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本資料
作 者： （孟）尤努斯 著；鮑小佳 譯
出 版 社： 中信出版社
出版時間： 2008-10-1
字 數： 170000
版 次： 1
頁 數： 197
印刷時間： 2008/10/01
開 本： 16開
印 次： 1
紙 張： 膠版紙
I S B N ： 9787508612898
包 裝： 平裝
定價：￥32.00
編輯推薦
諾貝爾和平獎得主、格萊珉銀行創始人以理性主義的激情、人文主義的關懷，照亮新一代企業模式的前行之路。
內容簡介
本書是諾貝爾和平獎得主尤努斯的新作，與另一部描述格萊珉銀行的發展經歷的著作《窮人的誠信》不同，本書主要闡述了作者多年來一直思考並付諸實施的“社會企業”概念。所謂社會企業是指以承擔社會責任、增進社會利益為目標，不追求分紅和利潤，但能夠盈利和自我維持的企業。自汶川大地震後，企業社會責任這一概念在國內頗為盛行，連溫家寶總理也大加提倡。如何將企業的社會責任和企業這樣一種組織方式結合起來，更好地實現社會責任，增進社會利益，本書將提供很多的啟示。
作者簡介
穆罕默德·尤努斯，窮人的銀行家、經濟學家，格萊珉銀行的創始人，他開創和發展的“小額信貸”服務幫助了無數因貧困而無法獲得傳統銀行貸款的創業者。2006年，“為表彰他們從社會底層推動經濟和社會發展的努力”，他與格萊珉銀行共同獲得諾貝爾和平獎，除此以外，他還曾獲得過六十多項榮譽，女1978年孟加拉總統獎、1985年孟加拉銀行獎、1994年世界糧食獎、1998年悉尼和平獎，以及2004年《經濟學人》頒發的社會經濟創新獎等。
目錄
前言
第一篇 社會企業的前景
第一章 一種新型企業
第二章 社會企業：包括什麼，不包括什麼?
第二篇 格萊珉銀行的經驗
第三章 小額信貸改革
第四章 從小額信貸到社會企業
第五章 反貧困鬥爭：超越孟加拉國
第六章 上帝就在細節中
第七章 一次一杯優酪乳
第三篇 創造沒有貧困的世界
第八章 拓寬市場空間
第九章 信息技術、全球化和被改變的世界
第十章 富裕的危害
第十一章 將貧困送進博物館
後記
書摘插圖
第一篇 社會企業的前景
第一章 一種新型企業
自1991年蘇聯解體以來，自由市場席捲全球。自由市場經濟學在中國、東南亞、南美、東歐甚至俄羅斯得以生根發展。當然，自由市場在某些方面績效甚優，讓我們看看有長期資本主義歷史的地區，如西歐和北美，這裡極為富裕，技術先進、科學發達，教育和社會進步也很顯著，迄今三百多年的現代資本主義積累了前所未有的物質財富。但是，當代，尤其是蘇聯解體後，理想幻滅的感覺逐漸萌生。
毋庸置疑，目前資本主義仍舊興旺蓬勃，商業持續發展，全球貿易規模不斷壯大，跨國公司向開發中國家以及東歐國家的拓展在繼續，技術進步方興未艾。但並不是所有人都在獲益，全球收入分配存在著很多問題：全球94％的收入歸40％的人所有，而剩下的60％的人僅靠全球6％的收入維生；世界近一半的人口每日消費水平不高於2美元，約lo億人口每日消費不足1美元。
全球貧困人口的分布並不均勻，某些地區一直處於世界最底層，被嚴重的貧困問題所困擾。在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區、南亞、拉美，有數億人口掙扎在生存線上。極端災害事件不斷威脅著數十萬貧困人口的生命，比如2004年的海嘯就給印度洋附近國家造成了巨大的破壞。全球南北（富國和窮國）之間的差距越來越大。
一些國家在過去30年取得巨大經濟發展的同時，也付出了沉重的代價。中國自20世紀70年代末改革開放以來，經濟高速發展，根據世界銀行的報告，中國有近4億人口脫貧。因此，儘管中國有著全球最多的人口，但印度卻成為全球擁有貧困人口最多的國家。
進步的同時使很多社會問題惡化。中國官員在追求高速發展的同時，忽視了工廠對水資源和空氣的污染。在貧困問題得到解決的同時，中國的貧富差距也在不斷擴大。一些衡量貧富差距的指標（如基尼係數）表明，中國的貧富差距要比印度嚴重。
即便在美國這個全球最發達的國家，社會進步方面也令人擔憂。近20年來，美國經濟發展緩慢，貧困人口不斷增加。約4700萬人沒有健康保險和基本的醫療保障，占到了全國人口的1／6。冷戰結束以來，很多人期待能夠獲得“和平紅利”（peace dividend）——隨著國防支出的降低，教育和醫療保障等社會福利會得到改善。但“9·11”事件以來，美國政府又加大了在軍事和保護國土安全上的開支，忽視了解決貧困問題。
這些全球性問題並沒有一直遭到忽視。新千年開始之際，全球都在積極關注這些問題。2000年，各國領導人齊聚聯合國並鄭重承諾，在2015年之前使全球貧困人口減少一半。而眼下，一半的時間已經過去了，減貧的成效並不令人滿意，很多觀察家認為“千年計畫”很有可能落空（據我的觀察，孟加拉國是個例外，目前孟加拉國正在朝著既定目標不斷推進，很有可能在2015年前實現貧困人口減半的目標）。
產生以上問題的原因究竟是什麼呢？在當今的世界中，自由企業的競爭力最大，但為什麼自由市場會帶來這些問題呢？為什麼有些國家更加富裕，而有些國家卻被遠遠地甩在了後面？
原因很簡單，目前缺乏約束的市場並不能解決上述社會問題，相反還有可能加劇貧困、疾病、污染、貪污、犯罪和貧富差距等問題。
我認為，全球化過程中，自由市場應該超越國家邊界，鼓勵國際貿易，保持資本的持續流動，政府通過提供商業設施、運營便利、稅收和法律優惠等來鼓勵外商投資。傳統商業理論認為：全球化與其他措施相比，能夠給貧困國家帶來最大的收益。但如果沒有產權保護和一定的法律約束，全球化也有可能帶來極大的毀滅性後果。
國際貿易就像一條遍布世界的高速公路，如果它是一條完全自由的高速公路，沒有限停標誌，沒有限速，沒有車輛限制或者沒有車道標誌，那么很快這條高速公路就會被來自世界最強大經濟體的重型卡車所占據，而那些小型車，比如農民的小卡車、孟加拉國的馬車或者人力車等，則都會被擠出去。
為了在全球化中獲得共贏，合理的交通法規、交通指示燈和交警都是必需的。為了保證貧困國家在這條高速公路上取得一席之地，還應該用適當的規則替代“強者拿走一切”（the strongest takes all）的規則，否則全球化的自由市場將會被“金融帝國主義”（financial imperialism）所支配。
同樣，地方、地區和國家市場也需要制定合理的規則和管理手段來保障窮人的利益。如果這些規則缺失，富人就會制定有利於自身利益的規則。無限制的“單軌道”資本化的負面作用比比皆是，例如，那些跨國企業紛紛將工廠落在貧困國家，雇用低成本勞動力（包括童工）獲取巨額利潤；公司以污染空氣、水資源和土壤為代價降低本來應該用於環境保護的成本；欺詐性行銷和欺騙性廣告宣傳推廣的都是些有害產品或者非必需產品。
總之，對整個經濟體的觀察表明：占世界一半人口的窮人群體被忽視，取而代之的是，很多商家僅僅關注那些非必需的奢侈品消費，因為奢侈品消費能夠帶來巨大的利潤。
我認為，自由市場應當是惠及所有人的前進動力和自由源泉，而不是面向少數精英階層的“象牙塔”。當前，世界上最富有的國家，包括北美、歐洲和部分亞洲國家，已經享受了自由市場所帶來的好處（包括自由市場帶來的創新、效率提高以及發展動力等）。我試圖將這些好處也帶給那些被世界忽略的人群，那些並沒有被經濟學家和商人納入市場中來的窮人群體。經驗告訴我，如果自由市場一味地迎合那些所謂的“經濟巨頭”的財務目標，那么，即使這個市場很強大、很有效，也會造成全球貧困和環境惡化等問題。
政府能夠解決問題嗎？
很多人認為如果自由市場不能解決這些社會問題，政府就應該出面解決。私人部門服務於個人利潤，而政府部門服務於社會整體利益，因此從邏輯上講，這些大規模的社會問題，應該由政府出面解決。
政府有助於建立一種我們大家都渴望的社會。很多特定的社會功能是無法由個人或私人組織來完成的，如國防、掌管資金供應和銀行業務的中央銀行、公共教育、國家醫療保障以及傳染病預防等，這時候就需要政府進行干預。同樣的，政府通過設立並強化相關法規來控制和限制資本主義，就類似於交通法規的作用。當今世界中，與全球化相關的法規、限制往往備受爭議，仍有待建立一個完善的國際性經濟約束機制。但在國家和地方層次上，很多政府已經制定了很多監管自由市場的政策，尤其是在那些資本主義歷史比較悠久、監管系統相對較成熟的工業化國家。
自由市場的“交通規則”能夠保證食品藥品監督，防止欺騙消費者行為，禁止銷售危險商品或劣質商品，防止虛假廣告和防止違反契約的行為，以及控制污染環境。這些法律能為信息提供參照系和規範，保障了商業的正常運行，如股市運轉、公司財務信息的披露、會計和審計實踐的標準化等。正是這些法律和規定保證了商業能夠在公平的平台上得以發展。
當然，商業的“交通規則”並不夠完美，規則的實施也存在問題。因此，還有很多公司在欺騙消費者、污染環境、欺騙投資者。這些問題在開發中國家尤為明顯，因為這些國家的政府機構往往比較弱而且容易產生腐敗。而已開發國家儘管自20世紀80年代起，很多保守派政治家抓住一切機會削弱政府的監管，但已開發國家政府的監管能力與開發中國家相比仍舊要強很多。
無論如何，不論對企業的政府監管機制有多完善，也不足以應對那些嚴重的社會問題，更不用說解決了。這種監管機制僅能在企業存在的地方發揮作用，而不能覆蓋那些被企業忽視的地方。企業如果沒有經濟激勵，是不會自主致力於解決這些問題的。“交通規則”也許會對全球經濟體中的“小汽車”、“卡車”甚至“人力車”產生作用，但對那些數百萬連車都沒有的人，對那些尚未滿足基本生活需求的婦女、小孩能起到作用嗎？世界近一半的底層人口如何才能參與到主流經濟活動中來，並有能力在自由市場中競爭？單靠經濟“禁止標誌”和“交通警察”都無法解決上述問題。
政府一直在試圖解決這些問題。中世紀末期，英格蘭曾制定過《濟貧法》來幫助那些可能遭受饑荒的人們。現代政府也制定了解決社會問題的日程，還雇用了醫生、護士、教師、科學家、社工和研究者等試圖緩解這些問題。
在很多國家，政府機構是應對貧困、疾病和其他社會問題的主要力量。孟加拉國的人口問題就是其中之一。孟加拉國是世界上人口密度最高的國家之一，在相當於威斯康星州大小的國土面積上生活著l．45億人；或者，即使把全世界的人口都聚集到美國，其人口密度也要略低於孟加拉國的人口密度!但是，孟加拉國在控制人口數量方面取得了很大的進步，過去30年中，每位母親的平均生育數從1975年的6.3下降到了1999年的3.3，這一下降趨勢還在繼續。這一進步是政府努力的結果，包括通過遍布全國的診所提供家庭規劃產品、信息和服務。非政府組織和格萊珉銀行在促進發展和減貧方面也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政府在解決社會問題方面的力量很大，因為政府強而有力，可以觸及社會各個角落，並通過稅收聚集資源。即便是稅率不高的窮國政府，也能通過國際上的援助和低息貸款來獲得資金。因此很容易認為，應該讓政府處理這些社會問題。
不過，如果這種途徑有效的話，所有問題應該早就得到解決了。當前存在的很多社會問題已經證實單靠政府是行不通的，這又是為什麼呢？
原因有很多，其一是政府的低效、緩慢和腐敗、官僚化和自我延續（self-perpetuating），這些都是上面提到的政府優勢的副作用。政府的規模、權力和強制力，不可避免地誘惑很多人利用政府條件為自己謀求權力和財富。
政府擅長創造新事物，而不擅長在不需要它們或者它們成為負擔時將其放棄。新的機構能夠帶來新的效益，尤其是工作崗位。以孟加拉國為例，人們理想的工作是在政府機構內按部就班地保留自己的職位、拿工資，直到這種按部就班被機器化設備代替。
政治是影響政府效率的另外一個因素。當然， “政治”可以理解為“可問責性”，民主的主要特徵是，有一批人能夠要求政府為其利益服務，並向自己的代表施加壓力以維持這種利益。
但政府的這一方面也意味著某一強勢群體會為了自身利益來阻礙進步。例如，美國病態的、面目全非的、低效的醫療體系使數千萬人喪失醫療保險，但由於保險和醫藥部門的強勢，醫療體系的改革將會很困難。
政府固有的缺陷解釋了為什麼蘇聯國有經濟最終會崩潰，還解釋了為什麼世界很多國家的人們反對通過政府資助方式解決社會問題。
政府應該盡職解決最嚴重的問題，但單靠政府自身是無法解決的。
非營利性組織的貢獻
很多人在對政府失望後，轉而求助於非營利性機構。非營利性機構有很多種形式和不同的名稱，包括非營利性的非政府組織、慈善組織、慈善社團、公益基金會等等。
慈善根源於人類對其他人的關心。所有的宗教信條都要求其信徒向窮人進行施捨。尤其是在有突發事件的時候，非營利性組織能夠幫助絕望的人們。在歷次洪水和海嘯中，國內外的慷慨援助拯救了數萬孟加拉人。
但是僅僅依靠非營利性組織不足以解決社會問題。全球貧困、傳染病、無家可歸的難民、饑荒和污染等問題不斷惡化，說明慈善本身並不足以完成這項任務。慈善自身也有無法克服的不足，即完全依賴於人員、機構或者政府部門的慷慨行為。如果這些機構的資金出現短缺，慈善項目也將停止。正如所有非營利性組織的負責人指出的，這些錢永遠也無法滿足全部需求。即便經濟發展形勢很好、人們手頭資金比較寬裕，他們用於慈善的資金占自己收入的比例也有限。而在困難時期，當需要幫助的人數最多時，捐贈也就更少了。慈善是一種“滴水經濟”（trickle．down），如果水滴停止，幫助也將停止。
對捐贈的依賴還帶來了很多其他問題，在那些社會需求比較大的國家，能用於慈善的資源越少，如孟加拉國、南亞國家以及大部分拉丁美洲和撒哈拉以南非洲國家。另外，已開發國家也很難對從未接觸過的國家、從未接觸過的人們提供長期持續的援助。已開發國家無法持續援助的事實很容易被理解，但這就給很多國家帶來了嚴重的社會問題。
危機發生時，這種社會問題更為嚴重，如自然災害、戰爭導致的社會劇變和災難、流行病暴發或者某個地區的環境狀況惡化使該地區無法居住等。這時，慈善的需求遠遠大於供給。當今世界隨著新聞和信息的快速傳播，我們無時無刻不被全球請求關注和幫助的聲音包圍。電視上不斷播放的巨大災難吸引了世界上主要的慈善組織的注意力，但同時那些影響相對較低的災害就被人們忽略了。最終，在人們產生“同情疲勞”後，捐贈行為就會停止。
因此，非營利性組織有一個內在的規模和效率上限。這些組織的負責人本來應該將主要精力投入到組織的發展規劃和規模擴張中，實際上他們卻將大量精力和時間投入到吸收捐款的活動中。這也揭示了為什麼非營利性組織在解決社會問題方面的成效並不明顯。
總之，儘管非營利性組織、非政府組織和其他基金會做了很多卓有成效的工作，但是這類機構並不足以解決社會頑疾。這是由這些機構的社會性質所決定的。
多邊機構——解決發展問題的精英團體
還有一類機構被稱為“多邊機構”，由不同政府發起和資助，其主要目標是通過推動開發中國家或發展中區域的經濟發展，來消除貧困。世界銀行是所有多邊組織的典型代表，其中包括名為“國際金融公司”（Inter—national Finance Corporation）的私人投資部門，目前還有四個著名的區域發展銀行，都由世界銀行領導。 不幸的是，實際上，這些多邊機構並沒有很好地實現預定目標。多邊機構像政府機構一樣，也存在著官僚化、保守化、低效率和自私等特性。此外，多邊機構與非營利性組織類似，長期資金不足，缺乏可靠性和政策穩定性。因此，如果按照全球減貧的目標衡量的話，過去幾十年來多邊組織投人的數千億美元資金的成效並不顯著。
儘管世界銀行一類的多邊機構將消除貧困作為主要工作目標，但它們側重於通過擴大經濟發展規模來實現目標，即如果一個國家或者地區的GDP在增長，世界銀行就認為完成了自己的使命。事實上這種經濟成長可能很緩慢，對窮人根本沒有任何影響，甚至可能是以損害窮人利益為代價的，但這一切都不足以令世界銀行改變自己的政策。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