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動詭秘的台灣幫
1989年，德國柏林圍牆倒塌，之後蘇聯解體。旨在對蘇聯形成軍事包圍網的日美安全保障戰略，是否還需繼續保持下去呢？1995年，日美兩國首腦宣布進一步加強軍事同盟；1997年，日本幾乎未經其國會審議，就通過了“新日美防衛合作指針”。據悉，這是在極少數日美外交、防衛官僚的運作下決定的。很顯然，“新日美防衛合作指針”是要重新把中國作為假想敵，旨在遏制中國，並想以此徹底埋葬日本憲法第9條（放棄戰爭條款）。對於這種危險的動作，日美兩國政府保持低調，但台灣當局卻大肆渲染，給予很高的評價。知情者稱，出現這種局面的背後，是台灣方面投入巨額資金，加緊做日本國內台灣幫工作的結果。
日本“台灣幫”是由一批由台灣買通、專門為台灣遊說的日本政客組成的，是一個不公開的團體，它的創始人是岸信介。當年福田內閣同中國政府締結和平友好條約時，台灣幫仿佛已從永田町（日本政府機關所在地）銷聲匿跡。但實則不然。繼台灣幫鼻祖岸信介之後，經歷了椎名悅三郎、灘尾弘吉、金丸信時期，目前，接力棒又傳到了小澤一郎等人手中。而且，在加強日美安保體制、制定《新防衛合作指針》的過程中，台灣幫始終充當外交、防衛官僚的強大援軍，向日本朝野政黨安全防衛政策的決策中樞施加壓力，發揮了重要作用。
日本“台灣幫”“新日美防衛合作指針”出台後，日中關係開始發生搖擺。日本為什麼要執行這種愚蠢的政策呢？可以認為，深得其利的日本官僚勢力和軍工企業，是制定上述愚蠢政策的真正犯人。具體地說，這些人包括鼓吹政治、軍事大國的民族主義者和國家主義者，向往日本戰前軍國主義的勢力，信奉軍事實力外交的外務官僚，以及希望擴軍的防衛官僚。他們之間的相互勾結，乃是不爭的事實。
負責起草日美聯合宣言和制定“新日美防衛合作指針”的，是極少數防衛和外交官僚。也就是說，是由一部分四五十歲的日本官僚具體操作而成的。當然，僅靠他們是無法付諸實施的。在此過程中，議會對策亦很重要。然而，現在負責安全保障政策的朝野政黨的議員屈指可數，加之他們認為負責安全保障政策無太多選票可撈，對這種問題原本就不做深入的研究。
一般說來，熱衷於這類事情的主要是日本的右派和信奉國家主義的議員，所以，日本官僚們對國會議員做工作比較容易。而且，活動資金通常都由軍工企業負擔。實際上，軍工企業用很少的投入就能夠促使官方具體實施有利於自己的安全保障政策。眾所周知，戰後日本確立的產軍複合體的頭面人物，是這種政策的直接受益者。
但真正的受益者，卻是台灣的李登輝和陳水扁之流。因為他們已成功地把日美軍事同盟拖入了保衛台灣的戰略。這也正是台灣幫的實力所在。以前，華盛頓的台灣幫非常知名。他們在東京也有相應的影響。
2010年11 月1 日，台灣地區領導人馬英九（左）會見日本前首相安倍晉三美國少數眾議員宣稱台灣已具備加入聯合國的資格，並聯合提出美國政府應支持台灣加入聯合國的議案；美國務院同意向台灣當局領導人發放入境簽證；美國參議院18名超黨派議員力主支持台灣加入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世界銀行等。無論在華盛頓還是在東京，台灣當局政策的代言人決不算少數。
台灣當局在東京發行的宣傳性雜誌《中華周報》，公布民主黨訪台議員團的名單。或許，東京的台灣幫比華盛頓的台灣幫有過之而無不及，活動更為猖狂。再如《中華周報》以《今後將加強國會議員外交》為題，報導了台灣的“自由民主同盟‘中華民國’總會理事長”饒穎奇訪美的訊息。過去台灣當局始終把學者推到前台，避免突出政治色彩，而這次則由政治家取代學者出訪，它無異於宣布台灣當局今後將進一步對美國展開“外交”攻勢。其意圖就是把台灣的“立法委員”派往華盛頓和東京，從正面支援幕後的院外活動。《中華周報》還以《台灣的新幹線，日本可能接受訂貨》為題，暗示在日本與法國的競爭中對日本有利。也可以認為，這是“台灣金錢外交”的又一舉動。
可以說，台灣的院外活動已擴及東京的通產官僚、產業界和日本政府。不言而喻，院外活動的關鍵是財力，“財能通神”，僅靠人際關係是難以奏效的。尤其是對日本議會及其首腦，更要提供日常的政治捐款和選舉時的特殊捐款。
台灣幫的內部結構
促成岸信介和蔣介石走到一起的主要渠道，是舊日軍（關東軍）的關係網。岸信介的關東軍關係網，是他在中國東北地區任職的三年間建立起來的。其主要成員是軍國主義代表人物板垣征四郎和東條英機等。而蔣介石同舊日軍也有不解之緣。在這種關係的作用下，岸信介於1950年東渡台灣。在台北近郊圓山公園附近的軍事訓練所，重新培訓了百餘名國民黨軍官。此外，作為“白團”的後方部隊，還創建了一個號稱“富士俱樂部”的秘密機構。其主要任務是就戰史、戰略和戰術等問題進行研究和收集資料。再就是，蔣介石曾留學於日本陸軍士官學校。而岸信介，又與曾執陸軍牛耳的山縣有朋的關係網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繫。由此可見，兩人從一開始就情投意合。戴國輝所著《台灣》一書中寫道：“蔣介石對‘白團’承擔的義務是，通過其在東京的大使館，支付包括薪水在內的報酬，以盡表謝忱。”該書進而指出：“對於‘白團’的後台、戰後生活陷於窘境的岡村寧次大將等有關人員，則從側面給予物質上的支持。”“因此，一批窮困潦倒的原日軍上層人士，便對蔣介石更加感恩戴德，知恩圖報。”
“蔣介石集團同舊日本軍人集團之間的關係，由於有共同的反共意識形態作基礎，再加上日本式的人情世故而得以增強，這種關係比人們想像的還要更加牢固。它已成為日後建立並支撐日台關係框架的主要基礎。”
常言道，敵人的敵人是朋友。當初，為了奪取國共內戰的勝利，蔣介石的對日工作，主要是以利用舊日軍這股戰爭勢力為主線展開的。但後來，日本的一些與原日軍上層人物有關聯的戰前官僚、財閥和政治家，也都相繼參與進來。為此，蔣介石也投入了龐大的資金。這就為後來形成盤踞於日本政界的台灣幫做了鋪墊。總而言之，用日本政界元老松野賴三（原防衛廳長官）的話說，台灣幫的鼻祖是岸信介及其弟佐藤榮作。
被稱為台灣幫巢穴的日華議員懇談會，成立於日台斷交半年後的1973年3月。其首任會長，並非台灣幫鼻祖、曾任首相的岸信介，而是未參加自民黨任何派系的一介議員灘尾弘吉。日中邦交正常化，意味著以岸信介為首的台灣幫的敗北。這或許導致了蔣介石對岸信介的失望。因此，他們試圖通過改頭換面，把台灣幫的掌門人由岸信介、佐藤榮作兄弟倆變為灘尾，以期重整旗鼓，東山再起。
日華議員懇談會的現任事務局長橋本靖男，聲稱該會目前有會員約300人。但卻無論如何也不肯公開其入會議員的名單。這有別於一般的議會聯盟，說明它顯然帶有封閉性和密室性。由國民的代表人物結成的集團名單不敢公諸於世，的確荒唐可笑。這不能不令人對日華議員懇談會產生滿腹狐疑。原來這個組織是不民主的。最終橋本還是提供了一份列印的“日華議員懇談會領導成員”名單。
從名單上看，該會現任會長是山中貞則；副會長為小澤辰男（新進黨）、村上正邦（自民黨）、平沼赳夫（自民黨），前田勛男（自民黨）。會長山中，“在台灣淪為日本殖民地的時代，曾在台灣任教”，從東北地區時期起，就同岸信介過從甚密。副會長小澤辰男，早期曾是作為天皇的典型官僚的內務官僚，與灘尾弘吉屬於同類。
村上正邦在橋本內閣時期，曾任自民黨參議院幹事長的要職。他是借擔當以“追求權益的政治家”聞名的玉置和郎秘書的機緣進入政界的。之後，緊緊追隨原首相中曾根。村上“最近榮膺台灣頒發的勳章”，現已成為參議院台灣幫的頭號人物。
台灣幫的特點是二世議員較多。除平沼赳夫、前田勛男兩位副會長外，還有幹事長藤井孝男，副幹事長中川昭一，幹事愛知和男、椎名素夫、關谷勝嗣、福田康夫、船田元、古屋圭司。該會實際上的幹事長，是曾任橋本內閣通產大臣的佐藤信二，他是原首相佐藤榮作的兒子。中川昭一，是曾率青嵐會成員到處施暴的中川一郎之子。椎名素夫，是原台灣幫實力人物、岸信介的親信椎名悅三郎的兒子。福田康夫是原首相福田赳夫之子。船田元的祖父，則是曾在台灣幫中擔任重要角色的原眾議院議長船田中。岸信介的外孫安倍晉三（安倍晉太郎之子），雖尚不是日華議員懇談會的領導成員，卻也開始走上台灣幫之路。
由此可見，上述人員的父輩或祖父輩都是戰前派，且占據戰爭勢力的中樞地位。不妨說，他們的國家主義思維均直接或間接地傳授給了自己的子孫。從其他領導成員看，代理幹事長林寬子是原首相福田赳夫的“外游之花”；副幹事長永野茂門，是公然聲稱“南京大屠殺是虛構的”舊日軍軍官。用新聞術語來說，上述這些人都是鷹派人物，徹頭徹尾的反共主義者。在美蘇冷戰結構業已崩潰的今天，反共勢力理應正在失去其存在的價值，但麇集於日華議員懇談會的許多人，卻依然置身在過時的潮流中。
在台灣幫中，最活躍的是青嵐會成員。青嵐會是1972年實現日中邦交正常化之後不久，按照幕後總指揮岸信介的頤指氣使，由當時自民黨內一群少壯議員糾集而成的。他們行動粗野，與暴力團毫無二致。其攻擊矛頭所向，直指當時為恢復日中關係竭盡全力的田中角榮首相和大平正芳外相。他們煽動的右翼宣傳車在街頭巷尾喧囂一時，令自民黨和政府內部為青嵐會的橫行無忌大傷腦筋。
總之，從其頗為過激的行動也可以看出，這一特異集團的背後必有龐大的資金支持。而且，他們是歃血為盟，帶有封建色彩的血盟議員集團。僅此一點，令人看到青嵐會自台灣幫時期起就具有的那種非比尋常的詭秘性。
青嵐會的領導人是中川一郎。他周圍糾集了中尾榮一、石原慎太郎、中山正暉、藤尾正行等反共右翼政客。按派系分，這些人多屬福田派。但背後，卻受岸信介指揮。令人感到，青嵐會的成立可謂是台灣幫的一次總動員、大集結。台灣幫這股反共勢力企圖阻撓日中兩國接近，公開打著“反田中”的旗號，與政權分庭抗禮。
值得注意的是，台灣幫中的青嵐會人員，至今仍香火未斷。如中川一郎和濱田幸一兩個人的兒子，他們至今仍承繼著青嵐會的思想和行動，並且拚命地鼓動周圍的年輕議員也步其後塵成為台灣幫。在日本政界，一個令人奇怪的現象是，鷹派政治家的二世議員，必定成為比其父有過之而無不及的鷹派。如安倍晉太郎的兒子安倍晉三，就是如此。小澤一郎本人，也繼承了他生父的國家主義。
另一個值得注意的現象是，一些退出政界的老台灣幫或青嵐會成員，至今仍在從事反華親台活動。如已退出政界的藤尾正行，現在擔任日華親善協會會長。該協會集結了民間的台灣派勢力，首任會長是原文兵衛（原參議院議長）。日華親善協會，是為抗衡親華的日中友好協會而成立的。
在日的院外活動
對台灣而言，日本沖繩在戰略上具有極其重要的地位。而極為異常的情況是，沖繩的大半土地淪為美國的軍事基地已過了50年，而且經常發生婦女被美軍強暴的事件。1997年3月18日，由台灣國民黨投資事業管理委員會主任劉泰英率領的27人代表團，突然訪問沖繩，考察投資環境。沖繩人民的反美情緒和要求撤走美軍的運動，對於台灣的李登輝來說，才是真正的威脅。李登輝的戰略意圖，是使沖繩經濟擺脫蕭條，從而換取美軍基地的長期存在，讓駐沖繩的美軍發揮牽制中國大陸的作用。在這一點上，台灣與華盛頓的利害關係是一致的。據日本《每日新聞》1997年9月3日分析，李登輝的意圖“不純粹在於經濟，而是在於要通過加強日台共存關係，使日本參與台灣的安全保障這一安全戰略”。也就是說，擁有美軍基地的沖繩才是台灣最有利可圖的。所以，台灣不是對九州、本州和四國，而是對沖繩才進行巨額投資的。這可以說是一種變相的金錢“外交”。
當然，台灣對沖繩名曰“蓬萊經濟圈構想”的投資帶有附加條件，即它要享受自由貿易區制度的優惠政策。這就是說，台灣既要在政治上確保美軍基地的長期存在，又要在經濟上撈到極大的實惠，收到“一箭雙鵰”的效果。而為達此目的，台北勢必動用東京的台灣幫。
果然，日本政府欣然同意台灣提出的建立自由貿易區制度的要求，並對沖繩施展了“胡蘿蔔加大棒”的政策。即在利用台灣振興沖繩經濟的同時，要求沖繩同意為美軍建立海上航空基地。不言而喻，此期間台灣幫極可能利用他們手中掌握的日華議員懇談會會長和自民黨稅制調查會沖繩對策小組委員會會長的權利，不住地向日本政府兜售台灣的意圖。
為實現沖繩的經濟發展，最理想的方式是把該縣全境設為自由貿易區。但台灣擔心，這有可能使沖繩香港化，不僅會導致台北的資金過多地流入，稍有不慎，還會引發台灣經濟的衰退。所以，對台灣來說，在有限的區域內建立自由貿易區最為合適。
山中貞則很可能從中起了台北代言人的作用。在1997年11月12日召開的自民黨稅制調查會沖繩對策小組委員會會議上，山中不同意把沖繩全境設為自由貿易區，而是提出了區域限定方式。在此之前的1996年8月，沖繩縣曾提出以那霸市為中心的構想，但在聽取了專家的意見後，於1997年11月又決定把沖繩縣全境設為自由貿易區。然而，它卻被山中方案否定了。
新聞媒體曾一度解釋說，山中方案是在日本政府與沖繩縣之間採取的折中方案。但事實上作為台灣幫的山中，是按台灣的要求提出區域限定方式的。台灣幫操縱日本政府和執政黨的能量，由此可見一斑。
欲操縱他國政治家，就要投入相應的活動資金。那么，現在就讓我們來看一下，台灣在東京的院外活動資金是以何種方式周轉，又是怎樣靠它去轉動政治的。
“我們這裡與牽涉權益的事兒毫無瓜葛。”一個日本原青嵐會領導幹部的秘書在作這種表白後，把話鋒一轉評論說，“按一般常識，這種事情都是在幕後悄悄進行的”。這個自民黨的資深秘書，並未否認背後有台灣院外活動資金存在的事實。一個並沒有被認為是“台灣幫”的自民黨議員的秘書也證實說：“若直接從台灣當局那裡接受現金，將違反政治資金限制法。所以，一般都不直接接受，而是迂迴操作。譬如採用台灣系統企業提供政治捐款的形式。我們事務所就未曾直接接受過。”上述兩位秘書都沒有否認存在接受金錢的事實。在他們看來，台灣當局提供資金是理所當然的。這令人感到，台灣當局提供院外活動資金，已成家常便飯，其涉及面相當廣泛。用另一名已離職的原議員秘書的話說，“相當多的自民黨議員，都從台灣當局的駐日代表機構亞東關係協會接受捐款。對於我們的要求，這個協會總是認真聽取，並且相當關照”。
1972年日台斷交後，台灣當局對日本的政治家尤其是對執政黨自民黨的國會議員，給予了比過去任何時候都更無微不至的“關照”。台灣當局最熱心給予照顧的，就是購買一般議員集資宴會用的宴會券。“我所服務的議員，並不處於台灣幫所享有的那種特殊地位，平素只是作為自民黨的一位普通議員與對方進行極其一般的交往。儘管如此，對方每次都認購50萬甚至上百萬日元的宴會券。”
也就是說，每年一至二次的集資宴會，對於這名並非台灣幫的議員來說，台灣當局每次都要送上50萬甚至上百萬日元的紅包。這僅是發生在30多年前的事情。在當時，這筆金額決非小數目。而且，這類事情涉及相當多的自民黨議員，累計起來算，可以說是一筆相當大的院外活動資金。這個秘書還斷言：“現在，這類資金肯定正在流向除共產黨和社民黨之外的所有政黨。”
“我當秘書的時候，無論哪位議員的事務所都幹這類事情。經常應他們之邀在銀座附近吃喝玩樂的自民黨有關人員，數量亦相當可觀。所以，在自民黨的有關人員中，幾乎沒有人說台灣的壞話。”“坦率地講，承蒙台灣當局關照的人實在太多。而且，有關台灣當局揮灑金錢的問題，給人的感覺似乎也是無止境的。可以認為，這也是台灣當局的一種政治戰略……”
另外，自民黨青年局大力組織初次當選議員訪台之事，早已名聲在外。但事情決不僅僅限於青年局。必須指出台灣對日工作的觸角，似乎已伸向自民黨的所有組織和國會議員。
“外交”不擇手段，這種風潮今天是否依然流行呢？在這方面，無孔不入，無所不用其極的美國中央情報局和原蘇聯克格勃，可謂最具代表性。但也有人暗示，台灣亦有類似的秘密組織。
據上述原自民黨議員的秘書透露：“對於台灣受理簽證和提供政治捐款的做法，一般自民黨議員無不感到心滿意足。”這些來自台灣當局的捐款，理所當然都是以後門資金的形式處理的。而且，在他們接受資金的時候，都覺得這種行為是“天經地義”的。所以，在這裡，政府的政治資金限制法已形同虛設。
更為叫絕的是，台灣還搞色情接待。這個自民黨議員的秘書透露說，據一些原國會議員或其部下透露，“這正是訪問台灣的目的之一。但對外是絕對保密的”。台灣幫輕薄的本性，由此而暴露無遺。他還說：“在原蘇聯，涉獵女人有可能被暗中拍照，所以，政治家對此都抱有戒心。而在台灣，則大可不必。”
這個秘書譴責說：“越是年富力強的議員，越喜歡台灣，這與色情招待也不無關係。”他還透露，台灣企業亦參與其中。“在日本經營的台灣企業，實力都很雄厚。他們的做法，通常是先接近日本的政治家，與之建立聯繫。然後再通過提供捐款和在台灣的接待，進一步加深關係”。
關於接受台灣方面捐款是否要出具收據，這種疑慮純屬對台灣不了解。他說：“無需出具任何收據。這正是台灣的魅力所在，政治家也才能夠心安理得地與之交往。因為這不會留下任何證據。”這個前議員秘書還說，在他任職期間，亞東關係協會“經常定期地在銀座招待我們，而且是請事務所的全體人員出席。請我們吃飽喝足後，臨走時還饋贈禮品。這就是台灣的亞東關係協會，叫人沒法兒不和他們密切關係”。
“很少能有比台灣更使日本男性滿足的地方啦。政治家也概莫能外。所以，我們老闆（議員）和當時在我手下工作的另一個老闆秘書，很喜歡去台灣。對於年輕的秘書來說，那裡簡直就是伊甸園，再也用不著去看那些帶裸照的周刊雜誌了。”這個原議員秘書的證詞，真是切中要害，一語道破天機。
然而，現實就是如此奇怪，有時甚至比小說中描寫的還離奇。這個原議員秘書披露的內容，其實還遠未涉及台灣幫內部深層次的情況。更令人驚訝的真實內情，只有等待台灣幫從根本上去披露。但他們勢必要把這些真相帶入墳墓，一般人是無法知曉的。
台灣幫在日政壇很囂張
日本的台灣幫在日本政壇十分囂張，他們甚至把持了日本外交政策的決策權。在這些人的推動下，中日關係變得日益緊張和複雜，而日台關係則不斷走向親密。自民黨外交調查會被台灣幫篡權
《新日美防衛合作指針》其矛頭是針對中國的，而這方針的出籠，與日本的台灣幫有很大關係。蘇聯解體後，美國把矛頭對準了中國。也就是說，美國是通過《與台灣關係法》，而日本則是通過日美安全保障體制和《新日美防衛合作指針》來“保衛台灣”的。為何要這么做呢？據日本媒體稱，到了2016年，中國將成為軍事強國。針對2016年的中國，美國正在制訂其戰略。從美國的圖上演習看，到了2016年，中國的海軍將超過美國的第七艦隊。美國是在為此做準備。
日本前防衛長官平泉稱，防衛廳曾搞了一個“三矢研究”。除掉有關原蘇聯的部分，關於朝鮮半島的內容現在仍然有效。而且，香港、澳門回歸之後，就剩下台灣了。所以，才決定加強日美安保體制。鑒於平泉的身份，他的上述講話應是政府的立場。日美安全保障體制關鍵在沖繩，因為沖繩可以盯著台灣和朝鮮。這一政策的推動者，就是台灣幫成員，如村上正邦、武見敬三等。時下，台灣也明白沖繩最重要，所以台北藉助與沖繩之間的定期航班，拚命向沖繩投資。
到了橋本內閣期間，日本自民黨異常傲慢。特別是在外交政策和修改憲法問題上，表現得尤為突出。民族派官僚、右翼議員和台灣幫橫行無忌地活動，十分囂張。究其原因，其一在於社會黨解體和工會組織右傾化；其二是公明黨投入信奉新國家主義的政治勢力（新進黨）的懷抱。自由的和平主義政黨的解體，助長了國家主義的抬頭，因而自民黨內右翼、台灣幫和國家主義勢力增加了發言權。目前，這種右翼潮流，依然以冷戰思維壟斷著執政黨的安全和外交政策。在對待中國的問題上，他們依然反華，似乎很難放棄染指曾遭受日本殖民統治的台灣的野心。
更可悲的是，自民黨的許多議員都為金錢和選票所驅動。其中極少數右翼集團作為政治信條對執政黨和政府的外交政策頗感興趣，並積極參與其中。不言而喻，自己若被承認是台灣幫則可得到相應的回報，因此他們便越發熱衷於外交政策。參議院議員武見是年輕的台灣幫成員，是目前日華議員懇談會中“最熱心最活躍的議員”，也是自民黨方面積極推進通過加強日美安保體制來保衛台灣這樣一種根本否定和平憲法的人物。也就是說，自民黨的外交指針，是出自這位大學教員的武見之手。執政黨的外交政策竟藉助於台灣幫的力量具體擬定，這種現狀足以說明當今的日本執政黨是何等漫不經心。日本執政黨的外交決策權掌握在台灣幫手裡，這將是什麼樣的政策，可想而知。
私下與台灣當局接觸甚密
台灣幫鼻祖岸信介的外孫安倍，也是台灣幫成員，擔任自民黨外交小組委員會代理會長職務，他的話理應代表政府。他說：《新日美防衛合作指針》就其區域而言，適用範圍達到菲律賓以北，其中包含台灣海峽乃是常識，“由於沒有必要特地刺激中國，所以不限定區域。然而，在遣詞造句的背後卻又告訴中國含有台灣的意思。”安倍還強調，“1960年修改日美安全條約時，台灣當然亦明確無誤地屬於安全條約的適用範圍”。安倍還煞有介事地說：“如果美國的航空母艦能從日本的基地駛到台灣海峽，就可以防止中國的武力進攻於未然。”他不僅原封不動地接受了台北的思維，而且把美國的航空母艦從日本出擊視為理所當然。這暴露出了岸信介主義繼承者的真面目。有人問他：“台灣的國民黨是否正面提出過這種請求？”他回答說：“雖未正面提出過請求，但這個期間我去台灣時，對方談了很多，並且建議把《新日美防衛合作指針》搞得更加紮實可靠。”岸信介的外孫，真是個“直率”之人，他不僅承認自己去過台灣，而且也談及了當時國民黨方面曾提出請求。這恰好把台灣對日本工作的真相，大白於天下。
這名台灣幫鼻祖的外孫，占據自民黨的外交部門，穿梭往來於日台之間，由此可見台灣讚賞他為岸信介的接班人是不難構想的。當有人問道“是否會晤了李登輝‘總統’”時，本以為他會閃爍其詞，不曾想安倍卻坦率地回答說：“不，是‘行政院長’蕭萬長提的建議。”這就是說，台灣當局的最高負責人，曾就《新日美防衛合作指針》向岸信介的外孫提出過嚴格的要求。由此可見，儘管日台之間沒有“外交”關係，但台灣當局還是能夠通過台灣幫來貫徹自己的意圖。
“如此說來，是否可以認為通過這次《新日美防衛合作指針》的制訂，台灣方面的各種構想都已圓滿實現？”“是的。”他又爽快地回答。也就是說，他承認了《新日美防衛合作指針》是日美兩國聯合“保衛”台灣政策的具體體現。安倍還講出了出人意料的事情。他說：“問題在於制空權。台灣購買美國造Ｆ—16戰鬥機，完全能以壓倒優勢凌駕於大陸之上。然而大陸從俄羅斯引進的蘇—27最新式戰鬥機的生產線投產，均勢就將被打破。為保持軍事均衡起補充作用的，就是《新日美防衛合作指針》。”也就是說，《新日美防衛合作指針》是在考慮到兩岸力量失衡的基礎上制訂的。
台灣幫與商業利益
日本的議員成為台灣幫的理由，除反共產主義這種政治信仰因素之外，商業利益使然的例子似乎屢見不鮮。倘若同台灣經商的企業是某位政治家的贊助者，那么，這位政治家為了金錢和選票，就可以成為台灣幫。與台灣合作的日本企業同台灣當局的關係越深，該贊助者就越可能要求其所支持的議員加入日華議員懇談會。有一種特殊現象，即“你若從日本帶國會議員訪台，那裡的事情就好辦”。其結果往往導致政治家的贊助企業敦促政治家訪台。而台灣方面則企圖反過來利用這一渠道，向日本政界施加影響。
一位了解內情的人分析說：“山梨縣和山口縣的對台貿易很活躍，那裡的台灣幫或多或少都與台灣的商業利益有千絲萬縷的聯繫。”山梨是台灣幫分子金丸信的老家。山口則是岸信介、佐藤榮作和安倍晉太郎等人的老家。岸信介和佐藤擔任過首相。佐藤榮作之子佐藤信二則是現職議員。也會有另一種情況，即政治家由於是台灣幫，則促使其贊助企業同台灣進行貿易。拿山口縣來說，正因為它有岸信介和佐藤榮作這兩名台灣幫的大人物，所以，當地的企業也都染指台灣的經濟利益。
多年來，台灣一直以擁有巨額的外匯儲備而自豪。但它也並非與所有國家的貿易都呈順差。其對日貿易就是逆差，每年的赤字額高達130億美元。然而換一個角度看，也可以說這是台灣方面“策劃的惟獨讓日本盈利的一著棋”。也有專家指出，這正是台灣對日工作的巧妙之處。眾所周知，因對日貿易逆差問題，美國經常嚴厲打壓日本。歐洲也時常對日本發牢騷。韓國亦然。可惟獨不見新聞媒體報導來自台灣的憤怒。
從本質上看，日台間的貿易盈餘表明，是日本企業把台灣當作了加工廠，這與當年美國企業把日本當作加工廠的做法一模一樣。雖然台灣製造汽車和家電產品，但最關鍵的心臟部件，卻要從日本國內進口。這正是日本在日台貿易中保持順差的真正原因。日本企業同台灣形成的這種相互支持的關係，業已反映在日台間的政治方面。也可以說，台灣幫的存在正是由於這種結構才站住腳的。
實際上，日台間的這種經濟交流，已使台灣對日工作資金的流向變得越發錯綜複雜而又撲朔迷離。倘若濫用日台間大量的企業渠道，那么披上合法的外衣就能夠使資金源源不斷地流入台灣幫之手。對此，日本政界的有關人士不僅不予否認，反而視之為理所當然。原青嵐會幹部的一名資深秘書證實，“若沒任何回報，就不可能為台灣賣力。應該說是從中得到了某些實惠”。
金錢利誘 美色拉攏
長期以來，台灣當局制訂大量“專案”，重金收買日本政要，以期影響日本的外交政策。這些所謂的“專案”大部分由台灣“國安局”制訂實施，整個過程狡詐詭秘，局外人很難知曉箇中內幕。在“財能通神”的日本社會，院外活動的關鍵是財力，僅靠人際關係有時是很難奏效的。尤其是對日本議會及政府首腦，不僅選舉時要提供特殊捐款，平時也要提供相應數量的政治捐款。據內部知情人員透露，因日本有《政治資金限制法》，政客都不敢明目張胆地從台灣當局那裡接受現金，而是迂迴操作，進行幕後交易。
其主要方式有兩種：一是通過在日本的台資企業以政治捐款的方式提供；另一種則是通過所謂的“台北駐日經濟文化代表處”以購買日本議員集資宴會券的方式進行。據日本自民黨一名議員私下稱，在舉辦集資宴會時，台灣的駐日機構每次都認購50萬甚至100萬日元的宴會券。
一般情況下，每名議員每年都要舉辦一到兩次集資宴會，且隨著時間的推移宴會券的價碼也水漲船高。據說，這類被台灣認購宴會券的事情涉及相當多的自民黨議員，“現在，這類資金正在流向除共產黨及社民黨之外的所有政黨”。多年累積起來，這類院外活動開支已是相當大的一筆款項。為了保密及使受捐者心安理得，台灣當局考慮得十分周全，在提供捐款時無需日方相關議員出具任何收據，以免留下把柄。
近來，台灣當局在日本政界的政治捐款對象日益增加，在台“國安局”資料上出現的名字有：日本前運輸大臣龜井善之、眾議員小池百合子、內閣情報調查室室長杉田和博、前駐南斯拉夫臨時大使中村義博以及政論家日高義樹和若林正丈等。
商貿掩護 經濟利誘
台灣當局的許多大型經濟建設專案，名義上往往採取國際性的招標活動，但在實際過程中，經常會對日本相關公司進行傾斜，使其無形中獲得巨額利潤。這些公司取得回報後，再反過來幫助台灣當局開展對日院外活動，在政界、財界培植親台勢力。1996年，台灣當局正式就台北至高雄的高速鐵路建設專案進行招標，歐洲國家的主要企業聞風而動，組成“歐洲高鐵聯盟”，試圖一舉拿下整個專案。可是，“連日本方面也不知道為什麼”，從1998年開始，台灣高速鐵路公司不斷通過私下渠道向日本方面表示，希望“日本公司能拿出一個具體計畫”。結果日本公司在最後的競標中大獲全勝，取得了4000多億新台幣的建設契約。後來，日本東京都知事石原慎太郎訪問台灣時，專門談到了台灣的“高鐵專案”問題。石原慎太郎表示：“只要台灣的高鐵專案落成，日本的內閣成員就可以正式訪問台灣，到台灣來參加剪彩儀式。”同時，“兩‘國’國民的感情也會因此而加深”。
一位研究台灣政局的政治評論家稱，倘若某一與台灣經商的日本企業是某名國會議員的政治資金贊助者，那么，這名日本議員為了金錢和選票就極可能加入“台灣幫”。日本企業在台灣的經濟利益越深，它就越可能鼓動被其資助的議員加入親台組織，並敦促其訪台，同台灣的上層建立聯繫，使該企業在台灣的事情更容易辦成。
據資料統計，在國際貿易中，台灣同許多國家都呈順差走勢，但對日本卻是逆差，每年的赤字額高達130億美元，1999年甚至達到160多億美元。奇怪的是，人們很難發現台灣方面有任何怨言。歐洲議會一位官員認為，這可能是台灣方面有意“策劃讓日本盈利的一著棋”，是台灣對日工作的巧妙之處。
感情拉攏 色情腐蝕
台灣的對日院外活動，採取的是一種“小處著手，大處著眼”，“放長線，釣大魚”的做法。通常情況下，台灣在“瞄準”一名日本政客後，在設法接近目標的同時，也開始對其秘書等周圍的辦事人員施以小恩小惠，請客送禮，感情拉攏，“於細微處見真情”。如此周而復始，循序漸進，水到渠成，為日後開展工作創造條件。一名前日本自民黨議員秘書私下透露，在他任職期間，台灣的亞東關係協會經常會定期在東京宴請日本高官及其全體辦事人員，吃喝玩樂之後，還有禮品贈送，“叫人沒法不和他們關係密切”。
例如，台當局共宴請日本參議員椎名素夫4次，花費約56萬元新台幣；接待內閣總理大臣輔佐官岡本行夫6次，支出71萬元新台幣和14萬美元；接待日高義樹5次，花費35萬元新台幣。此外，為給日本政要送禮，台“國安局”專門成立了“906專案”報銷送禮費。
資料顯示，僅1997年至2000年期間，李登輝向日本要員送禮6次，總計100多萬新台幣。同時“國安局”還以委託研究之名，向椎名素夫的“國際政經調查研究會”提供一次性補助550萬元新台幣，補助若林正丈100萬元新台幣。
在台灣的接待活動中，有一項必備的內容就是為一些特殊的日本客人提供色情服務。而且，在此過程中，這些受到特別關照的日本政治家既不會被竊照、錄音，也不會被泄密、曝光，“絕對安全可靠”。所以，對日本的政客、特別是年輕的議員來說，台灣“簡直是伊甸園”。例如，由年輕議員擔任局長的日本自民黨青年局每年都會組織許多年輕的議員訪台。據說，大凡去過一趟台灣的精力充沛的年輕議員絕對還想去第二次，而且回國後就成為鐵桿的親台議員。
右翼密謀日本版《與台灣關係法》
正如中日關係中有個台灣問題一樣，台海事務中有一個日本問題。中日關係中的台灣問題，比起常常發作、引發兩國陣痛的歷史問題的癰疽來，更具有實質性，直接關係到兩國的國家利益和地緣戰略。2003年底以來，日本明顯加快了涉足台海事務的步伐。12月12日，日本不顧北京方面的強烈反對，日本交流協會台北事務所公然在台北舉辦明仁天皇誕辰招待會，邀請台灣當局“外交部長”、“總統府秘書長”等政要出席。
12月15日，日本“李登輝之友會”在東京召開成立大會。李登輝通過會場的螢屏發表了題為“台灣精神和日本精神”的演講，稱“日本人士應發揚‘武士道’精神，重拾戰後失去的自信心，並在亞洲發揮領導力”。12月25日，曾於兩年前力排眾議，核發籤證讓李登輝赴日本大阪“就醫”的日本前首相森喜朗在小泉政府的默許下“因私”訪台。短短3天行程，不但辦完了為亡友掃墓和與台經濟、體育團體交流等私事，還撥冗出席了台當局的授勳儀式，而且會見了現任“總統”陳水扁和前“總統”李登輝，其效率之高，令人咋舌。
日台“準官方往來”如此頻密，主要是由於第二屆小泉內閣“膽大了”。這個保守的政權正躊躇滿志地要把日本改造為“普通國家”，此刻適逢日本經濟好轉，旁騖台海事務不至於被國內問題搞得措手不及；又因為“有事法制”三法案剛出台不久，日本插手台海似乎合情合理，有“法律依據”；而在伊拉克戰爭硝煙散去，亟待戰後重建的國際背景下，出錢又出兵的日本自恃“勞苦功高”，此時在台灣問題上與中國過招，不僅不會招致美國的不滿，反而有可能得到布希的鼓勵。
試水“兩個中國”
眾所周知，日本政壇有一個規模龐大的“台灣幫”。其構成頗為複雜，從右翼組織“青嵐會”，到主要由政治家組成的“日華關係議員懇談會”，從“日台議員聯盟”，到政治家的周邊組織“李登輝之友會”、“陳水扁之友會”等，不一而足。其中，日本與台灣“斷交”僅半年後（1973年3月）成立的“日華關係議員懇談會”，成員據說超過300人，多為少壯、鷹派的實力人物，且不乏“鐵桿”。有跡象表明，親台日本政治勢力甚至準備搞日本版的《與台灣關係法》。而一旦將所謂“日台交流協定”付諸國會表決的話，在為數甚眾的親台議員的策動下，很可能會一次性通過。過去，迫於中國的壓力，日本政府科級以上官員的訪台都很難實現。小泉上台後，已基本打破了這些限制。現在，在東京——台北間往來穿梭的，已經遠不止民間財界人士，甚至不乏軍界高官。用一位中國學者的話來說，日台之間可謂“暗流洶湧”。更為微妙的是，最近的一些情況表明，一些構成中日關係政治和法律基礎、此前我們認為絕對不可能改變的原則和框架正在受到挑戰，始終明確的“一個中國”、“台灣是中國領土的一部分”等原則立場，其界限正在變得“模糊”起來。
日本屢屢在台灣問題上“試水”，試探中方的容忍度。去年12月24日剛剛解密的日本外務省外交文檔證實，在20世紀60年代，日本政府雖然公開表示堅持“一個中國”的方針，卻一直在暗中摸索“兩個中國”的政策。
擴大飛彈防禦
對於日本公司來說，中國是一個新興的出口市場。不過，台灣是日本第四大貿易夥伴，日本則是台灣第三大出口目的地和最大的進口來源地。考慮到台灣和日本之間密切的文化和政治關係，海峽兩岸的穩定對日本的重大戰略影響，東京、北京和台北的三方關係變得愈發微妙。台灣位於往來北亞的重要航道上，對日來說有著重要的軍事和經濟意義。台灣海峽爆發的任何衝突都會嚴重危及日本的海上安全和經濟。日本的這種擔心因中國海軍雄心勃勃的改革計畫而加劇。中國海軍打算將自己由一支只能在從北太平洋的阿留申群島到位於南中國海的我南沙群島這些“外圍列島”展示力量的“淺海”海軍轉變為可以深入太平洋採取行動的“深水”海軍。
如果收回了台灣，中國將更容易解決有爭議的釣魚島列島主權問題。日本對中國在沖繩西北400公里處建的海上鑽井平台經感到不安，並向該地區的附近派出了偵察機。早些時候發生的一些中國保釣人士試圖登上釣魚群島的事件讓日本變得更加緊張。中國說，如果台灣問題拖得太久，它不會放棄通過武力讓台灣和大陸統一的權利。沖繩群島一直延伸到台北東南，這讓人想到一旦美國和中國因台灣問題發生衝突，日本可能會參與進來。
不過，日本一直在採取措施，防範台海衝突可能造成的影響。日本海上自衛隊一直對台灣問題給予了比朝鮮核威脅更大的關注，它也一直在購買新的潛艇和航空母艦，以“保護”日本在該地區的利益。東京最近決定繼續建立飛彈防禦體系，可以從下面這個角度來看待此事：設在日本的飛彈防禦系統會至少覆蓋台灣北部，因此會進一步將台灣納入日本的影響範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