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仲祿

朱仲祿

朱仲祿,生於青海省同仁縣,老一輩河湟花兒歌唱藝術家,人稱“花兒王”,風靡全國的《花兒與少年》創始者之一,自幼學唱花兒,博採眾長,形成了自己的演唱風格,聲音明亮挺拔,剛柔相濟,韻味地道,歌聲山野氣息濃厚,給人以天高氣朗的高原感受。

基本信息

人物生平

朱仲祿(照片2) 朱仲祿(照片2)

朱仲祿 男,1922年2月22日出生於青海省同仁縣保全村。1950年考入西北人民革命大學。曾任西北歌舞團、甘肅民族歌舞團獨唱演員、中國音樂家協會青海分會副主席、中國民間文藝家協會會員、民間歌手,已退休。自幼喜愛“花兒”。發表有《花兒的創新與破格》、《花兒演唱風格的探討》、《花兒演唱技巧的探索》等論文10多篇和《傳統花兒白首》。中國唱片社灌其演唱的花兒唱片段預告兒磁帶6盒。整理出版有民歌集《花兒選》(西北人民出版社1954年)。被譽為“花兒王”。 2007年12月22日14時10分在青海省西寧市逝世,享年86歲。

1953年後歷任西北歌舞團、甘肅民族歌舞團獨唱演員,青海省民眾藝術館創作員,中國民間文藝研究會青海分會副主席,青海省“花兒”學術研究會會長。以演唱“花兒”著稱。著有《花兒選》。

2007年12月22日下午2:10,一代花兒王朱仲祿在青海西寧家中去世。85歲的花兒王朱仲祿走了,他所代表的一個時代也結束。

朱仲祿(照片1) 朱仲祿(照片1)

1922年生於青海省同仁縣,老一輩河湟花兒歌唱藝術家,人稱“花兒王”。五十年代初隨西北各民族參觀團到北京參加首屆國慶各民族大聯歡,會上他演唱了花兒“河州大令”《上去高山望平川》,後又參加第一屆全國民間音樂舞蹈會演,演唱了花兒以及酒麴《尕老漢》,獲得極大成功。之後,朱仲祿走上了專業演唱花兒的藝術之路,先後在西北文工團、山西歌舞劇院、甘肅民族歌舞團等單位工作。1961年,他被邀請到上海中國聲樂研究所學習深造,接觸學習了西洋科學發聲方法,豐富了自己的演唱表現力,在藝術上更趨成熟。“文革”期間,“花兒”遭到禁止,朱仲祿在受到批鬥後被遣返青海監督改造。1978年平反後被安排到青海省民眾藝術館工作。1986年甘肅音像出版社為他出版了《朱仲祿演唱專輯》、《尕妹給了我半個心》等四盤花兒錄音帶。朱仲祿自幼學唱花兒,博採眾長,形成了自己的演唱風格,他的聲音明亮挺拔,剛柔相濟,韻味地道,歌聲山野氣息濃厚,給人以天高氣朗的高原感受。

“花兒”本是心上的話

朱仲祿(照片3) 朱仲祿(照片3)

2007年12月27日上午,記者來到西北師範大學音樂學院,專門採訪了音樂學院院長張君仁先生。張先生自2000年以來就致力於對朱仲祿的研究,也是朱仲祿先生的最後一個弟子,曾撰寫了《“花兒”王朱仲祿——人類學情境中的民間歌手》一書(這也是他的博士畢業論文)。他給我講述了他所知道的朱仲祿先生的往事。他認為,朱仲祿是民眾所公認的“花兒”王,是他所處的那個時代“花兒”藝術的傑出代表。

朱仲祿,1922年生於青海黃南藏族自治州同仁縣保全鎮永安村。朱仲祿的祖父朱成林出生在甘肅河州大北源朱家破,清末同治年間的戰亂中逃亡到青海同仁,當時年僅13歲。

同仁位於青藏高原的邊緣。是農耕文化和遊牧文化相接壤的地區,自古以來就是多民族、多文化的碰撞交流之地,也是“花兒”音樂最為發達的地區之一。

張君仁先生介紹:有三個人對朱仲祿的影響最大,首當其衝的就是朱仲祿的父親朱端。朱端不僅擅長祖傳的皮匠手藝,而且也是唱“花兒”的高手。張君仁先生說:“朱仲祿的父親每每外出,都要將尕成娃(朱仲祿小名)帶在身邊,這便使他從小就接觸了”花兒“,使得他對”花兒“產生了濃厚的興趣。朱端教給朱仲祿的第一首歌就是河州大令《上去個高山望平川》。”

在永安村還有一個唱“花兒”的高手人稱百歌阿爺,此人姓王,唱的“花兒”多且好聽,不少研究朱仲祿的人都把他稱之為王百歌。還有一個民間藝人瞎佛保,這位瞎佛保走南闖北,見多識廣,跟著他朱仲祿的視野得到了極大的開拓。跟著這些民間藝人他唱“花兒”的水平迅速提高,少年時,就成為名揚四鄉八里的“花兒”把勢。朱仲祿在12歲左右時上了村裡的國小,幾年後朱仲祿以作文第一名的成績考入了同仁縣辦學堂,一年多後,又考入了青海西寧的崑崙中學。朱仲祿在這所中學裡打下了堅實的基礎,同時也認識了在學校擔任音樂教師的王洛賓。在崑崙中學朱仲祿創作了不少詩歌和小品,也填了一些“花兒”詞。

張君仁先生認為:朱仲祿之所以能被稱為“花兒”王,與他深厚的傳統文化功底密不可分,這得益於在崑崙中學的學習。

一曲高歌天下聞

1949年9月,西寧解放後不久,朱仲祿報名考入了中國人民革命大學三分部(簡稱革命三部),這是一個專門為培養少數民族幹部而成立的速成機構,設在鄧家花園。1950年8月,他們這一期革大學員就要畢業了。在畢業晚會上,朱仲祿大展歌喉。他的歌聲引起了參加畢業晚會的“西北文協採風團”成員音樂家關鶴岩、陳川靜等人的興趣。在他們的幫助引導下,朱仲祿對“花兒”這一民間藝術有了全新的認識。在這之前的1949年10月,朱仲祿就已被剛剛成立的甘肅人民廣播電台邀請去進行直播演唱。這是“花兒”第一次通過電波傳向外面的世界。

“他不僅是一個好唱家,而且也是一個好作者和研究者。在他的一生中,正式發表於各種刊物的論文,評論至少在150篇以上。像朱仲祿這樣集演唱、創作、研究於一身的三棲‘花兒’藝人,在‘花兒’藝術史上前所未有。”

實際上,在接下來的歲月里,他創造了多個“花兒”之最:

1950年國慶,朱仲祿在北京先農壇舉行的“各民族大團結聯歡會”上,唱了他新編的青海“花兒”《毛主席如咱親爹娘》,第一次將“花兒”帶入了北京的正式場合。1952年,他為電影《太陽照亮了紅石溝》配唱了三首“花兒”,第一次讓“花兒”走上銀幕。

1953年,作為西北地區的代表,他將“花兒”唱進了中南海,受到了毛澤東、周恩來等國家領導人的接見,中國唱片出版社也發行了他演唱的“花兒”《上去個高山望平川》和酒麴《尕老漢》,這是“花兒”史上的第一張唱片,匯演後,他又在中央音樂學院講授了“花兒”,第一次將“花兒”帶進了高等學府。

1954年,他又選編了一本《花兒選》,這是中國出版史上的第二本與“花兒”有關的書。

1957年秋,朱仲祿參加了在莫斯科舉行的第七屆世界青年聯歡節,“花兒與少年”受到了外國友人的讚賞,為祖國贏得了聲譽。在第11屆亞運會閉幕式上,“花兒與少年”大型歌舞又展現在億萬觀眾眼前,為國爭了光。

餘音繞樑成絕唱

張君仁認為,朱仲祿之所以能被稱為“花兒”王,與他所做的這些“花兒”之最的事密不可分,也和他對“花兒”進行的一系列整理工作密不可分。在關鶴岩等人的大力支持下,他對“花兒”中流傳最廣、變體最多、影響最大的《河州令》進行了分類。

這次分類,將《河州令》按照樂曲風格等進行了初步的類型劃分。在朱仲祿的建議下原來的長令《上去個高山望平川》被命名為《河州令》的同時,又把其他一些曲調分別劃分為《河州二令》、《河州三令》。在朱仲祿改編創作的眾多“花兒”曲調中《下四川》和《花兒與少年》最引人注目。

張君仁先生介紹說,《下四川》原是流行在甘肅東部及寧夏六盤山地區的一首山歌,1953年朱仲祿從甘肅禮縣採集到了這首山歌,當時原詞是這樣的:

“羊吃路邊的青草哩,我唱山歌調調哩,掌柜手拿菜刀哩,要宰我的羊羔哩。”

“這首歌經過朱仲祿先生的改編完全變了一個樣子,雖然鏇律原曲調主題形成了常見的三段式結構,而歌詞則用河州‘花兒’的形式進行再創作,表現了全新的內容。”

1956年冬天,為了迎接即將舉行的全國專業音樂舞蹈匯演,朱仲祿又與作曲家呂冰、舞蹈家章新民等人創作了歌舞《花兒與少年》,這部抒情歌舞的基本素材取自於民間音樂。其中的舞蹈動作來自民間社火‘八大光棍,音樂則來自於民間小調《藍橋相會》、《四季調》和《五更調》三首歌曲。

“朱仲祿提供了上述音樂舞蹈、服裝、道具等素材,並以他最熟悉的河州’花兒‘格式編寫了歌詞,全曲中除了《四季歌》是由石殿烽配詞外,其餘大部都採取了河州’花兒‘的形式。”

如果沒有對甘青民間音樂、民俗文化的熟悉和了解,就不能提供適當的創作素材,對當時的西北歌舞團來說,沒有朱仲祿,也不會有今天的《花兒與少年》。

張君仁曾經多次採訪“花兒”王朱仲祿。他說:“朱仲祿不僅性格直爽,而且富有激情。我清楚地記得每次拜訪朱仲祿先生的情景,走路腰板挺直,說話直爽且嗓門很大,但這並不是耳朵不靈敏,而是性格決定的。尤其是富有激情,容易動感情,像所有的具有天賦的音樂家那樣,語言、演唱、手勢並用,講到感情激動時,往往聲淚俱下。”

從張先生處得知,2007年4月,中國唱片公司出版了朱仲祿生前的最後一張唱片《西北“花兒”王》,並獲得了中國“金唱片”獎,這張由張君仁博士選編並撰稿的唱片,是對朱仲祿先生一生“花兒”演唱事業的總結。

如今,一代“花兒”王遠離而去,留下的是響徹天地間的“花兒”曲調,遠遠的我們仿佛又聽到了他的歌聲:“哎吆吆……上去個高山望平川,平川里一朵白牡丹。”

人物評價

張君仁認為,朱仲祿之所以能被稱為花兒王,與他所做的這些花兒之最的事密不可分,也和他對花兒進行的一系列整理工作密不可分。在關鶴岩等人的大力支持下,他對花兒中流傳最廣、變體最多、影響最大的《河州令》進行了分類。

這次分類,將《河州令》按照樂曲風格等進行了初步的類型劃分。在朱仲祿的建議下原來的長令《上去個高山望平川》被命名為《河州大令》的同時,又把其他一些曲調分別劃分為《河州二令》、《河州三令》。在朱仲祿改編創作的眾多花兒曲調中《下四川》和《花兒與少年》最引人注目。1956年夏,為了參加“聶耳音樂周”的演出,朱仲祿和作曲家劉烽共同創作了大合唱《下四川》。

張君仁先生介紹說,《下四川》原是流行在甘肅東部及寧夏六盤山地區的一首山歌,1953年朱仲祿從甘肅禮縣採集到了這首山歌,當時原詞是這樣的:

“羊吃路邊的青草哩,我唱山歌調調哩,掌柜手拿菜刀哩,要宰我的羊羔哩。”

“這首歌經過朱仲祿先生的改編完全變了一個樣子,雖然鏇律原曲調主題形成了常見的三段式結構,而歌詞則用河州花兒的形式進行再創作,表現了全新的內容:

”一溜溜山來兩溜溜山,三溜溜山,腳戶哥下了四川;今個牽來明個牽,天天牽,夜夜晚夕夢裡見……“這就是河州花兒中有名的《下四川令》。

朱仲祿是把花兒推向世界的功臣。在他70多年的花兒演唱生涯中,鮮花與掌聲相伴,牢獄與批鬥相連,是一個時代民間藝人的真實寫照,他見證了花兒由山溝走向世界的全過程。他創作的《花兒與少年》,《下四川》等曲調,至今,是花兒音樂中的經典作品。有人說,說到京劇人們就會想起梅蘭芳,說到豫劇人們就會想起常香玉,那么要說到花兒就會想起朱仲祿,可見,朱仲祿對於花兒的巨大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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