個人履歷
李國機（1925.9.28～2004.8.31）四川資陽人。
1952年畢業於同濟大學法律系，被分配到上海市虹口區人民法院工作。1955年，新中國開始建立新的律師制度，李國機第一批被選中，於1956年調入上海市第四法律顧問處工作。此後，他整天擠公車奔波於市內，調查、取證、開庭，最多時一天要開三個庭。
1957年3月加入中國民主同盟。並被評為上海市律師系統先進工作者。此時，李國機接手“四明堂”案件，替被告人蔣業偉維護。6月18日被打成右派，離開律師隊伍，下放農村養豬，後又成為造紙廠工人。
李國機律師事務所1978年11月，李國機被徹底平反，決心哪裡跌倒、哪裡爬起來，成了“文化大革命”後最早歸隊的律師之一。1979年2月，重又走上法庭辯護席。在上海市第二律師事務所工作，後又組建上海市第五律師事務所並任主任。1979年底中國大陸恢復律師制度後，他代理了大量刑事、民事、經濟和涉外案件，先後為上百家企事業單位擔任法律顧問。1985年加入中國共產黨。
1988年5月，他創辦國內第一家以律師個人名字命名的律師事務所——李國機律師事務所，並擔任主任、高級顧問。當年被評為一級律師，曾任上海市律師協會第一、二、三、四屆理事會理事，第五屆律師協會顧問委員會顧問。
1957年，“反右”前夕。一位面容憔悴的少婦來到第四律師事務所等了整整一天。她是來找李國機律師的。少婦是四明堂藥業局公方經理蔣業偉的妻子。
27歲的蔣業偉和四明堂老闆陳濟雖為師徒，但長期不和，特別是公私合營後蔣業偉當了公方的經理，陳濟不服。“五反”時，蔣業偉檢舉陳濟一筆賬外資金和私藏手槍等問題，使陳濟一直懷恨在心。
1957年3月11日上午，陳濟和蔣業偉起衝突，蔣業偉的眼鏡被打落在地，而此時陳濟又一把扯住了他的胸口，一隻手像要摸什麼東西。出於防身，蔣業偉抽出了藏在身邊的水果刀。一邊的職工徐慶才見狀把蔣業偉緊緊抱住，三個人掙扎之際，水果刀傷及陳濟的手腕。傷處被刀劃破，長約兩寸許。
當時是公私合營初期，大家都非常敏感。那誇大的事實一傳十、十傳百，有關方面認為這不得了了，居然用刀刺傷私方經理，這不是破壞公私合營嗎？於是，一聲令下，嚴肅處理。5月22日，距離事發兩個多月後，蔣業偉被捕。當時人們對此案的關注已超出了上海，蘇、浙等地357個單位或個人來信給法院，要求釋放蔣業偉。還有不少工人上街遊行，聲援蔣業偉。
李國機深諳此案背景，通往辯護席的無疑是一條兇險四伏的道路。但是，面對跪倒在面前大喊“救命”的少婦，李國機心頭一震：是啊，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律師當仗人間正義。我只要依法辯護，尊重事實，還怕什麼艱難兇險？他攬下了“四明堂”一案。
經過詳細的調查，獲得了大量證據，李國機確認蔣業偉屬於正當防衛。令他感動的是陳老闆的媳婦敢於當庭作證：“這件事是我公公不對，他先動手打了小蔣，接連兩次，當第三次再打時，小蔣只是舉刀防身，並沒有蓄意傷人。”
李國機在法庭上出示證據，有根據地為蔣業偉作了無罪辯護。尤其在辯護詞的最後一段，他大義凜然地說：“人民法院是獨立進行審判，只服從法律，不要因為某些片面反映而遷就事實，影響到判決的公正，請求法院宣告蔣業偉無罪。”
法庭旁聽者為李國機律師的正義感、魄力、才華大為振奮，掌聲不斷。黃浦區人民法院站在公正的立場，採納了李國機的辯護詞，依法宣布蔣業偉無罪，當庭釋放。
一夜之間，大街小巷都在議論李國機。可以這么說“四明堂”一案是李國機律師律師生涯的成名作。
1957年6月3日，李國機為蔣業偉辯護，6月18日，他就被打成右派。
1988年5月28日——外灘，和平飯店，在上海地標式的這幢老建築里，“李國機律師事務所”揭牌。當紅布揭開的那一刻，小小一塊銅牌印證了我國律師制度邁出了與國際接軌的第一步。
李國機生前說過這樣的話：“我邁出的這一步是順應了我國改革開放的大趨勢，得到了當時司法局局長李庸夫和副局長王文正的大力支持……”顯然，唯有改革開放，才有他黃鐘大呂般的“這一步”。
李國機邁出的這一步，醞釀許久，其中不少細節和故事，是我從健在的李夫人王佩珠那裡發掘到的。早在1983年，“南風”頻頻吹來。就在這一年的一天晚上，時任市司法局局長李庸夫登門造訪李國機。
王佩珠說，當時，李庸夫和李國機在客廳里“竊竊私語”，生怕泄露什麼秘密。王佩珠心細耳尖，隱隱聽到兩句，她說李國機神色凝重。後來，李庸夫徵求王佩珠的意見，說：“大嫂，我想挑李國機‘發財’。”王佩珠一怔：“發什麼財？怎么發財？”李庸夫說：“我想打李國機的牌子，成立一個私人合作制性質的律師事務所。”王佩珠聽罷，連連搖頭：“不行，不行。我們不要發這個‘財’。我跟李國機已經吃了廿年苦頭，不想再去冒風險。”一旁的李國機被夫人一頓搶白，默不出聲，呆了許久。他事後說，當時有點太突然，沒有絲毫的思想準備，一則律師制度剛剛恢復，律師的地位尚未得到社會的認可；二則“公”與“私”的界限依舊涇渭分明，還不敢越過“私”字的雷池。
我記得很清楚，那時李國機朗朗笑道：“說到底，我的眼光和魄力遠不及李庸夫，他這個領導比我這個民眾高明啊！”是說笑嗎？不。當時，李庸夫局長確實敏銳、超前、有魄力，敢為天下先。他選擇李國機，是因為李國機名氣響，社會影響大，這一“炮”打出去，就得打響，打得“驚天動地”。
李庸夫見李國機猶豫，李夫人堅決反對，這“戲”唱不下去了，只能按下不表。到了1988年，李庸夫局長即將到齡卸任。一個夙願未完成，他心不甘。為了健全律師制度，他不改初衷，依舊選擇李國機，這回不是商量聽取意見，而是下了死“命令”，“命令”李國機必須在5月28日掛牌。李國機認為時機成熟，一口答應。那年，李國機63歲，當“李國機律師事務所”的牌子掛出去以後，國際輿論大為讚賞：中國律師界開了一個新紀元。
人物成就
以我個人名字命名的“李國機律師事務所”成立至今已15年了。撫今追昔，不由得不令我感慨萬千。如果用四個字來濃縮我的律師生涯可謂“三個第一”，即：新中國第一代律師；“三中全會”後第一批覆出的律師；成立了新中國第一家以個人名字命名的律師事務所。
1955年，我國創建了新的律師制度。我從虹口區法院被抽調去擔任律師，成為新中國第一代律師。當時律師行業雖是新生事物，但律師們為老百姓服務，很快便在社會上享有了良好聲譽，而我也因在1957年參與“四明堂案”的辯護而贏得了社會各界的好評和關注。
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後，我獲得徹底平反。1979年2月的一天，時隔22年，我又一次走上辯護席為一名冒充知青的逃犯辯護。由於當時沒有恢復律師制度，因此在報導時只能巧妙地使用變通的提法：“文革”前曾當律師的李國機同志出庭為被告人辯護……”這條新聞在上視播出半小時後，即被台灣和日本的媒體作了轉播。日本電視台在轉播時用了一個醒目的標題“中國有律師了！”。同年12月，中央決定恢復律師制度，我因在此之前已重操舊業而成為黨的“三中全會”後全國最早復出的律師之一。這是我律師生涯中的一個新起點，也是我的第二個“第一”。
1988年5月28日，上海和平飯店掛上了一塊牌匾：李國機律師事務所。這是以律師個人名字命名的律師事務所，而我也在自己律師生涯中邁出了第三個“第一”。
“老驥伏櫪，志在千里”，我現在雖然因年事已高不再在第一線辦案，但我仍是李國機律師事務所的高級顧問。
同濟大學教授
| 同濟大學是教育部直屬重點大學。創建於1907年。經過近年的高校整合，目前是一所擁有理、工、醫、文、法、哲、經濟、管理、教育9大學科門類的綜合性大學。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