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描述
隋大興城和唐長安城南城門之一。在啟夏門和安化門 之間,是外郭城中唯一有五個門道的城門。門洞各寬5米,深18.5米。遺址在今陝西西安楊家村。 右圖為建築考古學家楊鴻勛先生復原的明德門。
明德門“始建於隋開皇二年,唐永徽五年重建,是唐長安城的正南門,與皇城朱雀門,宮城承天門構成長安城南北中軸線。唐末毀於戰火。”從碑文中還可以得知,明德門遺址於1972至1973年經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陝西第一工作隊發掘。平面呈長方形,五個門道,門墩東西長55.5米,南北寬17.5米——這座碑,是在明德門遺址成為全國第四批重點文物保護單位時,於1996年所立的。
明德門以北,還有皇城正門朱雀門和宮城正門承天門——它們是唐長安城中三座最大的城門,明德門和朱雀門間長達五公里余,寬達150米的街道,是當時唐長安城的南北幹道。每逢登基,或冬至、正月上辛與孟夏之時,當朝皇帝都要沐浴齋戒,親率百官從遠在長安城北的宮殿,一路浩浩蕩蕩沿著朱雀大街往南出明德門,在明德門外的圓丘壇進行祭天活動。禮畢歸來,復入明德門,鼓樂高奏,導引回宮。
除了是天子參加祀典的必經之門,明德門在唐朝還是民間為禳除災害經常舉行大規模祭祀的重要場所——隋唐時,民間有若遭遇久雨,則禜祭於國門的傳統,“禜”為古代禳除災害之祭。《新唐書·五行志》記載,唐天寶十三載(754年)與鹹通九年(868年),因長安久雨不晴,民眾都曾在明德門舉行過“禜門”祭祀乞晴傳統儀式,其中天寶“十三載秋,大霖雨,害稼,六旬不知止。九月,閉坊市北門,蓋井,禁婦人入街市,祭玄冥(水神)大社(社稷),禜明德門”。“鹹通九年六月,久雨,禜明德門”。
西北大學歷史系教授、長安史專家張永祿先生告訴記者,明德門曾有別名“太陽門”——根據《隋書·禮儀志》記載:“高祖受命,欲新制度,乃命國子祭酒辛彥之議定祀典。為圓丘於國之南太陽門外道東二里。”《冊府元龜》卷五六三有同樣記載,不同的是,將“太”字寫作“大”字。
遺址保護
2018年6月18日,唐長安城明德門遺址保護工程在西安正式啟動。明德門遺址保護展示區將成為繼大雁塔、小雁塔、大明宮遺址之後,西安又一展示唐長安城遺址的重要地標。
根據規劃,保護工程以明德門遺址保護展示區為核心,依託隋唐長安城歷史格局形成城市開放空間,結合長安城安義坊的內涵,闡釋里坊形制,在講述唐代生活的同時融入當代生活。遺址本體展示設計結合明德門遺址及相關環境,包括明德門城門、城牆、城壕、朱雀大街、御溝、坊牆及路溝等。
依照國家文物局將明德門遺址區域作為城市文化公園建設的要求,西安市將遺址周邊30畝土地性質調整為文物保護用地,並將此項目列為2018年西安市重點城市建設與文物保護項目。即將建設的明德門文化藝術創意小鎮,將由明德門遺址保護區、文化藝術創意區、文化藝術教育區、中華老字號民俗文化旅遊體驗區、唐城牆遺址公園旅遊文化體驗區及天壇國際文化商務交流區六部分構成。
重要價值
明德門始建於隋開皇二年(公元582年),唐永徽五年(公元654年)重建,是唐長安城的正南門,與皇城朱雀門、宮城承天門構成長安城南北中軸線。隋初創時,傑出的建築家宇文愷在建築形制上已對此門採取了罕見的五門道設計,而其餘八座城門都是三個門道。明德門遺址對於研究唐代城門形制、唐代建築制度、唐代禮儀制度、交通制度等都有重要價值。
考古發掘
1972年至1973年,明德門遺址經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陝西第一工作隊發掘,城門墩台平面呈長方形,五個門道,門墩東西長55.5米,南北寬17.5米。
此次遺址保護工程將對明德門城門墩台本體採取原址覆土覆蓋保護,城台形制標識、城門異地立面標識的展示方式,局部可視性較強的遺蹟部位採取室外玻璃覆罩並模擬展示的方式。地面標識明德門五個門道,門址東側設定明德門遺址保護展示廳,展示明德門數位化復原研究成果及門址演變歷程。
據考古發掘推測,明德門五個門道的建築形式基本相同,門道進深18.5米,各門道之間夯土隔牆厚近3米,而門道兩側都有排柱,構成兩壁立排柱的木構“過梁式”建築,顯示了其與大明宮玄武門和重玄門統一的建築風格。
根據對東邊一個門道的發掘分析,考古隊推測隋代開皇二年建大興城時所建的明德門在唐永徽五年之前,其城門樓已遭遇一次火燒劫難被毀,唐永徽五年重修各城門時,明德門成為重修重點之一,重新建起門道的木構和城門樓觀,至於門道兩壁和城門墩則仍是利用隋代建門時的門墩修建的。
而據考證,明德門最終從世人眼前消失,同樣因為再遭火燒後被廢棄——這不僅與大明宮各門址和宮殿所遇相同,在廢棄時間上,它們也似乎相去不遠:根據當年的發掘報告,門址所堆積的磚瓦遺物皆為唐代,據此推測,明德門的燒毀廢棄很可能是在唐末朱全忠劫持唐昭宗李曄至東都洛陽的前後。
關於明德門的復原圖,最被公認的有兩個版本—— 一個是我國著名建築歷史學家,中國工程院院士傅熹年先生根據當時的考古發掘結果,以及初唐建築特點畫出的——五門道同寬同高,各由十五對直立的排柱和十五道木樑架構成梯形城門道頂。門樓數為東西十一間,南北三間,城門外並有門外廊。另一個則為我國建築考古學的創始人、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員楊鴻勛先生根據遺蹟線索,同時取材於敦煌壁畫中最高等級城門形象,繪出的“主殿+兩側挾屋”的城觀形制。
但如果因此判斷明德門只有雄闊那就錯了——發掘出的大量磚、瓦、石灰、木灰、石礎與繪有紅彩的粉面彩皮磚塊,刻有流暢的卷草花紋的石門檻等遺物中,證實了昔日明德門在宏偉壯觀之外,同樣不乏細膩精緻。
有趣的是,唐長安城的交通制度,從明德門發掘時的門址痕跡也可窺見一斑——在五個門道中,只有東西兩個門道有車轍,不少車轍是從中間三個門道的前面繞至兩端門道通行的,可見當時中間三門是不準行車的。而從車轍繞門而行的方向,還可看出當時“凡宮殿及城門,皆左入,右出”的“交通規則”。據此,明德門的五個門道,兩端二門為車馬出入通行,其次二門是行人出入,至於當中一門,是專供皇帝通行的御道。因此,唯有這個門道內的石門檻極其精緻,上面刻有流暢的卷草花紋,線雕鴛鴦,頂面還有浮雕的臥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