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件背景
王洪文以江青為首的“四人幫”以“空軍政委不聽話”為由，要求整頓空軍，向空軍奪權
1975年10月1日，經毛澤東批准，中央軍委任命張廷發為空軍政治委員、空軍黨委第一書記。任命之初，鄧小平副主席找張廷發談話，他說：“你現在是空軍主要負責人，你對當前空軍的工作有什麼打算？”張廷發簡要匯報了空軍存在的問題和準備用整頓的辦法來解決。鄧小平聽後表示滿意，說：“好，就照這么乾。部隊要整頓，還是全面整頓好。”他語重心長地叮囑張廷發：“你當前的任務，就是要保住黨對空軍的領導權不被野心家奪去，保證每個空軍部隊的領導權不被野心家抓走。”
不久，張廷發又見到葉劍英副主席，他對張廷發講的第一句話，也是講領導權問題。他說：“廷發同志，空軍的事情，就交給你了。”兩位副主席的話，歸納起來，一是保住黨對空軍的領導權；二是部隊要整頓。張廷發深感形勢嚴峻，責任重大。不管形勢怎么變，這兩條要始終把握好，完成葉副主席、鄧副主席的歷史交代。
1975年12月10日，王洪文點名要找空軍黨委一、二、三書記和高厚良副政委談民航問題。那時，民航歸空軍領導，空軍第二政委余立金為民航政委卻沒有被找去開會。
早不談，晚不談，選擇1975年底談，王洪文是經過精心策劃和準備的。首先在政治上，他以為全黨全國形勢對他們一夥極為有利。11月底，中央召開第一次打招呼會議，對全黨全國提出了“反擊右傾翻案風”的問題，明確告誡各級領導幹部要“轉彎子”。這些話，是針對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鄧小平和主持中央軍委日常工作的葉劍英的。其次，在具體工作上，也作了充分準備。王洪文通過他在空軍和民航的親信，說“民航常委擴大會是‘右傾翻案風’的會”，“余立金在會上帶頭搞‘右傾翻案風’，會上有些人的發言嚴格講是反革命分子、反黨分子，會議的總結是唯生產力論”。他把民航黨委擴大會議貫徹軍委擴大會議的全套檔案和小組會記錄都調去了。
王洪文的直接目的，是要打倒一大批民航領導幹部，進而否定空軍貫徹1975年軍委擴大會議，最終否定主持1975年軍委擴大會議的葉劍英、鄧小平，以便實現打倒他們和軍隊各大單位一大批領導幹部的野心。
王洪文要打倒余立金政委和民航一大批領導幹部的事並沒有結束，只不過是暫時掛起來了。張廷發心裡想，王洪文遲早還會再挑起事端。
1976年2月25日，江青借“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之機，召集12省、市、駐京部隊各大單位領導打招呼會。
作為第一書記、空軍政委的張廷發，當然要參加這個會。此外，還有兩名空軍黨委常委參加會。對於江青召集的會，張廷發持謹慎的態度。因為，前年江青搞“三箭齊發”，“放火燒荒”，派聯絡員來空軍送信、點火，把空軍也都搞亂了。
在空軍機關和一些直屬單位，大字報滿天飛，隨便點名批鬥領導幹部，安定團結的局面受到了極大的破壞。機關大門外，上訪的、點名來揪人的、串聯的波及到了空軍的大大小小營院。
遵照毛主席關於“軍隊要整頓”的指示，鄧小平、葉劍英主持召開的1975年軍委擴大會議最基本的精神就是對軍隊進行全面整頓。江青等人對這次會議極為不滿，要全面否定。江青要與會領導同志“轉彎子”，並公開點了空軍的名，說“空軍政委不聽話”，威脅要解決空軍的“問題”。
1976年4月21日、24日，王洪文背著毛主席、黨中央、中央軍委，私自召集空軍黨委常委“談話”。21日的那次“談話”，張廷發託病沒去。曹里懷副司令員、高厚良副政委等去了，回來後說：“王洪文很兇，叫嚷我是黨中央副主席，我有權！空某軍的幹部、南空的幹部、民航上海局的幹部，沒有我的同意，一個也不許動。”
作為黨中央副主席，王洪文支持的那幾個人，他自己不說，空軍黨委常委還不十分清楚，他那么一一點名，空軍常委反而一清二楚了。常委們都是長期在軍隊工作的，特別是常委中的紅軍幹部，在關鍵的時刻應該聽誰的，是很堅定的。張廷發畢竟是經過多次政治風浪和戰爭考驗，心裡有根主心骨。聽黨中央的，聽毛主席的，聽中央軍委的這個信念不會動搖。
事件介紹
倒打一耙的“四人幫”妄圖將“杜忠事件”作為甩向空軍的一顆重磅炸彈，砸開空軍的班子
王洪文這次“談話”不久，便傳出了“空軍政委不聽招呼”的話。這當然是指張廷發。這個話，江青在2月中央“打招呼”會上就說過。張廷發左思右想，“不聽招呼”只不過是個藉口，實質上是要整人了，要整空軍，或者說是要把空軍拉過去，採取先打後拉的辦法。這種伎倆，對這些長期在軍隊工作的老紅軍是瞞不過的。
事隔不久，王洪文一夥藉此製造了一個“杜忠事件”。
王洪文毫不隱諱地說：“要通過杜忠事件，砸開空軍的班子。”“杜忠事件是甩向空軍的一顆重磅炸彈”，意思是說空軍黨委常委絕大多數人難過這一關。他們甚至興高采烈地說：“借這封信，不但可以抓住空軍領導班子，還可以抓住中央軍委領導班子，以至黨中央領導人了。”
“杜忠事件”到底是怎么回事？杜忠原是空軍某師副師長，1968年8月1日，受駐上海空某軍黨組織指派，到上海公檢法軍管，任某特偵組組長。在特偵組工作中，杜忠接觸到張春橋等人收集和整理的黑材料，並且發現張春橋等人的錯誤十分嚴重。不久，為掩人耳目，張春橋指使他的親信對知情的杜忠進行隔離審查，妄圖堵住杜忠的嘴，掩蓋張春橋一夥的罪行。
1973年九十月間，張春橋一夥對杜忠的“審查”基本結束。杜忠在待處理期間，認為張春橋整理黑材料事關重大，一連寫了4封信揭發張春橋的罪行。其中一封交張春橋、王洪文把持下的上海市黨組織。可以想像，在張春橋、王洪文嚴密控制下的上海，4封揭發信不可能送到中央，而是全部落到張春橋等人的手中。粉碎“四人幫”以後，在上海市幾個追隨“四人幫”的領導人手中查獲到這4封揭發信，證實了揭發信在張春橋手中的判斷。
張春橋一夥截留到杜忠的揭發信後，有很多批示，並組織千餘人對杜忠反覆批鬥，並從待處理變為繼續關押審查。
杜忠問題公開化了，也把張春橋等人反對毛澤東、周恩來公開化了。張春橋一夥不得不改變策略，由公開批鬥，又改為秘密關押。先把杜忠轉到農場，後又轉交南空五七幹校監督勞動，嚴加看管。
杜忠在南空五七幹校監督勞動期間，又寫信揭發張春橋的罪行。信中說：“我整了中央首長的黑材料，這是我一生中最大的錯誤。我不能一錯再錯，我作為一個受黨長期教育的共產黨員，就是他們不恢復我的組織生活，再把我打成反革命，我也要把事實真相報告毛澤東主席、周恩來總理。張春橋問題不揭發，我死了燒成灰也不甘心。”
這封信，按軍隊的組織系統交給南京軍區空軍政治部。此時，已是1975年深秋。空軍副政委黃立清正在南空參加南空黨委貫徹1975年軍委擴大會議精神的會議，南空政治部請示如何處理杜忠的揭發信。黃副政委當時的處置措施非常果斷、正確。他指示：信的內容不準擴散，按軍隊的組織系統，密封轉空軍黨委處理。揭發信到空軍後，分管清查工作的副政委高厚良的處置也是正確的，他指示空軍清查辦公室密封保存，內容不準擴散。
空軍黨委常委包括第一書記的張廷發，都不接觸杜忠的揭發材料。
杜忠是空軍的師級幹部，他的錯誤是一回事，他作為軍隊幹部寫揭發信，按軍隊的組織系統要求轉交中央，從政治原則，組織原則來講，都是無可非議的，這是另一回事。鑒於王洪文、張春橋還在中央工作，南空、空軍兩級組織採取密封揭發信，不擴散內容的措施，也都是符合黨的組織原則的。
在王洪文陰謀策劃下，他們一夥人倒打一耙，嫁禍於人，圖謀借“杜忠事件”打倒空軍一大批領導幹部，以便把他們信得過的人，安排在空軍領導崗位上。這不是危言聳聽。粉碎“四人幫”後，根據揭發和交待材料證明，在他們那個小圈子裡，已經傳出：追隨他們的某人“可以當政治局委員、軍委常委”，某某人“當空軍司令”，把某某某人“弄回來”等等。
“杜忠事件”與其說是關係到空軍黨委常委絕大多數領導同志政治生命的大事，不如說是關係到王洪文、張春橋政治生命的大事。
他們迫不及待地要把這件事的罪名栽贓到空軍領導同志頭上，誣衊空軍擴散了揭發信的內容，是“反黨”、“分裂中央”的嚴重事件。
王洪文一面加緊陰謀活動，另一面他自己親自上陣調查。1976年3月30日深夜，他背著中央軍委，直接打電話給駐上海的空某軍軍長，指派他調查“杜忠事件”，並把調查材料送給張春橋、王洪文在上海的死黨。4月19日，王洪文又打電話給他，要他來北京匯報“杜忠事件”的調查結果。王洪文做賊心虛，在電話中告訴這個軍長：“你不要請假，以免暴露形蹤。”其實，紙是包不住火的。一個軍長，作戰、指揮、航行以及日常工作多得很，離開崗位幾天，不見人影，難道不會引起懷疑？
王洪文親自安排這個軍長來京的吃住問題，搞得非常神秘。在聽這個軍長匯報時，王洪文說：“杜忠的信是去年七八九3個月‘右傾翻案風’的影響產生的。同南京的政治事件和北京的天安門事件有關，這是給鄧小平當炮彈的。”王洪文還說：“杜忠事件要一查到底，北京由我查，上海由你查。你要大膽查，你不要怕打倒，打倒了，我把你養起來。”
1976年4月24日，王洪文在北京三座門軍委會議室，再一次找空軍黨委常委“談話”。參加談話的有王洪文、陳錫聯和張廷發。
“談話”一開頭，王洪文就對著張廷發來。問張廷發：“你看信沒有？”
張廷發裝作沒聽見，就是不說話。
張廷發不說話，會開不下去。
陪同王洪文“談話”的軍委常委、國務院副總理陳錫聯開口了：“問你哩，看過信沒有？”“我們都是老同志，實事求是，看過就看過，沒看就沒看。”
張廷發還是不說話，一言不發坐著。
王洪文見張廷發不說話，站起來走到張廷發麵前，把幾頁紙在張廷發麵前晃起來：“你看過沒有？”
這哪裡像黨中央副主席同空軍黨委第一書記“談話”，明明是在審查人、嚇唬人嘛。
“我沒有，我又不是聾子。我聽見了，我沒有看過！”張廷發大聲吼叫起來。
結束結束
王洪文再次向空軍加壓，幸而空軍黨委警惕，終於等到了“四人幫”被人民審判的一天
王洪文查揭發信“擴散”問題，查不下去，“談話”草草收場。張廷發心裡明白，這件事還沒完，還會有問題，會逼張廷發表態。
1976年7月18日，王洪文批來一份揭發材料。他在批示中指責空軍黃立清副政委為鄧小平“鳴冤叫屈”、“咒罵文化大革命”、“攻擊毛澤東主席和以毛澤東主席為首的黨中央”等等。王洪文要空軍黨委“討論”他的批示和給黃立清副政委定性，“並把討論結果上報軍委”。
張廷發對王洪文“批示”的意思是先放一放，應付一下，張廷發不說不辦，也不說立即辦，理由是我們常委同志全力以赴去唐山參加抗震救災或堅持指揮所值班。一天幾百架飛機在唐山機場起落，一分鐘起落一架飛機，最緊張的時候，每26秒鐘起落一架飛機，不但白天黑夜飛，還跨晝夜飛行，這是黨和人民最需要空軍支援的時候，常委不能分散精力，不能不管，也不能馬虎。實際上，張廷發也在考慮，如何妥善了結這件事。王洪文“批示”要報軍委，怎么報？把王洪文的“批示”和誣告材料原封不動地報，肯定不行。如果加上空軍黨委的意見，我們拿什麼意見？同意王洪文的批示和誣告信的57條，那么就要打倒黃立清副政委，定性為“反黨分子”，“反革命分子”；不同意王洪文“批示”和誣告信的觀點，後果是不容樂觀的。
1975年冬至1976年10月以前，隨著“批鄧”、批“右傾翻案風”的掀起和深入，空軍的日子一天天不好過。王洪文逼常委表態。甩過來的帽子越來越大，氣氛越來越緊張。
王洪文說什麼“空軍怎么沒有資產階級？那不成了仙山瓊閣？”接著說：“對7月18日的批示討論了沒有？（指1976年7月18日，王洪文對南空誣告黃立清副政委材料上的批示）怎么討論的？中央正在注視著空軍的班子，看看每個人的態度。”
王洪文雖然是1975年的中央軍委常委，但是，黨中央並沒有委託他管空軍的事。他卻三番五次插手空軍，挑起事端，對空軍黨委常委中的老同志一再予以打擊。對王洪文在空軍的越權越位，橫加干涉，打棍子，扣帽子，無限上綱，這些惡劣行徑，所作所為，空軍黨委是有所警惕的。所以對王洪文的所謂指示能拖則拖，有的乾脆不予理睬。
1976年10月“四人幫”反革命集團被粉碎，這伙無惡不作的敗類被押上了歷史審判台。“杜忠事件”隨著“四人幫”被打倒而結束。
而杜忠這位敢於揭露“四人幫”問題的好同志，最後被“四人幫”迫害折磨致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