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書·藝文志》唐書簡介:
宋仁宗認為的《唐書》淺陋，下詔重修。前後參預其事的有歐陽修、宋祁、范鎮、呂夏卿、王疇、宋敏求、劉羲叟等人。 總的說來，列傳部分主要由宋祁負責編寫，志和表分別由范鎮、呂夏卿負責編寫。最後在歐陽修主持下完成。本紀10卷和贊、志、表的序以及《選舉志》、《儀衛志》等都出自歐陽修之手。因為列傳部分出自宋祁之手，而歐陽修只是主持了志、表的編寫，出於謙遜，歐陽修認為宋祁是前輩，所以他沒有對宋祁所寫的列傳部分從全書整體的角度作統一工作，因而《新唐書》存在著記事矛盾、風格體例不同的弊端。所以《新唐書》署“歐陽修、宋祁撰”。宋祁有文名，曾任知制誥、翰林學士等職。他歷時十餘年完成列傳，於嘉三年（公元1058年）交齊全部列傳的稿子。歐陽修是北宋著名的文學家，擅長古文，他因參加推行“慶曆新政”的活動，被貶為地方官，至至和元年（公元1054年）才調到朝廷任翰林學士，主持修史工作，等到他寫定本紀、志、表，已是嘉五年（公元1060年）的事了。清代王鳴盛以《宋史·宋祁傳》、《歐陽修傳》為據，認為宋祁修書“在仁宗天聖之晚年，歷明道、景佑、寶元、康定，至慶曆中告成，以書成進左丞云云”；“（歐陽）修之修《唐書》，乃在嘉佑之前至和年間事，距祁稿成時，相去已十餘年”，“書成，上距祁稿成約又二十餘年矣”。因此，“二公修書不同時明矣”。這一說法，迄今仍為部分學者沿用，都未發現王嗚盛搞錯的關鍵所在。其根源在《宋史·宋祁傳》將“詔求直言”的時間誤作“景佑中”，而這又是《宋祁傳》中唯一的一個年號。傳中宋祁受命纂修《唐書》在“詔求直言”前，故王嗚盛誤以為宋祁修《唐書》自天聖至慶曆，前後差不多也是17個年頭。但《宋史·仁宗紀》景佑年間並無“詔求直言”一類的事，皇佑元年才有“詔台諫非朝廷得失”。《宋祁傳》中宋祁“直言對”後緊接“進溫成皇后為貴妃”，與《仁宗紀三》的記載相符，時在“皇佑”，而非“景佑”。顯然，《宋祁傳》是將“皇佑”誤作“景佑”了，一下子把時間提前了10多年。王鳴盛提到宋祁“守亳州，以稿自隨”，《宋祁傳》說得很清楚，是因為“坐其子從張彥方游”。傳中雖無明確紀年，但宋祁是附在其兄宋庠傳後的，前面《宋庠傳》明明白白地寫著：皇佑三年，“祁子與越國夫人曹氏客張彥方游”。宋庠受牽連罷相在這一年，宋祁出知亳州也是這一年。此時尚“以稿自隨”，仍在修撰中，怎么會在慶曆中告成？王嗚盛的失誤，一是不知“景佑”當為“皇佑”，二是後來在《蛾術編》卷九考知“祁修書凡七年，而自皇佑元年至三年獨秉筆，自此出知亳州，皆書局自隨以至於成，凡歷十六年也”，卻仍然堅持“宋歐修《新唐書》不同時”的結論。《宋史·宋祁傳》的這一年號錯誤，除了《宋景文集》卷二九《直言對》有案語註明“仁宗本紀皇佑三年春三月詔求直言”，“本傳作景佑中誤”而外，迄今竟似無人知曉，請同仁們注意。就整個《新唐書》的纂修而言，應當說：新修唐史前後17個年頭，前10年宋祁主持編修，後7年歐、宋共同“刊修”。
修撰《新唐書》的指導思想，在《進新修唐書表》中說得非常清楚：唐有天下，幾三百年，其君臣行事之始終，所以治亂興衰之跡，與其典章制度之英，宜其粲然著在簡冊。而紀次無法，詳略失中，文采不明，事實零落，蓋又百有五十年，然後得以發揮幽沬。補緝闕亡，黜正偽繆，克備一家之史，以為萬世之傳，……商、周以來，為國長久，唯漢與唐，而不幸接乎五代。衰世之士，氣力卑弱，言淺意陋，不足以起其文，而使明君賢臣、俊功偉烈，與夫昏虐賊亂、禍根罪首，皆不得暴其善惡以動人耳目，誠不可以垂勸戒、示久遠，甚可嘆也！
《新唐書》的特點:
《新唐書·藝文志》通常都以新書廢舊書61傳、增331傳，但對其原始根據卻說法不一。有說是“文徵明《重刻舊唐書序》言”，有引作“馬端臨在《文獻通考》中指出”，也有不少人看出馬端臨是引用的陳振孫《直齋書錄解題》的著錄：“凡廢傳六十一，增傳三百三十一。”清代錢大昕另有統計，也被認為“遺漏很多”。近年來，黃永年統計說，新書共增修了315傳，包括“只有一兩句話極簡略”的記載，不包括“諸帝公主傳所記二百一十二個公主”[8]。事實上，那種“只有一兩句話”追述其在唐代先祖的記載，作為“人名索引”開列得越細緻越有利於讀者，但這絕不能視為是人物小傳或新增人物傳，兩者不應混同。其實，關於新書增廢舊傳的情況，《新唐書》的編修者是有他們的統計標準和統計數字的。《郡齋讀書志》卷七《史評類》著錄，呂夏卿撰《唐書直筆》4卷、《唐書新例須知》1卷，為其“在書局時所建明”。其中，《唐書新例須知》記有“新書比舊書增減志、傳及其總數”。這就告訴人們，呂夏卿作為編修官，在當時有過統計。儘管在《郡齋讀書志》的著錄中未記錄其“增減志、傳及其總數”的具體數字，但這個統計數字無疑會存於書局，並為各編修官所熟記。據《玉海》卷四六《嘉佑新唐書》條引《國史志》云：紀十、志五十、列傳百五十。凡廢舊傳六十一，增新傳三百三十一，又增三志、四表，凡二百二十五卷、錄一卷。（舊史凡一百九十萬字，新史凡一百七十五萬九百三十字。）所謂《國史志》，指北宋《國史》中的《藝文志》。北宋《國史》，仁宗天聖八年修成太祖、太宗、真宗《三朝國史》，神宗元豐五年修成仁宗、英宗《兩朝國史》，南宋孝宗淳熙十三年修成神宗、哲宗、徽宗、欽宗《四朝國史》。其中，仁、英《兩朝國史》120卷，紀5卷、志45卷、列傳70卷，宋敏求作為史館修撰參預其編修。因此，《兩朝國史·藝文志》著錄《嘉佑新唐書》，必然要依據當年書局的統計數字，更何況宋敏求又是當年《新唐書》的六編修官之一。《郡齋讀書志》據此記錄了“舊書約一百九十萬，新書約一百七十四萬（言）”，而《直齋書錄解題》則據此記錄了“凡廢傳六十一，增傳三百三百十一、志三、表四”，為《文獻通考》、文徵明等轉相引錄。筆者以兩部《唐書》每卷人物列傳前的目錄為統計依據，除去各自的重複，所增（包括正傳、附傳）、所廢（僅指正傳）數字極為接近上面所引《國史志》的數字（諸帝公主不在統計之列），證明“廢舊傳六十一，增新傳三百三十一”，確實是《新唐書》書局留給後人的一個權威性的統計。今後，再引用這個數字時，不要誤以為是書局“局外”人的說法，並請分清其增、廢的具體情況。
二、在史料方面，因為北宋時期比較安寧，有許多在戰亂時期不易收集到的史料，到北宋初年得到了徵集和整理。據專家估計，司馬光修《資治通鑑》時參考史料達三百種之多，《新唐書》的修撰與《通鑑》時間相近，司馬光看到的，宋、歐等勢必見到。如在《新唐書》增加的《李績傳》記載立武后之爭時的態度，記房玄齡論守成之難易，都是《舊唐書》和其它書所不及的。其它如《新唐書》的《食貨志》里增加了唐朝屯田、和糴、礦冶等資料；《地理志》記載各地河渠陂堰的灌溉情況和各州的土特產，也都是他書少見的珍貴史料。歐陽修還是當時有數的金石大家，他對古代金石學頗有研究，曾撰《集古錄》，用金石刻的記載考證史實。最有名一例，即他用孔穎達碑文考證出這位唐初傑出經史學家表字沖遠的事實。這些都使《新唐書》在某些史實考證方面略勝《舊唐書》一籌。
新唐書還在列傳中保存了一些舊唐書所未載的史料。自安史之亂以後，史料散失不少，唐穆宗以下又無官修實錄，所以宋祁為唐後期人物立傳，採用了不少小說、筆記、傳狀、碑誌、家譜、野史等資料。同時，還增加了不少唐代晚期人物的列傳。關於少數民族的種族、部落的記載，新唐書比舊唐書多而且詳。據趙翼《廿二史札記·新唐書》載：“觀《新唐書·藝文志》所載唐代史事，無慮百數十種，皆五代修唐書時所未嘗見者。據以參考，自得為詳。又宋初績學之士，各據所見聞，別有撰述。”這一切對修唐書都提供了有用的資料。許多列傳中採用了小說、文集、碑誌、逸史和政書等文獻。諸志在採用“舊書”各志資料之外，又有新的擴大。有關實錄、政書、逸史、文集、碑誌以及小說等文獻，均在採摘之列。
三、《新唐書》在體例上第一次寫出了《兵志》、《選舉志》，系統論述唐代府兵等軍事制度和科舉制度。這是我國正史體裁史書的一大開創，為以後《宋史》等所沿襲，保存了我國軍事制度和用人制度的許多寶貴史料。《新唐書》的宰相、方鎮諸表，也給讀者認識唐朝宰相族系（世家大族）的升降和藩鎮勢力的消長，提供了一條線索。著名史論家王鳴盛在《十七史商榷》中說：“新書最佳者志、表”。這是公允的評價。自司馬遷創紀、表、志、傳體史書後，魏晉至五代，修史者志、表缺略，至《新唐書》始又恢復了這種體例的完整性。以後各朝史書，多循此制。這也是《新唐書》在我國史學史上的一大功勞。
此外，由於歐陽修過分強調寫史為當時的統治階級服務，有些史實他是有意避諱的。如後周有位大將叫韓通。他忠於後周王朝，反對趙匡胤的陳橋兵變，歐陽修就不給他立傳。這在當時就遇到同輩的議論。據周密《齊東野語》記載，當時有個史學家劉攽（曾參加《資治通鑑》的編寫），曾問歐陽修的弟子焦乾之，五代史脫稿沒有，焦說即將脫稿。劉又問：為韓瞠眼（韓通的外號）立傳沒有，焦說沒有。劉攽大笑說：“如此，亦是第二等文字耳。”這個故事說明歐陽修也未能完全忠實於歷史。這是時代給歐陽修打下的烙印，不能不說是《新五代史》的缺陷。
《新唐書》也有明顯的缺點，最主要之點是封建正統思想較為嚴重。編寫者對隋末、唐末農民起義大加撻伐。在《黃巢傳》前冠以“逆臣”二字；對隋末竇建德等農民軍使用了極為惡毒的辭彙，如“蝟毛而奮”、“磨牙搖毒”、“孽氣腥焰”等等。對武則天，則誣為“弒君篡國之主”，聲言寫《武后本紀》目的為“著其大惡”，以便清算等等。諸如此類，都可看出《新唐書》在觀點的正統方面更勝於《舊唐書》。在寫法上，《新唐書》也有不及《舊唐書》的地方。例如有的紀、傳失之太簡，甚至作了毫無道理的砍削。清代史評家王鳴盛《十七史商榷》曾提及，《新唐書》本紀較舊書幾乎減去十分之六七。有人統計，《舊唐書·本紀》部分近三十萬字，到《新唐書》僅剩下九萬字，而《哀帝本紀》舊書約一萬三千字，新書只剩千字左右。這種過簡的寫法，使《新唐書》失去了許多重要史料。又由於苛求文字精煉，宋祁、歐陽修等不惜刪去許多重要情節，如《舊唐書》里寫得十分生動、極為悲壯的《封常清傳》、《高仙芝傳》，到新書刪削得索然無味。尤其不應該的是由於排佛的偏見，《新唐書》將玄奘、一行等事跡一概不寫，致使這兩位偉大翻譯家和科學家，在《新唐書》中竟無反映。
由於《新唐書》歷宋、元、明至清初一直占有正統地位，一般人唯讀《新唐書》而不讀《舊唐書》，所以《新唐書》宋以來的版本遠多於《舊唐書》，流傳的主要版本有：（1）南宋刻本4種，分別是十四行殘本，舊藏皕宋樓，現藏日本靜嘉文庫；同十四行元補版殘本，藏於北京圖書館；十六行殘本124卷，亦藏北京圖書館；建陽書坊魏仲立刻殘本，舊藏嘉業堂。（2）元刻本，明國子監根據元版修補印行。（3）明刻本3種，分別是成化年間（1465~1487）國子監刻本，萬曆年間（1573—1620）北京國子監二十一史本，明末毛晉汲古閣十七史本。（4）清刻本多種，乾隆四年（1739）武英殿刻本，附宋董沖《唐書釋音》25卷。殿本又有各種翻刻本、影刻本、排印本、縮印本以及五局合刻本、開明二十五史本等。（5）商務印書館百衲本，以靜嘉堂本為主，配合“北圖”、“雙鑒樓”及“嘉業堂”藏本，保存了《新唐書》舊刻的真面目，勝於殿本。（6）中華書局標點本，1975年版，底本用百衲本。2000年，中華書局又推出了簡體橫排本。
後世對《新唐書》進行糾謬、辨證的著作頗多，舉其要者有：（1）吳縝《新唐書糾謬》，20卷，分20門，凡400餘事，宋元佑四年（1089）成書，紹聖四年（1097）上於朝廷。（2）汪應辰《唐書列傳辨證》，20卷，專攻《新唐書》列傳缺點。（3）王若虛《新唐書辨》，3卷，見《滹南遺老集》。（4）陳黃中《新唐書刊誤》3卷。（5）佚名《新唐書證誤》（《稽瑞樓書目》注錄抄本一冊）。（6）羅振常《南監本新唐書斠義》1卷，1936年上海石印本。
補：其他考訂著作一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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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書注稿偶存4冊(近人陳漢章) 浙江圖書館藏稿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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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唐書斠議正誤(羅振常) 二十四史訂補第9冊第329-347頁民國時期印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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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書西域傳注4卷(清沈惟賢) 光緒24年刊本 二十四史訂補第9冊第581-607頁影印本
唐書南詔傳箋注(今人王忠) 稿本 新唐書南詔傳箋證 中華書局1963年
補唐書張義潮傳1卷(清羅振玉) 永豐鄉人雜著本 二十五史三編第7冊第84-85頁
新舊唐書合鈔260卷(清沈炳震) 補正6卷(清丁子復) 嘉慶18年海寧查世？刊本
同治10年錢塘吳氏青？來堂刊本
新舊唐書互證20卷(清趙紹祖) 嘉慶18年古墨齋刊本 廣雅書局刊本 史學叢書二集影印廣雅本
叢書集成第3838-41冊 二十五史三編第7冊第88-172頁
新舊唐書合注(清王先謙) 稿本，藏中國科學院圖書館
新舊唐書魏徵列傳合注(清王先謙) 光緒9年自刊本 此即新舊唐書合注中之一卷
新舊唐書西域傳地理考證1卷(清丁謙) 浙江圖書館叢書一集本 二十五史三編第7冊有新唐書各外國傳地理考證
續唐書（清陳鱣） 二十四史訂補第8冊第889-？頁道光四年刻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