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簡介
李嘉佑(?~779?)唐代詩人,字從一。趙州(今河北趙縣)人。天寶七載(748)登進士第,授秘書省正字。肅宗時曾因事得罪,貶江西鄱陽令。與詩人劉長卿相識,有詩交往。後移江陰令。上元二年(761)為台州刺史。代宗大曆六、七年間(771~772),任袁州刺史。卸任後至吳興一帶居住,與當時著名詩僧皎然時相過從。約於大曆末去世。有《李嘉□集》2卷,明銅活字本。又名《台閣集》,1卷,有汲古閣本和《唐詩百名家全集》本。事跡見《唐才子傳》及傅璇琮《唐代詩人叢考·李嘉□考》。
生卒年均不詳,約唐肅宗至德中前後在世。工詩,婉麗有齊、梁風,人擬為吳均、何遜之敵。與嚴維、劉長卿、冷朝陽諸人友善。天寶七年,(公元七四八年)擢進士第,授秘書正字。以罪謫南荒。未幾,有詔量移為鄱陽宰,調江陰令。入為中台郎。上元中,出為台州刺史。大曆中復為袁州刺史。著有詩集一卷,《新唐書藝文志》傳於世。
歷史回顧
李嘉佑祖籍趙州,趙州今河北趙縣,趙郡李氏始於秦,據《新唐書·宰相世系表》:趙郡李氏出自秦司徒曇三子云牧齊為趙相,始居趙郡。李嘉佑有詩《送竇拾遺赴朝因寄中書十七弟》,據岑仲勉先生《唐人行第錄》所考,這個“十七弟”即李紓,屬趙郡李氏南祖房,大曆十年(775)官中書舍人;紓兄縱,官員外郎、常州別駕。知三人為從兄弟關係。李嘉佑還有送紓詩《送從弟歸河朔》(《全唐詩》卷二O六),詩中說:“故鄉那可到,令弟獨能歸”,稱“河朔”為“歸”,喻河朔是其故鄉也。《新唐書·地理志》:趙郡屬河北道,傳統上屬河朔地區,故李嘉佑祖籍趙州無疑。原先有人說他是袁州人,是因其曾仕袁州刺史以官地而誤。李嘉佑又有《送族叔陽冰祗召赴都》詩,陽冰姓李,曾為宣州當塗令。詹鍈先生《李白詩文系年》指出:“按(李)白於陽冰亦稱族從叔,應與嘉佑同輩,自不當以嘉□為侄。”
李嘉佑比鄭虔少30餘歲。其生卒年基本定為:約生於唐開元十六年(728),約卒於建中二年(781)。史家對其生年認識略同,卒年則不一,今筆者據《全唐文》卷四九三的權德輿《送鈕秀才謁信州陸員外(即陸長源)便赴舉序》:“故臨海守李君,予從父戶部,皆以文藝風騷為師友。”按陸長源興元元年(784)秋為信州刺史;“從父戶部”即權德輿之叔權器,卒於建中四年(783)(按德輿寫有權器祭文,存《全唐文》卷五O八),“臨海”即台州,“故臨海守李君”即台州刺史李嘉佑,推知李嘉□必卒於權器之前,台州為李嘉佑終官。
李嘉佑少年才華出眾,中進士第較早,登天寶七年(748)楊譽榜進士,年僅26歲。仕途得意,任秘書省正字,曾奉使去揚州、饒州蒐集圖書,繼升補闕殿中侍御史、監察御史等職。肅宗至德、乾元間以“罪”謫鄱陽令,原因史無載,唯劉長卿詩《初貶南巴至鄱陽題李嘉佑江亭》中“稚子能吳語,新文怨楚辭。憐君不得意,川谷自逶迤。”推之,恐像屈原那樣為“新文”招“怨”,實無辜。他放逐江西鄱陽令,前後四年,有詩“四年謫宦滯江城,未厭門前鄱水清。”上元二年(761)量移江陰令;永泰元年(765)回朝任拾遺、司勛員外郎。大曆六年(771)出任袁州(今江西宜春)刺史,至九年冬(774)卸任,回至吳興、晉陵一帶,後定居蘇州。詩僧皎然上人有《七言奉酬李員外使君嘉佑蘇台屏營居春首有懷》:“移家水巷貧依靜,種柳風窗欲占春。”又有一首五言,也題“蘇台有呈袁州李使君,”推知嘉佑在蘇州閒居非短日,且生活並不富裕,故有“貧依”兩字。李嘉佑
何時赴任台州刺史?原有二說:一說上元二年(761),見《嘉定赤城志》。一說大曆末、建中初(779—780)。今採用後說,是據權德輿祭其叔權器一文。又考劉長卿大曆末至建中二年(781)尚在睦州司馬任上,寫有《送台州李使君兼題國清寺》詩(《劉隨州詩集》卷九),其“露冕新承明主恩”句,指明李嘉佑是由閒居蘇州起用台州刺史的;而題目“國清寺”為天台山名寺,人人皆知,接著有“晴江洲渚帶春草,古寺杉松深暮猿”句,說嘉□是春天時節,赴台州任的那時唐王朝正處代宗與德宗皇位交接之時(代宗卒於大曆十四年(779)五月),德宗起用了代宗時一些被貶謫的官吏,因此不久劉長卿也由睦州司馬升為隨州刺史。
隋唐以後,人們稱中央機構尚書省六部諸曹司郎中、員外郎為郎官。唐人頗重視郎官人選,認為郎官乃清要之職,與翰林一樣,視為內相。據說那時員外郎比郎中更顯得有聲價,嘉□少年得志,在朝曾任御史,拾遺、司勛員外郎等清要之職,在外又歷任袁州、台州刺史,故時人讚譽他“雅登郎位,靜鎮方州。”清勞格《唐郎官石柱題名考》錄有其名。
李嘉□詩風,中年後從描寫風景轉向關注社會現實,特別是他描寫江浙一帶戰事頻繁(安祿山後,劉展、袁晁等相繼為亂),造成平民流離失所之苦,比較真切,對後代有認識價值。如,寶應年間寫有《和袁郎中破賊後經剡縣山水上李太尉》(《全唐詩》卷二O七):“長驅下會稽”、“回軍馬自嘶”、“看花入剡溪”等,知是郎中袁參直接鎮壓袁晁於會稽剡溪一帶的,李太尉(光弼)是唐軍統帥,他們打敗起義軍後暢遊剡溪山水而歸。同卷《早秋京口旅泊,章侍御寄書相問,因以贈之,時七夕》:“移家避寇逐行舟,厭見南徐江水流。吳越征徭非日舊,秣陵凋弊不宜秋。千家閉戶無砧杵,七夕何人望鬥牛。”言官家橫徵暴斂,民不堪負重,同卷又有《自蘇台至望亭驛,人家盡空,春物增思,悵然有作因寄從弟紓》:“野棠自發空臨水,江燕初歸不見人”、“那堪回首長洲苑,烽火年年報虜塵。”望亭驛在無錫,是說袁晁作亂時,他與同僚們狼狽逃奔他處,十室九空。又詩《自常州還江陰途中作》:“處處空籬落,江村不忍看。”“無人花色慘,多雨鳥聲寒”顯示富庶的江南地區遭到劉展之亂後,廣大農村不見人跡,一片荒涼悽慘。《新唐書·藝文志》丁部集錄別集類著錄李嘉佑詩一卷,北宋晁公武《郡齋讀書志》著錄為二卷(《台州府志》引錄為一卷,乃刊誤)《全唐詩》共存詩二卷134首並附有簡傳。
安史之亂後的中唐,由於統治階級的戰亂和剝削掠奪,曾經繁華富裕的江南地區變成一片淒涼荒敗的殘破景象。在當時一些詩人中,如劉長卿、皇甫冉、嚴維等都可以找到某些詩句,但李嘉□在這數年中,則比其他人寫得更多些、更真切些,這一點,是一向為治學者所忽略的。
晚年,仕途遭受挫折之後,好禪理喜結僧侶。如他寫的《登郡北佛龕》五言詩,用詞精煉,描寫了登北固山頂,遙望巾山的情景:“石壁江城後,籃輿晚踅登。古龕千塔佛,秋樹一山僧。清磬和虛籟,香泉吐暗藤。願將身灑掃,求官復作能。”應該說,嘉□在台州刺史任上,對郡城的名勝風景是熟知和有感情的。中唐時江東詩僧有8大名僧,稱為方外工文者,李嘉佑等詩人與他們酬唱甚密,如靈一,靈澈,皎然等名詩僧。李嘉□在中國文學史上有重要的地位。他大力倡導詩文革新運動,改革了唐末到宋初的形式主義文風和詩風,取得了顯著成績。由於他在政治上的地位和散文創作上的巨大成就。
使他在宋代的地位有似於唐代的韓愈。北宋以及南宋後很多文人學者都很稱讚他的散文的平易風格。他的文風,還一直影響到元、明、清各代。
思想追求
前期的政治思想,反映了中小地主階級的利益,對當時經濟、政治和軍事等方面的嚴重危機,有較清醒的認識。大力提倡簡而有法和流暢自然的文風,反對浮靡雕琢和怪僻晦澀。他不僅能夠從實際出發,提出平實的散文理論,而且自己又以造詣很高的創作實績,起了示範作用。
他在文學觀點上主張明道致用。他強調道對文的決定作用,以“道”為內容,為本質,以“文”為形式,為工具。特別重視道統的修養,他反對“務高言而鮮事實”。在對待“道”與“文”的關係上,主張既要重“道”,又要重“文”,認為“文”固然要服從於“道”,但非“有德者必有言”,並且列舉了許多例子說明“自詩、書史記所傳,其人豈必能言之士哉”,指出:“言以載事,而文以飾言。事信言文,乃能表見於世”。所謂“事信言文”,就是內容要真實,語言要有文采,做到內容和形式的統一。
文學貢獻
擅長委婉含蓄地表達女子情懷,如獻衷心:見好花顏色,爭笑東風。雙臉上,晚妝同。閉小樓深閣,春景重重。三五夜,偏有恨,月明中。情未已,信曾通,滿衣猶自染檀紅。恨不如雙燕,飛舞簾櫳。春欲暮,殘絮盡,柳條空。如此間景間情,曲曲折折、層層深入地揭示人物惜春怨別的內心感受。重視歌詞的形式,也重視歌詞的內容,只是他認為,曲子詞主要是為上層社會遊樂歌唱用資羽蓋之歡的,詞是艷曲,而文人詞又不同於民間詞。這種主張有進步意義,也有局限,但它卻代表著部分詞人的看法,他們的創作實踐也與此基本一致。
史料記載
李嘉佑任台州刺史時,李白在《送楊山人歸天台》一詩中曾提到他,稱“我家小阮賢”,又讚譽為“詩人多見重”。高仲武《中興間氣集》推許為“中興高流”,並特別稱讚其“野渡花爭發,春塘水亂流”(《送王牧吉州謁使君叔》)等詩句,譽為“文章之冠冕”。其詩大多寫自然景物,以綺靡婉麗著稱,但也有一部分詩篇比較真切地反映了當時江南地區的社會動亂,如“千家閉戶無砧杵,七夕無人望鬥牛”(《早秋京口旅泊章侍御寄書相問因以贈之時七夕》),“江燕初歸不見人”(《自蘇台至望亭驛人家盡空》),以及“處處空籬落,江村不忍看;無人花色慘,多雨鳥聲寒”(《自常州還江陰途中作》)等,寫出戰亂後郡邑殘破景象,較有現實意義。
據兩唐書本傳,李嘉佑少年時豪健恃才,性格豪放,倜儻不羈,登進士第後,仍然每日以飲酒為事。其登第的時間,《唐才子傳》云為景雲元年(710年),徐松《登科記考》云為景雲二年。徐松所考,不為無理,今人傅璇琮先生以之為景雲元年登第。
《舊唐書》本傳中記載說:李嘉佑登第後,“并州長史張惠貞奇其才,禮接甚厚,感之,撰樂詞以敘情,於席上自唱自舞,神氣豪邁。張說鎮并州,禮翰益至。”張嘉貞任并州長史,在開元四年(716年)至開元八年(720年),這段時間,李嘉佑未擔任官職,居住本鄉太原,受到張嘉貞的禮遇。張嘉貞入朝後,張說為并州長史。張說開元八、九年為并州長史時,李九齡曾舉直言極諫、超拔群類等制科,又一度調為昌樂縣尉。
開元九年(721年)張說入朝為相,在張說薦引下,李嘉佑即於本年或次年上半年入朝任秘書正字之職,又擢駕部員外郎。
張說當時不但在政治上居宰相之位,而且是一個有成就的詩人,在文壇上儼然是一宗主,尤重詞學之士。由於他的汲引,一批文人學土如張九齡、賀知章等常游其門,也在其中,因此得與張九齡等名詩人交往。
李嘉佑家資富饒,性格豪放不羈,以至後來還是“櫪多名馬,家有妓樂”,“發言立意,自比王侯。頤指儕類,人多嫉之。”因此張說罷相後,王便出為汝州長史,改仙州別駕。雖已遭逢如此,但他到仙州後,還是“日聚英豪,從禽擊鼓,恣為歡賞”。於是,又被貶為道州司馬,未至道州而卒於途中。卒年,據今人傅璇琮所考,約在開元中。
李嘉佑仕途不得意,吃虧在他的豪放不羈的性格。而他的這種性格,卻有助於成為一個名詩人。他的詩,感情奔放,詞華流麗,為人所愛。當時著名學者徐堅與張說品論文壇人物,問張說今之後進,文詞孰賢,張說有“王之文,有如瓊林玉”等語,知其文亦為時人所重。杜華亦為當時學土,其母崔氏云:“吾聞孟母三遷。吾今欲卜居,使汝與李嘉佑為鄰,足矣!”於此可見當時才名。
後世評文
1.
鍾惺《唐詩歸》
中晚之異於初盛,以其俊耳,猶從朴入。然盛唐俊處皆朴,中晚朴處皆俊。文房語有極真者,真至極透快,便不免妨其厚。
詩精出處,雖盛唐妙手不能過之,亦有秀出於文房者。泛覽全集,冗易難讀處實多,以此知詩之貴選也。
文房七言律以清老幽健取勝,而首尾率易,對待不稱處亦多。其篇篇難棄處,即其難。
2.高棅《唐詩品匯》
大曆貞元中,則有韋蘇州之雅淡,隨州之閒曠,錢郎之清贍,皇甫之沖秀,秦公緒之山林,李從一之台閣,此中唐之再唐也。
乾、元以後,錢、接跡,韋、柳光前,各鳴其所長。今觀襄陽之清雅,右丞之精緻,儲光曦之真率,王江寧之聲俊,高達夫之氣骨,岑嘉州之奇逸,李頎之沖秀,常建之超凡,劉隨州之閒曠,錢考功之清瞻,韋之靜而深,柳之溫而密,此皆宇宙山川英靈間氣萃於時以鍾乎人矣。
嗚呼,天寶喪亂,光岳氣分,風概不完,文體始變。其間錢起、韋應物、柳宗元後先繼出,各鳴一善,比肩前人,已列之於名家,無復異議。
(七古)中唐來作者亦少,可以繼述前諸家者,獨李嘉佑、錢起較多,聲調亦近似。韓翃又次之。天寶以還,錢起、李九齡並鳴於時,與前諸家實相羽翼,品格亦近似。至其賦詠之多,自得之妙,或有過焉。
詩詞影響
李嘉佑的一生,採取與統治者不合作的態度。他對現實不滿,心中鬱結著憤懣。他曾說:“才高位下,免責而已,天子不知,公卿不識,四十五十,而無聞焉。”他的思想比較複雜。受老莊思想影響較深。他的友人、刺史杜之松請他講授禮儀,他拒絕說:“吾不能揖讓邦君門,談糟粕,棄醇醪也。”可見他對封建禮教是採取批判蔑視的態度的。
李嘉佑的詩歌中,對現實是表示不滿的,但往往因他缺乏積極向上的理想,而是採取既憤世又混世的人生哲學。這種消極頹放的處世態度,導致他反映現實方面的作品很少,也影響他取得更大的成就,這是不足之處。
作為初唐詩壇上的詩人,李嘉佑在唐詩的形成和發展上是有一定貢獻的。他的詩樸素、自然,接近生活,擺脫了六朝的詩風,有些詩歌仍能反映出一定的社會生活,“位大招譏嫌,祿極生禍殃”,“朱門雖足悅,赤族亦可傷”等,反映了隋末唐初天下動盪、政治鬥爭激烈、生產遭受破壞和統治階級內部傾軋、勾心鬥角的社會現實。李嘉佑的大部分詩是反映他的閒適生活及山水田園風光的,這是和他的隱逸生活密切聯繫著的。
詩詞欣賞
贈王八衢
丹地偏相逐,清江若有期。腰金才子貴,剖竹老人遲。
桂楫閒迎客,茶甌對說詩。渚田分邑里,山桂樹罘罳。
心靜無華發,人和似古時。別君遠山去,幽獨更應悲。
與鄭錫遊春
東門垂柳長,回首獨心傷。日暖臨芳草,天晴憶故鄉。
映花鶯上下,過水蝶悠颺。借問同行客,今朝淚幾行。
送客游荊州
草色隨驄馬,悠悠共出秦。水傳雲夢曉,山接洞庭春。
帆影連三峽,猿聲在四鄰。青門一分首,難見杜陵人。
登秦嶺
南登秦嶺頭,回望始堪愁。漢闕青門遠,高山藍水流。
三湘行客去,九陌故人游。從此辭鄉淚,雙垂不復收。
江湖秋思
趨陪禁掖雁行隨,遷向江潭鶴髮垂。素浪遙疑八溪水,清楓忽似萬年枝。
嵩南春遍傷魂夢,壺口雲深隔路歧。共望漢朝多霈澤,蒼蠅早晚得先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