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品原文
廖沫沙《挽鄧拓詩》
豈有文章傾社稷，從來佞幸覆乾坤。
巫鹹遍地逢冤獄，上帝遙天不忍聞。
毛錐三管遭橫禍，我欲招魂何處尋。
作品背景
整整一個春天，鄧拓的心情都處在惶惑、憤懣以至震撼的狀態中。從前一年冬天姚文元那篇批判吳晗的歷史劇《海瑞罷官》文章颳起的狂風，越來越猛，明顯地已經不是什麼學術問題，而是對著整個思想文化界和北京市委了，不是傳來毛澤東主席對北京市委所謂“獨立王國”的嚴厲批評嗎？他惶惑不解：“北京市委就在中央身邊，市委第一書記彭真是中央政治局委員和書記處書記，怎么可能“水潑不進”？豈非欲加之罪，何患無辭？”接著，公開點了他的名，拿他的一些雜文隨筆開刀，連篇累牘地批判他在《北京晚報》副刊的專欄《燕山夜話》和他與吳晗、廖沫沙合作在市委理論刊物《前線》上的專欄《三家村札記》，那種從字裡行間斷章取義、牽強附會、任意上綱、羅織罪名的卑劣手法，使他這個熟諳歷史的人很快就想起明清兩代那些令人戰慄的文字獄。昨天，報上又有一篇戚某的文章，竟無中生有地誣陷他是“叛徒”，更使他熱血上涌，頭暈目眩。冷靜下來，他不禁認真思索：自己歷史上兩次被捕經過，組織上早已作結論。這個戚某有什麼根據將“叛徒”的帽子強加在他頭上？工作的錯誤可以批評，文章的毛病更可以議論，職務也可以免去，但是，人格不能受侮辱，共產黨員的尊嚴不能受侵犯，“士可殺不可辱”，古往今來許多仁人志士的崇高形象經常屹立在面前。他要用自己的生命維護尊嚴，留下清白。
這天晚上，他決定給黨留下最後一封信。在下筆以前，他先執拗地要妻子丁一嵐帶著子女先離開家一段時期，說“家裡有姐姐照顧我，不要緊”。讓心情沉重的妻子先去安睡。然後展紙揮筆，向黨傾訴，按自己的認識，認真分析自己被批判文章的背景和不足，不同意那些指鹿為馬、顛倒黑白的誣陷。
就在他用生命的最後一息虔誠地山呼萬歲的時刻，作為那場大風暴標誌的“五一六”通知，正以中央檔案名稱義飛向全國，打開了歷史上空前規模的文字獄的大門。
十三年後，1979年8月，中共北京市委正式決定為“三家村”冤案徹底平反。決定指出所謂“三家村反黨集團”，並強加以叛徒、特務、反革命分子種種罪名，完全是出於篡黨奪權的罪惡目的而有組織、有計畫地製造的大冤案，應予全部推倒。決定下達後，全市人心大快，大家表示，一定要發揚社會主義民主、加強社會主義法制，決不能再讓林彪、“四人幫”這類的野心家、陰謀家逞凶肆虐，決不能再讓“三家村”這樣的冤案在社會主義的中國重演。（見1979年8月3日《北京日報》。）9月7日，時任中共中央秘書長兼宣傳部長胡耀邦主持，在八寶山革命公墓舉行追悼會，鄭重為鄧拓平反昭雪。那天，我奉報社領導人之命，起草一副輓聯，記得上聯是“閩海波濤，長城風雪，三十年筆戰生涯，何期奸佞逞凶，千古傷心文字獄”。
文字獄是中國封建社會專制主義統治下的現象。延至當代，在新的歷史條件下出現新的形式、新的手法。鄧拓就正好撞到這個槍口上。
作者簡介
廖沫沙廖沫沙（1907—1990）原名廖家權，湖南長沙人。1922年入長沙師範學校，曾和賀綠汀組織文學社，辦文學刊物，做過報紙副刊的助理編輯。1927年到上海，在田漢主辦的上海藝術大學文學系旁聽，在《南國月刊》等雜誌上發表了《燕子礬的鬼》等戲劇小說作品。
1930年參加中國共產黨。1932年任職於上海明日書店，後又任《遠東日報》編輯。1934年加入“左聯”。1938年至抗戰勝利前先後在湖南《抗戰日報》、桂林《救亡日報》、香港《華商報》晚刊、重慶《新華日報》任編輯主任。抗戰勝利後去香港恢復《華商報》，任副主編、主筆。
抗戰時期寫過一些歷史小說，1949年結集為《鹿馬傳》由三聯書店出版。解放後先後任中共北京市委宣傳部副部長、教育部部長、統戰部部長、市政協副主席、全國政協委員。
1962年加人中國作協。《人民日報》曾為他和夏衍等人開《長短錄》雜文專欄；北京市委刊物《前線》曾為他和鄧拓、吳晗開《三家村札記》雜文專欄。1966年5月和鄧、吳三人被錯定為“三家村反黨集團”，遭到殘酷迫害。1979年初平反。
