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石室釋意
1.亦稱"敦煌石窟"。2.包括古代隸屬敦煌境內的莫高窟﹑西千佛洞﹑榆林窟和水峽口小千佛洞四窟。一般指莫高窟，俗稱千佛洞。在甘肅省敦煌縣鳴沙山山麓。其處有三界寺，寺旁石室千餘，壁畫﹑塑像(多系佛像)極多。自東晉迄元，皆有建造。清光緒二十六年(公元1900年)，於複壁中發現藏經室，內藏手寫佛經及美術作品等，極為豐富。寫本最早為晉安帝義熙二年(公元406年)，最晩為宋太宗至道三年(公元997年)，而以唐﹑五代的為最多。英人斯坦因﹑法人伯希和等先後前往，掠去大量精品。石室寫本部分業經整理印行。全國解放後列為重點文物保護單位之一。
介紹
世人鹹謂，上個世紀之交，史學界有四大發現：曰甲骨文，曰漢簡，曰敦煌遺書，曰明清檔案。百年過後的今天，我們回顧上述四大新史料的研究成果，不能不承認，儘管殷商甲骨、漢晉簡牘、明清檔案的整理和歷史學研究都取得了巨大成就，但是其中最具有國際聲譽和影響的恐怕要推敦煌石室遺書的整理和研究。
百年來敦煌文獻的整理
從1900年6月22日敦煌文書重見天日算起，敦煌文獻的蒐集、 整理、刊布、研究，經歷了百年滄桑。先是英國人斯坦
敦煌石室從歷史學的角度看，敦煌學是史料學，當今學科分類中，敦煌學屬於歷史文獻學的範圍。敦煌資料從敦煌學專家到歷史學者手中，依賴於敦煌文獻整理的進展。百年來敦煌文獻的整理成績斐然。無論是目錄的編制，還是錄文刊行，乃至影印出版，都有高水平的成果問世。最初，羅振玉、王仁俊、蔣斧等人只能把從伯希和那裡抄寫的文書或者伯氏寄贈的卷子照片編輯公布於世。羅福葆《沙州文錄補》（1924）、劉復《敦煌掇瑣》（1925）不僅主動輯錄了英、法等域外敦煌文書，而且開始跳出四部書的範圍，注重收錄社會文書和民間通俗文學作品。陳垣的《敦煌劫餘錄》 （1931）編輯了北京圖書館藏敦煌文獻的目錄，許國霖《敦煌石室寫經題記與敦煌雜錄》（1936）從北圖藏品中輯錄出社會史、文學史和語言史資料，為世人了解和利用北京圖書館保存的敦煌文獻提供了便利。
敦煌石室從三十年代的《食貨》雜誌刊登《唐代戶籍薄》輯叢，到中國科學院歷史研究所六十年代編寫的《敦煌資料》第一輯，匯集社會經濟史專題性內容的敦煌文書日益受到重視。日本池田溫教授的《中國古代籍帳》的錄文更加精審，範圍也有擴大。而目前最實用的錄文本則是唐耕耦、陸宏基合編的《敦煌社會經濟文獻真跡釋錄》（1986—1990），收錄內容更為廣博。分類編輯的則有江蘇古籍出版社出版的《敦煌文獻分類校錄叢刊》，有關於天文曆法、社邑、書儀、契約等專題出版。利用縮微膠捲影印出版敦煌文書的有台灣黃永武的《敦煌寶藏》，可惜其圖版不甚清晰。影印本的上乘之作乃是四川人民出版社的英藏敦煌文獻和上海古籍出版社陸續出版的法藏、俄藏和上海博物館、天津藝術博物館、北京大學等地所藏的文書。此外還有許多帶有研究性質的專題錄文，如台北新文豐出版的《香港敦煌吐魯番研究中心叢刊》、甘肅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敦煌文獻叢刊》和甘肅教育出版社出版的一些彙編錄文等。總之，不僅當年英國人斯坦因、伯希和等弄走的敦煌文書早已經有縮微膠捲供世人使用，還有高清晰度的影印本可供翻檢，更有高水平的錄文本能夠為一般學者使用。經過幾代敦煌學者的努力，敦煌文獻已經逐步從少數學者的“專利”成為廣大史學工作者共同的財富。
百年來敦煌社會史研究
敦煌石室中外學術界都有許多利用敦煌文書研究中古社會的著作。日本《講座敦煌》有《敦煌的社會》（1980）一卷，分社會構成與發展、生產與流通、寺院與生活三個部分，是研究敦煌中古社會的奠基之作。姜伯勤《敦煌社會文書導論》（1992）就禮儀、氏族、學校與禮生、選舉、良賤、城鄉、教團、社等八個方面概略地論述了敦煌文書中所展現的中古社會風貌。台北學者的《敦煌變文社會風俗事物考》（1974）從敦煌通俗文學作品中蒐集有關社會風俗的資料歸納為十四大類，即飲食、衣飾、建築、行旅、家族與奴婢（附婦女之家庭生活）、婚姻、喪紀、教育（附生育、養育）、信仰、經濟、娛樂、社交禮儀、俗諺俗典、獄訟。日本金岡照光《敦煌的民眾——其生活與思想》（1972）研究了敦煌民眾的佛教信仰和布道方式。法國謝和耐《中國五——十世紀的寺院經濟》（中譯本1987）從社會學的角度研究寺院教團及僧尼稅務、財產、土地經營與商業借貸方面的問題。高國藩《敦煌民俗學》 （1989）、《敦煌古俗與民俗流變》（1989）、 《敦煌俗文化學》 （1999）等系列著作，集中研究了敦煌地區的社會風俗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