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任星海音樂學院研究生導師、客座教授基本信息
性別：女
出生： 1941年11月20日
學歷： 本科
職稱： 教授
現任： 中國音樂家協會音教委副主任
中國音協奧爾夫專業委員會會長
中央音樂學院繼續部客座教授
星海音樂學院碩士研究生導師、客座教授
廣東外語藝術職業學院客座教授
其他學術工作：國家基礎教育改革“藝術課標準”課題組成員
教學情況
1、課程教學主要情況：
1986年開始在瀋陽、錦州、深圳等培訓班講學，對象包括高中師生、大、中、小、幼(包括農村)教師與學生。
講學主要內容，(1)國內外音樂教育發展動態信息。
(2)奧爾夫音樂教育體系(從一周到一年的課程主講)。
(3)鍵盤入門集體課救法介紹(包括學校音樂課中鍵盤教法及套用)。
(4)國外音樂教學新法，節奏訓練、律動、讀譜、多聲編配、創造性教學教法、聽力訓練等。
1985年起擔任中國函授音樂院音樂教育系系主任，前後十餘年授業數千人。
1994年至今主持(並擔任主講教師)中國音協奧爾夫專業委員會《奧爾夫師資培訓班》(一年期200課時)己舉辦到第十一屆（主要面對京區），培訓學員千餘人。同時針對全國各地組織了各種類型的《奧爾夫師資培訓班》數十次。培訓學員數千人。
2000年至今應聘擔任中央音樂學院繼續教育部（院）《教學法》課教授，授課學員六百餘人。期間組織了三期結業匯報演出，反響強烈。
2000年起擔任清華大學藝術中心《創造性綜合藝術課》客座教師，上兩期課，引起學生強烈反響 （祥見《中國奧爾夫音樂教育網---清華學生論文選》）
2002年起應聘擔任廣東外語藝術職業學院《教學法》課客座教授，己授四屆。
2005年應邀在深圳《全國奧爾夫音樂教育國際師資培訓會》上擔任主講專家。
2、教學思想和教學風格：
以學生為主體，以人為本，每一節課都有不同的亮點。教學結構的安排有很大的靈活性。一千個奧爾夫教師有意千個教法。
獲獎榮譽：(1)1985年被評為中國文聯繫統“先進工作者”。
(2)1987年被評為中國文聯繫統‘優秀共產黨員”
研究項目：國家基礎教育改革“藝術課標準”課題組成員
隸屬團體：中國音樂家協會音教委副主任
中國音協奧爾夫專業委員會會長
著作/教材：《走向未來的音樂教育》
合著：《奧爾夫音樂教育思想與實踐》
論文：《走向未來的音樂教育》《奧爾夫音樂教育思想與實踐》
老 爸 李 凌 李妲娜
老爸今年九十歲了。在京中央直屬音樂院團、學院，包括文化部、中國文聯幾乎都留下他工作過的腳印。經常見到許多老爸的朋友，老同事、老部下，都會關切地尋問近況，最後會異口同聲地說“你爸是個大好人”。一次中央電視台幾位年輕記者、攝像為做一個節目來採訪他，他向來是不善言辭的，幾句話就說完了。記者們只好去採訪過去的老同事們。過了幾日，採訪記者來電，要求再訪。他們說從來沒見過有那么多人說起一個人、一個老領導，會如此異口同聲、發自肺腑地、那么激動地誇獎，甚至流下熱淚，這究竟是一個怎樣的人，引起了他們的好奇
。
老爸的一生在音樂界，從某種意義講也是很具傳奇色彩的，在廣東台山出生的他有農民和僑工（相當貧農成分）烙印，中學時代就愛好極廣，且關注國家大事，是個熱血青年。台中畢業，學過縫紉、當過教書匠 ，受魯迅“為人生而藝術”啟發，曾想去日本學習繪畫，卻由於日本侵華，輾轉去了延安，原本考入魯藝美術系，又被呂驥拉到音樂系與李煥之同班。一年多後又從“解放區”回到國統區開闢新的敵後戰場，在音樂界恐怕只此一人。從重慶、昆明、仰光、桂林、重慶、上海、香港轉戰大半箇中國，歷盡“無數血風腥雨的折磨”（李凌語）。解放後，一方面為開拓新中國的音樂事業，不斷地創建，從參與中央音樂學院、音工團、中央歌舞團、中央樂團創建；到文革後領導中央歌舞劇院、中國音樂學院恢復；創建社會音樂學院、中國函授音樂院；組建中國音協表演藝術委員會、音樂教育委員會的，象一個墾荒者在不斷地開拓新的領域。然而同時又在歷次大大小小的運動中不仃地挨批。正象嚴良 同志說的：“解放這么多年他一直是彎著腰乾事業呀 ”
除了作為藝術行政領導、社會活動家，音樂教育家著稱，他更以音樂評論家而被留在史冊中，辛勤寫作而著作等身的他被李煥之稱為“我們音樂界的一代文豪”(1993年)。
爸爸奮鬥一生，卻是兩袖清風，他沒有為子女留下什麼物質財富，但卻留下了巨大的精神財富。隨著年令的增長，我對此體會越來越深。
他象一個多棱寶石，究竟幹了多少方面的工作難以數清，而他性格愛好更是難以三言兩語能描述出來的，所以 “大好人”的描述恐怕就留下太多的想像空間了。我想用爸爸曾說過的：對他影響最大的幾個人來講講我老爸這個人也許會更清楚一些。
魯迅精神與風格
爸爸常說：我受魯迅的影響很深。他曾寫到：我在國中二年時，就迷上了魯迅先生的文章。他的書基本上都沒放過，有的文章不知道反覆念過多少遍。他的‘為人生而文藝’，為救中國而改醫學為文學，對我有很大的啟發。…《李凌研究文集－〈深致謝意〉》
魯迅先生的“橫眉冷對千夫指、 俯首甘為孺子牛” 精神在爸爸身上表現突出。爸爸的一生愛憎分明。他投身抗日運動，為解放中國而吶喊，是他在大是大非前的鮮明愛憎表現。在文藝思想方面的爭論，他敢於頂住“潮流”，甚至不怕犯上，大膽講出自已的意見，這是他精神上的愛憎分明。
他一生對民眾音樂生話，對廣大音樂愛好者的關照當然有政治的原因，但也正因為他體貼廣大民眾對音樂的需求，所以他在解放前能利用音樂武器去團結號召民眾；解放後能大力開展音樂普及工作，熱情支持民眾音樂話動；在“極左”思潮壓力下，敢為廣大民眾所喜愛的輕音樂挺身直言。
而“愛才”是這種甘為孺子牛、甘為人梯的最典型表現。對人才的發現、培養、敢用。從學令前的小琴童，到才華出眾的英才，從藝術家到普通工作人員。記得八十年代初，年僅七歲的呂思清被他爸爸帶來北京。當時音院附小還未恢復。爸爸聽了他的拉琴後，立即四處呼籲，並打電話通過毛毛請鄧小平同志給於關心。不久就聽說小平同志在關於科大少年班的講活中提到“一個天才小琴童”應該破格培養的訊息。後來為了清清爸爸在京培讀的生活費用，還特意安排將函授音樂院的教材繪譜工作交給他做。
文革前中央樂團網絡了一大批中國音樂界尖子人才不說，文革後，他為樂團指揮的後繼人才，煞費苦心，親自拿著鄧（小平）辦的信跑上海市委要陳燮陽；到中國院後為彭麗媛考研三下山東……。這方面的例子數不勝數。
他不僅對“尖子人才”一片愛心，正如他的學生劉新之說的：“…他幾乎是把每一個走近他的人都視作可造之才，能拉一把就拉一把，能促進一下就促進一下…”（《李凌研究文集》420頁） 。任何人來求他邦忙，認識不認識的，老的還是小的，從沒見他拒絕過，近九十高令，儘管一隻眼已全瞎，另一隻只剩0.4視力，每年都為犯腦血栓或腦溢血住院，但一個電話、一封信請他題個辭、寫個序或文章，馬上就扒在桌上寫起來，幾乎不過夜，每每令求他的人自責不已。有誰如說起有什麼困難，他會熱心腸的馬上邦忙，又是打電話、又是寫條子。這股子熱心腸，是他一貫的，在朋友圈子裡多少對夫婦是他拉的線，做的媒人，有時熱心地連家中小保姆的事也操心；多少人走進專業院校、團體是他的鼎力相助；有些人還沒有求到他，他都主動為他們考慮，如五十年代末中央樂團成立後，有一批業務骨幹，步入中年，又大多是解放前專業院校甚或國外留學回來的，在舞台上獨唱獨奏不行了，去樂隊、合唱隊又有些屈才，他就邦助聯繫到各省的音樂院校當教授去，使他們的專長得到更好的發揮。後來我到各地出差常碰到這些老樂團人，他們總是拉住我手對爸爸問長問短，表示感激之情。
而魯迅寫作的雜文形式、風格對他的影響更是深刻。他曾在多處文章中提到：（我）對魯迅的文章，特別熱愛，有時寫文章的筆風都受他的影響。…《音樂流花新集》109頁。他一生寫作，包括整本書集，都是以千字左右的雜文為主。上萬字的文章極罕見。短文在戰爭年代，敵後那種環境下，高效快速。寫的快，小報、小冊子，印刷發行的也快，對當時的廣大民眾，特別是青年學生也易接受，感召宣傳力也更大。
解放後長期擔任行政工作的爸爸，繁忙的各種會議、排練、演出等業務工作以至單位的人事、後勤，更有經費、住房、基建等等事務性工作纏身，根本沒時間坐下來寫長篇大著，也是環境逼的形成這種寫作風格。許多藝術家擔任行政工作後總愛抱恕沒時間搞業務。其實關鍵在自已，用他的話叫《治學要自己逼自已》（《音樂札記》）。爸爸的寫作時間基本在夜裡或清晨，（到現在養成的習慣，成黑白顛倒了。）文革後八十年代初，一次參加瀋陽音樂周活動時，他對我說，我每次參加這類活動（如“哈爾濱之夏”、“上海之春”等），我都給自已規定，聽完音樂會，回到旅館，每晚一千字。91－92年在美國考察訪問，馬不仃蹄從東到西九個城市，人沒回國，在音樂周報上一篇篇訪美雜感連續登載，回國不久一本《旅美雜談－訪美音樂通訊》就出來了。短雜文的寫作風格就這樣從魯迅而來，化作他的個人寫作特色。
魯迅先生對爸爸講已成為他一生做人做事的楷模。俗稱“人生七十古來稀”，可年近九十的他卻以魯迅的“有一分光，發一分熱”、“生命不息、戰鬥不止”的精神激勵自己，在嚴重疾病困擾中“…決心盡我所能，動筆寫文。那怕只能堅持一刻鐘，我也要寫寫停停、停停寫寫…”。《煥之和我》競在十年中又整理出版了厚厚的幾大本書。最讓家人感動的就是2000年初，因眼疾幾近失明，仍每天扒在小茶几上寫文章，記得就是在寫《煥之和我》時，他幾乎是摸著寫的，常常好不容易寫了一段，字全疊在一起根本看不清，實在不行就由他一句句口述，汪媽媽一字字重抄出來。
魯迅的影響還可以從一些小事上看出來。他的文章常有些“自造”的詞，我問他為什麼老愛發明這些新詞寫作，他隨口就說“魯迅說的‘作家造詞、一般人學詞’！”爸爸受魯迅影響甚至連魯迅對中醫的偏見也一併接受下來，在家裡常常會為讓他練氣功、吃中藥爭吵不休。
毛主席的辯證法
文革後，一次爸爸對我說：毛主席給我的影響就是他的辯證法思想。我去延安時，正好他剛發表了《矛盾論》。在後來，不管什麼風浪、什麼思潮過來，我總是用辨證法的觀點去對待。任何事物都有它的兩面性，過激了就會走向片面，在別人都倒向一邊時，我會提出相反的意見…。
後來在他的《答詞－深致謝意》（1993）這樣寫到：“…但是，對我影響最大的是延安魯藝那一段學習生活。我比較系統地學習了一些馬列著作和毛主席著作，…尤其是《矛盾論》，對我觀察問題、分析問題影響最大。
…事物都存在許多矛盾，要解決矛盾，就要用力找出其中的主要矛盾，主要矛盾掌握住，其他矛盾就迎刃而解。”《李凌研究文集》 爸爸常用他對音樂民族風格的分析來舉例，他認為這本身是很複雜的，有許多方面問題，但主要的還是音樂語言問題。這個提法對當時的中西樂器、土洋唱法之爭是有益的。
在平常他對我說的特別多的也就是“工作要抓主要的”，他常說“力氣要用在刀刃上”。正因為他總在我身邊敲打著，使我工作、生活少走了許多彎路。
《矛盾論》的辯證思維方法也是形成爸爸在那個特別是“極左”思潮泛濫的時代沒有跟風的重要因素。許多老藝術家常感嘆的說：許多人在整理自已過去的文章，翻看那個時期的東西，因為受當時（政治）思潮影響太深，能經得起歷史考驗的太少了，可是你爸爸寫的東西，今天看仍站的住腳。…
記得七十年代末，改革開放之初，港台歌曲剛開始進入大陸，內地也有些作曲家，歌唱家模仿，一時間引起不小震動，當“小花”等一批有爭議的歌曲出來後，爸爸當時曾多次寫文章提醒大家要區別健康的抒情和庸俗低級不健康的靡靡之音，別把別人的拉圾當鮮花都撿了回來。後來，一次我在音協看到音協某領導 在一份報告草稿中把“小花”列入“毒草”名單中，我認為不妥，同時告訴了爸爸。第二天爸爸在頭頭們討論時堅決地表示反對，某領導才收回這個提法。
改革開放後，在如何對待流行音樂和先鋒派音樂，開始一些年輕人盲目追逐時，爸爸一方面找來資料聽、看，一方面寫文章分析，對一些青年人的盲目提出批評。 但當後來聽說有人稱之為“兩大 毒瘤”時，他又站出來反對，為譚盾、陳詒、周龍等一批年輕人撐腰，為此與老朋友都吵翻了。
這次鬧非典，九十高令的老爸，天天從早到晚盯著電視，一方面對“非典”發展形勢擔擾，也不得不忍住一個月沒出門。另一方面又不仃的說“搞的太緊張不好”…。為此常和家人爭吵。我想這就是他的辯證法吧。
平時在家裡，我經常會對各種事發表些意見，爸爸總會跟我看法不一樣，於是常常發生爭吵，而且是大吵。不了解情況的還以為我家發生什麼矛盾了呢。對這種爭吵我總不明白我錯在那兒。終於一次爸爸對我說，我就是要告訴你，不要偏激，更不要自以為是。想問題看問題要從多個方面去考慮！在爸爸多年的敲打下，我才漸漸明白過來。並為自已都這么大了，還能有人不時敲打自已而感到幸運和幸福。
周恩來總理的寬大為懷善於團結人
爸爸一生敬仰周總理，總理對他的工作為人也影響最大。在他寫的數篇關於總理的文章均有詳述。給我印象最深的是總理的寬闊胸懷、善於團結人、包括政敵都不得不欽服他的人格魅力。在這方面也是爸爸受影響最深的。
爸爸是從延安出來的，到了重慶敵後，對廣大民眾、進步青年的團結工作這是比較容易做到的。是總理指示他還要注意團結那些上層音樂家們，包括在國民黨的機構里當官的、有愛國民主思想的音樂家。總理的指示奠定了爸爸一生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統一戰線信念。也是他這輩子有那么多朋友的根本。在這方面已有許多人著文述說，如對馬思聰、黎國荃、李抱忱、陳田鶴、楊仲子、胡然、江定仙、李翠真、范繼森、沈知白、夏之秋 等等的統戰工作。不在這兒詳述了。但有幾件事情給我印象特別深。
記得1987年我到大連得勝鄉農民管樂團去給那兒的中國小生上課，一次聽管樂團排練時迂到一對南京來的老專家，他聽說我是李凌的女兒，馬上走過來拉著我的手激動地說：“我很想念李凌同志。我原來是國民黨中央軍樂學校的校長。我之所以沒去台灣，就是因為認識你爸爸，我相信他。解放了，我沒有了工作，我試著給你爸爸寫了封信，述說我的困境，沒想到他馬上回信，並向有關部門推薦，使我又重新有了工作。幾十年了我一直沒有機會向他表示感謝，請你一定代我向他問好。…”
1993年譚林叔叔講的一件事給了我巨大的震撼：
1949年初，北平解放，老李被組織調京工作，離香港前，他把用稿紙訂成的厚冊子交給我和葉素，以表格形式開列了整個國統區音樂專業人才的詳盡名冊，並清楚地記錄他多年積累的，跟他們交往的深淺程度和他們的思想動向，囑我們繼續利用香港這個特殊活動中心，配合全國解放的新形勢加深交往和爭取工作，…《李凌研究文集》
在總理親自指導下，爸爸就這樣領會和執行中央的統戰政策，並影響了周圍一批骨幹，按照黨的指示他一方面在進步音樂青年中培養一批忠於黨的專業人才，鼓勵他們在特殊環境下邊戰鬥、邊學習，在白色恐怖的危機時刻，設法保護他們；另一方面從敵人陣營又爭取團結了一批黨外專業人才，為新中國成立後音樂事業、特別是教育事業發展最急需的專業人才做了充分準備。
人們常說人以群分，物以類聚。人們常生活在與自已志趣相投的圈子裡，有些領導人手下只能容聽話的，尤其是難容比自已強的高手，一山不容二虎，人稱“武大郎開店”。但爸爸一生中多次是雙頭制，
解放前的《新音樂》雜誌主編開始是他和林路，之後一直是他和趙風主編，無論兩人在同一城市還是遠隔萬里（一個昆明、一個上海）；
1982年第四屆音代會後，爸爸主動挑起中國音協表演藝術委員會創辦工作，當時作為作曲家的時樂蒙同志表示他也有興趣參加，爸爸馬上高興地說好就設兩個主任吧！開創了音協委員會雙頭制的先列。
1985年第五屆音代會上，在呂老、賀老的倡議下，他又積極開始籌備音樂教育委員會的工作，召開座談會、招兵買馬，動員一批老音樂家們關心支持國民音樂教育，籌劃音教委名單和工作…。轉眼1986年他聽說上屆任外事委員會主任的趙風副主席這次沒參與任何委員會工作，作為一個老資格的音樂教育家，爸爸馬上把他又拉進音樂教育委員會任雙主任之一。
1985年爸爸任中國文聯書記處書記時，當時中央為推進全民辦教育，批准部級機構可以辦教育。正好山西文聯有意辦一所函授音樂院，派曹國強來京找到爸爸，一拍即合，搞社會辦學爸爸是太有經驗了。後來為加強領導力量，爸爸又把趙風同志拉進一起乾，又是一個雙院長。再後來還把孫慎同志也拉進來當顧問，不掛院長名的院長，誰說一山不容二虎。
中央樂團自成立後人才濟濟，藝術人才總是個性比較強，名角多難免爭名爭利的事就多了，但爸爸想盡辦法把大家團結起來，共同為音樂事業奮鬥。首先他不僅“搶人”，更重培養，採取送出國、請專家，辦學員班多種渠道提高業務水平。同時他十分關心團員生活。文革前中央樂團的排練、住房條件是中央直屬院團最好的。歷年來所有榮譽，什麼政協委員、人大代表等等，樂團的人數比例是比較高的，但他從不沾邊。六十年代初，困難時期，他想辦法搞來黃豆、糖，還有肉，來給大家補補營養。特別是政治上關心大家，反右時，他把大家“轟下去”演出，不讓嚴良 這個有名的“大炮”回國，保護了一批人。在三化極左思潮下，全國交響樂團（隊）全面臨“改行”的危險，他和團員們真是在夾縫中求生存，領導全團為中國的交響樂事業拼博掙扎。對於團員犯了錯誤，特別是生活問題，在當時的歷史環境中，處理不好，是最容易因此而葬送一個人藝術生命了，在文藝單位這又是特別容易出的問題，爸爸在這方面總是採取嚴勵批評教育和給出路的方法，挽救了許多藝術人才…。這一切每一個過來的“樂團人”都銘刻在心。
他不僅在音樂界，在藝術界也有一批好友。他利用一切工作機會廣結益友，象文革剛結束，每逢年初四侯寶林（曲藝），謝添（導演）、方成（漫畫）、晏明（詩人）、王琦（畫家）等藝術大家們的聚會，後來發展到二、三十人的大聚會。在我的記憶中無論在1946年的上海，大家共食一鍋霉米稀飯；還是1950年在天津，剛從供給制改為薪金制，一邦朋友大食螃蟹：還是60年代初困難時期，用媽媽患糖尿病的特殊補助晏請南來北往的朋友們；特別是從50年代開始他與舞蹈家戴愛蓮共事後，長期親密合作，被傳為佳話，我清楚記得我們兩家多次作鄰居時他們的深厚友誼。…。家裡不管經濟狀況、住房條件如何，總是賓朋滿座。他與版畫家黃新波、京劇藝術家李少春、畫家羅工柳、曲藝家魏喜奎、戲曲藝術家紅線女…太廣太多的朋友均有深交，且每對友情都有好多有趣的故事。好客是爸爸媽媽的傳統，也是我家的傳家寶。
八十歲後，經歷了老伴去逝的創痛、一年五次的住院、腦血栓、腦溢血輪番侵襲，耳聾眼瞎（白內障黃斑病變），他從大難不死中掙扎出來，在汪媽媽和眾親友孩子們的呵護下，居然比過去好了起來。就這樣十年來他從未仃過筆耕，特別是近幾年每每思念老友，他總覺得不為他們寫點東西心中不安。就拚命象跟生命賽跑似的，寫了大量回憶文章，如賀綠汀、李煥之、周巍峙、王昆、舒模、董源 等，
尤其對一批老專家們，他總感到這幾十年對他們照顧不夠。於是專門寫了一批關於他們的文章，如喻宜萱、張文綱、江定仙、張權、繆天瑞、司徒華城、黃飛立、趙梅伯、等等。收集在2003年再版的《音樂流花 新集》中。爸爸幾十年來就是這樣將總理的教誨深深銘刻心裡，終生不渝。
陶行知先生：不！我是屢敗屢戰！
爸爸真正與陶行知共事時間並不多，但他很早就知道陶先生、敬重陶先生和他的教育主張，早在三十年代初，剛中學畢業不久的爸爸就在家鄉試行過 “小先生”制教學，後來還多次在廣東搞小先生運動，為此還編寫了十三本《抗日小先生》詩歌集。這對他一生的音樂教育工作有很深影響。那種不拘一格，從實際出發的培養人才的思路，從早年在廣東家鄉的教學，特別是在抗戰敵後環境下的育才音樂組、新音樂社的函授音樂院、上海、香港的中華音樂院；以及解放後樂團的學員班、中國函授音樂院，社會音樂學院的辦學中都深深烙刻著陶先生教育主張。他晚年反覆呼籲的“多軌制”教育，對那些陳舊古板的舊教育觀念真是深惡痛絕。
陶行知的教育思想和人品對爸爸影響是多方面的，也是極深刻的。他自已曾多次回憶陶先生為一個早戀女孩的教育對爸爸講述《悲慘世界》的故事，使他深刻體會陶先生的“愛的教育”的思想，並銘記終生。
爸爸談起陶先生的影響，認為最大的恐怕是“屢敗屢戰”的精神了。
爸爸曾多次講過一個故事“陶先生對我影響最多的是對事業的奮鬥精神。記得有一次周小燕的父親對陶先生開玩笑般地說：‘陶先生你是屢戰屢敗似的，你辦一件什麼事情，反動派就把它搞掉。’陶先生絲毫沒有猶豫地說‘不！我是屢敗屢戰’。我在國統區的工作中，也經常受到反動派的迫害，經常到處流亡，剛開闢了一個工作，就被打掉了。但有了陶先生的‘屢敗屢戰’的精神的鼓舞，我是從不氣餒的，直到現在。《李凌研究文集〈答詞－深致謝意〉》1993
從延安到國統區，要搞抗日、搞任何追求民主進步的東西，在重慶那個地方，處處要防特務追捕。41年皖南事變後，反動派加緊了對進步勢力的追殺，在總理親自布置下，爸爸和光未然、趙風一批骨幹迅速撤離重慶，逃亡緬甸，當時媽媽正懷著我，一路顛沛流離，挨餓受凍，到仰光還差兩個月出生的我就提前生在了日本飛機轟炸下，燃燒彈片掉到剛出生的我的嘴裡，兩個月無法進食…那時爸爸媽媽經常一天只能吃一次飯－一包荷葉糰子兩人用。由於敵機的轟炸，他們還經歷了失散，還是爸爸他們在尋找戰火中失散的戰友時偶然找到了媽媽。但這些非旦沒使爸爸動搖，正是在這戰火中，爸爸正式加入了中國共產黨。
1943年5月，《新音樂》遭到國民黨查封。爸爸寫了一首小詩《跌到算什麼》，詞中表達了他的不懼反動勢力鎮壓的硬骨頭精神：跌倒算什麼，我們硬骨頭，爬起來，向前進…後寄給舒模叔叔，譜成歌，一下子在全國傳唱開來。這首詞是最集中表現爸爸一生的頑強奮戰精神。
1947年在上海，特務就在家對面盯著，搗亂失敗只換來革命志士更加激昂的鬥爭。一次因搞反內戰活動，一位戰友被捕，組織上立即安排他撤離，在學校上完課，直接上碼頭去了香港。我們一家是分三批撤離的。到了香港，馬上“新音樂”香港版、香港中華音樂院都上馬，繼續奮鬥。他就是這樣在“屢敗屢戰”精神鼓舞下永不仃息地奮戰著！
解放後，沒有了反動派的追殺，可以甩開膀子搞音樂建設了。他象一個開荒者，從無到有，一步一個腳印地去創建，開拓，從中央音樂學院、音工團、中央歌舞團、中央樂團、及文革後恢復中央歌舞劇院、中國音樂學院、社會音樂學院、中國函授音樂學院…他均在創建者的行列之中，從沒仃步過。
但任何時候總會有新的問題、新的矛盾、新的壓力，有時也會有生命安危存在（如文革中）。甚至被“自已人”批鬥…。對待冤屈，也同樣是一種磨難，爸爸仍沒忘記陶先生的這一精神。正如嚴良 說的“他這一輩子是屈著身子辦事業的，他從來沒有神氣過。1952年他在音工團當團長，他是黨員，是音工團的第一把手，可是他卻連個支部委員都不是，只能定期向支委們匯報工作，這恐怕在全國都是絕無僅有的吧。到了六十年代，他就更倒霉了……批的最歷害的是1963年（註：應為64年底，關於文藝界兩個批示後），《光明日報》日復一日地使用了通欄的大標題“批判李凌同志修正主義文藝思想”……但這二十多年李凌從未消沉，一直在挺著胸膛戰鬥，這一點是非常令人敬佩的，……”摘自《李凌研究文集－〈李凌這個人〉》。
63年開始國際（反蘇反修）國內形勢發展，已開始有批判他文藝思想的文章，他不能再寫東西了，但他頑強的生命力在這方面壓殺了，他會在另外的方面鑽出來！於是開始搞刻字，一頭鑽進去，還真搞出不少成果，63年帶隊最後一次赴莫斯科參加聯歡節，當時已開始國際反修，團員們活動受了限制。他帶了一箱子石頭上路。後來在我駐蘇使館，還專為他舉辦了一個小型石刻展。
文革前，他戴著“修正主義”的帽子帶領全團搞《交響樂－沙家濱》，為交響樂發展要殺出一條生路！而這個奮鬥卻帶來文革中更兇猛的批鬥。
文革中他被“專政”，關在一個沒有窗戶的小黑屋裡，成天寫不完的“檢查”。然而在這個時候，他也並沒有倒下，他想自已以後可能不能搞音樂了，“但總要做點工作，如果下放到農村去，寫寫標語，或到電影院去畫畫廣告，我還是可以的。……”《美術字集－美術字雜談》。當時怕他自殺，把剪刀之類都沒收了，只留一個刀片刮鬍子用的。就這樣他在小黑屋裡邊寫檢查，邊搞起美術字寫作。他利用早上清理拉圾（名曰“勞動改造”），收集彩紙、煙盒等等做美術字的裝飾。到文革結束，居然整理出版了一個《美術字集》。他永遠地樂觀對待一切困境、磨難，就在被關起來的小黑屋裡，他還用自已有限的飯食餵養一隻小老鼠。在小湯山勞動時，他與所養的鴨群建立了深厚感情，想出很多方法改進餵養；利用休息時間練習畫油畫……。在他的《美術字集》後記中他寫到“這本集子，命運是很苦的。…這也象是一個人的生命，除非被斷送了，不然，他總是要活的，要生髮開去的，你把他這方面禁壓了，他就在另方面去生長，因此，幾千年來，被損廢了不少，也沒有把一切生機禁錮住，真是‘野草燒不盡，春風吹又生’。
爸爸就是這樣在前輩們的親切關懷、支持指導下，在他們的思想品格光環照耀下走過了漫長的90年，而今真是古來稀時，仍未仃止筆耕，還找到許多新的生活樂趣，珍惜地歡度晚年時光。
03年6月13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