擠進效應
擠進效應（Crowding-in Effect）
什麼是擠進效應
擠進效應最早是由加拿大經濟學家麥可·帕金在其所著的《經濟學》一書中提出來的。帕金先生提出的擠進效應的概念為現代財政理論提供了一個觀察問題的新視角。
根據帕金的闡述，所謂擠進效應是指政府採用擴張性時，能夠誘導民間消費和投資的增加，從而帶動產出總量或就業總量增加的效應。比如，政府對公共事業增加投資會改善當地的投資環境，引起私人投資成本的下降，產生企業的外在經濟效應，因此，有可能誘導私人投資的增加，進而導致產出增加；再如，政府用財政資金為居民建立養老和醫療保障，可以形成人們對未來的良好預期，打消謹慎消費的念頭，從而引起儲蓄減少、消費和投資增加等一系列擴張性經濟行為。
相比之下，擠出效應則有著迥然不同的形成機理。如果說擠進效應是由於政府支出行為的正的外部性導致的，那么，擠出效應則是政府支出行為形成對私人部門的負的外部性造成的，這種負的外部性是通過利率變數來傳導的。一般由於私人部門的投資對利率很敏感，因此，在利率提高的情況下，私人投資的機會成本將增加，導致私人部門的投資積極性降低，投資量會減少。在is-lm模型中，表現為政府的擴張性引起is曲線向右移動，在lm曲線位置相對不變時，均衡點會向右上方移動，於是整個社會金融市場的利率水平提高了，根據投資函式的定義，私人投資就會下降。
需要指出的是，擠進效應不是通過以利率為中介變數來實現的。政府擴張性一般只在經濟蕭條的情況下採用，這時，利率水平往往已經很低，私人投資對利率的反應不敏感，在這種情況下，影響企業投資量的主要因素已經不僅僅是利率水平的高低，而更多的是來自總需求方面的因素，或者說，由於總需求不旺，形成企業部門的產品積壓，進而產生私人部門的悲觀性預期，此時，政府如若實施擴張性以增加總需求（包括內需和外需兩部分），雖然有可能伴隨著利率水平的提高產生潛在擠出效應的可能，但是隨著需求的增大，企業外部的隱成本下降了，外在經濟會使企業產生一定程度的利潤空間，這樣即使在利率提高或者說企業籌資成本提高時，企業也會增加自主性投資的，這是形成擠進效應的原因。
為了更好地發揮擠進效應的功能，政府的財政支出行為必須要有助於降低企業的營運成本，為企業的生存營造一個良好的外部環境，這無疑對財政支出的方向定位提出了很高的要求。一般來說，當在“瓶頸”產業上有所作為時，能夠較好地發揮擠進效應的功能。比如在電力銷售價格被限定時，電力供應可能會產生短缺，如果政府支出旨在改善電力能源的供給結構，那么，企業就有可能增加投資，否則，電力短缺將引起電價上漲，企業生產成本也因此上升，投資就會減少。
影響因素
市場發達程度的影響
財政政策的擠進效應一般隨著市場發達程度的不同而不同。例如，同樣數量的政府固定資產投資對經濟的影響能力，在我國東部地區和西部地區會有很大差異，這與政府實際支出乘數的大小是有關係的。事實上，政府實際支出乘數的大小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用來衡量財政政策的擠進效應。我們知道，假定一個地區的邊際消費傾向為b，理論上政府支出乘數應為1 （1-b）。那么，實際支出乘數的大小與哪些因素有關呢？顯然，與該地區的邊際消費傾向b有關係，一般我國東部地區邊際消費傾向比較大，故支出乘數就大；而西部地區邊際消費傾向小，或者說邊際儲蓄傾向較大，故支出乘數就比較小，這是一方面的原因。另一方面，我們可以從支出乘數的產生過程來看。政府投資引起居民（要素所有者）收入的增加，而居民收入增加又引起消費的增加，形成第一輪擠進效應，消費的增加又引起另一部分生產或銷售者的收入的增加，進而又引起消費的第二輪增加，也就是形成了第二輪擠進效應，……這樣一直到第n輪。理論上，n應該是趨向於無窮大的，但實際上，如果市場容量不夠大，市場不發達，那么這個鏈條就不可能無限制地派生下去，於是總的擠進效應就遠遠達不到1 （1-b）這樣一個倍數關係所能反映的程度。故實際支出乘數就比較小，因而總的擠進效應是比較小的。
財政資金來源的影響
另外，財政政策的擠進效應還隨著財政資金的來源不同而不同。一般說來，擴張性財政政策的資金來源有兩個：一是稅收；二是公債。按照李嘉圖等價定理，政府的公債和稅收這兩種形式對經濟的影響是相同的。但實際上，理論界對李嘉圖等價定理是存有爭議的。比如在經濟蕭條的時候，來源於公債的支出政策就比較有效，而來源於稅收的支出政策可能會加劇經濟的蕭條。這說明資金來源在經濟周期中的不同階段對經濟有著不同的影響力。再比如，二者對於經濟效率的影響也不一樣。我們知道，在一般情況下，稅收會導致社會總體福利的淨損失，而公債在經濟蕭條時，只要不對金融市場利率水平有太大的影響，一般是不會導致經濟效率下降的。這是因為，在經濟蕭條時，私人投資（主要是直接投資）對利率變化反應不敏感，利率變化充其量只能影響到間接投資（證券投資）的規模，而對私人直接投資的影響不大。所以，在經濟蕭條時，公債資金的擠進效應比較大，稅收資金的擠進效應則相對比較小。
財政政策啟示
綜上所述，我們可以看出，財政政策的擠進效應實際上反映了政府支出與民間投資和消費之間的良性互動、和諧與共生共榮的關係，而擠出效應則表現了政府支出對民間投資和消費的一定程度上的排斥。一般而言，財政政策的實際淨效應應取決於這兩種相反方向的效應的對比。如果財政政策的擠出效應大於擠進效應，則說明現行的財政政策必須要加以適當調整，如果財政政策的擠進效應大於擠出效應，則表明當前的財政政策可以繼續延續。
為使財政政策能夠產生更多的擠進效應和更少的擠出效應，當前我國在調整財政支出政策時應當注意以下幾個：
1.財政政策必須能夠適應巨觀形勢的變化
當私人投資對利率較為敏感時，或者從經濟周期的角度看，當經濟處於經濟周期的復甦和高漲階段時，政府應當適時調整財政支出的規模和方向，適當收縮建設性財政支出的範圍。因為私人投資對利率的敏感性決定了政府支出的擠出效應比較大，擠進效應比較小，而此時建設性財政支出政策的效果並不理想，但需要注意的是，保證相當程度的公共財政支出的規模依然是十分必要的，因為公共財政支出可以改善經濟發展的環境。而當私人投資對利率不敏感或經濟處於蕭條和衰退階段時，財政政策的擠出效應比較小，而擠進效應則相對比較大。因此，在我國通貨緊縮和經濟低迷已經退居為次要矛盾的地位時，財政政策的主要目標應當是防止經濟過熱和有可能出現的通貨膨脹，此時，一般來說，從資金來源上看，來源於稅收的財政支出政策比較好，而來源於公債的財政支出規模必須要加以適當限制。
2.財政支出要同時兼顧“軟”、“硬”環境的改善
財政支出既要著眼於改善投資的“硬”環境，即傳統的能源、原材料、、通訊等基礎設施建設，又要著眼於改善投資的“軟”環境，也就是要加強人力資本投資環境的改造，大力興辦、醫療、衛生等行業，這樣可以吸引更多的私人直接投資，更好地發揮財政資金的擠進效應的作用。事實上，從以往的政策實踐來看，我國東西部地區吸引民間投資的能力的差異不僅體現在基礎設施等“硬體”設施上，更體現在人力資本素質等“軟體”設施的差異上，如果現階段我國西部地區人力資本的瓶頸約束不能夠得到有效緩解，那么，這些地區的物質資源的優勢必然也難以發揮，政府的西部大開發的戰略目標最終也難以徹底實現。為此，今後我國的政府財政支出特別是西部地區的財政支出應在教育、醫療和保障等方面要有大的作為，財政政策促使人力資本素質的提高將促使人力資本獲得合理定向流動的條件和可能，為我國今後的城市化、城鎮化和農業產業化的發展創造有利條件。
3.必須最佳化財政支出的區際分布
既然財政政策的擠進效應隨著市場的發達程度的不同而不同，那么，為了保證財政資金的使用效率，政府應當一如既往地致力於相對發達的東部地區的投資環境的改善。一般來說，財政資金在東部較發達地區的產出效率（擠進效應）要顯著高於西部欠發達地區，但同時我們又注意到，在西部欠發達地區的財政政策更能體現政府政策的公平性，有鑒於此，我國當前財政資金的使用在東西部地區、發達地區和欠發達地區、城市和地區等要注意區別對待、各有側重，同時要堅持確保重點的原則。
4.全面正確地評價財政政策的效果
事實上，我們以上對財政政策的擠出效應和擠進效應的，只是從經濟效率和經濟成長快慢的角度來衡量政府的巨觀調控的效果的，很顯然，這種衡量是不全面、不公正的。因為市場經濟具有片面追求經濟效率的內在衝動，以致於產生市場失靈的現象，因此，政府的政策不能推波助瀾，而應該在講究效率的同時，更多地體現經濟發展的公平性和平穩性。在當今，人們越來越注重經濟發展的質量和經濟可持續發展的背景下，世界各國政府的巨觀調控目標正朝著多元化方向邁進，因此，在當前，我國也不宜僅僅用擠進效應或擠出效應的大小來衡量財政政策的得失，而應該服從大的經濟發展戰略目標的要求，結合其他方面的量化指標如環境指標、公平指標等，來全面綜合地審視和評價財政政策的效果，這是我們在今後的具體政策實踐中必須要高度重視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