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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瞞傳》考論——兼論六朝雜傳的小說化傾向
作者：熊明
文獻記載
《曹瞞傳》，《隋書經籍志》無著錄，《舊唐書經籍志》史部雜傳類、《新唐書藝文志》史部雜傳記類著錄，題“《曹瞞傳》一卷，”《舊唐志》署“吳人作”，《新唐志》不署撰人，此傳早佚，裴松之注《三國志·武帝紀》多引其文，基本結構和主要內容大致完整。除《三國志》裴注以外，其佚文也散見於其他古籍舊典中，計有：
《後漢書》李賢注卷九《孝獻皇帝紀》“曹操與韓遂、馬超戰於渭南，遂等大敗，關西平”下；卷七十四《袁紹列傳》上“攻破瓊等，悉斬之”下；卷七十五《呂布傳》“常御良馬，號曰赤兔，能弛城飛塹”下各引其文一條。
《文選》李善注卷四四《為袁紹檄豫州》“士民傷懷”下引其文一條。
《世說新語》劉孝標註假譎篇第一條下、第三條下各引其文一條。
酈道元《水經注》卷十九《渭水》“又東過華陰縣北”下引其文一條。
《藝文類聚》卷十七《人部·發》、卷七十《服飾部下·胡床》、卷八十五《百穀部·谷》、卷八十五《百穀部·麥》、卷八十六《果部·梨》各引其文一條。
《太平御覽》卷七四《地部三九·沙》、卷三一五《兵部四六·掩襲上》、卷三五七《兵部八八·銜枚》、卷三五七《兵部八八·棓》、卷三七三《人事部一四·發》、卷五一二《宗親部二·伯叔》、卷六九一《服章部八·鞶囊》、卷七0四《服用部六·囊》、卷七四三《疾病部六·陽病》、卷八三0《資產部一0·量》、卷八三七《百穀部一·谷》、卷八三八《百穀部二·麥》、卷八九七《獸部九·馬五》、各引《曹瞞傳》文一條。另外，《御覽》中又有《曹瞞別傳》佚文六條：卷一三七《皇親部三·孝獻伏皇后》、卷三六七《人事部八·口》、卷三九一《人事部三二·笑》、卷六四九《刑法部一五·發》、卷五四三《禮儀部二一·拜》、卷九六九《果部·梨》。考其文，與《曹瞞傳》同，亦即《曹瞞傳》之異稱。
《北堂書抄》卷九《帝王部九·責躬二五》、卷二0《帝王部二0·猜忌六六》、卷一一二《樂部八·倡優二八》、卷一二四《武功部一二·棒四四》、卷一三五《服飾部四·胡床四0》、卷一三六《服飾部三·囊八0》，各引其文一條。
《白孔六帖》卷四七《鞭撲九》、卷四八《犯夜一八》各引其文一條。
《事類賦注》卷二一《獸部二·馬》引其文一條。
現以裴松之《三國志注》1為底本，以上述諸書校補，輯錄如下：
操（《三國志注》操作太祖，據《世說新語注》改，以下凡《三國志注》稱太祖、王、公皆據而改之，不再說明。）一名吉利，小字阿瞞（《御覽》卷五一二此句無小字）。
嵩，夏侯氏之子，夏侯惇之叔父，操予惇為從兄弟。
操，少好（《御覽》卷五一二、卷七四二無好字）飛鷹走狗（《世說新語注》走狗作譎詐），遊蕩（《御覽》卷三六七作遨遊，《世說新語注》作游放）無度，其叔父數言之於嵩，操患之。後行（《三國志注》無行字，據《御覽》卷三六七補）逢叔父於路（《御覽》卷三六七路作道），乃陽（《御覽》卷五一二同此，卷七四三陽作徉）敗面?口，叔父怪問其故，操曰：“卒中惡風”（《御覽》卷三六七惡風作暴風，卷七四三作風）。叔父以告嵩（《御覽》卷九三、卷七四三同此，卷三六七此句作叔父告其父），嵩驚愕，呼操（《御覽》卷三六七此句作父呼見之，卷七四三作嵩驚呼太祖），操口貌如故（《御覽》卷九三此句前有而字，口貌作口兒，卷七四三無口字，卷三六七此句作操面如故）。嵩問曰：“叔父言汝中風，已差乎？”操曰：“初不中風，但失愛於叔父，故見罔耳”。嵩乃疑焉（《御覽》卷七四三無焉字），自後叔父有所告（《御覽》卷七四三有所告作所言），嵩終不覆信（《御覽》卷八三0無終字）。操於是益得意矣（《御覽》卷九三意矣作肆意）。
及為洛陽北部尉（此句據《御覽》卷九三補，《書抄》卷一二四此句作操為洛陽北部尉，《白帖》卷四七、四八此句前有太祖二字，無及字），操初入尉廨，繕治四門，造五色棒，懸門左右，各十餘枚，有犯禁者，不避（《御覽》卷九三避作問）豪強，皆（《御覽》卷三五七、《書抄》卷一二四皆作輒）棒殺之。後數月，靈帝愛幸小黃門蹇碩叔父夜行，即殺之。京師斂跡，莫敢犯者，近習寵臣鹹疾之，然不能傷，於是共稱薦之（《御覽》卷九三之作操），故遷為頓丘令。
昔操破粱孝王棺，收金寶，天子聞之哀泣（據《文選注》補）。2
呂布有駿馬，名赤兔，常騎之，時人為之語曰：“人中有呂布，馬中有赤兔（此句據《事類賦注》卷二一及《御覽》卷八九七補，《三國志注》、《後漢書注》作：時人語曰：人中有呂布，馬中有赤兔）。“
自京師遭董卓之亂，人民流移東出，多依彭城間，遇操至，坑殺男女數萬口於泗水，水為不流，陶謙帥其眾軍武原，操不得進，引軍從泗南攻取慮、睢陵、夏丘諸縣，皆屠之，雞犬亦盡，墟邑無復行人。
操聞許（《三國志注》無許字，據《御覽》卷三一五、《後漢書注》卷七四補）攸來，跣出迎之（《御覽》卷三一五之作攸），撫掌笑曰：“子遠卿來，吾事濟矣。”既入坐，謂操曰：“袁氏軍盛，何以待之？今有幾糧乎？”操曰：“尚可支一歲。”攸曰：“無是，更言之！”又曰：“可支半歲。”攸曰：“足下不欲破袁氏邪，何言之不實也！”操曰：“向言戲之耳，其實可一月，為之奈何？”攸曰：“公孤軍獨守，外無救援而糧谷已盡，此危急之日也，今袁氏輜重有萬餘乘，在故市、烏巢，屯軍無嚴備，今以輕兵襲之，不意而至，燔其積聚，不過三日，袁氏自敗也。”操大喜，乃選精銳步騎，皆用袁軍旗幟，銜枚縛馬口，夜從間道出，人抱束薪，所歷道有問者，語之曰：“袁公恐曹操抄略後軍，遣兵以益備。”聞者以為然，皆自若，既至，圍屯，大放火，營中驚亂，大破之，盡燔其糧谷寶貨，斬督眭元進、騎督韓莒子、呂威璜、趙睿等首，割得將軍淳于仲簡鼻，未死，殺士卒千餘人，皆取鼻，牛馬割唇舌，以示紹軍，將士皆怛懼。時有夜得仲簡，將以詣麾下，操謂曰：“何為如是？”仲簡曰：“勝負自天，何用為問乎！”操意欲不殺，許攸曰：“明旦鑒於鏡，此益不忘人。”乃殺之。
買，（袁）尚兄子。（《三國志》卷六《魏書·袁紹傳》裴注引）
遣侯者數部前後參之，皆曰：“定從西道，已在邯鄲。”操大喜，會諸將曰：“孤已得冀州，諸君知之乎？”皆曰：“不知。”操曰：“諸君方見不久也。”
時寒且旱，二百里無復水，軍又乏食，殺馬數千匹以為糧，鑿地入三十餘丈乃得水，既還，科問前諫者，眾莫知其故，人人皆懼，操皆厚賞之，曰：“孤前行，乘危以徼悻，雖得之，天所佐也，故不可以為常，諸君之諫，萬安之計，是以相賞，後勿難言也。”
操征馬超，隔渭水（此句據《御覽》卷七四補），操將過河（《藝文》卷七0、《書抄》卷一三五此句作操與馬超戰，將過河），前隊適渡，超等奄至，操猶（《書抄》卷一三五猶作恚）坐胡床不起，張郃等見事急，共引操入船（《藝文》卷七0船作舡），河水急，比渡，流四五里，超等騎追射之，矢下如雨，諸將見軍敗，不知操所在，皆惶懼，至見，乃悲喜、或流涕，操大笑曰：“今日幾小賊所困乎！”
操與馬超隔渭水，每渡渭（此句據《水經注》卷一九、《三國志注》此句作時公軍每渡渭），輒為超騎所衝突，營不得立，地又多沙，不可築壘。婁子伯說操曰：“今天寒，可起沙為城，以水灌之，可一夜而成。”操從之，乃多作縑囊以運水，夜渡兵作城，比明、城立，由是操軍盡得渡渭。超、遂數戰不利，操縱虎騎夾擊，大破之，超、遂走涼州（此四句據《後漢書注》卷九補）。
操遣華歆勒兵收後，後閉戶匿壁中，歆壞戶發壁，牽後出，帝時與御史大夫郗慮坐，後被發徒跣過，執帝手曰：“不能復相活邪？”帝曰：“我亦不知命在何時也。”帝謂慮曰：“郗公，天下寧有是邪？”遂將後殺之，完及宗族，死者數百人。
曹操征張魯，至陽平，張魯使弟衛據陽平橫山築城十餘里，攻之不下，拔刀還軍。見大軍退，其守備懈，操乃密遣騎將等乘險夜襲，大破之。（此段《三國志注》不引，據《御覽》卷三一五補）
為尚書右丞司馬建公所舉，及操為王，召建公至鄴，與歡飲，謂建公曰：“孤今日復可作尉否？”建公曰：“昔舉大王時，適可作尉耳。”操大笑，建公名防，司馬宣王之父。
是時南陽間苦徭役，音於是執太守東里袞，與吏民共反，與關羽連和，南陽功曹宗子卿往說音曰：“足下順民心，舉大事，遠近莫不望風，然執郡將，逆而無益，何不遣之，吾與子共戮力，比曹公軍來，關羽兵亦至矣。”音從之，即釋太守，子卿因夜逾城亡出，遂與太守收余民圍音，會曹仁軍至，共滅之。
操更修治北部尉廨，令過於舊。
桓階勸操正位，夏侯淳以為宜先滅蜀，蜀亡則吳服，二方既定，然後尊舜禹之軌，操從之。及操斃，惇追恨前言，發病卒。
操自漢中至洛陽，起建始殿（《三國志注》無此句，據《御覽》卷九六九、《藝文》卷八六補），操使工蘇越徙美犁（《御覽》九六九、《藝文》卷八六無王字）。掘之，根傷盡出血（《御覽》卷九六九、《藝文》卷八六無傷字），越白狀（《藝文》卷八六與此同，《御覽》卷九六九此句作越以狀聞王），操躬自視而惡之（《御覽》卷九六九、《藝文》卷八六無而惡二字），以為不祥，還遂寢疾。
操為人佻易（《御覽》卷九三作輕易）無威重，好音樂，倡優在側，常（《御覽》卷九三常作但，《書抄》作恆）以日達夕，被服輕綃，身自佩小磐囊以盛手巾細物。時或冠恰帽以見賓客，每與人談論戲弄，言誦（《御覽》卷九三誦作辭）盡無所隱（《御覽》卷三九一此句作每與人談論戲弄，言確盡無所隱），及歡悅大笑，至以頭沒杯案中，餚膳皆沾淤巾幘，其輕易如此。然持法峻刻，諸將有計畫勝出己者，隨以法誅之，及故人舊怨，亦皆無餘。其所刑殺，輒對之垂涕嗟痛之，終無所活。初，袁忠為沛相，嘗欲以法治操，沛國桓邵亦輕之，及在袞州，陳留邊讓言議頗侵操，操殺讓，族其家。忠、邵俱避難交州，操遣使就太守士燮，盡族之。桓邵得出首，拜謝於庭，操謂曰：“跪可解死邪！遂殺之。嘗出軍行經麥中，令“士卒無敗麥，犯者死”。騎士皆下馬，付麥以相持（《御覽》卷九三作指麥以相付，卷八三八及《藝文》卷八五作持麥以相付），時操馬騰入麥中，敕主薄議罪，主薄對以《春秋》之義，罰不加於尊。操曰：“製法而自犯之，何以帥下？然孤為軍帥，不可殺，請自刑。”因援劍（《御覽》卷三七三、卷八三七、《藝文》卷一七與此同，《御覽》卷九三援劍作拔刀）割發以置地。又有幸姬常從晝寢，枕之臥，告之曰：“須臾覺我。”姬見操臥安，未即寤，及自覺，棒殺之。操在軍（此三字據《世說新語注》補），常討賊，賦（《三國志注》無此字，據《御覽》卷八三0、八三七、《藝文》卷八五補）廩谷不足，私謂主者曰：“如何？”主者曰：“可以小斛以足之（《御覽》八三七與此同，卷八三0、《藝文》卷八五此句作以小斛量之）。”操曰：“善。”後軍中言操欺眾，操謂主者曰：“特當借君死以壓眾（《御覽》卷八三七死前有一字、君作汝，《世說新語注》眾後有心字），不然事不解。”乃斬之，取首題徇曰（《世說新語注》此句作背以徇曰）“行小斛，盜官谷，斬之軍門”。其酷虐變詐皆此類也。
二
從以上所錄可以看出，此文還多有不連貫處，說明其間還有亡佚而不可得的文段，不過，以上所錄已頗具規模，從中也可大致窺見其原始文本的面貌。這裡，有幾個問題還須略作說明。
一是《曹瞞傳》的作者問題。《曹瞞傳》在書目中的著錄，見於新舊《唐志》，而僅有《舊唐志》署其撰人為“吳人作”，這一題署頗讓後人費解，到底撰人是誰呢？是不是吳人即是撰人，姓吳名人呢？此系臆測，毫無根據。姚振宗認為，吳人指三國時吳國之人，作者姓名是“被山”。他在《三國藝文志》史部雜史類著錄《曹瞞傳》時考證說：“《藝文類聚》百穀部引被山《曹瞞傳》，則作者姓被名山，吳人也。邵思《姓解》雲《古今人表》有被衣，為堯師，被音披。又有被雍，《左傳》有鄭大夫被雍。漢有牂牁太守被條，吳有被離，此被山之所出歟？”3姚振宗“被山”之說系誤讀《藝文類聚》之文而得出的錯誤結論。考《藝文類聚》卷八十五百穀部引《曹瞞傳》文，此文之上是《風俗通》的一段文字：“……天愛斯民，扶助聖主，事有徵應，於是旅谷彌望，野繭被山”，其下接“《曹瞞傳》曰”，顯然，姚氏是把《風俗通》文中的末二字“被山”誤與“《曹瞞傳》曰”相連，而有此說。竊以為“吳人”系指三國時吳國人，而作者之姓名不詳。章宗源《隋書經籍志考證》、侯康《補三國藝文志》及梁章鉅《三國志旁證》都認為“吳人”指三國時吳人。六朝雜傳，多為“幽人處士”4或“方聞之士”5“因其尚志，率爾而作”6，這些人多未留下姓名，《曹瞞傳》的作者亦屬此流。
二是傳中曹操的稱謂問題。裴松之《三國志注》引《曹瞞傳》對曹操的稱謂，隨《三國志》正文而變化，或稱“太祖”、或稱“公”、或稱“王”，而他書注引則有直接稱“操”、或“曹操”的。對此種稱謂不統一的現象，章宗源在《隋書經籍志考證》中說：“……語皆質直不為魏諱，故《世說注》、《文選注》所引皆稱操名，惟《魏志注》多稱太祖，自系裴松之所改，非吳人原本”。盧文弨也說：“太祖之稱非《曹瞞傳》本文如此，此傳作於吳人，直斥其小字，豈肯稱太祖，此與下稱公、稱王皆裴注隨正文稱耳”7。章氏、盧氏所言甚為有理，所以我在輯錄此文時，皆據他書將《三國志注》中稱“太祖”、“王”、“公”者改為“操”或“曹操”。
三是《曹操別傳》和《魏武別傳》是否為《曹瞞傳》異稱的問題。在《太平御覽》的引文中，有《曹操別傳》文六條：卷二六三《職官部六一·別駕》、卷四六七《人事部一0八·喜》、卷四九六《人事部一三七·跪》下、卷五五一《禮儀部三0·棺》、卷六四七《刑法部一三·殺、族刑》、卷八一一《珍寶部一0·金》下各引一條。《藝文類聚》卷八十三《寶玉部上·金》也引《曹操別傳》文一條，總計七條，其中三條相同。此外，《太平御覽》卷四三一《人事部七三·儉約》又有《魏武別傳》文一條。侯康《補三國藝文志》認為《曹操別傳》和《魏武別傳》都是《曹瞞傳》的異稱。他說：“《藝文》、《御覽》又屢引《曹操別傳》，所稱人中有呂布，馬中有赤兔一條（《御覽》四百九十六）與此合，魏梁孝王冢一條（《藝文》八十三），《文選·檄豫州》注正作《曹瞞傳》，則一書而異名耳。《御覽》又引《魏武別傳》（卷四百三十一）稱操為武皇帝，並載操子中山王袞事，或亦本一書而後人易其稱乎”。姚振宗《三國藝文志》引侯氏此說，可見他也有相同的看法，他又說：“書雖名傳，實與魏人所作《魏武本紀》相類，書中亦兼及眾人事，與別傳記一人事跡著不同，故與家傳併入雜史”。姚氏將《曹瞞傳》、《曹操別傳》和《魏武別傳》視為一書，並認為其所記除了曹操事跡而外還“兼及眾人”，把它從雜傳中剔除而歸入雜史一類。這種做法不免略嫌牽強，竊以為以人名為傳名的六朝雜傳，多屬個人傳記，《曹瞞傳》亦不例外，且為任何個人立傳，都可能旁及他人，因為任何事、任何人都是相互關聯而非孤立的存在。所以，姚氏將其歸入雜史類值得商榷。侯氏、姚氏將三傳視為同書而異稱的一傳，所舉兩條例證，固有一定道理，不過，卻也還有些疑問。
其一，在《太平御覽經史圖書綱目》中，同時列有《曹瞞傳》和《曹操別傳》，排列緊鄰，一前一後，如屬同書異名，《御覽》編纂者應有所覺察。《御覽》引書固有一書多稱而不加歸併的情況存在，但像這種傳名如此接近、又列於一處的情況，屬同書異名的可能性不大。且曹操作為一代梟雄，在歷史上又是頗有爭議的人物，有數傳傳其事亦在情理之中，這種一人數傳的情況也很普遍，如有關嵇康的別傳，就有嵇喜的《嵇康傳》、孫綽的《嵇中散傳》及佚名的《嵇康別傳》8。
其二，《魏武別傳》中稱曹操為“武皇帝”，根據各位前賢所言，《曹瞞傳》既為吳人所作，是不應尊稱其為武皇帝的，而此條《三國志》裴注又不見注引，就我作井底之觀，亦不知有他書（魏人之書）的轉引，則不存在所謂“裴改”一類的問題。且文內“武皇帝”之稱與傳名“魏武別傳”頗相一致，把它視為《曹瞞傳》之異稱是欠妥的9。
其三，《御覽》卷二六三《職官部六一·別駕》下所引《曹操別傳》中華諶之事中，華諶後來是“還以為掾”，《三國志·武帝紀》載同一事，而華諶後來是“為魯相”，如果《曹操別傳》與《曹瞞傳》同屬一傳，那么裴松之是應該注意到這一不同的，而對於不同，他往往列舉以存疑。如《曹瞞傳》中載曹軍渡渭一事中關於“天寒”的問題，裴松之就加按語說：“……或疑於時九月，水應未凍，臣松之按：《魏書》公軍八月至潼關，閏月北渡河，即其年閏八月也，至此容可大寒邪！”（第三十六頁）而此處明顯的不同，他卻置之而不顧，似乎不太可能，合理的解釋是《曹操別傳》此段文字不屬於《曹瞞傳》文，裴氏可能未見此文。
其四，侯氏認為三傳為同書異名所舉的兩證，亦不能完全說明問題，因為不同的人為同一人作傳，他們完全有可能使用傳主的同一件事，如《曹操別傳》中華諶之事，《三國志》亦有記，文字出入也不大。另外，“人中有呂布，馬中有赤兔”為時人之諺語，誰取而用之都是相同的。不能因為《曹操別傳》有此條而《曹瞞傳》亦有此條就憑此判定它們是同書異名的一傳。另外，古人著書，相互轉抄的現象也很普遍，所以，即使文字有相同或相似之處也是不足為據的。
由於存在這些疑問，本文暫不以《曹操別傳》、《魏武別傳》為《曹瞞傳》之異名，現將其佚文單獨輯錄如下，以待確證。
曹操別傳
拜操典軍都尉，還譙沛，士卒共叛襲之，操得脫身亡走，竄平河亭長舍，稱曹濟南處士，臥養足創八九日，謂亭長曰：“曹濟南雖敗，存亡未可知，公幸能以車牛相送，往還四五日，吾厚報公。”亭長乃以車牛送操，未至譙，數十里，騎求操者多，操聞，開帷示之，皆大喜，始寤是操。（《御覽》卷四六七）
操引兵入峴（《藝文》卷八十三此句作“操別入碭”），發（《御覽》卷五五一發作破）梁孝王冢（《御覽》卷五五一冢作棺。此句《藝文》卷八三作：“發梁孝王冢，破棺”），收金寶數萬斤（《藝文》卷八三與此同，《御覽》卷五五一無數萬斤三字），天子聞之哀泣。（《御覽》卷八一一）
呂布梟勇，且有駿馬，時人為之語曰：“人中有呂布，馬中有赤兔”。（《御覽》卷四九六）
武皇帝為兗州，以畢諶為別駕，兗州亂，張孟劫諶母弟，帝見諶曰：“孤綏撫失和，聞卿母、弟為張邈所執，人情不相遠，卿可去孤自遣，不為相棄。”諶涕泣曰“當以死自效。”帝亦垂涕答之，諶明日便走，後破下坯，得諶，還以為掾。（《御覽》卷二六三）
始，表忠為沛相，薄待操，沛國桓劭亦輕之，及在兗州，陳留邊讓頗笑操，操殺讓，族其家，忠、劭俱避難交州，操遠使就太守士燮，盡族劭，劭得出首，拜謝於庭，操謂：“跪可解死耶！”遂殺之。（《御覽》卷六四七）
魏武別傳
武皇帝子中山恭王兗尚儉約，教敕妃妾紡績紉習為家人之事。（《御覽》卷四三一）
三
從以上所輯《曹瞞傳》文我們可以看到，《曹瞞傳》雖類屬史傳，卻與正統史傳有了很大的不同，仔細分析不難發現，這種不同在於：與正統史傳相比，《曹瞞傳》的史傳性已不甚明顯和強烈了，而在其字裡行間，萌動著一種稚嫩但卻極富感染力的全新特質，我們把這種特質稱為雜傳的小說性，或小說化傾向。《曹瞞傳》的小說性或小說化傾向具體表現為人物傳寫的個性化，敘事建構的情節化和風格取向的諧謔化。
《曹瞞傳》的小說化傾向首先體現在其人物傳寫的個性化方面。
中華民族是一個重史的民族，以史為鑑的思想源遠流長，並始終是歷史著述的終極追求。司馬光乾脆以“資治通鑑”名其史著就是這一思想極端外化的表現。對正統史著而言，它必須蘊含“經世之大略”、“得失之樞機”10，必須肩負起“記功司過，彰善癉惡”11，“申以勸誡，樹之風聲”12的政治及道德責任。所以，正統史著對人物的傳寫便集中於人物的資鑒價值蘊涵，對人物的定位，也主要是把他們置於資鑒歷史的框架之中，而不是把他們作為個體的人。《曹瞞傳》中對曹操的傳寫，顯然不是在追求其資鑒價值，也不是把他作為一個時代的風雲人物，而是從個體的人的角度為他立傳的。傳中所記之事，只要把它與《三國志·武帝紀》稍加比較，就不難發現都是些日常細事，即使涉及重大政治軍事活動，也主要是把筆墨用在其間的瑣碎之事上。
《曹瞞傳》在把曹操作為個體的人進行關注的情況下，突出的是他的個性品格，整個傳文都是圍繞著他“輕佻無威重”、“峻刻”、“酷虐變詐”和不畏權貴、多謀善斷、臨危坦然、樂觀豁達的品性來寫的。魏劉邵《人物誌》說：“……故其剛柔明暢，貞固之徵，著乎形容，見乎聲色，發乎情味，各如其象”13。即是說人的品性如剛強柔和、明白曉暢、堅貞穩固之類，顯露於人的形貌容姿、言語聲色。為了突出曹操的這些個性品格，《曹瞞傳》正是緊緊抓住曹操的言行來進行傳寫的。
《曹瞞傳》大量地使用了人物的語言和對話來表現曹操的品性，如與馬超、韓遂交戰，失敗後曹操大笑而語：“今日幾為小賊所困乎”，充分顯露出他的樂觀豁達品性。又如聽說已得冀州後所言：“孤已得冀州，諸君知之乎”、“諸君方見不久也”，其欣喜之狀溢於言表。再如桓邵出首拜謝時所語：“跪可解死乎”，就將其酷虐之性和對舊怨耿耿於懷、不報不快的心理暴露無遺。同時，《曹瞞傳》中的對話也十分精彩，如曹操與許攸的一段對話：
操聞攸來，跣出迎之，撫掌笑曰：“子遠卿來，吾事濟矣。”
既入坐，謂操曰：“袁氏軍勝，何以待之，今有幾糧乎？”
操曰：“尚可支一歲。”
攸曰：“無是，更言之。”
又曰：“可支半歲。”
攸曰：“足下不欲破袁氏邪？何言之不實也！”
操曰：“向言戲之耳，其實可支一月，為之奈何？”
攸曰：“公軍……”
這一段對話生動地凸顯了曹操的機變權謀品行，同時，許攸的性格也得到了表現，其自信之態也是時分鮮明的。再如伏皇后與漢獻帝的一段對話：
後被發徒跣過，執帝手曰：“不能復相活邪？”
帝曰：“我亦不知命在何時也被發徒跣過。”
帝謂慮曰：“郗公，天下寧有是邪！”
對話中，伏皇后的哀傷絕望、漢獻帝的憤怒而無可奈何之態。
除了使用人物的語言、對話表現人物的品性之外，《曹瞞傳》還使用了對比的方法。如與馬超、韓遂交戰失敗後，“諸將見軍敗，不知操所在，皆惶懼，至見，乃悲喜、或流涕”和曹操的“大笑”而語，就形成了鮮明對比，曹操的臨危不懼、勝敗自若的品性氣度也在對比中充分地顯露了出來。
我們知道，正統史傳關注的是人物的資鑒意義，而小說則是以塑造個性鮮明的人物形象為旨歸，《曹瞞傳》背離了史傳對人物的歷史化定位，關注個體、重視個體的個性品格，這正是其小說性的具體體現。
《曹瞞傳》的小說化傾向也體現在其敘事建構的情節化方面。
與史傳的資鑒目的相聯繫，史傳敘事是崇尚簡要的，劉知幾說：“夫國史之美者，以敘事為工，而敘事之工者，以簡要為主”14。《四庫全書總目·史部總序》也說：“史之為道，撰述欲其簡，考證欲其詳”。所以，正統史著一般來說主要是以概述的方式來建構其敘事之體，基本上是排斥繁富的情節性敘事的。司馬遷的《史記》有較多的情節性敘事，這正是其被稱為“無韻之《離騷》”的重要原因之一，但它的這種敘事卻遭到後世的批評，並為後世正統史著所不容。舉一明顯例子，《史記》中的《鴻門宴》一章即是一段情節性敘事，班固的《漢書》中亦有相關內容，且采自《史記》，但在《漢書》中，這種情節性敘事卻被刪除了，取而代之的是簡要的概述。《曹瞞傳》的敘事建構，顯然不是採用簡要的概述，而是趨向於情節化。這種情節化，首先體現在其敘事的細緻乃至細節化上，如前所說，《曹瞞傳》中所選用的表現人物的事類，多為日常生活小事，即使涉及重大政治軍事活動，也主要是把筆墨傾注在其間發生的瑣碎之事上。如“陽敗面?口”以騙叔父之事，“餚膳沾淤巾幘”之事，為報舊怨而殺袁忠等人之事，與許攸論糧草之事以及行軍途中斷髮自刑之事等，均屬此類。然而，《曹瞞傳》對這些小事的敘述卻相當細緻，其間人物的一言一行、神態舉止纖毫無遺。以“陽敗面?口”騙其叔父之事為例，傳中不僅敘寫了這一事件的全過程，其間人物的神態舉止，如曹操在其叔父面前的“陽敗面?口”和在曹嵩面前的“口貌如故”，叔父的“怪而問”和曹嵩的“驚愕”、“呼操”等也都細緻而形象。在敘述詳瞻細緻的基礎上，《曹瞞傳》甚至還使用了細節描寫，如曹操迎許攸時的“跣出迎之，撫掌笑曰”就是一例。“摛詞布景，翻空造微”15是小說敘事建構的筆法，《曹瞞傳》背離了史傳敘事的簡要范則，敘事建構的細緻乃至細節化，就使其不類史傳而與小說相通了。
《曹瞞傳》敘事建構的情節化，，讓人物在其中自我表現，自我展示。傳中如“陽敗面?口”事，“廩谷不足”事、“勒兵收後”事、與許攸論糧草事等，其間都設定了充滿戲劇性的場境。英國小說評論家戴維·洛奇說：“小說語言不斷在兩種形式中交替變換，一是向我們展示發生的事情，一是向我們敘述發生的事情，純粹的展示是直接引用人物的話語，人物的話語準確的反映事件，因為這裡事件便是一種言語行為，……一部純粹用概述寫成的小說是令人難以卒讀的”16。洛奇所謂“展示”正是我們所說的戲劇性場境，可見，是否主要以戲劇性場境的設定來建構敘事，是衡量一部作品小說性的重要方面。《曹瞞傳》大量地使用“展示”或戲劇性場境來建構敘事，就這一點而言，把它當作小說來讀也未嘗不可。
《曹瞞傳》的小說化傾向還體現在其風格取向的諧謔化方面。
正統史傳，由於承載著“經世之大略”、“得失之樞機”這樣重大嚴肅的責任，書寫的是“關國家興衰，系生民休戚，善可為法，惡可為戒者”17，因而其風格也與此相適應，大多樸素而莊重，充溢著濃重的廟堂之氣。雖然“史之為務，必籍於文”18，但從總體上說是排斥“蕪音累句、雲蒸泉涌”，“或虛加練飾、輕事雕彩，或體皆賦頌、詞類俳優”19的。我們可以看到《曹瞞傳》的用語行文卻違背了史傳樸素、莊重的要求，有諧謔化的傾向。正如各位前賢所言，《曹瞞傳》出自敵人之手，又以曹操這樣一個歷史上曾顯赫一時的風雲人物的小名為傳名，形成強烈的反差，就自然給整篇作品預設了一種輕鬆、詼諧的基調。再看傳文，文中所記之事如“陽敗面?口”騙其叔父，“歡悅大笑，以至頭沒杯案中，餚膳沾淤巾幘”等，也是極具詼諧意味的。這種詼諧意味，不僅體現在其所選用事類本身的可笑性上，更體現在傳中人物的語言上。傳文通過對人物話語的成功摹擬，也使在人物語言中體現出來的詼諧和幽默瀰漫開來，籠罩了全文。如曹操與許攸談話中，言之不實而被許攸揭穿，曹操所言：“向言戲之耳……”一個統領千軍萬馬的統帥在危急之境也作戲言，本身就十分詼諧，而傳中曹操的言辭閃爍與許攸的一本正經，也讓人忍俊不禁。再如與馬超、韓遂交戰，大敗之後，曹操所言：“今日幾為小賊所困乎”亦是如此，曹操此語，本是漢光武帝所言，他於此時此景用之以自解，也是頗為幽默的。《曹瞞傳》輕鬆、詼諧的風格，一方面沖淡了它的史傳氣息，模糊了它的史傳身份，另一方面也使它具有了相當程度的小說意味。
四
清人梁章鉅在《三國志旁證》中說：“裴注但言《曹瞞傳》為吳人所作，不著其名，今書亦不傳，明人小說家所演即據此耳”。梁氏所言明人小說家據《曹瞞傳》而作小說，表明前人業已注意到《曹瞞傳》的小說性質並加以利用了。前面我們從《曹瞞傳》人物傳寫的個性化、敘事建構的情節化、風格取向的諧謔化三個方面對它的小說化傾向作了簡要闡釋，其實，正如《宋兩朝藝文志·傳記序》所言：“傳記之作，近世尤甚，……然根據膚淺，好尚偏駁，滯泥一隅，寡通方之用，至孫沖、胡訥，收摭益細而通之於小說”。焦《國史經籍志·雜史序》所言：“前志有雜史，蓋出紀傳、編年之外而野史者流也，……但其體制不醇，根據疏淺，甚有收摭鄙細而通於小說者”20。《曹瞞傳》中萌動著的小說性或小說化傾向，在整個六朝雜傳中也是較為普遍的存在。
六朝雜傳的人物傳寫，普遍關注的是人物的個性，而不在意其是否具有資鑒意蘊，傳中濃墨重彩渲染的往往是傳主的一二特出個性和品格，《高士》、《孝子》、《忠臣》等類傳自無須贅言，單篇散傳也是如此。如《華佗別傳》是圍繞華佗高明醫技為其立傳的，《吳質別傳》是圍繞吳質的“怙威肆行”為其立傳的，《司馬徽別傳》是圍繞司馬徽的“婉約遜遁”為其立傳的，《郭林宗別傳》是圍繞郭林宗善識人之性為其立傳的，《諸葛恪別傳》是圍繞諸葛恪的才思敏捷為其立傳的。21
六朝雜傳的敘事建構也普遍傾向於情節化，細節描寫、戲劇化的場境設定俯拾皆是，茲舉二例：
《王彬別傳》22：……從兄敦下石頭，害周伯仁，彬與凱素善，往哭其屍，甚慟。既而見敦，敦怪其有慘容而問之。答曰：“伯仁，清譽之士，有何罪？”因數敦曰：“抗旌犯上，殺戮忠良！”言辭慷慨，與淚俱下，敦怒甚，丞相在坐，代為之解，命彬曰：“拜謝！”彬曰：“有足疾，比來見天子尚不能拜，何跪之有？”敦曰：“腳疾何如頸疾？”以親故不能害之。
《司馬徽別傳》23：……劉表子琮往侯徽，遣問在否，會徽自鋤園，琮左右問：“司馬君在邪？”徽曰：“我是也。”琮左右見其醜陋，罵曰：“死傭，將軍諸郎欲求見司馬君，汝何等田奴，而自稱是邪！”徽歸，刈頭著幘出見，琮左右見徽故是向老翁，恐，向琮道之。琮起，叩頭拜謝，徽乃曰：“卿真不可，然吾甚羞之，此自鋤園，唯卿知之耳。”
六朝雜傳的風格取向，也普遍衷情於輕鬆、詼諧和幽默，突出表現在大量選用頗具諧謔意味的事類以及對這些事類的詳盡描摹和故意渲染方面。試看《諸葛恪別傳》24中的一段：
太子嘗嘲恪：“諸葛元遜可食馬矢。”恪曰：“願太子食雞卵。”權曰：“人令卿食馬矢，卿使人食雞卵，何也？”恪曰：“所出同耳。”權大笑。
又如《孫放別傳》中的一段：
庾公建學校，君年最幼，入為學生，班在諸生後，公曰：“君何獨居後？”答曰：“不見舩拖乎？在後所以正舡也。”25
放兄弟並秀異，與庾翼子園客同為學生，園客少有佳稱，因談笑嘲放曰：“諸孫於今為盛。”盛，監君諱也。放即答曰：“未若諸庾之翼翼。”放應機制勝，時人仰焉。26
當然，六朝雜傳的小說性或小說化傾向不僅僅體現在這三個方面，它還體現在諸如虛誕化等其他方面，這裡是僅結合《曹瞞傳》而略作展拓，限於篇幅，其他方面就不一一論及。
需要說明的是，在具體的個案分析中，六朝雜傳的小說性或小說化傾向是存在差異的，有的較為明顯和突出，有的則不甚明顯和突出。根據其小說性或小說化傾向的明顯和突出程度，我們把六朝雜傳大致分為三種類型：小說性或小說化傾向較為明顯和突出，呈現出一定小說品格的，我們稱之為小說性雜傳，如《曹瞞傳》；基本不具有小說性或小說化傾向，而史傳性較為明顯和突出的，我們稱之為史傳性雜傳，如嵇喜的《嵇康傳》、江淹的《袁友人傳》；介於二者之間的，我們稱之為亞小說性雜傳，如《曹操別傳》。正如劍國先生所言，這三種類型，“反映著史傳在虛化和文學化過程——或者說在向小說靠近和轉化的過程——中所出現的三種狀態”27。
通過以上對《曹瞞傳》的分析，小說性雜傳的特徵已十分明確，下面我們在對亞小說性雜傳和史傳性雜傳的特徵略作解說。
說到史傳性雜傳的特徵，請先看嵇喜的《嵇康傳》：
家世入儒學，少有俊才，曠邁不群，高亮任性，不修名譽，寬簡有大量，學不師授，博洽多聞。長而好老莊之業，恬靜無欲。性好服食，常采御上藥。善屬文，論彈琴詠詩，自足於懷抱之中，以為神仙者。稟之自然，非積學所致，至於導養得理，以盡性命，若安期生、彭祖之倫，可以善求而得也。著《養生篇》，知自厚者，所以喪其身，其求益者必失其性，超然獨達，遂放世事，縱意於塵埃之表，傳錄上古以來聖賢隱逸遁心遺名者，集為傳贊，自混沌至於管寧，凡百十有九人，蓋求之於宇宙之內，而發之乎千載之外者矣，故世人莫得而名。
毫無疑問，《嵇康傳》的史傳性是明顯和突出的，與《曹瞞傳》的差異顯而易見，其文基本沒有著意於嵇康的性格塑造，僅作帳薄式的羅列而已。整篇傳文都以概述的方式建構敘事，完全是塵埃落定之後的述評。既沒有細節描寫，亦不見戲劇性的場境設定，風格沉穩莊重，與正統史傳文是十分接近的。
《曹操別傳》屬於亞小說性雜傳，把它與《嵇康傳》、《曹瞞傳》稍加比較，不難看出其小說性介於二者之間。就人物傳寫而言，其主要目的似在於記事而非性格塑造，記事中雖也關涉人物的品行，卻較為模糊，不及《曹瞞傳》之鮮明和突出。在敘事建構方面，與《嵇康傳》相比，雖較為細緻，卻沒有《曹瞞傳》敘事所具有的細節描寫和精心構置的戲劇性場境。風格也較為凝重，與正統史傳文相類。
在這三種類型中，小說性雜傳和亞小說性雜傳占有相當大的比重，是六朝雜傳的主流，它們的創作實踐，為唐人傳奇的興起提供了許多有益的嘗試。單就《曹瞞傳》一類的小說性雜傳而言，它們在人物傳寫、敘事建構、風格取向等方面，積累了豐富的經驗，可以說，沒有六朝小說性雜傳的經驗基礎，唐人傳奇是不可能有如此完美的人物形象塑造藝術和如此成熟的敘事藝術的。除此而外，在題材的選擇方面，《曹瞞傳》等小說性雜傳對唐人傳奇的影響也是不可忽視的。歷來認為唐人傳奇是六朝志怪小說的精緻化、文章化，魯迅先生就說：“傳奇者流，源蓋出於志怪”28。眾所周知，志怪小說多記鬼神怪異之事，而六朝小說性雜傳，大多數和《曹瞞傳》一樣，往往取材於歷史，以歷史上真實的人物為傳寫對象，並通過詳瞻的敘述，再現性格鮮明的歷史人物。唐人傳奇之題材類型，除了源於志怪的神仙怪魅一類之外，大量的描寫現實人間男男女女情愁愛恨的一類便源自雜傳，其中有許多更是直接以歷史上的真實人物為傳寫對象，如《長恨歌傳》。唐人傳奇在題材的選擇上的這種向現實人間生活的拓展，無疑是受到了《曹瞞傳》一類小說性雜傳的啟發和引導。在體制方面，《曹瞞傳》等小說性雜傳也為唐人傳奇提供了參照和仿效的范型。六朝雜傳的重要類型之一就是別傳，別傳常以獨立的單篇文本流傳於世，故又被稱為散傳，《曹瞞傳》即屬此類。而在唐人傳奇中，單篇傳奇是重要的文本形式之一，這一類傳奇文的體制特徵，從篇名到傳文的開頭、結尾等等，無處不與別傳相類似，這種類似，絕非毫無因由的偶然，乃在於其源自別傳。後世目錄學家常把單篇傳奇文著錄於雜傳之下，與此不無關係。
六朝雜傳，由於作者多為“幽人處士”或“方聞之士”，與班固、陳壽等就有了很大不同，他們既擺脫了官方思想的控制，也卸除了資鑒追求的沉重鐐銬，往往能從自己的好尚出發對積累起來的歷史記憶進行“採獲削槁”29。所以，成於他們之手的雜傳常能“發史官之所諱”30，寫“史筆之所不及者”31 ，且“鬼神怪妄之說往往不廢”32，即不棄軼事傳聞、虛誕怪妄。我想，正是六朝雜傳的這種創作實際，激發了其間小說性或小說化傾向的萌生與成長。
（此文刊於《古籍研究》、2002年第1期，又載於《魏晉南北朝文學與文化論文集》、2002年8月南開大學出版社出版）
注釋：
1《三國志》，中華書局點校本，1975年版。上列諸書，《後漢書》為王先謙《後漢書集解》本，中華書局1984年影印1915年虛受堂刊本。《文選》為嘉慶十四年胡克家校本。《世說新語》為余嘉錫《世說新語箋疏》本，中華書局1983年版。《水經注》為中華書局1981年影印王先謙校本，巴蜀書社1985年版。《藝文類聚》為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印汪紹盈校本。《太平御覽》為中華書局1985年影印1935年商務印書館影涵芬樓影宋本。《北堂書抄》為中國書店1989年據南海孔氏十有三萬卷堂本影印。《白孔六帖》為《四庫全書》本。《事類賦注》為中華書局1989年版。
2此條和“呂布有駿馬”條、“曹操征張魯”條，不見於《三國志注》，據其發生的時間先後補入。
3姚振宗《三國藝文志》及下文章宗源《隋書經籍志考證》、侯康《補三國藝文志》均為開明書店《二十五史補編》本。梁章鉅《三國志旁證》為《叢書集成初編》本中華書局1991年版。
4 焦竑《國史經籍志·傳記序》，《續修四庫全書》本。
5《宋三朝藝文志·傳記序》，見馬端臨《文獻通考·經籍考》史部雜傳總序引，華東師大出版社1985年版。下文《宋兩朝藝文志》同此。
6 《隋書經籍志·雜傳序》。
7見盧弼《三國志集解》第五頁，中華書局1982年影印1957年古籍社本。
8嵇喜《嵇康傳》見於《三國志·王粲傳》裴注稱引。孫綽《嵇中散傳》見於李善《文選注》卷二一《詠史》“吐論知凝神”下稱引。佚名的《嵇康傳》見於《文選注》卷二一《詠史》“龍性誰能馴”下和卷一六《思舊賦》“索琴而彈之”下稱引。
9《曹操別傳》佚文中華諶事中亦稱曹操為武皇帝，但它處皆稱操，則此條系改竄所致。
10 王夫之《讀〈通鑑〉論》卷六。
11 劉知幾《史通·曲筆》。
12 劉知幾《史通·直書》。
13 劉邵《人物誌·九征》，卷上，紅旗出版社1997年版。
14 劉知幾《史通·敘事》。
15 桃源居士《唐人小說序》。
16戴維·洛奇《小說藝術》第三十五頁，王峻岩譯，作家出版社1998年版。
17 朱熹《朱子語類》卷八十三。
18 劉知幾《史通·敘事》。
19 劉知幾《史通·敘事》。
20雜史和雜傳性質相類，區別僅在於體裁不同，焦竑在《國史經籍志·傳記序》下加按語說：“雜史、傳記皆野史之流，然二者體裁自異，雜史、紀志，編年之屬，記一代若一時之事；傳記，列傳之屬，記一人之事”。
21此段中《華佗別傳》見《三國志·華佗傳》裴注引。《吳質別傳》見《三國志·吳質傳》裴注引。《司馬徽別傳》見《世說新語·言語》第9條劉注引。《郭林宗別傳》見《世說新語·黜免》第6條劉注引。《諸葛恪別傳》見《三國志·諸葛恪傳》〉裴注引。
22 見《世說新語·識鑒》第15條劉注引。
23 見《世說新語·言語》第9條劉注引。
24 見《三國志·諸葛恪傳》裴注引。
25 見《北堂書抄》卷一百三十八引。
26 見《世說新語·排調》第33條劉注引。
27見《〈神女傳〉、〈杜蘭香傳〉、〈曹著傳〉考論》，《明清小說研究》1998年第四期。
28 魯迅《中國小說史略》第52頁。東方出版社1996年版。
29 《宋兩朝藝文志·傳記序》。
30 焦竑《國史經籍志·傳記序》。
31 《宋三朝藝文志·傳記序》。
32 焦竑《國史經籍志·傳記序》。
【原載】 《古籍研究》2002年第1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