但已載有雍正十二年（1734年）的上諭制止漳、泉械鬥陋習，說明當時泉州的大規模械鬥已驚動朝廷。其延續近300年，是泉州近代歷史上的一個嚴重的社會問題。直到新中國成立後，“東西佛”的械鬥才得以最終制止。
關於泉州“東西佛”的情況，不見舊《泉州府志》、《晉江縣誌》、《南安縣誌》，有關文獻僅見清·道光間陳步蟾（參見《泉州人名錄·陳步蟾》）《上大觀察泉州東西佛策》和清末·吳增（參見《泉州人名錄·吳增》）《泉俗激刺篇》的部分記述。
道光十九年（1839年），劉耀椿（參見《泉州人名錄·劉耀椿》）出任福建興泉永道兼金廈兵備道。甫到泉州，正值“東西佛”又在醞釀一場大械鬥，劉耀椿視察泉州府庠、會見各界人士時，提出如何消彌“東西佛”陋習的命題，要大家獻策，一時應命者眾。陳步蟾呈《上大觀察泉州東西佛策》（以下簡稱《策》），錄存於其子陳國仕編《豐州集稿·卷11》。
清末·吳增生於同治七年（1868年），卒於民國三十四年（1945年）。其所著的《泉俗激刺篇》中，有“械鬥”、“混擄人”、“上香山”三篇述及東西佛情況，現代陳盛明加了輯注。（原載《泉州文史》1984年第五期，泉州市民政局、泉州志編纂委員會辦公室《泉州舊風俗資料彙編》1985年重印）
近現代，吳藻汀《泉州東西佛》（《泉州民間傳說·第四集》1940年。泉州市民政局、泉州志編纂委員會辦公室《泉州舊風俗資料彙編》重印，1985年》）和傅金星《泉州東西佛成因真相》
參考文獻
[香港]華星出版社，1992年）有所論述。
起源
東西佛的起源，都認為與奉聖境（位於泉城西隅，屬奉聖鋪）、鳳池境（位於泉城東隅，屬三教鋪）的紛爭有關，但為何事，卻有多種說法。有文獻依據的只有陳步蟾《上大觀察泉州東西佛策》中的藍理說，其他均為民間傳說不可考。民間傳說中，又以施、富說最為流行。
清兵入泉之初，實行鎮壓和屠殺，不可能出現老百姓內部的東西佛械鬥。接著，為隔絕對鄭成功的支援，清政府實行殘酷的遷界，哀鴻遍地，一夕數驚，也不可能出現東西佛械鬥。東西佛的形成，必定是在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台灣統一和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解除海禁之後。這與藍理說、施、富說在時間上也是符合的。
藍理說
陳步蟾《上大觀察泉州東西佛策》云：“昔提帥藍公（藍理，參見《泉州人名錄·藍理》）始分東西佛之號，其時亦祗就地勢分爾。”“提帥精於青鳥之術，以泉為鯉郭（泉州古稱鯉城，參見《泉州古城》），宜動不宜靜，故賽會迎神，凡以祈國泰民安之意。”“嗣是某鋪之塑神像者，亦篆國泰民安等字樣，而郡中自此嘖嘖多故矣。”
陳步蟾《策》中的“某鋪”，指奉聖鋪。奉聖鋪奉祀田都元帥為鋪主，是年，奉聖鋪修建奉聖宮，為田都元帥重飾金身，欲往南安縣坑口（田都元帥神化所在地）取火，大排儀仗，除常規的“肅靜”、“迴避”外，也模仿藍理，加備“國泰民安”字牌。
藍理是代表政府的，為民祈求“國泰民安”理所當然。奉聖鋪怎能代表泉州地方祈求“國泰民安”呢？因此，此事引起一些鋪、境側目。部分鋪、境商議，在奉聖田都元帥去坑口的路上，攔塗搶其“國泰民安”字牌，仇讎自此開釁。
鳳池境也奉祀田都元帥為境主。翌年，鳳池所奉田都元帥也要上坑口取火，因預防奉聖鋪報復，就聯絡城內一些鋪、境及城外沿途一些村落作照應。奉聖鋪聞知，也採取相應措施。“東西佛”從此形成並關係惡化。
施、富說
傳說，清初康熙年間，平定台灣的泉州名將施琅（泉人習稱施將軍，參見《泉州人名錄·施琅》）有女，許配同里著名文學家富鴻基（泉人習稱富翰林）之子。富、施一文一武，門當戶對，但施琅的勢焰和勛秩高出富鴻基百倍，而富鴻基雖科甲出身，免不了書生酸氣。當親事行禮，施家踵事增華，富家則一味儉約，兩不投機，積下嫌隙。
舊例，女兒出嫁的第三日，女家親屬自其父親以下及兄弟，應到男家會親（俗稱“探房”、“探紅”）。施將軍預先派人去問富翰林，要行“官禮”或行“民禮”？富翰林不悅，以為施將軍有意以官大壓他，丟他的臉兒，然卻故意約以“官禮”。
即日，施將軍身穿黃馬褂、繡花袍，頭戴紅頂、插雙眼翎，率領按品級著公服的子弟，前呼後擁，依長幼次序，前來富府“探房”。到了富宅，卻象沒有喜事一樣平常，甚至廳堂也沒鋪設，最奇的是天井和廳中都塗上溷泥。施將軍一行站在天井中，朝靴底下俱著了溷泥，著實惱怒。
一會兒，富翰林穿著一套半新不舊的公服出來迎接。施將軍一見富翰林，便雙膝跪落，叩頭不迭。同行的子弟們也和他一樣跪下，簇新的朝服都弄髒了。
富翰林如此惡作劇，真出乎施將軍意外！原來富翰林曾經七日“權君”，代皇帝視朝理政。“權君”時，皇帝賜他一個“鐵鼻”，這“鐵鼻”是代表皇帝的標記。凡任過朝臣者，見“鐵鼻”便該跪下恭請聖安。施將軍起初依仗自己有欽賜的黃馬褂，行禮時落得占許多便宜，才定下要行官禮，沒想到富翰林有這寶貝，反吃了大虧，弄得渾身泥土，敗興而歸。
“探房”回來後，施將軍滿腹怒氣，無處發泄，報復的手段，最直接的就是武力解決。那時施將軍的府第在鳳池境（考：施琅舊第，後為通源境，恰與鳳池交界，諒是後來境界稍有變更）。於是就境內呼召子弟兵，向富翰林那邊進攻。富鴻基的府第在奉聖境，也就境內呼召子弟兵抵禦。
自從這回衝突後，“東西佛”的名詞便由此成立，以鳳池為東佛，奉聖為西佛。
鄭成功說
鄭成功（參見《泉州人名錄·鄭成功》）反清，各地回響，清廷加以鎮壓，實行分化，遂成兩派。
天地會說
天地會（亦稱哥老會、三點會）不同盟幫，被封建勢力利用而分化。
劃分
“東西佛”的“佛”，指田都元帥，又稱三相公。《泉州府志·卷16》：“田帥祠在南安縣北坑口長壽福地，祀唐·鎮帥田某。《閩書抄》：‘神名失傳，錢塘人，統兵剿寇於武榮（南安）桃林（今屬永春縣地）間，因鎮撫其地。卒葬羅溪山，甚著靈響，民藉其庇，立廟祀之，後賜廟額昭惠。’”泉州府各縣，塑像分靈甚多。
泉州城內，連附郭計分為三十六鋪，每鋪又分為若干境。境的多寡，大約以鋪的面積大小為分劃。有的一鋪兩、三境，有的一鋪四、五境不等。如集賢鋪，分為桂壇、大泉澗兩境。又如袞銹鋪，分為通源、通天、廣靈、聖公、忠義五境。（參見《泉州鋪境》）
東、西分化，初時“亦祗就地勢分爾”（陳步蟾《策》），東以鳳池為代表，西以奉聖為代表。當東隅鳳池與西隅奉聖兩境首先衝突時，自然各有他們平時感情好的其他境份參入。由於“東鳳池”、“西奉聖”均奉祀田都元帥，因而擁護奉聖的，稱西佛；擁護鳳池的，稱東佛。
東西佛的區分，不是以鋪做單位，是以境做單位的。後來糾眾鬧事，東西佛境份位置出現相互交錯，其劃分不以方位為標準，仍以感情聯絡為界限。如同屬集賢鋪，桂壇境為西佛，大泉澗境為東佛。又如同屬袞銹鋪，通源、通天、聖公、忠義四境為東佛，廣靈境為西佛。所謂東佛，不一定在東方；所謂西佛，也不一定在西方。
實際上，歷史上泉州幾次大械鬥都與田都元帥有關。清·嘉慶五年（1800年），桃源宮（祀田都元帥）上樑，西佛奉聖往賀，與東佛豐樂鄉發生糾紛。同治三年（1864年）五月，東佛“五倫”抬田都元帥往坑口取火，途經奉聖發生糾紛。光緒二十四年（1898年），南安王爺往東嶽（參見《泉州寺廟·東嶽宮》）取火，奉聖抬田都元帥接香，龍會等搶佛，發生糾紛。民國期間，亭店三鳳鄉田都元帥取火，造成黃甲街與豐樂鄉械鬥等。
擴大
隨著後來事態的演化，泉城三十六鋪所屬各境，概分別歸納在東、西佛兩大陣營之中。陳步蟾《策》云：“東則為五倫為七血，西則為七舍為三相。其曰五倫者，以五兄弟相稱也；其曰七血者，則以當時割牲歃血，有世相好無相背之語……其曰七舍，即祀七舍人者，或曰祀日月太保之神，亦謂之舍人；其曰三相公，即祀田都元帥者。雖然，元帥之神即五倫、七血中亦多祀之。嗣是，非五倫、七血、七舍、三相之列，鹹相背附焉。相背必由相棄，相背必有相附，相附相棄則東西於是交錯，亦東西於是滋釁矣。”
東西佛起初的分劃，不外泉州城區和附郭的三十六鋪，後來因為械鬥之風日盛，於是蔓延至晉江縣（縣治在泉州城內）農村各鄉，再進而傳播及南安縣、惠安縣等鄰邑各鄉。城區的各鋪境和城外各鄉里，幾乎無不加入此兩派的旋渦，不屬東佛，便屬西佛，這中間要找出嚴守中立的，真是鳳毛麟角。
鄰邑鄉村的東西佛，多半有與晉江聯絡的關係，有時因晉江東西佛械鬥，也會牽連及南安和惠安；而南安、惠安的械鬥，有時會牽連及晉江。清·吳增《泉俗激刺篇》陳盛明注引《溫陵風土紀要》云：“郡屬械鬥最為惡習，有大小姓會、東西佛會，勾結數十姓，綿延數十鄉。”
至於鄉村東西佛的名稱，也有一些變化。清·吳增《泉俗激刺篇·械鬥》云：“蔑天理，無人心，械鬥禍最深。彼此同一鄉，既分大小姓，又分強弱房；東西佛，烏白旗，紛紛名目何支離。”名稱雖有不同，性質實在無異。
大、小姓
在南安，除接近晉江附近的各鄉外，稱為“大雜”。“大、雜”的區分，是大姓和雜姓兩派。如同一村中，大姓為東佛，雜姓則為西佛；反之，如大姓為西佛，則雜姓為東佛。
烏白
在惠安，則稱為“烏白”。“烏、白”的區分，是烏旗和白旗兩派。如烏旗為東佛，白旗則是西佛；反之亦然。
強、弱房
“強、弱房”分界的範圍，由同一鄉與同一姓的當中而差別。表面看，似乎是族姓的分野，可是有時擴大，也能牽動到東西佛方面——若強房附於東佛，則弱房必附於西佛。這是東西佛轉變的一種。
滋釁
東西佛自判分之後，長久處於對立與鬥爭中。因此衝突、械鬥的導火線，不論何時、何地，都有可能。滋釁形式是多種多樣的，迎神賽會、乞火進香、元宵鬧燈、端午迎龍王、踩街遊行、農田水利、碼頭勢力、地界爭勢、風水墳墓、看戲嫖賭、吃醋爭風等，都會引起衝突。甚至舞文弄墨之徒，也參與滋事，火上加油，至不可收拾。
如陳步蟾《策》載：“昔有居東之太封翁某，謔於居西曰：‘東方朔帶劍出龍宮，斬古榕樹，驚得西牛喪膽；西施女遣人入熙春，達和衷情，越若東君起興。’所謂龍宮、古榕、熙春、和衷，皆西佛境地之號也。謔此楹聯，其禍若火不可撲滅。故市人謠曰：‘東鳳池，西奉聖，打死人，免賠命。’”
在城區和附郭，滋釁的動因經常有如下數種：
“妝人”
為“妝人”而動起東西佛械鬥，歷史上數見不鮮。
農曆正月，各鋪境長有妝飾故事，出為遊行娛樂（參見《泉州民俗·游神賽會》）。東佛妝的，則遊行東佛的地界；西佛妝的，則遊行西佛的地界。間有遊行過界的，這要看有無特別的交情，如有也極少，真是例外。
一個境或鋪的“妝人”到同派的鋪境地方，定要燃放鞭炮去引導，稱“導花炮”，導他們繞行自己的全境或全鋪的界內，稱“繞境”。“繞境”到不同派別交界處，燃放“導花炮”者如稍不謹慎，或好事之徒，把“導花炮”丟過界，俗稱“洗鋪尾”。“洗鋪尾”對於不同派別的鋪境來說，是莫大恥辱，往往立馬糾集鋪境內好事之徒找他們打架，導致械鬥。械鬥一起，東佛的鋪境就贊助東佛，西佛的鋪境就贊助西佛。
大家都是明知“妝人”這種玩意最容易鬧事，因此每出遊行時，最關鍵的是頭一根火把。這根火把特別長，撐這根火把的，至少總要幾十人或百餘人，都預選鋪境中的勇敢青壯年，預備衝突時頂撞維持。
官府也曉得新春“妝人”常會鬧事，在元宵節前後，照例要出示禁止，但因新年娛樂，卻並不極端干涉。往往到事情鬧大了，才不得不強制彈壓。
“迎神”
“迎神”的種類最多，最著的有“進香”、“拈香”、“謁祖”。
“進香”，俗稱“割香”、“割火”，是各鋪境抬著他們的境主或鋪主到泉州城東門外的東嶽“天壇”，每年春夏之交五、六月舉行盛典一次。其儀式為：用一個木製的香木台（“木台”合一字，下同），木台內置香爐，鋪、境主到“天壇”後，在“天壇”內燒香末盛於香爐中，再用鋪、境主的封條封了香木台外的兩小門，然後香木台在前、鋪境主在後，抬回鋪境宮。取火後，鋪、境主和香木台要抬奉在他管轄的區域（鋪或境）遊行一周。遊行所到之處，各家門前擺上香案表示歡迎。鋪、境主經過，遇有香案，要把香木台內燃著的香末分一小匙給他。
“拈香”，是把鋪主或境主抬往城裡的元妙觀（俗稱天公觀，參見《泉州寺廟·元妙觀》），到觀內，便在那裡搖擺進退，好像向天公行禮。“拈香”的時間不定，一般是鋪、境內有不幸死亡事件發生，為祈求平安才舉行。
“謁祖”，是把鋪主或境主抬往這些神明的故鄉去。然而，城區各鋪、境的鋪、境主，除了少數崇奉泉州歷史上有名的忠孝節義之輩外，大部分鋪、境主的故鄉遠在外省，有的還不可稽考，也就無祖可謁。有的鋪、境主，相傳其故鄉是在泉州城附近的屬邑或較遠一點的鄰府，也有去“謁祖”的。如郭聖王的祖家在南安縣山頭城，吳真人的祖家在同安縣（原屬泉州府）白礁，臨水夫人的祖家在古田縣，觀音大士的祖家在浙江的南海，這些神明都有謁祖過的，一般三數年舉行一次。
在“進香”、“拈香”、“謁祖”時，如果“迎神”的菩薩不是普遍奉祀的，只是在某鋪境範圍內信仰，那么，出行時縱使偶然越境侵界，發生“洗鋪尾”，立馬會導致東西佛械鬥。至於“迎神”的菩薩如果是東西佛均普遍奉祀的，如關聖、郭聖王、吳真人、臨水夫人、觀音大士等，則無所謂東西佛了。
清末·吳增《泉俗激刺篇·上香山》云：“東佛去取火，西佛去接香，旗鼓各相當。最怕相逢狹路旁，狹路相逢不相讓，流差驀地相打仗。打仗打死人，石片彈子飛如塵。東家婦，西家叟，茫茫喪家狗，孩子倒繃走，神魂驚去十無九。後年五六月之間，怪汝又去上香山。”
陳盛明註：“上香山是引起械鬥的一個重要原因。把本境的菩薩抬到另一處有名的佛廟，將那邊的香火取點迎接回來（取火或接香），對立雙方（東、西佛）的隊伍，半途碰著了各不相讓路，就觸發了械鬥，丟石開槍，把路人嚇得驚慌失措，錯把孩子倒翻綁著急跑。而那些主持迎神的人（多為流差之輩），則惟恐不爭不鬥，失去了謀利的機會，於是下一年又再鼓動上香山。”
“接香”
如鋪境民眾認為鋪、境主的“神”已經退了，就要發起鳩集公款來“關佛”（“關佛”是泉州方言，“招致已退之神復來”的意思）。鋪境“關佛”時，同派的鋪、境要抬出他們的鋪、境主或鋪、境主的代表（鋪、境宮中奉祀的，除鋪、境主之外，往往還有別的神明，這些神明可充作鋪、境主的代表），前往“關佛”的鋪、境去頂替那已退之神，招致回復，稱“接香”或“導神”。
“接香”儀式，是把已退“神”的鋪、境主用繩子懸在屋樑下，先後把別鋪、境的神明陸續抬到跟前，往返快跑幾次。
“關佛”要一連三天。此三天中，同派或不同派但有感情的鋪、境，天天都要抬他們的鋪、境主或鋪、境主的代表來“接香”。有時因次序先後的爭執，或快跑時互相擁擠，都會起衝突而引起械鬥。“接香”在城區各鋪境是常有的事，有時一年之中，“關佛”的鋪境就有四、五個之多，因此極易肇生事端。
“鎮符”
泉州部分佛教信眾把鋪境看得非常神聖，在他們的區域內，每年春季都要舉行“放兵”，冬季“收兵”。
其意思，以為鋪境主坐鎮鋪境，手下自然有許多神兵神將，往往每屆春天便扶乩請示，擇定日子，曉喻鋪境內的弟子們，家家戶戶遵照鋪境主指定的日子，備辦蔬饌在各家門前供奉，俗稱“犒將”。黃昏時，抬了鋪境主出來在鋪境內巡行“放兵”。巡行時，要由鋪境主出幾道符在鋪境邊界的壁上張貼，稱“鎮符”。“收兵”是在冬天年底，犒將、巡行、鎮符的儀式同“放兵”。
“鎮符”最易惹起東西佛械鬥。因為一班無業民眾，往往在鎮符時故意侵過別鋪境的邊界，以表示他們對外的威風。鋪境的界址，既無明顯標記，於是雙方爭執起來，各不相讓，而動起械鬥。
“搶佛”與“綁佛”
某鋪境崇奉男性菩薩相公爺，有一次竟異想天開，趁對方鋪境的女性菩薩夫人媽出行之際，在途中搶去，把夫人媽縛在相公爺的桌旁，作侑酒狀以示侮辱。後來對方報復，也乘其不備，將相公爺搶去“槍斃”，釀成東西佛爭鬥。至於到對方鋪、境偷綁其鋪、境主的事，是常有所聞的，鬧得一些鋪、境都把鋪、境主退藏於密，不敢公然奉在宮裡。
危害
東西佛判分後，單就城區三十六鋪來講，械鬥的次數不知凡幾；死了多少人命，戰了多少時間，也無從稽考。東西佛之斗，有的延續幾年、幾十年，奉聖和豐樂的械鬥則連綿一百多年，直到民國後期才消除，嚴重破壞社會秩序，影響生產生活，造成一些家庭的不幸，舉不勝舉。
東西佛事釁一起，明爭暗鬥，拳足交加，刀槍並舉。搜刮於境內，傾囊飽官府，操戈遊街以逞強，潛蹤匿影伺殺機，焚燒搶劫，趁亂肆虐，平靜小城，頓成恐怖世界。陳步蟾《策》云：“鋪戶良民，弱肉強食。最甚者又莫如夾縫之界，婦女亦被刳其發而剝其簪珥者。至於民房蹂躪，更不堪言矣。”
陳步蟾《策》中所指的“今大憲（劉耀椿）駐驂，適奉聖、慈濟兩鋪滋事”，就是發生於清·道光十九年（1839年）的、泉州至今傳誦的“東鳳池，西奉聖，推倒妙恩宮，壓死擺腳慶”的東西佛事件（泉語“擺腳”即“跛足”，“慶”為人名）。
——清初，城西孝感有個朱道尹，因患惡疾，求吳真人（參見《泉州人名錄·吳夲》）醫療得愈。朱某就在家宅中祀吳真人，名其堂為妙恩宮，並準備一套儀仗。朱道尹死後，其家人遷妙恩宮於曾井巷口，改名慈濟。奉聖宮田都元帥欲往坑口取火，向慈濟宮借儀仗，慈濟與奉聖都在西街，原沒什麼衝突，故答應出借。但出藉以後，一些好事之徒鼓譟煽惑，竟於奉聖田都元帥上道之後，糾眾搶奪儀仗。奉聖不甘受辱，連夜襲擊，拆毀妙恩宮（慈濟宮），守宮人“擺腳慶”逃避不及被壓死。既出人命，雙方便四出奔走，走衙門，糾惡徒，文事武備並舉，事態擴大，發展到“東鳳池，西奉聖”的大規模爭鬥。
這一次爭鬥十分劇烈，雙方各有死傷，但鳳池這邊似乎損失較大，後來還有幾件血衣長期存在鳳池宮，每年要取出在宮中陳列一次。相傳有次大戰發生在七月十九日，那天剛遇鳳池做普度，自此以後連普度的日子也改在八月初五了。
按理，官府管理百姓，可以打棍、關押、發遣，直至捕殺、駐鎮，百姓見官不寒而憟。聚眾起義尚且被征剿鎮壓，滋事械鬥豈難制止？但是，“伊昔，賢有司疊斗辦，大則譴次，小則枷杖，未如之何也。”其原因，“已息斗之日，值班亦以東、西袒護，官任其上下而莫之知。當斗之時，文武交出為諭止，差役已先籌其從何街轉何巷，務使某鋪以為擺脫計者”（陳步蟾《策》）。這種狡吏、皂隸，無事尚且要敲詐勒索，有事時或大耍其上下兩手從中漁利，或私心偏袒，最是壞事。官府蠹敗如此，當然未如之何了。
械鬥
在鄉村，東西佛滋釁的動因與城區有所不同：鄉與鄉之間，各有田園隔離，不比城內鋪境與鋪境相接，因此“洗鋪尾”的爭端自然不會起於鄉村，即使偶有也較少。“妝人”、“接香”也較城區為少，不致因此發生誤會。鄉村東西佛械鬥的起因，常見婚姻、田土、灘涂、水利、風水之爭。
鄉村東西佛及其變種的衝突械鬥，往往較城區為烈。有時因細故口角，械鬥牽連至幾十鄉，雙方死亡達數百，械鬥時間有至十年八年還未停止。這是因為城區的械鬥，風潮起伏掌控於某個階層，且官府易於覺察制止，旋起旋息。而鄉村基層政權統治較薄弱，且往往大面積涉及普通農民，不易掌控。
在鄉村，械鬥一經發動，經常出現如下形式：
防禦
鄉與鄉不幸因爭執而至決裂，首先的事就是防禦。第一是挑選壯丁顧守槍樓。槍樓多半是平時建築的。在閩南一帶，稍為大一點的鄉和富戶，便有槍樓，一般建在鄉裡邊界或住宅邊角。第二是築起“燕子巢”。“燕子巢”是臨時建築的堡壘，視對方情勢，擇要塞而設備；斗事平息，遂即拆卸。
聯絡
鄉里平時有會幫組織，類似攻守同盟。一旦風潮激起，械鬥往往不可避免，東西佛的判分轟然立見。於是會幫聯絡，互相支援。因此一鄉有事，牽連常及於數十鄉。
截虜
清·吳增《泉俗激刺篇·混擄人》云：“乾卿甚事，不識姓字，南北風馬牛，汝我各一處，何得將人混擄去？……葫蘆依樣畫，互擄不控官。”
陳盛明註：“雙方械鬥，互抓對方的人作人質，所抓的人平時互不牽涉，不知姓名，也無仇怨，只因為東西佛或強弱房不同，碰到對方的人，不問是誰就抓。”
雙方破裂之初，劃分疆界，不相侵越。但有的鄉民外出，恰在雙方交惡當兒回家，不知道最新事態，偶然經過敵對方鄉域，就免不了被截虜。甚至有的鄉民到他鄉探親作客，驟然遇上變故，他鄉成敵國，無事時的座上賓，頓為階下囚。
拘禁和酷刑
清·吳增《泉俗激刺篇·混擄人》云：“擄去又殘酷，鑿壁為桎梏，一身分兩界，有癢搔不著。生平詎必有深仇，祗為東西與強弱。誰知彼此皆野蠻，活人當著死人看。”
陳盛明註：“……抓來關在屋裡，將牆壁鑿個洞，人在一邊，雙腳拉到另一邊綁著，使動彈不得，非常殘酷……詩篇作者曾為晉江旅菲華僑蔡明盤的父親蔡文德做墓誌，志中說：‘光緒庚寅（1890年），鄉（指晉江馬坪鄉）與鄉械鬥，文德坐被擄，禁之一室，系急（縛緊）不能自脫，體幾焦爛，乃縱歸。舁至家，則奄然一息，醫藥已不可為，遂歿。’這便是一實例。”
兩下決裂之後，彼此截虜，或在對陣中抓獲俘虜。一經虜來，便即禁錮。為防俘虜逃逸，於是私設各種刑具，將被虜者用木頭制的“銬扣”扣起來。最殘酷的就是上述的“銬過屋”。這些俘虜，要等到械鬥終止，雙方才交換俘虜。在械鬥中，如一方有人陣亡，死亡的一方，有的會因一時之憤，將俘虜處死。
對陣
“對陣”就是正式交鋒。清·吳增《泉俗激刺篇·械鬥》云：“械鬥禍一起，殺傷數十里。死解屍，冢發骨，鄉里毀成灰，田園掘成窟。傷心慘目有如是，不知悔禍不講理。”
陳盛明注引清·申翰周《閩南竹枝詞·詠械鬥》云：“兩姓相爭嚴伍陣，拼將人命作收場。”自注云：“兩方械鬥，認族不認親，雖翁婿甥舅，相持不讓。及死傷多人，始罷戰議和。雙方推除死者人數外，按名給恤了事，並不報官，各親串仍往來弔唁。當爭鬥時，雖兵警亦難禁阻。”
“對陣”時的臨時指揮者是掌旗的。各鄉、鋪、境的旗子，都有區別。在城區，西佛是方形，東佛是三角形（鄉村不詳）。對指揮旗，是很慎重的，無事時卷藏在鄉、鋪、境的菩薩宮內；一遇與人決裂，才把旗子展開，奉以三牲酒禮，燒以金紙；及至交鋒對壘，旗子就在槍林彈雨中招展了。戰鬥員的進退，都要服從旗子的指揮。
鄉村參戰分子，都是鄉中成年壯丁。集合場所，不外祠堂或菩薩宮。出陣前，最忌諱的是親人的阻止，怕不吉利。
暗殺
除正式“對陣”外，械鬥中最注意的事，是化裝潛入敵鄉施行暗殺。殺手化裝成乞丐、婦女、小販，形形色色。暗殺的對象，當然是對方幾個重要人物，不得已則求其次，有時婦女小孩也不能免。於是報復相尋，殺來殺去，械鬥期間，雖老少都朝不保夕，“殺人之兄，人亦殺其兄；殺人之父，人亦殺其父。”
賠人命
斗事終止，便涉及命案賠償，即申翰周《閩南竹枝詞·詠械鬥》自注中所說的“雙方推除死者人數外，按名給恤”。賠例：一是雙方命案數目相抵後，少死的一方要賠給多死的一方人命錢，多死幾個賠幾個。如甲方死3人，乙方死5人，則甲方應賠給乙方2人的人命錢。二是在本鄉內，要給所有犧牲者的親屬——“苦主”——人命錢。
人命錢的估價，泉州各地不同。晉江的老例，一條命案賠償六十元（慘殺倍之）。人命錢何以定得如此之賤？兩方械鬥，難免死亡。與對方相抵的賠款已歸無著，自己鄉里於事息之後，也須籌一筆公款，來給“苦主”。賠償自己的鄉人，是以對方賠償的數目為標準。如人命錢增加，那些和對方相抵的就要歸自己彌補，豈不也得隨之增加？因此，人命錢的限制，只能就於便宜。習慣相沿，遂成定例。至於為鄉事犧牲，被支配於鄉眾之下的“苦主”，那敢和自己的鄉眾論價。
清·吳增《泉俗激刺篇·械鬥》陳盛明注引宋應祥撰《誥授奉政大夫曾公墓志銘》載：光緒十九年（1893年），泉州南門外名僑曾天眷回國，值近鄉大械鬥，就賠費巨金，為之和解，才使得“附城一帶無南鄉之釁連禍結、戕命數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