留學東洋
湖北襄陽人,1886年生於福建。其父朱蘊珊,翰林出身,遊宦於閩時,生綬光。其子朱尊權,中國工程院院士,1948年獲美國肯塔基大學碩士學位,50年代初回國,曾當選國際菸草科研合作中心(CORESTA)科技委員。朱家,襄陽望族,詩書傳家。朱綬光自幼向學,少年即貫通經史。1904年,被選送官費留學日本,先入振武學校,嗣入陸軍士官學校六期,與閻錫山、程潛、李烈鈞同年同期,因有同學之誼。1905年8月,同盟會成立,朱綬光入盟,成為最早的會員之一。隨即,偕同志閻錫山、程潛、黃郛、李烈鈞等二十八人組織“鐵血丈夫團”,共同分析時事,研究政情,“商討革命實施方案”。1909年,朱綬光從士官學校炮兵科畢業。回國後,出於“培養革命實力,須從文化教育著手”的考慮,一面督辦南京講武堂,一面兼編南洋兵學雜誌。辛亥革命,南京光復,朱綬光出任江蘇都督府軍械處長,鏇調軍政司司長,繼而辦理陸軍將校講習所。1914年,受聘保定陸軍軍官學校兵學教官。1917年,朱綬光辭謝教職,二次東渡,入日本陸軍大學,繼續深造,同期同學黃慕松、王樹常、陳儀、王孝縝 、張華輔。成為民國初年受過系統教育的極少數軍事人才之一。五年後返國,適逢張紹曾出長陸軍部,有意整理全國陸軍,被延聘為陸軍部參事,主持陸軍建設全盤計畫起草事宜。北京政變後,朱綬光一度出任陸軍部軍械司長。後因人事變更而卸任。
晉軍總參
1925年2月,卸任閒居的朱綬光應昔日的同學、同志,集山西軍民兩政於一身的閻錫山之聘,出任山西都督公署顧問,同時負責創建山西陸軍輜重教練所。由於曾經的同學同志關係,閻錫山不僅十分了解朱綬光的才學,而且對朱綬光在軍事學術方面的造詣非常欣賞。所以,朱綬光一到山西,閻錫山就把籌設山西陸軍輜重教練所的任務交給他。朱綬光在過去的時間裡曾經督辦南京講武堂,並因此而積累了較為豐富的辦學經驗。到山西後,首先傾全力於教練所的籌建,經過半年的努力,終於不負老同學之託,順利完成了籌建工作。輜重教練所是一所專門培植後勤保障人員的軍事教育機構,由朱綬光兼任所長,1925年當年暑期開學招生。在朱綬光的具體主持下,教練所一開始就顯示出它的正規化特點。所內講授科目有:步兵典範令、輜重勤務、兵站業務,以及戰術、築城、地形、兵器、馬學、衛生等簡要教程,正規部隊後勤人員應知應會的科目無不涉獵。教練所學制兩年,分別於1927年和1929年先後培養出兩批600餘名後勤輜重專業的專門人才,輸送到晉軍各部隊中擔任後勤業務,負責兵站輸送接濟工作,及時有效地解決了晉軍不斷擴充與接受過專門訓練的後勤輜重人員嚴重缺乏的矛盾。
最早的同盟會員、鐵血丈夫團成員,兩次赴日學習軍事所奠定的軍事學專家的地位,使朱綬光一開始就具有為其他人所不能及的高起點。因此,加入晉系集團之後,他很快就定位在參謀長的重要位置上,先任督署(都督公署)參謀長,閻錫山先後就任北方國民革命軍和第三集團軍總司令後,又改任總司令部參謀長和第三集團軍參謀長。作為參謀長,兩次北伐討奉之役,朱綬光均參贊戎機,大自戰略戰術,小至兵力部署,無不參與意見;制定作戰計畫,調兵遣將,多有謀劃在其中。1928年春,晉軍發動第二次討奉之役,朱綬光以第三集團軍參謀長襄助總司令閻錫山籌謀策劃一切,第三集團軍兵分左、右、中三路,右翼出井陘,搶先攻占石家莊及其以南地區,控制京漢路;左翼和中路分頭出平型關、淶源和龍泉關、阜平,奉軍僅有六七師兵力可以防守支援的保定形成南北夾擊之勢,勢在必得。6月,北伐軍甫近幽燕,朱綬光不辭危難,銜命首先進入北京,並出面“安民保僑”。第三集團軍如期接收北京,城內秩序井然,朱綬光功不可沒。北伐告成,朱綬光被任命為北平政治分會委員,暨河北省政府委員,兼北平衛戌總司令部參謀長,因總司令閻錫山長住太原,由朱綬光留京代行總司令職權坐鎮平津。同年7月,發生了震驚中外的孫殿英東陵盜寶案,朱綬光奉命查辦,他從追查銷贓渠道入手,成功緝捕了孫部師長譚溫江等人,使案情基本明了。9月,朱綬光又奉軍組織軍事法院,會審東陵盜案。但是閻錫山、蔣介石都想拉攏這個土匪軍閥為己用,又各自收受了孫從東陵盜出的大量珍寶,使得這一驚天大案最終不了了之。11月,奉派兼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委員,仍駐北平,擔負衛戌之責。
1929年2月,作為蔣介石平衡各派關係的結果,朱綬光代表晉系集團被任命為國民政府編遣委員會經理部副主任,代行主任職權。主任閻錫山於第一次編遣會議之後,即行返晉,掌管編遣經費調配的經理部一應事務,均交朱綬光應付處理。此後一段時間中,朱綬光與閻錫山一寧一併,電報往返,向閻錫山轉達蔣介石中央的意圖,請示處置方略,並就編遣問題交換意見。
8月4日,朱綬光與擔任第三集團軍編遣主任委員的周玳聯名電報閻錫山,稱:“蔣主席本日下午四時臨時召集職等談話,內容要旨有三:(一)謂二集團編遣數目,鈞座未為決定(此前蔣介石曾假意要朱綬光轉告閻錫山決定二集團軍編遣數目,閻錫山婉言拒絕),蔣主席擬中央與一、二、三各集團各縮編為九師,騰出數額,預備留為韓復榘、石友三及其他各部編遣數目。職等當時即表示如此分配,馮方實在便宜。蔣主席但囑云:先電徵求鈞座意見如何。職等竊以為如果按此規定,我方大為吃虧,務請鈞座加以考慮。(二)謂馮系要人最近向蔣主席請示三事:甲、請求中央予馮以考察全國水利督辦名義出洋。蔣意現無督辦名義,擬畀以考察水利專使名義。乙、請求二集團軍隊今後在河南駐紮,蔣意編遣後同屬國軍,到處可駐,不必指定河南。丙、請求在編遣期中,每月予二集團軍隊八十萬之接濟費。蔣意現時財政困難。以上三項要求,蔣囑電徵求鈞座意見。(三)謂隴海交通迄今尚未恢復,囑轉請鈞座速告馮方(馮玉祥其時已在山西)設法恢復。”閻錫山接電後,於8月5日回電,分條答覆如下:“(一)我年來本系以十二分誠懇之意,輔助主座(指蔣介石),奠定國基。此次編留兵額,我前在北平時,曾面呈主座,三集團無論縮編為若干個師,一聽主座主持,我毫無意見。現既擬縮編為九師,以中國情形論,對外既不能,對內則只嫌其多,不嫌其少。此次編遣,攸關建國基業,中外人心均注及於此。只求編遣成功,其他何必計較。(二)中央畀煥章以考察水利專使名義,至為適當。(三)二集團軍隊,前次本有要求在河南駐紮,我曾答以出洋後再說。主座以同屬國軍,到處可駐,不必指定河南,措詞至為正大。(四)每月接濟二集團軍隊費用,以前如何辦法,我不深知,但自該軍退出豫魯後,軍費亦實有困難情形,似應酌予接濟,所費數多,收效必宏。(五)隴海路恢復交通一節,當轉告二集團方面照辦也。”
8月15日,朱綬光專電閻錫山,就出任軍政部政務次長一事請示機宜:“普密昨晚耿光傳蔣主席諭,現鹿瑞伯(鍾麟)亟欲回軍政部長任,而陳公陝又以革命歷史太淺,被各方非難,擬以鹿鍾麟試署軍政部長,就職後令赴陝辦編遣事宜,以光為軍政部政次代理部務,征光同意。光答以現正實行編遣,經理部事務甚忙,北平方面復有兼職,時須回平料理,軍部責任重大,光尤非肆應人才,斷難勝任,請主席另簡賢能,免誤國事。耿光又云:現在實無相當人才,非光擔任不可。光追隨鈞座多年,自以鈞座意旨為進退,現正擬俟編遣完竣後再侍從出洋遊歷,個人絕無乾求祿位之意。究竟對於此事應如何應付,乞電示遵行。”閻錫山當即復電:“刪辰電悉,普密既承主席厚意,我當然贊同。” 8月24日,朱綬光正式兼任國民政府軍政部政務次長;10月11日,再代理軍政部長。1930年3月,朱綬光因病辭職。不久國民儻新軍閥間矛盾激化,閻錫山晉軍、馮玉祥西北軍和李宗仁桂系策劃聯合反蔣中原大戰爆發。說來也巧,三部參謀長:晉軍朱綬光、西北軍劉驥和桂系的張翼鵬都是湖北人,便由這三位參謀長居間聯絡,一時傳為趣聞。 不久朱綬光因病休養治療,幸而得以置身事外。
1932年2月,閻錫山復出。在閻錫山力邀之下,同年3月,朱綬光出任太原綏靖公署參謀長兼晉綏軍事整理委員會常務委員,繼續協助閻錫山擘畫軍機。1935年9月,閻錫山成立“防共委員會議”,以賈景德(太原綏靖公署秘書長)、榮鴻臚(太原警備司令)、李尚仁(省政府委員)、朱綬光(綏署參謀長)、陳樹榮(省會公安局長)、李潤發(憲兵司令)、薄毓相(公道團總幹事)、馬甲鼎(秘書)及湯文煥(秘書)等九人為委員,由賈景德、朱綬光、李尚仁為主席團,開會時輪流當主席。委員會的一切事務由朱綬光秉承閻錫山的旨意負責主持。全體委員除定期每周召開兩次或不定期的隨時開會研究防共情報和辦法外,還分別到各處去代表閻錫山作防共訓話和宣傳活動。1936年1月22日,朱綬光被南京國民政府授予中將軍銜。次年4月10日,據1936年4月10日公布的《陸軍中將加銜暫行條例》,“合於晉升上將之規定者,因為員額所限得先加上將銜”,“陸軍第二級上將出缺,由已加上將銜之中擇優轉補”的規定,再加上將銜。
1937年8月,抗戰軍興,閻錫山出任第二戰區司令長官,朱綬光由太原綏靖公署參謀長轉任長官部參謀長。不僅參與了大同會戰、平型關戰役、忻口會戰、太原會戰諸戰役的謀劃,而且親臨晉北指揮作戰。及至轉戰晉南。1938年2月,民族革命同志會成立,閻錫山指定朱綬光為第一屆高級幹部委員十三人之一。此後的一個時期中,朱綬光奉閻錫山之派赴陝西三原專門督辦第二戰區各軍之接濟。所遺參謀長一職,由楚溪春繼任。三原與西安相鄰,屬胡宗南轄區,是閻錫山二戰區糧餉的主要補給地。朱綬光常駐三原,負責疏通關係,督辦糧餉,有效地保證了供給,使“前線戰士,糧械不虞缺乏”。
安定蒙綏
1939年6月,鑒於綏蒙地區形勢嚴竣——伊克昭盟僅隔一條黃河與日軍相持。駐在歸綏、包頭之日軍第101騎兵聯隊,正積極準備進攻西北地區——為了安定綏蒙,減輕甘、寧、青地區的壓力,重慶政府決定成立“綏遠省境內蒙古各盟旗地方自治指導長官署”,以閻錫山兼任指導長官,以朱綬光為副指導長官。閻錫山系兼職,不實際到任,責成朱綬光以副指導長官負責主持一切。赴任之前,奉中樞指示:“必須安定蒙旗。”為此,朱綬光特選陝西榆林設立長官署。榆林以西即為有名的三邊(定邊、安邊、靖邊)地區,從延安北去庫倫,多由三邊穿越伊克昭盟,久而久之這裡形成了一條秘密的南北通道。朱綬光設長官署於榆林,不僅得以具體了解北去庫倫者的駝馬往返及車輛載運之實況,而且便於與駐榆之鄧寶珊部密切協調,在安定綏蒙的同時,兼顧為閻錫山的反共政策服務,一舉兩得。在綏蒙副指導長官任內,朱綬光不辱使命,使人心得以安定。1941年12月,太平洋戰爭爆發,日軍無力對綏蒙地區組織進攻。次年,應運而生的長官署奉命撤銷,朱綬光離任,返回二戰區。
悄然隱退
這時的朱綬光已年近花甲,撫今追昔,不禁感慨系之。想自己曾經是少年壯志,心向革命,孜孜以求于軍事理論。然而,幾十年過去了,空有一肚子學問,卻事業無成;徒具一腔報國熱情,卻不能放手施展拳腳;一直屈居老同學閻錫山之下,雖心有不甘,又不願背棄。幾十載歲月,彈指一揮間,轉眼年齒長矣,軍旅生活已到邊緣。1944年元月,漸生退意的朱綬光南歸接受軍事委員會上將參議官的任命,成為一名領有虛銜的將軍,不再隸屬於閻錫山的二戰區。1945年10月,朱綬光調兼國防部上將參議,並特派為第二戰區司令部上將參議,但不負具體責任。1946年11月,形同賦閒的朱綬光憑藉沒有幾個人可以相比的資歷,當選為制憲國民大會軍隊40名代表之一。1948年元月,同樣的原因,朱綬光被膺選為湖北省第一屆監察委員。同年2月14日,突患腦溢血不治,病逝於武漢寓所,終年62歲。後由湖北省改府公葬於武昌卓刀泉。
朱綬光逝世後,閻錫山親題“蘭蓀我兄遺像贊”,歷述其一生所建功業:“懿歟君,承清芬,學書劍,氣嶙峋。浮東海,研韜鈐,圖革命,早致身。返吳會,志乃伸,再徂東,學益醇。予薄德,治晉軍,君來佐,長幕賓。共患難,同苦辛,北伐成,就浦輪。綰戎政,輔國鈞,出榆塞,理邊藩。歷中外,策高勛,晚膺選,選以民。為監委,將建言,命不融,悲人天。歌黃鳥,涕沾巾,頌吉甫,告無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