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光簡介
杜老1948年8月因受國民黨政府特刑庭傳訊、通緝，離校前往華北解放區，1958年初在中央黨校工作時被劃為右派，1979年改正後回中央黨校，先後任理論研究室副主任、科研辦公室主任兼圖書館館長，1988年參與籌建中國政治體制改革研究會，任幹事長兼《中國政治體制改革》雙月刊主編。風波中，支持學生。1990年離休。近年來，致力於套用馬克思主義理論來總結和分析歷史的和現實的問題。從1995年開始寫了一些徵求意見稿，2003年起在網上發表政見，至今已有四十餘篇文章上網。
演講選錄
北大精神歸來兮！
北大精神是什麼？許智宏校長在今年4月28日校友返校時，引用了北大歷史上四位先賢的名言，包括蔡元培的“循思想自由原則，取兼容並包主義”，來闡述北大精神。我認為，蔡元培老校長說的“思想自由，兼容並包”，是對北大精神的最好的概括。
蔡元培對北大精神身體力行，北大成為新文化運動的堡壘，就是這一精神的集中表現。此後三十多年，北大一直是令人矚目的自由園地、民主堡壘（包括西南聯大時代）。學生可以自由成立社團，研究問題，發表意見，開展活動，各擅其長。通過這些活動，學生們擴大了見識，拓展了能力，並且接受現代意識的薰陶，可以成為全面發展的知識分子。這正是“思想自由，兼容並包”的體現。其實，不止是北大，當時的很多大學也在不同程度上貫徹了這個精神。蔡元培先生說它是“世界各大學通例”，開明的大學校長都懂得這個道理，不過北大堅持比較徹底，在這方面比較突出罷了。為什麼會這樣？一個重要原因是北大自身的精誠團結。蔣夢齡前校長曾說：“一個大學有三派勢力，一派是校長，一派是教授，一派是學生。”三派勢力中最活躍的當然是學生，他們是歷次民主運動的主力軍。另兩派勢力，特別是教授，為推進民主運動也作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如在解放戰爭時期，每次學生民主運動都得到教授的大力支持。他們或發表宣言、聲明，或應邀參加集會講演，或接受訪問表態，總是站在學生一邊，抨擊國民黨政府的專制統治。1948年9月19、20兩日，北平市特種刑事法庭開出黑名單，以“匪諜”罪嫌傳訊北平各大學的325名學生，其中北大93人。從19日起，北平市軍警就緊緊包圍了北大的各個校區，但在胡適校長和陳雪屏訓導長、鄭天挺秘書長的周鏇與回護下，直到六七天后軍警撤走，校內沒有一個學生被捕。只有農學院幾個沒有列入黑名單的同學在校外的路上被抓走，後來也被校方保釋出來了。
這種三方（校長、教授、學生）一致的情況，在1949年以後就再也見不到了。從1950年開始的知識分子的思想改造，消滅了除馬克思主義（實際上是列寧主義、史達林主義）以外的所有學派的合法存在，摧毀了“思想自由，兼容並包”的大學精神；1952年的院系調整，把原來的經過多年實踐是比較科學的大學體系和結構，全部打亂重組，進一步剷除了大學精神賴以存在的人文條件和物質基礎。經過1957年和文革及1989年的血雨腥風的洗劫，更使這個大學精神蕩然無存。
產生這種現象的原因，在於一黨專政的專制體制，把大學教育全部納入一黨的絕對統治之下，三派勢力都必須無條件地接受這個黨的統一領導。從而，使大學出現三種明顯的轉化：第一是黨化。在教育內容上，把政治思想課作為主課，灌輸執政黨的意識形態。但由於理論與實踐的脫節，學生明知課堂講授和社會實際的巨大差異，但為了分數，又不得不死記硬背那些虛假的說教。久而久之，就形成了一種虛偽的學風和校風。在組織體系上，黨委書記成了學校的最高領導人，系主任和教研室主任，都必須聽命於系和室的總支書記或支部書記。1957年“幫助黨整風”期間，有些老教授就反映，有些學生中的黨員原來對教授還比較尊敬，畢業後留在系裡當支部書記，很快就變得盛氣凌人，對老教授頤指氣使，橫加批判。轉入反右以後，提這些意見的教授，幾乎都被認為是反對黨的領導而戴上“右派分子”的帽子。1957年後，再也沒有人敢於對黨化教育和黨的領導說三道四了。
第二是官僚化、衙門化。首先，盛行官本位、等級制。學校有級別，行政人員也有與官僚機構相對應的級別。凡是“長”字號人物，無不是“一朝權在手，便把令來行”。其次，顛倒了行政與教學的關係。這兩部分人本來是服務與被服務的關係，管錢管物的行政人員，應該是為教學與科學研究服務的，可是現在卻成了官民關係，養成了一種官僚作風、衙門作風。有些辦事人員成為對教學與科研人員管卡壓的老爺，教師辦事要看他們的臉色，受他們的氣。有一位蜚聲海內外的老教授，就因為晚上發病要不來汽車，未能及時治療，不幸去世。再次，同一切官僚衙門一樣，機構臃腫，冗員繁多。在加強管理（而不是加強服務）的思想指導下，有些部門的職能被扭曲，增加了不少的人員。如保衛部門的職能，主要應該是保衛學校的安全，特別是教授和學生的安全。但他們卻把重點放在堵塞學生的思想自由上。像防小偷一樣防備著學生和教師里的“不同政見”。
第三是市場化、商品化。這是改革開放以後、特別是九十年代所謂“教育產業化”的惡果。在改革的洶湧大潮推動下，同許多大學一樣，北大也辦起了一些企業。這當然是必要的，有益的。它實現了科技和實業的結合，對於推進科技產業和社會經濟的發展，緩解學校的財政困難，起到一定的積極作用。但是，在“教育產業化”口號的推動下，學校市場化，教育商品化。拜金主義的辦學方向，在教師、職員和學生中間造成了追求物質享受的傾向，追名逐利，甚至不擇手段地損人以利己，假學歷、假論文也有所發現。
在上述“三化”影響下，原來的三派力量，即校長（還要加上行政人員）、教授、學生的精誠團結已經不復存在。相反，在凌駕於三者之上的黨組織的操控下，全校黨政機關都站在學生和教師的對立面，成為扼殺學生民主要求的兇手。1957年的“519民主運動”、1986年的“自由化高潮”，1989年的最終導致血流長街的民主運動，學校當局都扮演了極不光彩的腳色，“思想自由，兼容並包”的北大精神，早已被他們踩在腳下。雖然如此，在北大的校園裡，在莘莘學子中間，卻潛藏著、散發著被踐踏、被拋棄的北大精神。從1957年到1989年的民主運動的波浪起伏就是最好的證明。即使是1989年的大屠殺，也沒有根除北大精神對學生的影響。前不久我讀到錢理群教授在學生社團“時事社”紀念創立10周年的座談會上的講話。他朗讀了“時事社”10年前在《時事》雜誌試刊號上發表的文章《尋找真北大的聲音》：“一切的大興土木似乎在表明北大是欣欣向榮的。可是我感覺不到一點新鮮的氣息，只有壓抑的感覺，因為三角地上只有培訓和招聘廣告了，因為民主草坪上只是坐著的情侶了，因為圖書館裡只有一張張透出英語單詞和微積分的麻木的臉孔了，理想和責任感已經在我們的頭腦中缺席了。我不斷地問自己，我是在北大嗎？怎么我聽不到五四的吶喊，怎么我看不到三角地的指點江山，怎么我看不到熱血沸騰的青年，怎么我感受不到心憂天下的責任？失去了精神的北大，正如一個被抽去脊柱的巨人，他的肌肉在不斷發達，但他總也立不起來。”文章最後表示：“為北大，為中國，撐起一方理想主義的天空，讓你聽到真北大的聲音，讓你感受到多少年來鼓舞了一代又一代青年的真北大的精神。”請看，這些對北大精神的叩問，這些繼承和宏揚北大精神的決心，不就是10年前的北大學生嗎？他們沒有被8年前的槍彈和鮮血的暴力鎮壓所嚇倒，也沒有被風靡全國的拜金主義所俘虜，卻孜孜不倦地追尋著遺失的北大精神。10年過去了，“時事社”的社員大概也換了好幾茬。在紀念建社10周年的時候，他們請錢理群教授來講話，而沒有請那些認為“反右有理”的孔子後裔或反對改革的毛派教授，這說明什麼？說明他們正繼續沿著10年前的方向前進。我深深地相信，有了這樣的學生群體，北大精神之火是不會滅的。
但是，對於要爭取成為世界一流大學的北大來說，這一點點火苗是遠遠不夠的。要實現這個目標，關鍵不在於蓋多少房子，招多少學生，而在於有沒有“思想自由，兼容並包”的傳統精神。只有恢復這個北大精神，三派力量才能團結在這個精神裡面，使北大融入世界，為國家培養出一流的人才。許智宏校長在校友返校時引述蔡元培先生的話，說明他對北大精神是有所領會的。但是，在一黨專政的政治體制下，他作不了主。在1949年以前，蔡元培、蔣夢齡、胡適等這些既有學識、又有良知的校長，還可以為學校的獨立和學生的利益同執政當局抗爭，當局也無奈他們何。但1949年後，特別是“社會主義改造”以後，在社會一切領域都“堅持黨的領導”的體制下，大學校長卻完全喪失了與當局對抗的勇氣。因為，“思想自由，兼容並包”的北大精神，是同一黨專政的專制體制不相容的。宏揚北大精神，就意味著對這個專制體制的挑戰，這是專制體制和代表著這個體制的政治勢力所不能容忍的。。所以，要恢復這個北大精神，就必須改革現行的專制體制。只有改革政治體制，實現政治民主化，北大的“思想自由，兼容並包”的傳統精神，才有可能得到恢復，並且進而發揚光大。作為“北大人”，不論是在職的教職員工、在學的學生，還是已經離校的校友，都有雙重的責任來推動政治體制改革：一方面是為了社會得以和諧、健康的發展；另一方面，是為了恢復北大精神，使北大真正成為世界第一流的大學。
但是，學校當局在現行體制下也不是完全無能為力、無所作為的。問題在於是否認識到，“思想自由，兼容並包”的精神是成為世界一流大學的必不可少的前提條件？能不能同學生和教師站在一起，追尋失落的北大精神，並努力恢復和發揚這一精神？如果能夠認識到這個問題，並敢於承擔起這個光榮的歷史使命，那么，有所作為的機會和課題還是很多的。即使被有關當局否定，只要提出學校自己的建議，也能產生很大的影響。例如：進一步明確地宣布“思想自由，兼容並包”是北大的精神所在，並在各項工作中認真貫徹；設立公民課，加強公民權利與義務的教育；通過自由選舉，成立學生自治會，讓學生在民主實踐中學習民主，黨團不得干預；本著“思想自由，兼容並包”的精神，重新編寫校史；精簡機構，在行政人員和黨務人員中進行為教學服務、為師生服務的教育；承認在1957年的民主運動中執行了錯誤的方針和政策，向所有被劃為右派分子的師生道歉；與有關方面協商，在紅樓的新文化運動紀念館旁，建立“五一九民主運動”紀念館，收集包括受難者生平遭遇在內的有關史料；聲明不久前拆除三角地不妥，開闢新的民主園地，為學生提供自由論壇；為1986年、1989年民主運動中受到錯誤處理的學生平反；恢復焦國標的教學工作；將歷史上對民主革命作出重大貢獻而被錯誤處理的校友，如羅章龍、揚帆、林昭等，列為榮譽校友，在未名湖畔樹立林昭記念碑；把司徒雷登的墓遷入北大，並勒石紀念他對發展中國教育和建設燕京大學的貢獻；等等。這些作為，都可以體現“思想自由，兼容並包”的傳統精神。當然，要實現起來是很不容易的，其中多數不是學校當局力所能及。但是，一方面，我們應該“取法乎上”；另一方面，現在做不到的，可以創造條件，逐步推進。
恢復與發揚“思想自由，兼容並包”的北大精神，是所有“北大人”的光榮責任。在學校當局無動於衷的情況下，在校的學生、教師和離校的校友，應當有所作為；特別是校友，可以在校外發出呼聲。進一步展開來說，恢復與發揚北大精神，不僅是北大一個學校的事情，它對發展和完善大學教育，具有重要的意義，甚至對推進民主革命，也將產生巨大的影響。因此，它值得一切憂國憂民的知識分子的關注。讓我們一起吶喊：“北大精神歸來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