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銳[四川自貢]](/img/3/eec/nBnauM3XyQTO0IzMxYTM5ADNwITM1UDN3UDMwADMwAzMxAzL2EzL1QzLt92YucmbvRWdo5Cd0FmLxE2LvoDc0RHa.jpg "李銳[四川自貢]")
人物簡介
李銳，男，1950年9月生於北京，祖籍四川自貢。1969年1月到山西呂梁山區插隊落戶，先後做過六年農民，兩年半工人。1977年調入《山西文學》編輯部。先後擔任編輯部主任，副主編。1984年畢業於遼寧大學中文系函授部。1988年轉為山西省作家協會專業作家，同年6月加入中國作家協會，1998年12月當選山西作家協會副主席。
2003年10月辭去山西作協副主席職務，同時退出中國作家協會，放棄中國作協會員資格。
個人作品
1974年發表第一篇小說。迄今已發表各類作品百餘萬字。
系列小說《厚土》為作者影響較大的作品，曾獲第八屆全國優秀短篇小說獎，第十二屆台灣《中國時報》文學獎。
出版有小說集:《丟失的長命鎖》、《紅房子》、《厚土》、《傳說之死》。長篇小說:《舊址》、《無風之樹》、《萬里無雲》、《銀城故事》。
散文隨筆集:《拒絕合唱》、《不是因為自信》、《網路時代的方言》。另有《東嶽文庫·李銳卷》（八卷）。
個人榮譽
和外國作家的作品被翻譯成中文一樣，李銳的作品也曾先後被翻譯成瑞典文、英文、法文、日文、德文、荷蘭文等多種文字出版。2004年獲頒法國政府頒發的藝術與文學騎士勳章。
文學儀式
近幾年，作家李銳由於發表公開信退出中國作家協會，並辭去山西省作家協會副主席職務等舉動被各界關注。
真實生活中的李銳，是目前少有的認真而嚴肅對待生活和寫作的作家，據說李銳是完全按照時間的進程來安排日常的生活，比如睡眠、吃飯、寫作、閱讀、出去會朋友等等。
李銳每天會在特定的時候到樓下散步，這是他的運動方式。說是散步，不如說是疾走，就是繞著居民樓下的一處矩型空地，從這邊走到那邊，來來去去走半個小時。散步的時候李銳的神情是認真的，也是嚴肅的，他在認真而嚴肅地鍛鍊自己的身體，就像認真而嚴肅地在書房里寫作。
李銳有一身特別訂做的制服，用來出席文學的活動。制服就像中山裝，單領，口袋無蓋，藏藍或者赭色。這樣的制服穿在身上有一種儀式感，那是李銳要的，對文學的儀式感。穿著這樣的制服，李銳去瑞典，去美國，新加坡，馬來西亞，俄羅斯，法國，還有中國的香港和台灣。人去哪裡，他的文學就到哪裡，文學的聲譽就到哪裡。
專訪作家李銳
留著小鬍子的李銳，很少笑，即使偶爾在嘴角閃現出一點笑容，也並不容易被人察覺。不過，他一說話，卻又是和氣的，隨便丟出的問題，他都回答得輕車熟路。採訪時，在房間裡忙著手裡活兒的李銳妻子蔣韻，也時不時地過來插上一兩句。《人間》一書就是由他們夫妻二人合著而成。這本《人間》，李銳花了八個月時間來寫，前後大改五次。而作為繼蘇童、葉兆言之後“重述神話”系列的第三部作品，李銳的這一本被眾多讀者認為是三部中最精練的、最好看的。
“白蛇傳”這么一個家喻戶曉的故事，李銳和蔣韻是怎么將它注入新的生命？李銳說，白蛇是一個被身份困惑著的人，而現世中的我們也大多為自己的身份所困。而這部《人間》，從頭至尾都是在講理想是如何被剿滅的，但李銳則嘆息自己不夠“用力”：“白蛇是一個失敗的理想主義者，也許我們沒能把它寫得更強烈。”
李銳
1950年9月生於北京，祖籍四川自貢。1974年發表第一篇小說，迄今已發表各類作品百餘萬字。系列小說《厚土》為作者影響較大的作品，曾獲第八屆全國優秀短篇小說獎，第十二屆台灣《中國時報》文學獎。李銳於1998年12月當選山西作家協會副主席。2003年10月辭去山西作協副主席職務，同時退出中國作家協會，放棄中國作協會員資格。
談夫妻合著：
![李銳[四川自貢]](/img/1/78b/nBnauM3XygTN3czMzUTM5ADNwITM1UDN3UDMwADMwAzMxAzL1EzLyUzLt92YucmbvRWdo5Cd0FmLyE2LvoDc0RHa.jpg)
李銳你寫一遍，我改一遍，最後水乳交融
一本夫妻二人合著的作品，最為人所好奇的就是“怎么融合”，李銳說，“我們要互相寫一點對方喜歡寫的東西太容易了，因為這一輩子寫的東西，我們都是互為第一讀者的。”
記者：是什麼促使你們兩個獨立的寫作者進行合作來重述“白蛇傳”？
李銳：在寫作之前，我們很自然地會聊起白蛇的故事，越講越細緻。《白蛇傳》有怎樣的流變，情節怎么設定，很多寫作的實質性問題都在閒聊中碰了出來。當時我們在香港浸會大學做駐校作家，由於不懂廣東話，就只有留在房間，而在房間中聊得最多的就是這本書。我們各自寫了二三十年，都有自己的風格，而將兩種風格結合在一起碰撞與磨合，應該是很有意思的，於是就有了這個嘗試，在寫作中前前後後大的修改就有五次，我們在盡力將兩人碰撞的狀態以中和的狀態呈現出來。
記者：在寫作和修改中，會爭吵嗎？你們完全是兩個不同風格的作家，李銳的寫作關注點在農村，而蔣韻則寫城市愛情比較多。
李銳：爭吵肯定有，不過，我認為我和蔣韻結婚以後第一個驚喜就是我們的女兒，第二個驚喜是我們倆共同合作的結晶《人間》。《人間》對我們兩個人來說其實是一個教誨，對於這個神話的思考，對於寫作上的困惑，實際上都是在和蔣韻共同寫作的過程當中、在我和她爭吵過程當中、我們修改過程當中，慢慢去感觸、慢慢去獲得的。
記者：其中的磨合過程是怎樣的？最後成書是雙方妥協的產物？
李銳：首先寫作本身不是我寫我熟悉的生活，她寫她熟悉的生活，這個命題作文本身就給我們了一個共同的起點，大家都聽過白蛇傳這個故事，我們之所以能合作這是第一點。再有一個實際上我們拿給出版社最後定稿的那一稿，是在8、9個月的時間裡邊寫了五稿。就是寫完一遍再改，不滿意再去修改一遍，這中間加人物，甚至於標點符號，都是你寫一遍，我改一遍，這樣弄來弄去真的到最後就是水乳交融。
另外一個也有雙方的妥協，我覺得你這個不對，你應該這樣寫，我加一個這樣，她一看，說你這個根本不好，這樣反覆以後就有一個相互的妥協。就會留下兩個人都可以接受的。如果這次合作是把兩個人的短處放在一起，那就壞了，那肯定就會失敗。我們原來也有點擔心這個，但是畢竟說是兩個作家的合作，如果一個中國作家和一個外國作家的合作那肯定差別很大，如果一個上海作家和一個東北作家的合作那肯定差別也很大，問題是我們是一家人，我們的家庭生活和我們創作歷史這時間幾乎是同步的，所以互相之間的了解太容易了，包括她喜歡的用詞，她的習慣用語，而我的習慣她也太了解了。所以在寫的時候，如果蔣韻希望她自己寫的時候不要太過度地強調自己，她如果要寫妥協的話，她要想寫出來李銳的一點習慣用語那是很容易的。比如我要用她的一點東西，我也覺得很容易，因為這一輩子寫的東西，都是互為第一讀者的。
談重述神話：
不能照本宣科，要有新的探索
“重述神話”面臨的最大問題之一，就是如何將流傳幾千年來已被“臉譜化”的人物再還原為真實。李銳和蔣韻創造性地為“可恨”的法海寫下了手記，手記中的法海，是一個看盡了人間的罪惡卻無能為力的除妖人。
記者：你們面對的是 一個流傳幾百年的神話，在寫作之前你做過怎樣的考證？
李銳：在考證上倒的確下了些功夫。《白蛇傳》本來就是神話，不是史實。我們在《人間》的尾聲部分，專門對《白蛇傳》的發生、流變和不同版本做了一個概述。《白蛇傳》的故事雛形可追溯到《清平山堂話本》中的《西湖三塔記》，那時許仙叫“奚宣贊”，流傳到明代後由馮夢龍改編成《白娘子永鎮雷峰塔》；到清乾隆年間，又被方成培改寫成劇本《雷峰塔》，再經民間多次修改加工，才形成今天的民間故事和戲曲劇本《白蛇傳》。
記者：在我們舊有的印象中，法海是可恨的，但是你卻告訴我們，事情並不那么簡單。
李銳：在舊有版本中，法海實際上是一個臉譜化的人物，但是，在我們重述中卻不能這樣，重述神話需要有新的貢獻、新的探索，我認為這才是重述的意義。在我的寫作中，法海是非常矛盾的一個人，他在善和惡的選擇中間，作為除妖人他看盡了人間的罪惡而無能為力，而他要除的那個妖卻又是一個善良的活菩薩，因此他陷入到了一個極大的矛盾之中。
記者：在《人間》中，法海在他的手記裡面有很多對話表現出他內心劇烈的掙扎和巨大的矛盾，你們怎么想到要寫下法海的手記？
蔣韻：法海只是一個傳說中的人物，但是他給了我們一個再創造的可能，我們選擇了用法海手記的方式來反映他自己的內心。我們希望用這樣的一種方式來揭示這個世界上很多事情是以正義之名殺人的，我們所有的人都經歷過，儘管會有矛盾和掙扎，其實這樣的一種殺人方式實際上在今天依然存在，比如文革，比如文革之後我們大腦中尚未清算的病根。
談精神資源：
身份的認同，佛教的慈悲都是動力
白蛇與許仙的故事流傳千年，曠世奇情之外，宗教和倫理的悖逆與壓制，都是故事沉重的根源。而在不能避開的“佛教”一題上，李銳選擇了簡單的但直接的方式——懂得佛的慈悲，也說出人身份認同的艱難境遇。
記者 ：為什麼您筆下的白蛇在剛開始做人時，總有旁人時時提醒她的身份，破壞她做人生涯的尊嚴和真實感？
李銳：白蛇總是忍受著那種非人亦非獸的苦痛和折磨，她是一個被身份困惑著的人。現世的人大多都被自己的身份困惑著。一個人如果他的身份感不是那么強烈，他的痛苦可能會少。這部小說，從頭至尾都是在講理想是如何被剿滅的。從某種意義上來說，白蛇是一個失敗的理想主義者。也許我們沒能把它寫得更強烈。
記者：你在序言中所述，身份認同的困境對精神的煎熬，人對於異類近乎本能的迫害和排斥，都不足以形成你敘述的動力。那么，最終促使你重述這個故事的動力來源於哪？
![李銳[四川自貢]](/img/6/b5b/nBnauM3X1ATM3UzM5UjM0UzM5ETM4kTO2EDMwADMwAzMxAzL1IzL4UzLt92YucmbvRWdo5Cd0FmL0E2LvoDc0RHa.jpg)
李銳李銳：身份的認同是我們新的立足點，妖來到人間，所有人的身份都在模糊起來，神話當中表現的焦慮、困境，在白蛇的悲慘身世中，我們都寫到人性，看看人性都有多黑暗，看看所謂的大眾是怎樣屠殺和驅逐善良，這是寫作的動力之一。其次，故事當中豐富的佛教意味成為我們的一個精神資源，以前我們一講到人性啊，終極關懷，好像都是西方的概念，中國文化對這個沒有任何回答，沒有任何貢獻，可白蛇神話的重述讓我們感覺到這裡面有佛教資源，佛教對於善與惡，對於慈悲，這樣一個基本概念的深邃的思考，是我們重述這個神話的一個精神支點，它像指明燈一樣，使我們走到現在。
記者：佛教作為寫作的精神資源，是偶得嗎，還是您對佛性一直都有著自己的思考？
李銳：當我們真正開始寫的時候，我們發現佛教對於人性、對於人的終極關懷，對於善、對於惡、對於慈悲這樣基本的概念，都有“普世”價值、它的思考是非常深邃的。在這個小說里，我和蔣韻是慧根非常淺的人，而且我們對佛教的了解非常少。所以，我必須釐清思路，需要明白什麼是佛的慈悲。我們也根本不敢說用佛教解釋世界，我們不敢那樣做。無非是佛教給了我們一種精神的資源，讓我們再去表述人性、表述終極關懷、表述人的困境的時候，使我們有了一個完全不同的思考點、一個切入點。這讓我們覺得，當我們講到所謂普世價值的時候，我們不是一個全盤西化的、一個簡單的他人聲音的複述者。這個意外的獲得，我覺得這是我和蔣韻一個最高興的事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