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文明研究

在全球化文明衝突時代,比較文學學科理論面臨著重大的調整與轉折。 文明的世界,“政治和經濟發展的主要模式因文明的不同而不同。 亨廷頓所說的“文明的衝突”的現象,顯然忽略了不同文明之間的相容性,但從某個

概述

在全球化文明衝突時代,比較文學學科理論面臨著重大的調整與轉折。從“‘文明的衝突’與跨文明對話”、“搭建平等對話的平台”以及“‘漢語性’研究與異質文 化探源”等三個角度,論述了跨文明研究作為21世紀中國比較文學研究的基本理論特徵 和實踐指南的必要性與重要性。

從跨文化到跨文明

比較文學中國學派的理論特徵歸納為“跨文化研究”,或者準確的說 是“跨中西異質文化研究”,並認為它是比較文學中國學派的生命泉源、立身之本和優 勢之所在,是中國學派區別於法國學派和美國學派的最基本的理論和學術特徵。
在2002 年8月南京召開的“中國比較文學年會暨國際會議”上,明確提出: 現在我們要把這個“跨文化”改一改,改成“跨文明”。為什麼要作這樣的改動?這樣 改動不是簡單的術語更換,而是出於兩個方面的考慮。其一,“跨文化”往往容易被誤 解或被濫用。在當今之世,“文化”被賦予的涵義太多太廣,其定義不下百種之多,而 且,如今什麼都要冠以“文化”二字,以顯其時髦。與此同時,“跨文化”也會產生誤 會,因為同一國內,可能會有若干種不同的民族文化和地域文化,如中國就有巴蜀文化 、齊魯文化和楚文化等等;同一文明圈內,也有多種不同的文化形態,比如法國文化與 德國文化,英國文化和美國文化等等。儘管筆者一再強調是“跨異質文化”,但人們的 理解因為受限於“文化”這一語詞的上述認知,與我們的講法有很大距離。其二,我們 今天所處的是一個文化轉型和調整的重要時刻,全球化的浪潮日漸高漲,民族化的要求 呼之欲出、不同文明之間的衝突、交流、對話與相互理解成為日益顯在的生活事件。在 這樣一個文明交匯、分化和重組的歷史時刻,我們如何抓住機遇,通過跨文明研究,促 進比較文學學科理論的轉折與建構,達到重構新的理論體系,振興中華民族文化,促進 世界文明共存共榮的目的,這是時代賦予我們的神聖使命。基於這兩點,筆者認為,跨 文明比較文學研究,簡稱“跨文明研究”,是21世紀中國比較文學研究最基本的理論特 征和實踐指南。

“文明的衝突”與跨文明對話

我們把“跨文明研究”確定為新世紀中國比較文學的基本學術範式,確立為中國比較 文學研究最基本的理論特徵和實踐指南,首先是為了適應全球化時代對人文學科提出的 歷史要求。在新的世紀裡,隨著政治多極化、經濟一體化格局的形成,不同文明之間的 衝突日益彰顯,中國比較文學正是要在這樣的歷史時刻,通過跨文明的比較研究,開掘 東西方文明和諧共生、互相理解的通道,架設異質文化互相溝通、共同進步的橋樑,為 世界的和平與穩定、為人類文化的發展做出自己的貢獻。
我們現在正處於全球化的歷史時期,這是一個不言自明的客觀事實。在全球化時代, 涉及政治、經濟和文化內容的各種信息的流轉在不斷加速,建立在人們歷史想像之上的 舊有的時間和空間概念被重新改寫,“時/空壓縮”成為社會運作的新的時代表征。不 同文明間的交流變得異常頻繁,文明的衝突從歷史的幕後走向前台,成為全球化不可避 免的附屬產品。在對“文明的衝突”所作的理論表述中,我們最為熟悉的是美國學者塞 繆爾·亨廷頓的聲音。他把這個全球一體化的世界稱為一個“嶄新的世界”,並說:“ 在這個新世界中,區域政治是種族的政治,全球政治是文明的政治。文明的衝突取代了 超級大國的競爭。”“在這個新的世界裡,最普遍、重要的和危險的衝突不是社會階級 之間、富人和窮人之間,或其他以經濟來劃分的集團之間的衝突,而是屬於不同文化實 體的人民之間的衝突”。

文明衝突原因

為什麼全球化時代必然誘發文明的衝突呢?亨廷頓站在全球政治的文化重構的角度,從 多個方面來對此問題加以論述。他認為,首先,全世界的人現今都根據文化界線來區分 自己,這意味著文化集團之間的沖突越來越重要,文明是最廣泛的文化實體,因此不同 文明集團之間的衝突就成為全球政治的中心。其次,全球化帶動了各國經濟的發展,非 西方社會能力和力量的提高刺激了本土認同和文化的復興,這會與一度占主導的西方價 值產生衝突。第三,某種文明的認同是在與其他文明的關係中來界定的,文明認同意味 著更深刻地意識到文明之間的差異以及必須保護把“我們”區別於“他們”的那些特性 。第四,對人民、領土、財富、資源和相對權力的爭奪,這是不同文明國家和集團之間 產生衝突的主要根源。所有這些都確保和加劇了不同文明間的分裂、矛盾與衝突。亨廷 頓一方面強調文明之間衝突的不可避免,另一方面也承認,今天的世界是一個多極和多 文明的世界,“政治和經濟發展的主要模式因文明的不同而不同。國家議題中的關鍵爭 議問題包含文明之間的差異。權力正在從長期以來占支配地位的西方向非西方的各文明 轉移。全球政治已變成多極的和多文明的”。
亨廷頓所說的“文明的衝突”的現象,顯然忽略了不同文明之間的相容性,但從某個 意義上說,不同文明的交流與共處,實際上就是我們這個時代從事學術研究的歷史語境 ,是我們今天觀照世界、思考問題的一個基本出發點。雖然亨廷頓是從政治學的角度來 闡發他的觀點的,但對我們所從事的文學研究而言也同樣具有很深的啟發意義。亨廷頓 的觀點中至少隱含著這樣的話題:不同文化體系的人有不同的生活和思維方式,有不同 的感知與表達世界的方式。文學作為各民族情感的獨特書寫方式,作為各民族文化的獨 特記載方式,成為了我們理解不同文明間的區別和差異的重要視窗。那么,對異質文明 之間話語問題的研究、對異質文明的文化探源、對異質文明間文學的誤讀和溝通問題的 研究、對異質文明間文學與文論互相闡釋問題的探討,這些正是全球化時代為比較文學 研究者提出的新的課題。跨文明比較文學研究,正是中國比較文學學者呼應歷史的感召 、探討不同文明之間的共處與相容理論,從而跨入比較文學第三階段的重要的理論武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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